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关系

再谈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关系摘要：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

日记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广州官、绅、民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有趣细节。

从中可知，在晚清的广州，官绅、官民关系都与乡村地区有所不同。

日记也反映了这个时期西方事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杜凤治日记晚清广州官、绅、民[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2）06-0003-08浙江山阴人杜凤治，同治、光绪年间曾在广东历任广宁知县、四会知县、南海知县、罗定知州等缺，他留下了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笔者曾利用这部日记写了几篇文章。

①杜凤治两次任省城所在的南海县知县共5年多，在任其他地方州县官时也常因公私事务到省城，他来粤后续弦生子，在广州②有住宅，所以，其日记对当时广州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

广州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可谓尽人皆知，但关于近代广州城市变迁史的细致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而对研究社会生活而言，详细的日记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故笔者利用这部日记，对同治、光绪年间广州官、绅、民关系的若干侧面作些探讨。

一、广州的官员群体一个清朝官员如果处在实缺的位置而又是文官的话，基本上是在城镇办公和居住；不过，官员阶层或群体在州县所在的城镇和省城就大不相同。

以杜凤治为例，他在广宁、四会、罗定任职时，同城的官员寥寥可数，但在广东省城，同城的官员就有上至督抚、学政、藩臬，中间运司、粮道、广府，下至南海、番禺两知县，还有府县学的学官，再有各衙署的佐杂官、首领官；此外，还有将军、副都统以下的旗营官员，督标、抚标、广协的绿营武官和粤海关的官员等等。

在省城候缺、候补的官员虽与实缺官员有别，但他们之间互相流动是常态，而且一些候缺、候补官员被委派了各种名义上是临时、实际上已成常设机构的“差事”。

这些官员形成处于省城居住者顶端的群体，主导了整个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活。

从晚清的广州地图可以清楚看出，上述官员的衙署，都集中在内城中心狭小的地段内，③只有粤海关署在外城。

广州老城不仅有日开夜闭的城门，而且各条石板铺成迷宫似的街道也多有日开夜闭的街闸，无论实缺还是候补、候缺官员，为公务、交往的方便，只能选择住在城内。

杜凤治在离督、抚、藩衙署很近的豪贤街设立了自己的公馆。

官员及他们的幕客、随从等人，大部分时①《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近代史研究》 2006年第 1期；—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近代史研究》 2008年第 4期；《关于康有为祖辈的一些新史料——所—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见》，《中山大学学报》 2009年第 2期。

②当时一般不称“广州”或“广州城”而称“省城”，但本文为叙述方便，很多地方用日后的说法。

③这些衙署的所在地基本在今日广州越秀区的中心，东起大东门，西至海珠路，南起文明路，北至东风路。

两广总督署原在新城靖海门内的卖麻街，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法联军烧毁，同治初年在内城司后街建立了新督署。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广州历史地图精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85-89页。

间都在内城狭小的空间中活动。

较之全城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居民，官员的圈子并不大，他们都是外省人，而当时广州人能听说官话者不多。

杜凤治的日记很少有与省城当地普通居民交往的记载，他在省城绅商中也没有结交多少朋友，续弦夫人陶氏是居住于广州的浙江人，杜凤治与之交往者主要是官员、幕客以及来粤的亲友、同乡。

督抚、司道、广府等高中级官员，通过衙门期和临时召见的方式接见下属处理公务。

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只要人在省城，就不停地奔趋于这些直接间接的上司之间。

关于省城各级官员的权责以及他们的公务活动，祭祀、拜会等礼仪，各种会要、则例等政书都有记载。

一些在粤任职的封疆大吏如林则徐、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奏稿、书信、日记也写了他们在粤执行公务的情况，杜凤治日记则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有趣的细节。

如杜凤治详细地记载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省城的各级官员到白云山取水祈雨的过程，于此可见当时广东官员上下的迷信，也反映了民间的一些风俗。

[1]（第 14册，P30、31、33、35、38、43-50）日记有很多杜凤治本人拜客的记载，一个半个时辰内拜很多家是常事，有些只是“飞片”拜客（留下名刺而不进屋），这种拜客方式是官员们保持联络的一种简便方式。

日记还记录了一次广州府官员抵制为广州将军站班的事：高级上司有重大活动，下级官员要按照品级排列站立迎送。

同治十年，广州将军长善因公赴虎门，但广州知府冯端本以下一干中下级官员以无旧例为理由拒绝站班。

按照清朝典制，驻防将军地位略高于总督（但其时粤督瑞麟兼大学士，地位则高于将军），长善认为广州的官员看不起自己，很生气，致函总督瑞麟质问，但瑞麟和按察使孙铸都认为各官没有做错。

[1]（第 13册，P392、394、403、407、408）布政使俊达平时也不怎么把将军放在眼里，反倒是将军不敢得罪俊达（因其在京城有后台）。

[1]（第 14册，P554-555页）杜凤治在日记中提及长善，也没有多少敬重的话。

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被平定以后，各大城市满洲驻防官员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作为官员，及时取得官场信息自然比一般居民更急迫。

京报、辕门抄、红单（似系临时印行类似今天号外的官场新消息）、私人通信以及新闻纸、电报，都是省城官员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

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官员之间说话有时也百无禁忌，与今人意想中等级森严、谨言慎行的清朝官场规矩大相径庭。

如巡抚张兆栋对杜凤治谈论过总督瑞麟纳贿委缺，批评布政使俊达过于逢迎总督，甚至同杜讨论总督小夫人亲属纳贿委缺的事。

[1]（第15册，P33、302）同治十二年，新到任的学政章鋆主动告诉杜，瑞麟在京中声名不佳，杜便追问京中人议论什么，章鋆说无非是索贿的事。

[1]（第 15册，P284）杜凤治在日记多次记载同总督、藩台、粮道、知府等上司议论其他高级官员的事，他与同知、通判、州县官这些同级官员之间议论甚至破口大骂上司的情况更多。

想来这也是省城官员互通信息、互表信任的一种方式。

杜凤治常常把很秘密的信息记入日记，如杜探知总督对自己大计原先的考语以及后来的变化（其时还没有出奏），又得知有人想巴结总督以钻营接任南海知县。

[1]（第 13册，P535、602）日记也提到他在督署内有信息渠道，如同在京城一样，广州的山西票号的消息也十分灵通：“西号放债，一有风声即截止不借”；当官场高层有变动的传言时，通常以票号的消息来判断其可靠性。

[1]（第 14册，P204）众所周知，清朝官员法定的俸禄、养廉，不仅不能维持官员高水准的生活，甚至连维持起码的公务活动也不可能（如杜凤治本人的俸禄、养廉还不够支付一个主要幕客的修束），省城高中级官员本人和依附他们人员的收入，以及公务用度，很大程度来自直接搜刮百姓的“亲民之官”的奉献。

广东省城附郭县南海、番禺知县，必须保证城中各高官衙署的需要。

日记透露，省城办差，南海承担六成、番禺四成。

同治十一年，杜凤治为上司衙署的支出是：督署 11114两（门包在内，送礼在外）、抚署 3445两、臬署 1355两、藩署 823两、粮署 265两、府署 460两、学署 825两、将军署 113两。

[1]（第 14册，P451）这只是“正常”的支出，如果有新的上司到任，支出就大得多。

同治十年，刘长佑来任粤抚，重修衙署、购买署中物件用了 4400两，两县要垫赔 1400两，两个月后刘调任，杜凤治为新巡抚张兆栋筹备署中家具、用品又要花费了 3000两（旧官离任通常会带走署中能带的一切物品）。

[1]（第13册，P307；第 14册，P108）对乡试以及省城官场的宴会、演戏、会议，上司的出巡视察，官员的送往迎来，两县都要垫赔费用。

如同治十一年春节后的公宴，两县就垫赔了 340两；同年庆祝慈禧太后万寿演戏三日，两县垫赔千两。

[1]（第 13册，P329、572）此外还有很多自掏腰包的公务支出，如“羁所三处押犯五六百名，逐日口粮由县给付，无款可筹，均系捐廉发给”。

[1]（第 18册，P609）至于私人的馈送数额更巨大，同治十一年总督瑞麟生日，杜凤治所送寿礼连门包共费3000两。

[1]（第 14册，P63）巡抚少爷娶亲，总督添孙小姐，均须送礼。

其日记记载：送礼以玉如意为先，其余还有金玉物件、绸匹，“最是门包不易举动，动凡送礼一次，不论收否，门包先已由巡捕收下，一处一总在内约四百金，两处约计千金略少”。

[1]（第 14册，P475-476）总督的亲属、幕客、巡捕、门房、厨子等，杜凤治都要打点到。

总督购物往往发单要两县送银，杜凤治也无法判断是否真是总督的命令。

每月总有几次不等，督署内还有人两面开帐。

[1]（第 13册，P584）杜凤治本是一介寒儒，同治五年他从北京初到广州等候委缺时，借住亲戚家，本人和随从“饭食包与厨子，每人一日约银五分”。

[1]（第10册，P64）但一经赴任实缺，生活迅速改观。

尤其是他出任广东首县南海知县后，同乡都认为在广东的浙江人当中杜凤治官运第一。

但杜凤治在日记说，南海每年“收十五万二千，九万正项，余六万，每月用六千，一年赔万余”，如果有特别支出的年份赔更多。

[1]（第 14册，P408）不过，上面的数目只是地丁、税契的收入，南海知县还可以获得典吏、差役、渡船、当铺的“公礼”。

杜凤治的儿子结婚，“贺礼如官场、幕道、绅士、西商不下二百余分”，他对送礼“尽意”者满意，薄者则不满。

[1]（第 14册，P359、382）杜凤治曾慨叹“南海为第一优缺，进固不少，用出乃倍之”。

[1]（第 15册，P250）但他颇善经营，在粤任官十几年后，除清还债务、支付各种支出、维持多个家庭的生活、在家乡购买240多亩田产、为子侄捐官等之外，杜凤治尚余现银3万元。

[1]（第18册，P652-673）南海知县任上的收入应是主要来源。

没有实缺的官员一般不如有实缺者。

杜的浙江同乡、保甲局总办候补道沈传经，每月薪水百十两，不够挥霍，于是庇赌、勒索地保。

[1]（第 14册，P129）一些没有缺、差的穷官日子更是难过。

督抚在年节前会命令南海、番禺两知县发放穷员“周恤银”，如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底，发给贫穷的候补道台（50两）、同通州县（每人二三十两不等）、佐杂（每人十余两）“周恤银”，“不贫而冒领者颇多”；此外，又发给故员亲属银两。

[1]（第 14册，P414、417）从日记我们可以窥见广州城官员群体的文化、娱乐生活的一些情况。

杜凤治记录了很多买书的事。

当日广州的书价是：廿四史一部白纸 160两、黄纸 140两（须自行装订），加装箱200两以上。

[1]（第 13册， P224）全唐文一部 200余本，银百元；皇朝三通一部银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