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萍-西美尔_文化视野中的情感研究

　2004年第10期No.10,2004学　术　探　索AcademicExploration2004年10月Oct.,2004

　收稿日期:2004-09-10

　作者简介:郭景萍(1957—　),女,河北玉田人,广东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情感社会学和消费文化研究。

西美尔:文化视野中的情感研究郭景萍(广东商学院　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广东　广州　510320)摘要:社会文化是西美尔研究情感的基本视角。西美尔把情感与货币、商品、娱乐、卖淫等大都市现象联系在一起,着眼于探讨情感的现代性品质,从现代文化的矛盾中揭示了现代人情感的困境。情感来源于文化世界,但在文化世界中情感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情感来源于完整的个人,但在个人的生命中它却失去了美好的感觉。西美尔形成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感文化”。关键词:情感;文化矛盾;货币文化;都市文化中图分类号:C912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4)10-0073-04

一、客观文化凌驾于主观文化之上:

情感的放逐

西美尔是在与自然相对应意义上来界定文化的,即把文化视为属人的形式和力量。他进一步区分了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主观主化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一种教育、活动、智慧或美、幸福、德性的状态,从实质上则是个体的灵魂,“我把文化理解成一种对灵魂的改进”〔1〕(P171)。文化对人的改进是间接完成的,即走的是客观文化之路。而称之为客观文化的东西,是超越了个体的,主要表现为两类:一类是人创造的物质产品即物质文化;一类是人创造的精神产品,表现为艺术、科学、法律、宗教、习俗等“客观化精神”或“物化精神”,它们是“已有的文化活动及其未来规范的客观化结果”〔2〕(P140)。情感属于主观文化意义上个体精神的范围,“在个体精神的有限范围之内,情感的力量与节奏仍是比外在世界重要的多”〔3〕(P11)。由于任何手段本身都是完全居中无偏向的,所以充满价值意义的情感总是依附在生活的转折点上和终极目标上,而对人们的心灵产生影响。情感应该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的、内在的属性。西美尔借用柏拉图的观点,指出“爱”内在于主体之生命中,而像货币之类的手段则是外在世界之物。因此情感带有生命的意义,

或者说生命成为情感的生命。对个体生命情感的关注成为西美尔文化研究的焦点,情感的分析变成了文化的分析。西美尔认为,从19世纪以来,客观文化飞速发展,可以说“大功告成”,而个体的主观文化则越来越滞后了。劳动分工是造成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分歧并愈来愈落后的根本原因。产品生产是分化的、专门化的,劳动主体只能片面地占有劳动对象,而对象化在产品中的精神特质也是片面的,“客观精神缺乏灵魂性的形式”〔3〕(P379),“专门化生产的产品的意义即非主体性的反映,也不是创造性精神的反映,而只能在远离主体的客观成就中找到”〔3〕(P368)。劳动产品日益客观化地外在于劳动主体,这也是文化内容不断客观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最后甚至入侵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隐私的方面”〔3〕(P373)。从个体对客观化的精神成果来说,科学、艺术等客观文化在日新月异地无限积累,而个体的接受总是有限和片面的,因此主观文化对客观文化的发展难以“望其项背”。与主观文化日益不敌客观文化相一致,情感也日趋落寞衰弱。“文化客体日益发展演化成一个互相连接的封闭世界,这个世界越来越少地指向带有其意愿和感情的主体灵魂”〔3〕(P373)。文化变得愈来愈精致,相应地精感模式愈来愈明显,表现在个人感情上,其反应模式有时是直接感性的,有时又是符合审美的,这就使个人不可能融入团体之中,于是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个人的孤独。在西美尔看来,个体整体性之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是因为在其中蕴涵了人的“生命与力量”,“只有在这里感情隐秘的脉脉温情的线索才得以发展,纯粹的客观确定的观念在其一清二楚的完善过程里既没有给这些感情的线索留下位置,也不赞同它们”〔3〕(P378～379)。在客观文化中,

37情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可从女性文化的悲剧中看出来。女性所面临的文化化困境也造成了女性的情感困境。在西美尔那里,男性代表着理性的客观文化,女性则象征于情感性的主观文化。正如在现实中理性的客观文化超越于情感的主观文化一样,男性在心理上的优越性转化为对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主观文化大大落后于客观文化的结果,致使人的生活世界变得低俗和浮荡,个体生活与高雅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现代生活中没有理解和欣赏严肃深刻的艺术的位置”〔1〕(P117),因为现代人已经丧失了能够心领神会高雅文化的“灵魂”。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之后,从感性走向理性的人类进化却正在逆向而行,对感官刺激的追求成为最高的享受。白热化的激烈竞争,使得现代人在赢得一切的热情和失去所有的恐惧之间疲于奔命,以至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那么“还有什么情感力量能够剩留下来呢?”〔1〕(P118),“时代的压力已经驱走了由早先生活方式存留下来至今仍为人赏识的较为高尚的情感力量的成分”〔1〕(P119),人们的情感变得麻木和迟钝,只能在娱乐和性生活中才能找到些许感觉和发泄。和以前时代的人的情感所表现的强烈粗犷截然不同,现代情感生活的特征显得尤其平淡无奇。人们只有寻求最狂放最令人晕眩的效果,才能排除他内心的惶惑和恐惧。每个人,无论是平庸的还是高尚的,都无拘无束、无所顾忌地在欢娱的江河中沉浮,对此不能仅以道德的说教来谴责,因为个体的轻浮放荡只是深刻严峻的社会背景的外部体现,现代人身处经济和社会的“折磨与撕扯之中,它们甚至将自身的惶惑不安、力量与热情的耗竭转移给个体的场合”〔1〕(P118)。因此,“幸福的栖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最放荡的欢娱殿堂的大门上应该刻上这么几个字:忧郁的栖居者”〔1〕(P120)。受黑格尔异化论的影响,西美尔将主客观文化之间的矛盾视为“悲剧”,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文化原来是作为培养人、陶冶人的灵魂的事物被创造出来的,但它却随着自己的完成而背离了最初目的,反而成了压迫人、扭曲人的灵魂和情感的社会形态。西美尔具体通过货币文化和都市文化揭示了人的情感的困境。二、货币文化所导致的理智功能对于情感功能的优势 在西美尔看来,货币是有效率的又是纯客观的,具有一种“海纳百川性”,它能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标准价值,“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1〕(P190)。货币的这种特点对现代文化发展趋势产生了一个重大影响,它预示了文化朝向强化理智性的方向发展。“货币是存在于实际生活中最无情的东西”〔1〕(P129),无情的货币铸造了无情的人。货币使

主体的心态特质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理智成为现代人的典型心态,并使人们生活风格客观化了,表现出无特性的特性。“理智能力和抽象思维的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与货币经济的增长是携手并行的”〔3〕(P85)“现代风格的理性主义特征显然受到了货币制度的影响”〔2〕(P38)。我们注意到,关于现代性理性化功能形成的机制,在韦伯看来是宗教伦理影响的结果,而对于西美尔,这一形成机制则植根于货币经济这个更为现实的社会形态之中。货币文化促成了理智功能对情感功能的优势。现实生活的客观性需要一种冷静的思维,

“理智性是客观世界秩序的主观再现”〔2〕(P20),理智

的功能使我们“才觉得现实是客观的现实”〔2〕(P26)。“理智是不偏不倚地反映现实的镜子”〔3〕(P348)。货币经济、商品交换将世界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问题,使得现代生活风格表现为“算计的特征”,

理智成了人们获取利益、金钱的手段。现代一方面给予个人一种无与伦比的独立和自由,另一方面,它又赋予实际生活同样无可比拟的客观性,

这样,“向两个截然相反方向奔涌的现代文化之流”使主体和客体发生分化并产生冲突。智性已被视为用来保留个性生活以抵御外来压力的强大威力。正因为理智具有对愈来愈客观化的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因而有理智的人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优势地位,“一如有钱的人比占有商品的人更具有优势,因此,像这样理智的人就有一定的力量凌驾于多愁善感、爱冲动的人之上”〔3〕(P352)。对于西美尔来说,无论是货币还是理智,都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产生的温床。与情感通常借助于社会责任、爱感、怜悯感缩小个体间的差异不同,理智既不承认个体之间先验存在的差别,也不会去缩小实际存在的差别。这种理智主义世界观“既追随近代利己主义也拥护肆无忌惮地贯彻个体性主张”〔3〕(P353～354)。西美尔认为,纯粹意义上的贫困只是在货币经济的特定阶段才出现的。在其他经济社会中,贫困潦倒的现象不是那么普遍,这或许不仅可以归因于:生活的绝对必须品不用靠货币就可以轻易地得到;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贫困普遍存在同情心。而“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中,同情心在达到其真正目的之前必须要拐个弯,结果经常是在半道上就力竭而衰”〔3〕(P181)。货币关系产生强大的个人主义,使人们在感情上彼此疏远,“自我隐退”成为现代人相互间的心理态度,但受利益的驱使,又必须与他人建立理性的联系。与立足于情感关系的乡村和小镇不同,在大都市中是理性操纵一切,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气氛被冷酷无情的金

47钱关系所取代。货币经济把个体存在从传统的亲情关系中抽离出来,个体生命仅靠工具性的理性心理,不足以维系自身。因此,其心性品质趋向必然返回内心世界,表征比如:冷漠、憎恨、相互的陌生和厌恶。理性功能扩张的结果反而造成了非理性情感的滥觞。在货币社会,人的情感功能的衰落突出表现在异化上。金钱成了上帝,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变成了最终目的,从而使本来是目的的情感反而成了金钱的奴隶。对于货币价值,西美尔持的是一种主观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主体欲望的满足,情感是主体满足自身需要的体验,因此价值中包含情感的因素。“价值的经济形式存在于两个限定之间:一方面是对对象的需要,它来自于对拥有与愉悦的预期的满足,另一方面就是愉悦本身,它严格地说来并不是一种经济行为”〔3〕(P29),经济价值与美学价值一样,“并不是客体的总体部分,而更是我们情感的投射”〔3〕(P15-16);如果说价值的意义就在于交换,那么交换并不是为了获得别人所拥有的对象,更是为了满足一个人并不曾拥有的私人情感”〔3〕(P23)。但在货币经济活动中,主观价值得以客观化和差异化,价值的满足虽然带有普遍性,但也不是一视同仁的。致使人们情感满足维系于金钱的多少,金钱多,人们获得的有价值的事物就多,人们的情感就越能得到满足。无疑,在货币经济条件下,金钱也成了人们情感的目的,人们的情感功能发生了异化,对金钱的渴望和崇拜取代了对人的种种真挚的情感。正如宗教的情感系于上帝一样,现代人的情感则系于金钱,情感行为被汇于货币的汪洋大海之中,被荡涤得面目全非。作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手段,货币为人们的情感提供了无限享有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却没有被快乐地享有。金钱化和物欲化窒息了人们的情感生活。即使有情感生活,也是“千人一面”,失去了以往时代的带有个性的“强烈和生猛”。婚姻的缔结,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出于双方的情感认可,“金钱的顾虑经常把真正心心相通的两个分开”,金钱婚姻“似乎是一种慢性的卖淫行为”〔2〕(P89),或者说是卖淫的“一种变种”,它直接导致了滥交,从而内在地剥夺了人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尊严。至于卖淫,则更是情感生活异化的结果。卖淫活动使货币染上了“色”,“惟”有金钱交易才适合像卖淫嫖娼这类情况中稍纵即逝、不留痕迹的性关系特点”〔3〕(P296),而从不适合居中斡旋需要长久维持的爱情关系。卖淫迫使正常的性爱生活采取一种可耻的形式,一种违背性爱内在本性的“讽刺性滑稽模仿”,从而使情感的价值和意义变得一钱不值。从情感的衰落到情感的异化,从情感的目标价值性沦落为手段工具性,货币文化不仅助长了理智功能对情感功能的优势,而且滋长了情感的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