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供应
土地利用项目分析中应考虑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

土地利用项目分析中应考虑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
在土地利用项目分析中,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是一种重要的工具,用于评估土地利用项目对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的价值。
通过评估这些生态服务的价值,可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土地利用项目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而合理规划土地利用,保护生态环境。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
1.贝氏网络模型
贝氏网络模型是一种用于描述和分析不确定性的统计模型。
在土地利用项目中,可以使用贝氏网络模型来评估各种生态服务的价值。
该模型将各种生态变量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通过观测到的数据来估计这些关系,并计算生态服务的价值。
贝氏网络模型的优点是能够处理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生态服务的价值。
2.环境评估模型
环境评估模型是一种将土地利用项目的环境影响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模型。
该模型通过量化土地利用项目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各种环境影响,如水质改变、土壤侵蚀等,然后将这些环境影响转化为货币价值,从而评估生态服务的价值。
环境评估模型的优点是可以直接将环境影响转化为经济价值,便于决策者进行比较和权衡。
4.复杂性评估模型
复杂性评估模型是一种考虑土地利用项目对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的模型。
该模型通过综合考虑土地利用项目对生态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响,如土壤质量、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等,来评估生态服务的价值。
复杂性评估模型的优点是能够考虑到土地利用项目对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影响,能够更全面地评估生态服务的价值。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结构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结构土地利用变化是指人类对土地资源进行利用和改变的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可以包括城市扩张、农田耕种、森林砍伐和土地荒漠化等。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土地利用变化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
一、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物种组成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会改变某一地区的生境条件,影响物种的生存和繁衍。
例如,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大量的建筑区域取代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导致原生动植物物种退化和丧失。
同时,新的土地利用方式也会引入非本地物种,破坏原本的物种多样性。
因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不仅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还对其碳循环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森林砍伐和农田耕种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加剧全球气候变化。
此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水泥和建筑材料也会导致碳的大量储存和吸收减少,进一步加剧了碳循环的紊乱。
三、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水循环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会改变土地的水文特性,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的水循环。
例如,大片森林被砍伐后,土壤的水保持能力下降,导致地表径流的增加和地下水的补给减少。
此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水泥和人工覆盖物也会阻碍地下水的自然补给,导致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水资源的短缺。
因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水循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四、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结构的保护和恢复措施为了保护和恢复受到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生态系统结构,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需要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合理规划城市和农田的发展范围,避免过度开发和资源浪费。
其次,需要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恢复,提倡可持续林业管理,避免滥伐和非法砍伐。
此外,还需要加强绿化和生态修复工作,增加植被覆盖,改善水土保持能力,促进水循环和碳循环的正常运行。
综上所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建设用地与生态保护

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建设用地与生态保护一、建设用地对生态保护的影响当前,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建设用地越来越多,对周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建设用地的扩大,导致了土地生产力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大量墓地和工厂用地建设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使生物多样性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建设用地对水生生物的影响建设用地的拓展,给水资源带来异常压力,导致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等问题。
同时,在建设用地附近的水资源中生活的生物群体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城市河流大量地被淤泥、废水和污染物覆盖,形成了一种异物环境,这些污染物可以威胁河流生态的长期平衡。
因此为了保护水生生物的生态平衡,必须在建设用地规划中充分考虑水源环境的保护。
2.建设用地对陆生动物的影响建设用地对陆生动物群体的影响非常显著,建筑和城市化进程使陆生动物的栖息地越来越少,对许多动物,新建的水坑、大楼、电线杆,甚至人行道成为生存的障碍物。
大规模的土地整理和分割也很容易削弱陆地生态系统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从而影响物种的迁移和种群的分布,破坏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
因此,在规划建设用地时,必须保留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缓解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影响。
二、建设用地保护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系统始终是规划建设用地时的关键问题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考虑生态权衡、人文权衡和经济权衡。
1.在规划阶段,应考虑历史、文化、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保护原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生态系统;2.在施工和建设过程中,关注生态因素,保护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3.在评估阶段,要考虑生态环境和地质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以确定规划建设所必要的调整和改进方向。
保护生态系统的关键点,在于研发相应的规划技术和管理艺术。
包括如下方面:1.注重区域方案及整体规划的执行力度,制定详细的操作标准并予以执行;2.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布局;3.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并且重视对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保护和营造。
土地利用项目分析中应考虑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

土地利用项目分析中应考虑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
在土地利用项目分析中,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可以帮助评估和量化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影响和价值。
这些模型可以帮助决策者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决策过程中作出更科学和全面的评估,并从中选择对生态系统保护最有利的土地利用方案。
下面将介绍几种常用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
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ES模型):这种模型基于生态系统的功能和过程来评估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它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各个生态功能,如水资源调节、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等,并通过计算土地利用对这些生态功能的影响来评估其生态服务价值。
这种模型的优点是能够考虑到不同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但需要大量的数据和专业知识。
2. 基于景观格局(LP模型):这种模型以景观格局和组成元素为基础,评估土地利用对景观格局和结构的影响,并通过量化景观格局的改变来评估生态服务的变化。
它通过测量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面积、形态和连接性等指标,来评估土地利用对景观生态服务的影响。
这种模型的优点是简单易用,但对数据的要求较高。
3. 基于遥感和GIS(RS-GIS模型):这种模型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将土地利用数据与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关联,评估土地利用对生态服务的影响。
它可以通过获取大范围的土地利用数据,提取各种景观指标,并与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关联,从而评估土地利用对生态服务的影响。
这种模型的优点是能够利用大量的遥感数据来评估不同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但也需要一定的遥感和GIS技术支持。
湘南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衡阳市为例

。2 2 ”。东邻株洲 、攸县、安仁 ;南界 永兴 、桂 阳;西接冷水滩、祁阳、东 安、邵阳、邵东 ;北靠双 峰、湘潭 。衡 阳市 8 4
地处湖 南省 凹形 面的轴 带部分 ,南北长 I0公里 ,东西宽 13公里 ,周围环绕着古老岩层形成断续环带的岭脊 山地 ,内镶 大 5 7 面积 白垩系和下第三系红层的红色丘陵台地 ,构成典型的盆地形势 。整个盆地南面地势较高 ,地貌类型以 岗丘为主。山地 占
第 3 卷 第 4期 3
21 02年 4 月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J u n l f n nUn v ri f c e c n n i e r g o r a o Hu a i e s y o in ea d E g n ei t 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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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的计 算公 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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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人 口 7416 万人 ,实现地 区生产 总值 12. 亿 元 ,财政总收入完成 13 3 为 1. 2 4 40 5 3 1. 亿元 ,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6 1 5亿元 , 3 4. 1
规模工业 总产值 16 . 85 7亿元 ,外 贸进 出 口总额 1.5 2O 亿美 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 8亿元 ,粮食总产量 3 36 8 3. 3万吨。
2 研 究方 法
21 数 据 来 源及 处 理 .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和生态效应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和生态效应土地利用是指人类利用土地资源的方式和行为,包括农业、城市建设、工业、交通、旅游等各个领域。
土地利用的变化可以对经济、社会和生态产生广泛的影响。
因此,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和生态效应十分重要。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1.经济因素:经济是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的发展对土地利用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例如,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城市扩张和工业用地增加,农业用地减少。
经济发展促进旅游业和第二住宅建设的兴起,导致耕地和自然保护区的开发。
此外,经济的增长还会推动水电站、水利工程、城市基础设施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工程对土地利用具有长期的影响。
2.政策因素:政策是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它可以通过立法、规划等方式对土地利用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例如,政府可以制定有关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规划,以调控城市扩张和生态保护等问题。
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金融保障等政策手段,激励或限制某些土地利用行为。
政策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直接,可以在短时间内带来显著的影响。
3.技术因素:技术进步是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优化更为容易。
例如,精准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农民可以更好地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产出和效益。
智能城市、智慧建筑等新型城市建设方式的涌现,让人们可以更好地控制城市建设的节奏和方向。
4.人口因素:人口增长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直接因素。
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土地利用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减少,自然生态被破坏等现象也随之出现。
此外,人口增加还会导致旅游业、交通、商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土地利用也有推动作用。
5.自然因素: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自然生态系统演替等因素,也对土地利用产生重要的影响。
例如,洪水和干旱会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导致农业耕地转为其他用途。
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城市和岛屿居民造成威胁。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治理措施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治理措施一、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农村经济的转型,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和严重。
其中的主要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使得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原生态环境得不到维护和保护。
部分土地被占用和改变用途,导致生态系统无法自行恢复,使得生态系统脆弱化,物种数量和生态多样性明显下降。
2、土地利用的变化可能导致区域水土流失严重,威胁到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和人们的生存环境。
过度的农药施用和不恰当的种植模式对土地产生直接毒害,在水土流失、沙漠化、生物多样性等相对灵敏的环境中可能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
3、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使得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料和生活垃圾,对城市环境造成很大压力。
土地利用变化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压力因地制宜的呈现,使得生态和环境问题产生动态的变化。
二、土地利用变化的治理措施土地利用变化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需要我们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以下是针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治理措施。
1、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基础政策和战略方向,提升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构建全民生态文明观念。
加强政策引领和修制工作,结合城乡地区实际,构建各地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从源头上规范和控制土地利用变化头的效应。
2、加强土地利用评估和监管,推进科学规划和用地管制。
在保留土地利用差异的前提下,设置严格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监管标准,扶持和鼓励企业和农民采用环保、节能、低碳技术和耕作模式,加强水土保持、退耕还林等工程和政策的落实,明确违规用地的法律责任。
3、建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机制,促进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采取非线性治理和跨界治理,多方协调和互助,合力解决土地利用变化可能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
4、创新土地利用模式和技术,推广低碳化、绿色化土地利用方式。
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和技术标准,推进粮食产量和农产品质量提升,积极发展循环农业和可持续农业,推动土地利用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转变。
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和应用

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和应用生态系统是指由生物和无生物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物群落、动植物与土壤、水、气体等非生物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
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非生物都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通过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和非生物因素来获得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对经济价值衡量方法的质疑促使科学家们在生态学中寻求解决方案。
然而,现在,生态系统服务的应用正逐渐引起人们关注。
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服务分为四类:供应性服务、调节性服务、文化性服务和支持性服务。
其中,供应性服务包括生物资源如食物、水、木材、药物、纤维等的供应。
调节性服务是指生态系统对气候、降雨、洪水等自然现象的调节作用。
文化性服务则包括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美学、审美、教育、旅游等文化价值。
支持性服务为生态系统中生物和非生物成分为生态系统运作提供的支撑,例如土壤、水循环等。
生态系统服务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经济方面,生态系统服务可以被用来衡量和估价生态系统中的资源。
比如,一个区域的湿地可以提供水、土壤、生物、空气的净化、气候调节等服务,而这些服务都有它们特定的价值,可以大致估算。
这样的测算可以帮助政府或企业判断资源的价值和利用价值,并开发可持续的利用方式。
其次,在城市规划方面,生态系统服务可以提供给城市规划者更科学的决策依据。
例如,在城市建设时若能兼顾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可以增加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实现程度。
通过不断地管理和创新,无论在什么时候,人类的利益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平衡都需要得到重视和细心的维护。
最后,生态系统服务也可以应用于土地利用评估中。
将对某一区域的土地进行评估时,忽略从该土地所在的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服务量,会造成大量的经济和生态矛盾。
正确评估土地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将为保护生态系统与开发合理用地提供重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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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供应:以智利南部娱乐和生态旅游机会为研究案例
L. Nahuelhual • A. Carmona • M. Aguayo • C. Echeverria 摘要 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LUCC)是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因素,本研究研究了在智利南部三十年内LUCC对娱乐和生态旅游机会的影响。基于1976年,1985年,1999年及2007年的Landsat影像对过渡基质做了深入的分析。主要的LUCC轨迹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两个指示器相关联:(i)娱乐和生态旅游的可能性用0-100个点刻度来衡量;(ii)娱乐和生态旅游的可能性用游客人数/公顷来衡量。在1976和2007年间在景观中共出现了900条轨迹。就面积而言,最重要的轨迹是在1999-2007年原生森林到次生森林的退化(23,290公顷,占景观的13.5 % )及在1976-1985年为农业而进行的早期的灌木林和草地的清理(7,187公顷,占景观的4.2 %)。单个对生态服务指示器的大小最具影响力的轨迹依次是早期的和永久的原生森林到次生森林的退化。作为这些景观变化的结果,整个景观的娱乐和生态旅游的机会从1976年的65,050人减少至1985年的25,038人,在1999年和2007年进一步分别减少至22,346人和21,608人。这种减少是由受森林退化和破碎化影响的特定属性(如标志性植物群和动物群与森林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这些结果突出强调了LUCC对娱乐机会的降低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而娱乐机会的降低反映了研究区内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关键字 生态系统服务地图;森林破碎化;娱乐机会;景观轨迹 引言 土地利用及覆被变化(LUCC)可能是影响自然环境保护的单个最重要的因素(Vitousek et al. 1997)。在全球比例尺下,LUCC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小或改变,减小了生态系统服务流和他们对社会的惠益(Balvanera et al. 2006; Metzger et al. 2006; Li et al. 2007)。 对于土地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发展的,而对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理解还比较少(DeFries and Bounoua 2004; Foley et al. 2005; Balvanera et al. 2006)。早期的定量区域尺度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卫星影像的土地覆盖变化数据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来计算生态系统服务的惠益随时间的变化(Kreuter et al. 2001; Zhao et al. 2004; Viglizzo and Frank 2006; Li et al. 2007)。近期,这些方法已经扩大到包含更复杂的模型(即水文模型),然而它仍然倾向于把重点集中在配置和调节服务上,而文化和配套服务比较少关注到(Rodrı´guez et al. 2006; Cardinale et al. 2012; Daniel et al. 2012)。 对于LUCC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是关于(a)养分循环,气候调节,水土流失控制和遗传资源(Zhao et al. 2004; Peng et al. 2006; Li et al. 2007);(b)土壤肥力,水可用性和森林火灾风险的增长(Zhao et al. 2004; Schroter et al. 2005; Fiquepron et al. 2013);(c)水分调节,废物处理,粮食生产,栖息地保护和生物防治(Zhao et al. 2004);(d)娱乐和美学价值(Kreuter et al. 2001; Schirpke et al. 2013)的。 这些研究表明生态系统服务流和惠益经常同时随LUCC增加或减少。例如, Zhao et al. (2004) 以中国崇明岛为研究区,表明在1990年和2000年之间的生态服务经济价值总量减少了62%,主要是由于湿地/滩涂损失了71% 。然而,尽管水调节和供应,废物处理和原材料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而养分循环,粮食生产,干扰调控,娱乐,栖息地保护和生物防治的贡献却同期下降。Feng et al. (2012), Mendoza-Gonza´lez et al. (2012), 和Schirpke et al. (2013)的报告也有类似变化。因此,特别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变似乎取决于土地利用/覆盖的过渡的类型和生态环境(De Fries et al. 2004)。 本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智利南部过去(1976–2007)的LUCC是否改变了作为最终的(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娱乐的提供和空间分布以及生态旅游的机会。此处使用的“最终”一词在于强调个人为获取惠益所用的自然元素的极限(Boyd and Banzhaf 2007; Nahlik et al. 2012)。 众所周知,智利南部(南纬35–43°)表现出了显著的LUCC,作为人类诱发的过程的结果。这个地区的温带森林正被迅速转变,表现为它是拉丁美洲森林砍伐率最高(5.4 %/年)的地区之一(Echeverrı´a et al. 2006)。这个地区也经历了原始森林的逐步退化(Carmona et al. 2010; Carmona and Nahuelhual 2012)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如森林采伐来满足对柴火的日益增加的需求(Marin et al. 2011)。 在不断变化的景观下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评估可以帮助决策者寻求一个土地覆盖间的可持续的平衡,旨在最大限度的提高服务流并降低权衡。对智鲁岛安库德市的景观专门研究,结合过去的LUCC分析和生态系统服务制图技术可以帮助确定对未来娱乐和生态旅游机会变化最脆弱的区域。 最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新兴的但又是大多数国家的相关的工作线。这些国家中解释在不断变化的景观下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规模和空间分布的研究很少。
研究区概况 安库德市(73 ° 15ʹ~74°15ʹ W,41°50ʹ~42°15ʹ S)位于智利南部,智鲁岛北部的一部分(图1)。它占地面积172,400公顷,其中不到1%归类为城市。在1982年和1992年间人口增加了27.5%,在1992年和2002年间又增加了6.5%。然而,后期的增长隐藏了一个事实,农村人口降低了11.9%,主要是由于年轻人的迁移。 安库德和智鲁岛提供了一个适合的研究区域来理解热带地区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LUCC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支撑。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区域仍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欧洲大陆;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区域受到了全球化压力的强烈影响。目前,基于大规模工业扩大水产养殖(鲑鱼和贻贝养殖)发展战略和基于文化遗产和地方旅游的内源发展战略之间存在二分法(Dı´az et al. 2011)。 许多自然景点表征研究的景观。其中有Pun˜ihuil小岛,车普河北部部分,鲸饲养和繁殖区以及完整的原始森林。这些森林是Valdivian温带雨林生态区的部分(35–48° S),其特点是其高程度的特有种,包括主要是由于更新世气候变化而丢失或转化的古生物群遗体(Armesto et al. 1996;Villagra´n and Hinojosa 1997)。目前这些森林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智鲁国家公园公开保护的(图1)。 图1 位于智利南部,智鲁岛的安库德市研究区 智鲁岛已被列为世界上25个生态系统保护优先区域之一(FAO 2008)。据由国家旅游部门(国家旅游公司)的最新统计记录,在2011年的夏天72189人次游客来到智鲁,进行的最常见的活动有野生动物的观察(87%)和徒步旅行(26.4%)。 2008年,智鲁岛被FAO提名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 (FAO 2008)的八大试点地区之一,因其突出的土地利用系统和景观及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方法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评估和土地变化的轨迹 为了评估土地利用变化,使用30×30 m专题图,这些专题图来源于多年的Landsat场景,包括1976年(MSS),1985年(TM)和1999年(ETM+)和2007年(ETM+) (Echeverrı´a et al. 2012)。以下类别的土地利用/覆被均已确定:(i)农业用地,包括农作物和牧场(APL); (ii)灌丛(SH),对应于树木覆盖小于10%和灌木覆盖在区域面积的10到75%之间的土地覆盖类型;(iii)次生林(SF),由于自然或人为干扰,具有更加均匀的结构和年龄结构,其特点是树冠覆盖率超过25%,并低于75%;(v)古老森林(OGF),特点是树冠覆盖率超过75%,而在结构组成,郁闭度和年龄上有更多的异构性; (vi)外来树种植园(PL),几乎完全由桉树组成,其中满足0.5公顷的最小面积的要求,至少25%的土地面积的树冠覆盖,以及成年树的总高度高于2米 (FAO 1996); (vii) 其他用途(OU),主要城市用地。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土地变化轨迹是在像素水平上的土地覆盖类型的时间序列,通过一个时间序列的分类卫星图像来描述 (Mena 2008)。评估土地变化轨迹的组成意味着探索景观的时空动态,而景观的时空动态通过卫星图像的时间序列中表现的变化模式(如循环)来描述(Mena 2008)。从概念上讲,土地变化轨迹,可以理解为土地转变的组合 (Verburg et al. 2010),反过来又可以被定义为在土地系统的结构性转变中的变化过程 (Martens and Rotmans 2002, 135 pp)。土地转变可分为随机的和系统的(Pontius et al. 2004; Braimoh 2006)。随机转变指的是受无意的或独特的变化过程的影响,特点是突然发生,有时在生态系统的恢复之后发生,取决于快速恢复的能力和反馈机制(Lambin et al. 2003)。随机转变的驱动通常是出乎意料的行为因素,如移民浪潮,土地冲突或经济冲击 (Barbier 2000;Lambin et al. 2003)。反过来,系统转变由更加稳定的变化过程驱动,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或逐渐发展;并通过更持久的力量驱动,如人口和市场的扩张,或控制对资源的获得的机构的变化 (Lambin et al. 2003)。 轨迹的分析是在连续的卫星图像之间,使用土地变化模型ArcGIS扩展和生成用于迭代分析的下一个时期的中间图像。对经典转移矩阵进行深入分析,基于Pontius et al. (2004) and Braimoh(2006)描述的三个步骤确定主要的土地转变和景观轨迹。第一步,计算预期的土地覆被损失,假设每个覆盖类的损失和第二个时期的每个类的比例都给出了一个先验值。损失就以相对其他类的比例分配在每个矩阵的行中,在初始时间t1时。第二步,计算所观察到的和预期的比例的差异,在损失等于增益的随机过程下。对于覆盖类别X和Y之间的转变,所观察到的与预期的比例之间的正差值越大,类X系统地向类Y损失的倾向越大。反过来,所观察到的和预期的负差值越大,类X的系统地向类Y损失的规避性越大。第三步,计算一个比值等于观察值和预期值的差值除以预期值,表示一个转变系统地相对于其期望值。观察值和期望值差值(ha)或正或负偏离零,而绝对偏差的大小和上述比率被用来确定1976和2007年之间的最大的系统转变(Pontius et al. 2004)。 在LUCC评估中应用一个0.25公顷的过滤器(30×30m分辨率的3个像元)有两个原因:(i)为了避免分类错误(卫星图片精度在88.8%和90.1%之间不等);(ii)因为0.25公顷被认为是可能引发LUCC驱动的最小可行域。可以预见31年期间研究景观内大量的转变会发生(Carmona and Nahuelhual 2012),只有系统转变被用于分析。此外,系统的转变和轨迹可以与更持久的变化驱动相关联,从而专注于那些研究区更详细记录的驱动力的讨论 (Marı´n et al.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