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佐良的文化翻译观
浅谈王佐良的文化翻译观
本文探讨了著名学者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想。第一，分析了他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对其翻译思想的影响；第二，王佐良的翻译思想是一种文化翻译观；第三，他主张翻译是一种促进文化交流的观点；第四，希望更进一步把翻译同“比较文化”这个新学科结合起来，这样翻译研究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平台。
标签： 王佐良；文化背景；文化翻译观
一、引言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的著名学者、著名英美文学研究家，也是文学翻译家。在翻译领域，他是继承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和借鉴西方现代译论，探索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先行者。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主流。他的翻译思想涉及现代译学里很多焦点问题，诸如社会文化因素、读者接受理论、译者的重要作用、不同译本的不同功能等等。他的思想和观点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闪光的理性思考。
二、社会文化背景及翻译思想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日益频繁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翻译事业的新繁荣，引进了外国翻译理论，推动了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发展。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以英汉翻译为主）翻译高潮。
20世纪是一个”翻译时代”的世纪。在西方，翻译理论建设蓬勃发展，翻译流派层出不穷，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一派多元化发展的景观。尤其是近30年来，西方翻译学逐渐摆脱了“从属”的地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严肃学科。而影响整个西方现代翻译思想发展历史进程的译论泰斗如：奈达、卡特福德、威尔斯、纽马克等同样对我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末期，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以及王佐良自己渐渐取得的成就，这些内因和外因使得他能在翻译理论中体现其人文关怀。但是他的民族意识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寻求建立中国的文化身份，以及世界文化的共存和发展。受国内社会背景及国外翻译思想的影响，王佐良先生率先提出以文化视角研究翻译。他对翻译的文化研究富有远见，对中国翻译学术界具有重要意义。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翻译的一系列英国作家的作品受到广泛的好评，同时，他的翻译思想也引起了翻译理论界的注意。他的翻译思想是一种文化翻译观，他强调文化和翻译间的互相影响以及文化间的平等交流。
三、王佐良的文化翻译观
他认为翻译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怎样翻译以及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翻译成了翻译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翻译涉及两种语言文化，它成为了两种文化交流的渠道，因此，任何对原作以及文化的误读都会导致文化交流的不畅。
王佐良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他从文化和翻译互动的角度将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联结在一起。他对严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独特见解，对戴望舒、卞之琳、查良铮等人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对莎士比亚在我国的译介的考察，为我们展示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揭示了翻译与文化间的相互影响。
文化翻译观是王佐良翻译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的文化翻译观主要体现在他的《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和《严复的用心》等文章中。
对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王佐良认为，大量的翻译实践表明翻译必须联系文化。“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本身的情况决定了外来成分的荣或枯”（王佐良，1989：24）。他在《严复的用心》（1989：37）一文中指出：“在历史上，一个大的文化运动往往有一个翻译运动伴随或作为前驱，背后有历代翻译家的经验组成的深厚传统。他认为，“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对于任何民族文学、民族文化都有很多益处，但不论历史，社会如何变化永远都需要翻译，并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去掉翻译，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将大为贫乏，整个世界也将失去光泽（1989：57）。此外，他还指出，文化在发展，翻译实践规模也随之更广，质量也更高。对此，他认为要进行翻译研究，并且不能只停留在字词句的对比上，而应该拓展到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比如需利用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来深入探讨翻译的研究。他认为，翻译需结合实际，同时也要与理论相结合，若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翻译工作者必须不断地学习，深入观察和实践。王佐良先生在他的翻译实践中就遵循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
四、王佐良的促进文化交流翻译观点
王佐良（1989：18）认为，译者要做到了解语言当中所涉及到的社会文化。这里所谓“了解”，他指出不是一个大致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需要细致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译者的第一个困难是对原文的了解。虽然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无论怎样难的原文，总有了解的可能，这也使翻译成为可能，但原文中总含有若干外国人不宜了解的东西，这又使深入了解译语文化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作为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文化，还必须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因为翻译不仅仅是双语交流，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而这种“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双向互动的，也就是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王佐良，1989：18）。
王佐良（1989：19）认为，翻译是不断对两种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并转换的过
程，翻译者不仅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面对的最大、最直接的困难就是对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和转换，译者面对两种文化来处理相关词的翻译。这样，译者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做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对应，否则，就会望文生义，跌入陷阱。如把“一位学者帮助青年研究人员修改论文”译成“He often helps his younger
colleagues to complete their research papers anonymously”，仿佛是“他在偷偷摸摸地代写论文”！此外，王佐良还强调指出，译者所作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细致、深入，因为这里还有涉及到“译文要适应不同社会场合”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译者必须处理好不同语言在不同社会文化关系中的运用，根据原文的要求，运用各种不同的语类、文体知识，不断寻找适合社会场合的“对等翻译”。
在谈及翻译研究现状时，王佐良（2004：25）认为，目下我们对翻译原则和技巧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而且随着现代语言学、文体学、文艺理论、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又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道新的途径。如果我们能进而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探讨翻译，或者更进一步把翻译同“比较文化”这个新学科结合起来，这样翻译研究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会大大促进文化交流，更能透视翻译研究的全局，更能纵观翻译理论发展之古今，更有利于提高翻译理论建设的实效。
五、结语
王佐良先生给我国译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没有提出系统化的理论或核心宗旨，但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及译作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王佐良的翻译观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这也促成了其文化翻译观的形成和发展，从他的一些研究文化与翻译的论文和著作上可见其文化翻译思想的远见卓识。
王佐良译文《论读书》指瑕
王佐良译⽂《论读书》指瑕
2019-07-09
【摘 要】王佐良译的培根随笔《论读书》，⼏乎成了翻译界的教科书。问世以来，⼆三⼗年间，只有称赞，没有批评。其
实，仔细分析起来，这篇译⽂也还是有不少瑕疵。译⽂⽤的是⽂⾔⽂，⽂⾔⽂要求⾔简意赅，字字精当，可是译⽂却⽤了过多
的成语，杂夹了过多的⽩话词汇，⽽且有些⽂⾔句型，也颇⽋成熟。本⽂对这些问题，分别进⾏讨论。
【关键词】成语；现代词汇；⽂⾔句型
中图分类号：H315.9 ⽂献标志码：A ⽂章编号：1007-0125（2016）12-0278-01
王佐良的译⽂《论读书》，声名极著，学翻译的学⽣叹为观⽌，奉为神作，教翻译的⽼师也⾼谈阔论，乐此不疲。其实，这篇
译⽂的瑕疵并不少，只是很少有⼈注意到。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王佐良所⽤的“⽂⾔⽂”上。下⾯⼀段话，是从其翻译论⽂集《翻译：思考与试笔》中摘下来的：
那⼀次我考虑了⼀个技术问题：“培根在《随笔》中⽤了⼗分简约的⽂体，⽽且⽂章写在⼗六七世纪，字句都有古奥处，应该
⽤什么样的中⽂来译呢？最后我决定⽤浅近⽂⾔，因为⽂⾔容易做到⾔简意赅。我是⼀个完全从‘洋学堂’出⾝的⼈，⽂⾔是后
来⾃学的，不地道，幸亏稿⼦送到《世界⽂学》编辑部后，得到了朱海观同志的润⾊，才成了后来出版的那个样⼦。”（王佐
良：1989）
王佐良的古诗⽂基础，其实说不上好。他曾译过⼀⾸诗歌，叫做《墓园挽歌》，从格律到⽂字，都有很多问题，笔者曾单独讨
论过。这篇译⽂，是经过别⼈专门“润饰”过的，然⽽问题仍然存在。
⾸先是成语过多。不但成语过多，⽽且近似成语的四字短语也多。⽐如“⾼谈阔论”、“⼤⽽⽆当”、“寻章摘句”、“好学深思”、“吹
⽑求疵”、“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乃⾄“纵观统筹”、“全局策划”之类，真可谓俯拾即是。古诗词也好，⽂⾔⽂也好，都讲究炼
字，要求字字皆出⼰意，字字不可移易，因此成语都是很少⽤的。即使是近世⽐较浅近的⽂⾔⽂，如清代张潮的语录体⼩品
《⼩窗幽梦》，成语也⽤得很有节度。
浅论译者的主体性
１文化研究
浅论译者的主体性
马秀莲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广东・湛江５２４０３７）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８７２—７８９４（２００９）０４—２４４－０１
摘要本文以王佐良先生翻译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的译本作为切入
点．从翻译的目的、译者的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以及译作与原作的
关系等方面具体探讨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和作用。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翻译的目的文化意识读者意识
１前言
培根的这篇《谈读书》短小隽永，以生动简洁而庄重正式的语
言表达作者对读书的种种领悟。文章层次清楚，观点鲜明，文中虽无
高亢激昂之词，却于简单平实之间蕴含哲理，引人深思。而王佐良先
生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其译文措词得体，简练精确；行文流畅，
脉络清晰。文体选择适当、严ｉ萝一致；译文不仅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
信息，而且恰当地再现了原文的各种风格意义和美学价值。译文与原
文在内容和风格上实现了高度的挈合＇｛甚称形神兼备的佳译。 ２译者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这种本质特性在主体的对
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以翻译而论。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他的对象 性活动就是具体的翻译行为，即将作品从译出语转化为译入语的活
动。主体性本身包含着受动性（即原作者的语言风格、审美情趣，目
标读者的期待视域、审美要求以及译者自身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
因素对译者的制约性）、为我性（目的性）和主观能动性（包括翻译中
体现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而主观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
出的特征。基于对这种主体性的理解，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
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
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性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
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
程。即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
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
乔治·斯坦纳阐释理论解释王佐良《西风颂》的翻译过程
第３２卷第１期
２０１１年１月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Ｉｏｕｌ’ｈａｌ ｏｌ’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６Ｉ－３２ 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ｌｌ
乔治・斯坦纳阐释理论解释
王佐良《西风颂》的翻译过程
陈亚东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广东广州５１０４３０）
摘要：（（西风颂 是英国诗人雪莱最为人熟悉的作品，中丈译者众，当中数王佐良的译丈无论在韵律上还是意象上都
翻译得较为出色。对王佐良翻译的 西风颂 进行分析的论文很多，但皆从诗学的角度分析，论文试从阐释翻译理论的角度
来解构王佐良翻译 西风颂》的过程
关键词：乔冶・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王佐良：《西风颂》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２１９（２０１１）Ｏ卜０１ ７５—０３
一乔治・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介绍
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或哲学。哲学
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翻 解总是以历史性的方
式存在的，无论是阐释的主体（读者或接受者）还是客体（文
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因此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性。”
…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偏见，而所谓偏见足指在一切对于事
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所给 的一种判
断。在传统阐释学中，偏见是阐释者应 ）克服的，以达到
对文本客观的理解；而哲学阐释学则认为，偏见是理解的前
提条件，“任何人在进入阐释过程中＃ｆｌ￣Ｖ是殳Ｉ１ 一块自板，
他／她肯定是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传统、文化意识、
道德伦理等进入阐释过程中去。” Ｊ
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将阐释学运川十翻译研究，他以
哲学阐释学为理论基础，在他的代表作 通天塔之后——语
言与翻译面面观 中提出了一种描述义学翻译过程的模式一
一阐释的运作，把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信赖、侵入、吸
收和补偿。信赖就是译者相信原文足有意义的，而在理解和
表达这种意义时，译者的主观因素不免“侵入”原文，“侵
王佐良：英语大师 译界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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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英语大师 译界泰斗
王佐良（1916.2.12―1995.1.19），浙江省上虞县人。从中学时起，便对英语教学及英语文学产生十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在英语领域不断钻研，最终成为一代杰出英语教育家、翻译家，是享誉国际的英语文学专家。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英语教师及各领域高端英语人才；同时，他坚持不懈地从事翻译活动，为推动我国英语翻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成就突出 享誉海外
王佐良1916年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浙江省上虞县，读中学时便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认真，成绩突出。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曾多次在武汉、昆明等地方期刊上发表散文、小说、诗歌等作品。由于主修英语，王佐良的诗风偏向于西方现代派诗人，引起了国内一些知名作家的关注。
同时，王佐良在英语写作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在清华期间，他的英语写作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当时，受英籍教师燕卜荪的影响，他开始大量阅读原版英语文学著作，对英国诗歌及戏剧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这为他今后从事英语研究、英语翻译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前后，王佐良开始进行翻译实践。由于当时的精品文档（可编辑） 值得下载
教学工作十分繁重，且生活环境恶劣，他的翻译活动进展得磕磕绊绊。即便在这样条件下，王佐良还是完成了被外界认为天书般的乔伊斯《都柏林人》一书的翻译工作。在从事翻译工作的同时，他撰写发表了《诗人与批评家艾里奥特》等作品，开国内艾略特作品研究的先河。
抗日战争期间，王佐良先后在北大、南开大学以及西南联大从事教学活动。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他不得不兼职数份工作。即便如此，他也从未间断学习，并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利用自己精湛的英语水平，为盟国的军援工作提供服务。
1947年秋，王佐良顺利考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主修17世纪英国文学，师从著名文艺复兴学者威尔逊。在牛津读书期间，他广泛涉猎英国古典及现代文学，不仅提前获得副博士学位，并且撰写了享誉欧洲学术界的论文――《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在充分掌握韦伯斯特生平业绩及作品材料的基础上，用生动准确的语言论述了其文学成就，并且追溯了英国历代评论家对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态度，很好地体现出英国历代文学的价值取向。
王佐良
王佐良
一、生平简介：
王佐良，1916年2月12日生，诗人、翻译家、教授、英国文学研究专家，浙江上虞人。
1916年2月12日生于浙江上虞县。
1922年就学汉口宁波小学。
1928年入武昌文华中学学习。
1935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外语系，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云南昆明，即西南联大。
1939年-1946年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助教、教员、讲师。
1946年秋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讲师。
1947年秋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入英国牛津大学，成为茂登学院研究生，师从英国文艺复兴学者威尔逊教授，获B.LITT学位。
1949年9月回到北京。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直至1995年1月19日去世。
二、翻译思想：
1、胸怀两种文化
王佐良认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王佐良 1984:18)究其原因，王佐良认为译者如果不了解语言所处的文化，就无法理解原文。“译者的第一个困难是对原文的了解。不论怎么难的原文，总有理解的可能，因为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东西，这才使翻译成为可能;同时，原文尽管很容易，也总含有若干外国人不易了解的东西，这又使深入了解外国文化成为十分必要。”(王佐良 1984:18-19)翻译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任何人也不能忽视翻译。“这不仅是因为翻译者的辛勤劳动才使得一国的文化遗产能为全世界的人所用，还因为译者做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细致，深入。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 1984:19)
王佐良进一步提出，“译者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过程中，就要做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王佐良 1984:19)译者要深入原语与目标语所处的文化，以尽量接近对等。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本身的情况也决定了外来成分的或荣或枯。首先，本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决定了译者喜欢什么样的作品。王佐良在《严复的用心》中深入探讨了严复选择翻译作品的初衷。1899年，百日维新失败了，国家山河日下。“严复比他们(士大夫们)看得远;他知道事涉根本，必须彻底改革中国社会，而要改革奏效又必须引进一整套新的思想。他所翻译的书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和《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每一本都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奠基之作，涉及到经济，政治，哲学，社会学，科学等重要方面，合起来构成近代西方的主导的意识形态系统。正是在这一点上严复表现出他是一个不同一般的高超译者：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比人们所承认的要深得多。”(王佐良 1981:41-42)另外，同一著作或作品在不同国家的译本引起的反响常不一样，这也因为文化情况不同之故。
雪莱《奥西曼迭斯》王佐良译本赏析
80雪莱《奥西曼迭斯》王佐良译本赏析张 豫 信阳农林学院摘要：雪莱是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改革家。Ozymandias(奥西曼迭斯)是雪莱的一首抒情诗，诗作意蕴深长，值得揣摩。从诗人的角度，雪莱剖析了历史人物相较于艺术的渺小；而从改革家的角度，体现了其对于人民疾苦的担忧和未来的希望，以及对毁灭与创造的认识。王佐良曾评价雪莱的诗具有深刻的意义，他在翻译《奥西曼迭斯》时追求以诗译诗的境界，从译文形式与感情表达上都体现了诗歌之美。本文拟选取王佐良的译本进行研究，从而更加透彻理解本诗。关键词：希望；以诗译诗；感情表达本文从译文的形式和情感表达两个方面对《奥西曼迭斯》的译本进行赏析，领略诗与译文之美，同时发掘对于译者的启迪。王佐良经过精心的雕琢，呈现令读者拍手叫好的优秀译文，这里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点词、语、句来进行对比分析，以显化译文特色，揭示诗中的隐喻及文化内涵。王佐良在形式上进行了适当的变化，而在意义的提取上做到了精益求精。一、译文的形式一般来说，就文学翻译来说，保持作品的原有形式是保持其魅力的一个重要要求，从释意理论的应用领域，即口译及非文学翻译中就可见一斑，但王佐良对于《奥西曼迭斯》就突破这一桎梏，大胆地尝试意译，适当的改变诗作形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里以三个例子，分别是讲话人的改变，对词的融合和对句子结构的改变来分析王是怎么以诗译诗的。开篇第一句“I met a traveller from an antique land”，王佐良译为“客自海外归，曾见沙漠古国”，译文改变讲话人身份，选取旁观者的角度去见证这一切的发生，将故事转达给我们，这样的口吻隐约给人以久远之感，与后文的千秋霸业随着历史烟消云散形成一个无形的呼应，给诗平添几分韵味。同时，这样的叙述引导读者代入进去共同见证，形成共鸣，这一点从激发读者的兴趣，主动发掘诗的内涵的角度来说，是很好的。“antique land” 实际上指的是古埃及，诗人这里选取“antique”而非“ancient”，暗示了古埃及的强盛和辉煌。这里王译为沙漠古国，是在给读者交代一个大致的背景，让读者在自己查阅相关资料中有更深的体悟。提到埃及，人们会首先联想到尼罗河、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法老王等代表事物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之强盛可想而知，但是在诗作末尾出现的苍凉的景色又与强盛的过去形成讽刺的对比，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尽责而又高明的手法。这里王佐良改变了原文中叙述者的身份，改变了原诗的形式，但是在后面进行增补，这是从整首诗作的角度去考虑的。这也为译者提供了借鉴，在诗作的翻译，或者说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考虑到文学作品的内涵、艺术手法，很多铺垫和对比都是需要考量全局的，王佐良的大局观是值得译者学习的。“frown”，“wrinkled lip”，“sneer of cold command”是描写奥西曼迭斯雕像的模样，这里的几个词被王融合成了“但人面依然可畏，那冷笑，那发号施令的高傲”，这一句就足见王较倾向意译，而形式则得到转化。他没有按照原诗的结构，把“蹙眉”、“抿嘴”、“冷笑”等神态描写出来，而是选择通过融合来直接把雕像神情中蕴含的不可一世展现给读者。实际上，奥西曼迭斯是古埃及法老拉米西斯二世的希腊名字，据史料记载，这是一位暴虐无道的帝王。译文从整体上给了读者一个立体的形象，让读者将其叱咤风云的姿态与破碎的面容进行对比，比起单独分裂开来的词对词的转化，更能从整体上塑造奥西曼迭斯的形象。这里王依然是选取了增补，将“冷笑”的意义，即不可一世的高傲展现给读者，所以他的翻译是很灵活的。将一种翻译方法的运用特定局限于某类文本是不合理的，衡量译作优秀与否的标准应当是其整体的表现力，对原文含义的把握和传达，王在这一点上就做的很好，大胆尝试，精益求精，这是在译文中可以看见的态度。“Of that colossal wreck，boundless and bare”被王译为“寂寞平沙空莽莽”，这里他没有把两个小短句按照原来的结构分两小句译出来，而是注重诗歌形式上的韵味，“寂寞平沙空莽莽”正如“白云千载空悠悠”、“无边落木萧萧下”，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场景跃然纸上，让读者沉醉于这种诗歌独特的韵律中。这种灵活的译法是王佐良以诗译诗的追求。这一处理诗歌内涵完完全全呈现出来，而非简单形式上的对等，而导致意义和韵味的缺失。正因为诗歌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内在化，人们推崇隐，而非显；推崇曲，而非直，不同语言的构成要素也很复杂，所以说通常人们认为译诗是很难的。但王佐良在对于本诗的处理上灵活巧妙，不拘一格，而又极好地做到了对原诗作的忠诚，在艺术层面和形式上将诗的形美呈现给读者，可以说王是一个译者，也同样是一个诗人。二、译文的情感表达王对于雪莱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除了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雪莱还是一位改革家和哲学家。正因这样的多重身份，雪莱对事物的变化、发展、消弭有着深刻的领悟，对暴君的不屑和斥责、人民疾苦的忧虑、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对毁灭与创造的认识都展现在《奥西曼迭斯》里。在
国内外同时期翻译研究中的文本类型模式对比——以彼得·纽马克与王佐良为例
国内外同时期翻译研究中的文本类型模式对比——以彼得·纽马克与王佐良为例
作者：叶庆子
来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2年第3期
作者简介：叶庆子(1987-)，女，湖南湘潭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叶庆子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翻译原则的争论由来已久，从国外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尤金·奈达的“等效原则”，到国内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翻译学者在争论的同时，却一直忽视了源文本类型对于翻译原则与策略的影响。以同时期的两位翻译学家——纽马克与王佐良的文本类型模式为例，重新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外翻译学家对于文本分类所取得的成果，并将其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出无论在国内外，无论在什么时期，文本分类模式对于翻译实践的重要性。
关键词：文本类型模式；彼得·纽马克；王佐良；翻译原则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884（2012）03-0128-03
长期以来，中外翻译家以及理论家对于翻译的标准与策略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例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尤金·奈达的“等效原则”，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提出的“化境”等。上述这些翻译原则都为我们所熟知，并在一定时期内对翻译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些正式文体，尤其是文学翻译所提出的，如奈达的“等效原则”就是在《圣经》翻译的基础上总结出来，严复的“信、达、雅”原则也是他在译介《天演论》时提出的，这些原则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其应用范围可能会有所限制。对不同的文本译者必须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不能死守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源文本的分类就显得极其重要。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德国翻译功能学派代表人物赖斯，以及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都对文本进行过分类，但属纽马克的文本分类法最为详细。在国内，翻译学者在文本分类上也做了一定的探索，但是他们的重心是放在文体研究上，他们认为必须针对不同的文体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刘宓庆将源文本分为6类，王佐良也将源文本分为了3类。本文将详细对比彼得·纽马克与王佐良在文本分类法以及翻译策略上的异同，结合具体翻译实例，说明文本分类模式对于翻译原则与策略的影响，及其有待改进的地方。
浅析王佐良译作《谈读书》
浅析王佐良译作《谈读书》
作者：翁海频 王燕
来源：《校园英语》 2019年第1期
翁海频 王燕
【摘要】论读书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于1653年发表，并收录于《培根随笔》中。作者旨在对王佐良译本进行分析，首先从翻译方法与技巧入手，再对翻译特点进行总结，以此剖析王佐良先生译本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论读书；王佐良；翻译方法与技巧；翻译风格
【Abstract】Of study is an important article included in a book entitled
“Bacon’s essay, published in 1653 by Francis Bacon, a British writer. This
present paper aims to make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Chinese translation by Wang
Zuoliang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method and technique as well as its transl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decompose its uniqueness.
【Key words】Of study; Wang Zuoliang; translation method and technique;
translation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翁海频，王燕(通讯作者)，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论读书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于1653年发表，并收录于《培根随笔》中。《培根随笔》是英国随笔文学的开山之作，以其简洁的语言、优美的文笔、透彻的说理、迭出的警句，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论读书》英文对比分析
《论读书》英文对比分析
《论读书》是英国语言大师培根的一篇随笔,文字精练,含义深邃。王佐良先生的译文更是干净利落,无以复加,语气流畅、地道,把培根挥洒自信的口吻也传了过来,真可谓译出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读了《论读书》的原文与译文后,本人感触良深。因此,本文将从英汉语言、美学及文化三个方面评述《论读书》一文,以对英汉对比与翻译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1 英汉语言方面
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英汉有各自的语法特征、表现方法、修辞手段、语体风格,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在翻译英文时要考虑到不同语言的特点。王佐良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写道:“要根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其中该只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一个出色的译者总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紧扣局部,既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的。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则放手意译。”①比如英语中句子较长,汉语中句子较短;英语中被动多且句子一定有主语,汉语中主动多且句子可无主语;英语中名词、介词多;汉语中动词较多,尤其是“的、地、得、着、了、过”在译成汉语时,能省就省,否则就使译文显得不成熟(childish)。
《论读书》原文总字数503,句数19,标点91,而王佐良先生的译文总字数612。句数17,“之”字20个,“者”字12个。而最为突出的是英文中有很多of之类的介词,几乎每句话都有,但译文中未出现一个“的”字和一个口语词,这是最让我感慨佩服之处。比如原文中第六句Crafty men contempt studies,simple men admire them,and wise men
use them;for they teach not their own use;but that is a wisdom without them,and above
them,won by observation,王译为“有一技之长者鄙读书,无知者慕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外,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这就做到了恰倒好处。而其他译者(如东旭、姚宗立、曹明伦等)都无一例外地用了“的”字。
论文化翻译视阈下的习语译文取向
２０１０年８月 第２９卷第８期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ｕｇ．２０１０ Ｖ０１．２９ Ｎｏ．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８３６．２０１０．０８．０５７
论文化翻译视阈下的习语译文取向
刘 榕
（福建行政学院，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文化翻译在翻译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中指出，２ｌ世纪翻译理论研 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文化翻译。习语具有民族性，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探讨习语的翻译不仅有着重要的语言意义， 而且具有文化意义。处理好习语中的文化因素，翻译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保护和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 文化的民族性，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等因素皆为译文取向的重要砝码。译文的天平自然是倾向于以
目的语为取向的归化翻译。
关键词：习语；文化翻译；归化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８３６（２０１０）０８—０１３７—０３
经济的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卷入大交流、大融合
的世界浪潮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华民族的文
化也不例外地与世界文化发生碰撞、交汇和融合。在
全球化的语境中，世界文化面临着文化的趋同化和求
异化的困惑。中国文化也不例外。尽管人类文化有其
共性，但是人们还是不希望看到世界文化像世界经济
那样趋向一体化。中国文化不能在世界文化的浪潮中
失去自我，而应该像易中天说的那样“化出国界”。
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语言交流离不开翻译。因
为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媒介，是沟通两种语言的桥梁。
它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已经进入到社会文化生
活的各个层面。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王佐良先生的
《翻译与文化繁荣》开创了当代文化与翻译的先河以
来，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翻译。从文化研究的视
角来研究翻译成了许多翻译学者的共识。刘宓庆先生
认为２ｌ世纪翻译理论研究将面对许多新问题、新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