东亚的崛起与全球化即“西化”时代的终结

东亚的崛起与全球化即“西化”时代的终结【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东亚在经济上重新崛起，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获得提升，在科技文化上由原来对西方单纯的学习、模仿甚至被动接纳开始走向自主创新。

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其显著标志之一是全球化不再主要表现为“西化”，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单方面对东亚产生巨大压力和影响的时代全面走向终结，全球化进程开始更多地呈现出东西方双向平等互动和均衡发展的特征。

东亚经济的重新崛起东亚对全球化的介入或纳入全球体系首先是从被迫“西化”开始的。

西方世界对东亚的入侵、扩张和掠夺始于19世纪上半叶。

在西方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冲击下，东亚绝大多数国家沦为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东亚国家相继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但在经济上的劣势以及在垂直的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经济的重新崛起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东西方之间不平等、不平衡和不合理的经济格局，使经济全球化由西化的过程开始转变为东西方平等互动的过程。

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东亚经济的重新崛起使东亚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

在工业革命开始后的100年间，西欧和美国经济年增长率迅速提高到1%甚至10%。

而在同一期间，东亚（除了日本）的经济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和现代化动力的主要发源地的过程中，西方迅速超过了东亚，使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向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

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东亚经济的全面振兴使这种状况开始从根本上发生扭转。

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1980～1990年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3.0%，1990～1999年为3.4%；欧盟1980～1990年年均增长率为2.5%，1990～1999年为2.3%。

而东亚（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10国）在1980～1990年年均增长率为6.6%，1990～1999年为 5.5%。

1980～1999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i]。

这些事实表明，自80年代开始东亚已经取代西方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中心并能够将这一地位至少维持到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第二，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不断加大。

在15世纪之前，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到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居世界第一位。

据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提供的数据，180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3.3%，而整个欧洲只占28.1%，美国只占0.8%。

另据经济学家推算，1850年全球gnp中东亚约占40%，西欧约占29%，东欧约占14%，北美约占10%[ii]。

东亚经济的边缘化始于西方的工业革命。

在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东亚gnp占全球gnp的份额更是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1960年，东亚gnp仅占世界gnp的4%，1965年也仅占9%。

但从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显著变化。

东亚gnp占世界gnp的比重1980年上升到14.5%，1985年为16.4%，1990年为19.4%，到1995年，上升到25%，美国和欧盟各占29%左右，世界经济基本上呈现出西欧、美国和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iii]。

由于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且增长势头不减，预计到2030年，东亚gnp将占世界gnp的1/3或者更多，而届时欧盟和美国的gnp将降至各占世界gnp20%的水平。

第三，东亚的重新崛起使国际分工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冷战结束前，东亚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主要扮演了西方国家商品倾销地和原料、能源、初级产品以及廉价劳工供应地的角色。

时至今日，处在世界经济金字塔顶端的信息产业、第二层的金融产业、第三层的资本品的生产依旧主要由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所垄断，日本占绝对优势的是第四层的高技术含量的最终消费品的生产，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最终消费品生产，挤在金字塔的最下层。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这种不利地位已经有所改变。

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货币升值等原因，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相继开始调整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

信息、消费性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航空、高级材料、特用化学与制药、医疗保健以及污染防治等新兴产业开始成为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

调整专业化水平，创新高科技风险企业和利用知识经济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共同目标。

在未来20～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消费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

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虽然中国由于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将长期得以维持，中国将逐渐以“世界工厂”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在此期间中国也将产生类似今日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上海、台北、香港等城市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

第四，东亚区域经济集团化步伐日益加快。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出现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区域经济集团化。

已经出现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两大贸易集团对东亚形成巨大压力。

欧盟内部取消了关税壁垒，并着手废除不利于竞争的国家垄断。

单一货币、日益降低的电信和交通费用、比美国更大的市场加上已经显露出的东扩趋势，为欧盟自由企业制度的发展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生效，协议规定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在15年内逐步取消一切关税和贸易壁垒，实现自由贸易和投资，建成横跨北美大陆的自由贸易区。

为避免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因缺乏地区经济合作的政府间正式安排而处于不利和被动地位，近年来东亚明显加快了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脚步。

中国和东盟2001年11月6日宣布，它们计划在10年内建立一个17亿消费者的大市场，堪称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这一创造地区合作新范式的行动，给日本造成强烈刺激。

日本在与韩国初步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意向的基础上，于2002年1月与新加坡缔结了两国自由贸易协定。

在2002年4月“亚洲博鳌论坛”会议召开期间，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明确表示，日本有意加快和邻近国家和地区成立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步伐，与北美和欧洲的类似经济联盟竞争，并希望这个贸易区在2010年之前开始运作。

由13个国家（东盟10国、中国两岸四地、日本、韩国）、20亿人口构成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则因各方面的积极态度也开始进入空前活跃状态。

种种迹象表明，21世纪将是东亚从“四分五裂”走向团结一致的世纪。

到2010年，最迟到2020年，东亚地区将建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与欧盟和北美贸易集团成三足鼎立之势。

罗荣渠教授曾经指出：近代以来东亚一直未曾中断对西方的抗争。

日本的明治维新、东亚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对世界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但这些事件的影响主要是地区性的。

战后东亚在经济上的崛起，才使东亚自近代以来在真正意义上产生全球性影响，并导致人类历史的重大变革[iv][4]。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论断。

东亚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自近代以来，东亚几乎一直作为西方的从属物甚至创造物而存在。

西方是世界的中心，东亚则位于世界的边缘，受西方的主导和支配。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始创“黄祸”一词来描述东亚人。

在西方人看来，东亚人的危险在于他们既不是基督教同胞也不是自由与平等的兄弟，而是失去尊严的、有色的种族。

在几乎整个19世纪，西方国家对东亚实施了殖民主义的、主导性的、支配性的统治和影响。

1919 年的《巴黎和约》还明文将东亚民族确定为“还不能自我统治的民族”，因此要服从于更发达国家的“监护”。

冷战时期，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属于西方阵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在扮演美国的小伙计甚至跟班的角色。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旧利用民主、人权等问题干涉东亚国家的内政，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向东亚推行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文化价值观。

欧洲学者弗劳利安·康马斯和尤迪特·施塔波斯尖锐地指出：“甚至今天，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身上，我们还依稀看到那过去的‘监护人’的影子。

”[v][5]东亚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东西方力量的对比，使东亚在国际政治中日益“成为主体而非客体，原因而非结果”，使东亚日益以与西方平等的姿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

东亚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获得明显提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上不断强大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塑造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在许多国际事务的处理上的作用日益举足轻重；日本加快了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脚步；东盟在努力成为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极。

目前东亚与西方相比，在政治军事上依旧处于弱势地位。

但东亚与西方的关系确也在从非对称的相互依存（西方对东亚有更大的影响力）转向对称的相互依存（西方与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力大致相同）。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非但越来越难以像以往那样一意孤行地在全球尤其在东亚国际事务中推行强权政治，而且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也越来越依赖与东亚国家的合作，就是一个显著的事例。

局势的发展正如马哈蒂尔所说：“在国际事务中，强国会要求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弱国则必须付出他们必须付出的东西。

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将不再付出了，因为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不再软弱，要么是在物质方面，要么是在精神方面。

”[vi][6]东亚在国际政治领域与西方诸多方面的抗衡无一不对西方霸权构成不少制约和限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首先，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产业化进程中都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

其次，东亚在民主、人权问题上顶住了西方的压力。

在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上，东亚发展中国家站在抵制西方一些国家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前列。

同年4月亚洲国家通过的《曼谷宣言》、9月在东盟各国会议组织通过的《吉隆坡人权宣言》以及1994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人权问题再思考”国际讨论会，都显示了东亚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独立立场。

再次，东亚人对东亚的认同在不断增强，一种地区意识正在东亚初露端倪，东亚自豪感在大多数东亚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烈。

最后，东亚学者和领导人与西方倡导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价值观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和谐的“亚洲价值观”。

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及下属组织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并利用这些国际机构在政治、国际贸易、环境、传媒等方面制定有利于西方世界的游戏规则，推行西方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