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的选派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的选派及其影响作者：赖继年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1年第04期[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向英国派出了首批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在英国刻苦学习，受到了英国人的认可，回国后勤奋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果。

此次选派工作开辟了大规模向英国派出留学生的先河，摸索出了一套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方法。

[关键词]改革开放，留英生，选派，影响[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8—0027—051979年4月17日，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1位留学生，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工作正式启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笔者对其中19位留英生进了访谈或电话采访，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拟对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选派的过程、留学实践及其影响做一番梳理。

一、选派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向英国时断时续地派遣留学生，过程是曲折的，但这也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的派出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英国于第二年的1月5日承认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4年又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但是其在台湾与朝鲜问题上始终追随着美国，这就影响了中英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

在这一时期，大批的留英生回国，其中的一部分是被英国当局遣送回来的，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抗议。

此后，中国政府向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大批留学生。

1956年，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二者关系也逐渐恶化，因此留苏生的数量也日渐减少。

同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要求，中国政府便开始准备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外交部和高等教育部呈报国务院《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研究生的请示报告》，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年底，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位留学生。

1957年以后，中国向英国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是有限的，基本上是一年几个人或十几个人，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夕。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英国的留学人员被召回参加“革命活动”，留英教育工作暂时中断。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第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善于紧跟美国步伐的英国也同中国改善了关系，于1972年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7月，中国老资格外交官宋之光到达伦敦，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首任大使”，这些为中国继续向英国派遣留学生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随着中外关系的发展，外交领域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增加，但国内的高等学校刚开始复课，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外语人才，于是中国政府决定适当恢复实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政策，1972年12月14日，“16名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赴英国进修语言”。

1973年后，中国向英国派出的留学生是以语言进修生为主的，而且人数有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的留学教育政策并没有改变多少，因为经过多年的思想禁锢，很多人对于扩大开展出国留学事务持有疑虑。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同年6月23日，邓小平与教育部负责人在中南海进行了座谈，在谈到留学生派遣问题时，邓小平表示要增大留学生的派出数量，同时要加大派出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的力度，他强调“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

邓小平的讲话打开了“文革”以来长期禁锢留学教育工作者的桎梏，教育部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增大留学生派出数量的方案。

1978年7月24日，方毅副总理与英国科教大臣威廉斯夫人进行了会谈，方毅向威廉斯夫人表明中国要增大留英生的数量，威廉斯夫人向方毅介绍了英国的留学政策。

11月15日中英双方签订了《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了两国政府将促成交换留学生、研究生、高级学者和培训人员”，该协定后来成为中英教育和科学交流计划的参考文件。

这些为中国向英国派出首批留学生铺平了道路。

1978年8月4日，教育部向各省市主管高教的教育行政部门下发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通知》规定了增选留学生的办法，这次的选派办法与以往有了不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选拔对象的范围扩大了，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及管理干部也可参加选拔；2，不强调阶级出身，符合一般的政治条件就行；3，更加注重外语水平，要求选拔对象至少能运用一种外语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书籍，并参加全国外语统考；4，单位初选和高教行政部门、教育部复审相结合。

许多大学生、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看到这个《通知》后兴奋不已，大家都踊跃报名，“报名的人很多，态度都是很积极的”。

当时报名的总人数是14714人，其中有10485人在9月5日参加了全国英语统考。

英语统考分笔试和口试两个部分，笔试试卷有三种类型：大学生试题、教师试题、进修生和研究生试题；笔试题型有五种：单项选择、改错、阅读理解、汉译英、英译汉。

口语考试分两部分，先是一段自我介绍，然后回答考官的提问，所提的问题比较简单，“一个考官问，你知道quick和quickly的区别吗?可见我们当时的口语水平”。

英语统考的录取分数线是9月中旬公布的，笔试录取线是50分，口试录取线是3分(口试以5分制评分)，无论是笔试线还是口试线都不高，因为“十年文革”影响了中国的英语教学水平，而且很多人的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才是英语。

9月20日，各省市主管高教的教育行政部门把初选合格者的英语成绩单、体格检查表、出国留学登记表、出国学习人员审查表送到教育部，教育部马上组织专家对这些人的材料进行了复审，然后把复审合格者派去参加出国前的英语和政治培训。

1979年3月，英语培训结束，教育部又组织专家对这些候选者进行了综合考察，最后挑选出31人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留英生。

这批留英生有以下的群体特征：(一)全是进修生，年龄较大。

当时，教育部本想派大批的大学生出国学习，但这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中科院的康万寿写信给邓小平写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认为在国外培养一个大学生所花的钱，在国内可以培养20个，国外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并不比国内的高多少，而且大学生在国外的生活很奢华，容易染上不良的风气。

这些学者也向教育部的主要领导反映了这事，他们说，以往新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派出的留学生大多是进修生和研究生，这是因为进修生和研究生的年龄大、阅历深，不仅能在生活起居方面进行合理安排，而且能够应对较为复杂的局面，不被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所诱惑。

教育部马上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最后提出了“派出的留学生应以进修生和研究生为主”的派遣方针。

经过与相关的专家商讨后，教育部领导决定首批留英生应从进修生中选出。

这样一来，入选的31位首批留英生就全是进修生了，年龄最大的是49岁，年龄最小的是36岁，平均年龄43.7岁。

(二)业务能力强，素质高。

31位留英生都毕业于全国重点高校，其中20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医学院等一流学府，占总人数的64.5％。

8人有硕士学位，23人有学士学位，其中1人有英国留学经历。

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成绩优良、实践能力强、作风正派，这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们当中，有27人供职于高等院校，有4人供职于科研机构，他们都是本单位的骨干，很多人在留学前就取得了重大成果。

在1973年，高滋就承担了石油部重点项目，在1978年，她又研制成功了以人工合成丝光沸石为主要活性组分的DF甲苯歧化催化剂，杨光薰于1969年至1973年参加了关于开发数控软件的全国攻关课题，因解决了“SKC-1数控自动编程系统”的问题而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吴培亨和罗修锦也在1978年获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项目奖。

(三)个别人的英语成绩突出，但总体水平不高。

在这批留学生中，只有5个人的英语成绩是优秀的，21个人的英语成绩处于一般水平，3个人的英语成绩处于中下水平，3个人的英语成绩较差。

英语成绩优秀者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滋和江明，北京航空学院的陈懋章和陈昌麒，沈阳工学院的潘大卫。

高滋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语基础很好，在全国英语统考中获得了第一名，潘大卫是华侨，从小就学习英语，英语基础也很好，陈懋章、陈昌麒、江明三人在考试中也取得了好成绩，因此这5个人没有被安排到北京语言学院去进修英语。

(四)在学科分布上。

理科生与工科生居多，有少量的医科生。

在这31个留英生中，理科的有14人，占总人数的45％；工科的有12人，占总人数的39％；医科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16％。

理科与工科占了总人数的84％，且二者的人数基本持平，这样的布局是合理的，充分体现了国家的“留学生以科技生为主”派遣方针，同时也表明改革开放后国家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

31位留英生的名单被确定后，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的相关人员到各个学校找即将赴英的留学人员开座谈会，会上要求每个人谈谈赴英的目的及以后的打算。

实际上，这是对首批留英生的又一次考察。

1979年4月11日，教育部通知每位留英生到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工作人员讲了注意事项，并要求留学生在出国前做好一切准备，最后给大家发了第一个月的生活费。

4月15日，工作人员要求大家选领队以协助留英教育处的工作，大家选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陈昌麒作为队长。

4月16日，大家休息了一天，并做好了在第二天登机赴英的准备。

首批留英生的派出被安排在1979年4月是有原因的。

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英国总持着“谨慎”的态度，对中国要求派出多名留学生的事情也以语搪塞。

因此，教育部把留英生的语言培训时间规定为半年：1978年9月至1979年3月。

改革开放后首批留英生的派出是留英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它表明中国有开拓进取的决心，向西方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英国的报纸也称“向英国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中国打开了铁锁”。

二、留英实践1979年4月17日，31位留英生登上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CA913班机，途经法国的巴黎，18日抵达英国首都伦敦，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派人到机场迎接。

到英国使馆后，工作人员给他们安排了休息的地方，并介绍了英国的风土人情。

几天后，31位留英人员分成三组被派到三个地方去进修语言(江明去了爱尔兰的哥哥家)，这三个地方是威尔士的卡迪夫语言培训中心，苏格兰的哈汀顿语言学校，英格兰的切斯特语言学校。

语言学校所学的内容基本来自日常生活，以口语和听力课为主。

在课堂上，老师会尽量地让学生多开口，并采用了小组讨论方式进行教学，“这不但可以提高我们的听说能力，也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友谊”。

语言学校还会组织他们去各个风景点旅游，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英语，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英语会话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