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意义

浅析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意义

摘要：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构建完善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迫在眉睫。探讨社会保障制度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意义，可以促使我们更加清醒的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同时在讨论的过程中也能够发现当下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层面，寻求修正的手段，通过社会保障手段来维护每个人基本的生存权利，来维护社会的公正。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 公平正义 分配 二元结构 统筹 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欧洲，1601年英国女王颁行了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社会救济性质的法律《济贫法》。19世纪八十年代，德国陆续颁布了《疾病社会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法》，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最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社保制度产生。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一词由此产生，它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可归纳为国家通过立法而制定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安臵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本质是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目的在于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求，特别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逐步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福利，保持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渊源、本质属性和目的作用都决定了公平正义原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原则。 一、公平正义理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意义 公平正义理论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对制度设计的有着重要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晚，具有后发优势，应当结合我国实际，认真研究各类成熟理论和其他国家实践经验，有目的性、针对性的加以借鉴应用。 1、分配正义论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经济滞涨期，福利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有所动摇，在此背景下，罗尔斯提出了分配正义论，认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由它安排所形成的结构应该符合正义原则。如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正义所保障的权利绝不受制于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的权衡。社会基本物品，包括权利、机会、收入和财富等方面的不平等，只能在有助于提高社会最少受惠者群体相应地位时才是正当的。 而我国目前在社会基本权利，尤其在参与收入分配的要素方面是不公平的，一些重要的国家资源，如石油、电力、矿产、通信，其所有权属全体公民，但行业垄断的存在使这些资源成了特定阶层独享的分配要素。鉴于此，我们应该按照分配正义论不断通过产权方案或经济政策调整，对垄断暴利进行二次分配并不断加大力度，以实现对社会最少受惠者的平衡，减少一次分配的差距。 2、持有正义论 诺奇克提出，国家的唯一功能是对权利的保护，个人在自然状态拥有的权利构成了对国家权力限制的道德界限。国家不能为了社会获得更大福利而牺牲个人权力。分配正义只是基于个人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来的获取和交换的原则，而不是在市场分配之外的再分配原则，而个人的权利先于国家而产生，国家并不创造权利，因此用“持有”比用“分配”更准确，如果个人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那么这种持有就是正义的，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的总体就是正义的。 该理论否定了再分配的公平正义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这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了社保制度并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实际现状是相左的，但该理论在我国现阶段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充分认识我国市场经济起点上一些权利“持有”的不公平性。诺奇克认为个人的自由权是与生俱来，具有先天的合理性。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调动人们参与市场经济的积极性，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一部分人借助无权利的持有，先期完成了资本积累，并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机会，占有了更多无权利的持有权。当下，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机会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最低原则，但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特殊的历史因素对个人特质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如果忽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历史禀赋差异，只讲机会均等，那绝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 3、能力平等论 能力平等论是以个人自我实现和积极的生活能力为中心的社会公正理论。这一理论充分考虑了由资源转化为能力过程中许多中间变量，认为把福利还原为效用不能把握人的幸福本质，福利主义提供的衡量幸福程度的标准会扭曲一些人遭受痛苦的程度，运用个人的精神反应来估价幸福状态，也会低估那些长期陷入困境而无力自拔的人受到剥夺的程度，他们学会了苦中作乐，从精神反应来说他们并不痛苦，已经麻木到不求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没有被剥夺，他们实际上是不幸的。 这一理论能够准确的反映在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中我国农民实际生活状态，一直以来的默默无闻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和快乐得到了满足，而是他们以相当底的标准进行生活，又不能以城市的标准进行比较；能够促使我们反思以往制定的对实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目前一些地方在制定失地农民社保政策时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用一个基本接近城镇最低保障水平的措施就可以满足失地农民的需求了，却没有考虑农民城镇化后适应城镇生活的各项成本，没有考虑他们从不能发挥个人能力到必须发挥个人能力这一过程所需的成本；能够促使我们从人的能力是否得到正常发挥角度来探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一方面原始的资源禀赋对个人能力的发挥有着巨大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在既成的个人能力条件下，外部条件是否合理也深刻影响着个人能力的发挥，只讲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而不考虑能力的历史禀赋、历史差异使得其发挥的最大限度存在差异也是不公平不正义的。在我国，由于城乡教育投入的不平等使得来自农村和城镇的个体基本能力的起点就是不平等的，其能力最终发挥的结果也必定不一样，按照能力平等理论，我们在设计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农民实际能力的发挥，在制度设计的始点上给予农民以公平公正的待遇。 4、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理论 马克思认为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不公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只有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保证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理论描述下的态势是人类追求的最理想状态，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该理论的应用出现了一定偏差，一是忽视了该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水平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二是没有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在执政中轻视、牺牲人的基本需求；三是没有处理好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个人的合理权利和发展收到严重的轻视和压抑。随着改革开放的解放，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在今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将发挥更加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维护中国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公平正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石，完善科学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更进一步合理的平衡社会各层面的需求，协调社会稳定，保障最少受惠群体的基本权利，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历史因素和“效率优先”理念的双重作用下，现阶段我国社会公正问题已经威胁到经济社会长治久安，亟待一个完善合理的社保制度加以矫正。 1、城乡收入差别扩大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鲜明的城乡经济与社会二元结构，使得城乡不同经济行为主体虽然同处于一个经济运行大环境下，但由于经济主体先天占有的信息基础、文化基础、教育基础、资源基础、利用市场机会能力基础等历史禀赋不同，造成了实质上起点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而这种历史禀赋差异是国家特殊发展战略所造成的，因此国家有责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种不平等的收入进行校正。 2、发展理念缺失公正。改革开放初期，限于当时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环境，为了消解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观念，我们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并将其根植于经济社会各领域，起到了推动竞争、加快发展速度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发展理念更适于经济社会发展初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其自身的局限性日益显现，特别是一次分配公平因素缺失、财政社保支出水平低都是受其影响。 3、社会保障功能弱化。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体提升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但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且各类福利保障甚至出现“逆向补偿”，作为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投入，城乡之间显失公平，城市居民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是农民的20倍以上。其原因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直缺乏理论支持，改革措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各级财政部门在制度建设中责任缺位，导致社会保障功能得不到正常发挥。 4、社会成员权益受损。在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由于没有弄清城镇企业“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转轨成本的责任主题，使企业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无力建立其他类型补充养老保险，使得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无可奈何地替代了整个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用基本养老金代替了全部养老金，城镇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保障权益收到了侵害。另外，一些城市边缘群体虽然长期在城市务工，但没有取得相应的身份，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基本的城镇社会保障权益。 社会公正缺失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究其原因，一是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交换价格尚未充分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而形成，不合理的比价直接导致收入分配不公；二是要素价格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致使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缺乏客观标准，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要素价格直接导致了要素所有者特别是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三是一些企业和经营单位中的普通劳动者报酬太低，与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不成比例；四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