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yu语文教育
黎锦熙自动主义阅读教学程序的当下价值
黎锦熙自动主义阅读教学程序的当下价值作者：尹逊才来源：《语文建设》2013年第02期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黎锦熙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了自动主义阅读教学程序。
回顾黎锦熙先生的学说，对当下语文阅读教学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自动主义阅读教学程序在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商务印书馆发行）中，黎先生提出了阅读教学的“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见下图）这种教段的主要特征是自动主义指导下的“三段六步”。
“三段”即理解、练习和发展，其中每个阶段又分作两步，称为“六步”，即预习、整理、比较、应用、创作、活用。
从《新著国语教学法》一文语境来看，“形式教段”即今日所说的“教学程序”。
1946年，历经20多年的实践探索，黎先生将“三段六步”并为“四段”，将“整理”独立为一段，形成包含预习、整理、练习、发展四段的自动主义阅读程序。
四段下面，则没有再进一步划分明显的步。
从“三段六步”到“四段”，这一阅读程序的自动主义特征更加突出了，其适用阶段和范围更加广泛了，其步骤也更加简明而易于实际操作了。
二、自动主义阅读教学程序体现的阅读教学理念（一）培养语文能力和研究兴味的目的观黎先生认为，阅读教学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研究兴味。
所谓语文能力，主要指能掌握并运用汉民族语言运用的“基本规律”；所谓研究兴味，主要指能有读书的兴趣，语言文字鉴赏、批判的能力，“最要紧的，就是养成儿童到图书馆自由参考的习惯。
再进一步，便要养成儿童对于文学（广义的）之鉴赏和批判的能力”。
他尤其强调研究兴味的养成，“我国普通社会的根本弱点，就在于没有研究心，缺少求知的兴趣。
……研究心和求知的兴趣，在儿童时代不能够培养出来，那么，一般国民还是没有读书欲，还是不能收得适应时代的知识，还是不能有清新的活动力：这种国语教育，也不免要归于失败的”。
由此可见，黎先生的阅读教学目的观，既注重学生对于汉民族语言运用规律的掌握，又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进行语言文字研究的能力和习惯。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名家简介
意义： 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和《再论中学 的国文教学》的发表，引起了关于中学国文 课程建设的一场大讨论。1923年拟定中学国 文课程标准和1929年重新修订中学国文课程 标准的工作，都是由胡适主持的。他对于中 学国文课程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黎锦熙语文教育思想
黎锦熙（1890～1978）我国蜚声海内外的语言文字学 家，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湖南省湘潭县人。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 1918年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曾历任北京高等师范、 北京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等学校的教授、系主任或文学院院长等职务。 1945年，与许德珩等倡导成立九三学社，还兼任中国大 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郭沫 若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更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 会），任理事会副主席。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部委员。 他从事语文研究与教学近70年，涉及范围很广。
在语文教育史上，蔡元培第一次把 语文教学同整个国家的教育方针结合起 来，使语文科成为贯彻教育方针、实现 教育宗旨的一门重要的又是独立的基础 课程。
二、语文教学的目的在于实用 是为了“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以适应生 活、工作、学习的需要。所以应掌握适合于应用 文的语言工具。 一类是应用文，是广义的应用文，包括我们现 在所说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三类文体。 一类是美术文，主要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三 类文学体裁。 中学国文教学的内容应该是应用文加少量的美 术文。至于练习作文，则应该全是记载和说明的 应用文字。
一、推广普通话和汉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 1916年，他倡导组织了中国国语研究会，宣传言文一致 提倡国语统一，从事选定标准语运动。 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后，他创制了注音符号草体，主持 和参与了注音符号的修订，国音新标准的制定和《国音常 用字汇》的审定等工作。 1935年，他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出版，该书详尽地 介绍了自清末以来的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大 众语运动的内容，是国语运动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1949年后，他又积极参加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简化汉字和检字法等项工作。
人物任重能背，道远不退——记黎锦熙
人物任重能背，道远不退——记黎锦熙任重能背，道远不退记黎锦熙致敬先贤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的那个冬天格外冷，黎锦熙近花甲之年，身体抱恙，但毅然的拒绝国民党政府让他南下的要求。
/他对家人说/“我还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
”1949年他等到了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3月下旬，毛泽东入北平。
6月17日，黎锦熙站在和平门里北师大教职工宿舍门口，等到了那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毛泽东。
听到久违的那声“黎老师！”热泪泉涌。
10月1日，黎锦熙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出现在开国大典典礼上。
1948年冬天的北平师者也，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
黎锦熙年轻照中等身材，看上去比较清瘦，平时着一身蓝士林布长衫，穿一双圆口布鞋，戴一副玳瑁眼镜；讲课语言和缓，虽讲究辞藻，亦不失风趣幽默，于温文尔雅中，透出一种飘逸俊秀的学者风范。
——毛泽东对黎锦熙的第一印象黎锦熙，字劭西，1890年2月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官宦之家，自幼聪慧，兴趣广泛，15岁即中秀才。
他的少年时代逢战乱动荡，世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深深震撼了一直对政府抱有达观态度的他，他抬起伏案苦读的头，开始关注起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他认为救国必须振兴教育，而教育之振兴，尤在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
看到官场丑态，厌恶腐败的他辞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任历史课教师。
人们后来知道黎锦熙，多源于他和毛泽东白首同归的师生情，而这段感情就是缘于湖南四师。
毛泽东谈起湖南求学的经历颇有不满，但提及黎锦熙却由衷佩服，曾在致萧子升的信中提到：“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
”而黎锦熙的日记，从1915年4月至8月，就“润之”之名出现多达28次。
他们仅仅相差三岁，与其说是师生，更像兄弟。
古人云“君子之交，定而后求。
”他们意气相合的背后是无数的促膝而谈，说古道今。
商量学问1915年9月，黎锦熙调到北平工作，11月毛泽东书信一封，诉说对环境的不满，欲退学结尾深情写到“渴望兄归，一商筹之”。
黎锦熙“教学上的三原则”的现实意义
黎锦熙“教学上的三原则”的现实意义作者：张啸来源：《知识窗·教师版》2014年第06期摘要：我国现代语文教育范式的基本理念与当今教育的需求有着明显的不适应性，应更多地加入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语文素养教育。
黎锦熙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教学上的三原则”，该教学思路体现了人本主义及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的语文教育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下的语文教育也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黎锦熙教学上的三原则现实意义20 世纪初，自从现代语文独立设科后，我国教育界虽然摆脱了封建科举教育的桎梏，却深受西方近代实用主义(实利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表现在语文教育与教学中，强调把作文教学从封建科举时为应试、为功名、代圣贤立言的目的转型为为应世、为日用，在理论与实践中大力提倡做实用简易之文。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范式以“生活、阅读本位”的“实用吸收”为主，其基本理念与当今教育的需求存有明显的不适应，应更多地加入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语文素养教育。
要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就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言语表现力，而“表现本位”（由于其最具代表性的能力是写作，所以也可称为写作本位)的教学范式，无疑优于阅读本位的教学规范。
“表现本位”的源头可追溯到黎锦熙和胡适先生，特别是黎锦熙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教学上的三原则”，即写作重于讲读、改错先于求美、日札优于作文。
这一教学思路指向了人本主义及人文主义，不仅对当时的语文教育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下逆境中的语文教育也具有启发意义。
一、“三原则”的指向“三原则”中的第一条原则“写作重于讲读”，是针对写作、讲读教学在课程结构中的重要性提出的，是“三原则”的核心与基础；第二条原则、第三条原则均是强调写作教学的具体方法，“改错先于求美”提出了写作教学的评价方法，“日札优于作文”则明确了写作练习的方法。
此三条实为语文教学与写作教学中的三对矛盾，其中第一对矛盾是根本、前提，只有确定了写作与讲读在整个语文教学结构中的位置，才有写作教学的课程、教材、教法可言。
关于黎锦熙的研究综述
关于黎锦熙的研究综述一、生平简述黎锦熙先生出生于1890年，病逝于1978年，享年88岁。
笔者根据黎锦熙先生亲笔书写的履历表、年谱广记提纲以及黎泽渝编写的《黎锦熙先生年谱》，将黎锦熙先生的生平经历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890—1919）：黎锦熙先生接受新旧两种教育，并且取得了卓著成绩。
在这段时间，黎锦熙先生开始从事教学工作，主要成果是教材的编订。
第二阶段（1919—1949）：这一时期是黎锦熙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重要的学术成果大都在这一时期完成。
黎锦熙先生不仅积极推动国语运动，而且利用假期时间热心参与语文教学活动。
第三阶段（1949—1978）：黎锦熙先生在这一时期将研究重点转入语言学，进行语法的深入研究。
黎锦熙先生的一生处于中国较为动荡的时期，经历了中国教育的转折，也经历了“文革”的浩劫。
虽然一生波折，但是从未放弃对学术的追求，将毕生精力花费在汉语语法的研究、国语及白话文的推广、语文教育方面，并且涉及了辞书学、史学、目录学、哲学等方面。
就黎锦熙先生的生平而言，笔者认为有一点值得深入思考。
从黎锦熙先生的经历看，先生的身份由博学众家的杂家转变为了专攻语言学的专家。
对于这一身份的转变，在近代中国的教育界并不是个例。
笔者在以后的学习中将会对近现代教育家的转型这一现象作继续研究与反思。
二、语言学在黎锦熙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占据了最重要的一部分。
《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国语运动史纲》《汉语语法初步教程》《汉语语法十八课》《汉语语法教材》这六本论著是黎锦熙先生关于现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成果。
道路工程建设是一项较为复杂的事业，建设时间长、过程烦琐、人员变化率高和部门间交流事项较为交叉，使得道路工程建设档案比其他工程档案更为复杂。
周恺轻轻走进房间，只见孟丽坐在他平日常坐的老板桌前，正对着面前的一杯水说话，他侧耳细听，从孟丽说的话里，他了解到一个让他无比震惊和感动的真相。
《新著国语文法》涉及语法的基本知识和汉语基本规律，包括单式句、复式句、词类、标点和篇章。
黎锦熙口语教学思想剖析
黎锦熙口语教学思想剖析作者：曾晓洁来源：《云梦学刊》 2012年第6期曾晓洁（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湖南长沙410205）摘要：真正意义上的口语教学进入语文课纲是在1923年，此前十来年间，已有少数几位学者探讨过口语教学的重要性，黎锦熙就是其中一位。
黎锦熙对于口语教学不仅关注得早、较成系统，而且颇有些真知灼见。
其中，口语应当有独立地位而不仅仅是作文的附庸，偏远方言区标准语教学可以先不管四声与腔调，白话文教学应设置多个听力训练环节且进行有区分的朗读，小学口语教学必须营造鲜活情境等，对于今天的口语教学和普通话推广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黎锦熙；口语教学思想；剖析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2)06-0113-04口语教学相关内容最早进入国家课纲，是1904年的《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它要求各学年都应在“中国文学”中“习官话”，每星期一次，用“其文皆系京师语”的“《圣谕广训》直解”作教材。
但习官话只是学习标准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语教学。
真正意义的口语教学最早出现在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中，该课纲在1916年《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所规定的“读法”“书法”“作法”基础上，增加了“语言”这一板块，使口语教学从此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学术大师黎锦熙此前两年就已经对口语教学有所讨论，此后更是十分关注这一语文教学新内容，他站在国语统一和普及教育的立场上，提出了不少质朴实用而又颇具前瞻性的口语教学理念。
一、口语有独立地位．不是作文附庸1923年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把“语言”单列，说明此时的国家课程已经承认了口语教学的独立地位。
但是，查阅此后的1929、1932、1936等几个小学国语课纲，却发现1923年课纲所规定的“语言”已被旨在专教标准语的“说话”所取代，“作文”也相应地被分为口述缀法和笔述缀法两种，其中，口述缀法用来练习国语的表情达意，重在矫正语法、整理思想，并最终为笔述缀法打下基础。
黎锦熙与《国语辞典》及其他
黎锦熙与《国语辞典》及其他摘要黎锦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研究和探讨的领域非常广泛。
黎先生从事语文教学及相关研究工作70余年，同时担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编纂、总主任；这部大型百科全书式工具书，因时局变化最终未能完成，但几十年的编纂经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珍贵的资料，同时“编纂处”在这一过程中更是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国语辞典》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关键词黎锦熙辞典编纂中国大辞典国语辞典一、黎锦熙的学术生平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字君缉、君劭、伯昕，号绍希，后改劭西，别号鹏庵，笔名无名、瑟涧斋主人。
黎锦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国文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并一直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副主席。
黎先生从事语文教学及相关研究工作70余年，研究和探讨的领域非常广泛，在语言学、文字学、辞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地理学、史学、佛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尤其在文字改革、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三个方面成就非凡。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在“纪念黎锦熙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称赞黎先生为“学术之宗师，教育之楷模，爱国之志士”，这是对黎先生一生最恰当的评价。
适逢黎先生30周年忌辰，不腆鄙陋，仅就黎先生在辞典编纂方面的贡献进行梳理总结，以表达后学对前辈的无比尊崇和怀念。
二、黎锦熙与《中国大辞典》据黎先生自己的《中国大辞典概述》一文所述，先生于1917年就开始计划编纂《国语辞典》，当时的旨趣是为了“统一国语和便利普通教育及民众教育”；1923年促使“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国语辞典编纂处”；1924年起，开始打算“要对于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改革”，希望编纂的辞典能担当这项重任，因而要求“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随之准备把计划中的《国语辞典》更名为《中国大辞典》；1928年“国语会”改组，“国语辞典编纂处”正式更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黎锦熙和钱玄同任总编纂，钱先生主管字的形体声韵，黎先生主管义训及复合词。
论黎锦熙的语文教学改革思想——读《新国文教学法》札记
作者： 俞越龙
出版物刊名：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0-133页
主题词： 黎锦熙;语文教学改革;讲读教学;语教学法;作文教学改革;学生学习;白话文;文言文;
语文教学法;语文教学方法
摘要： <正> 黎锦熙,他的成就不只在语言学方面,在语文教学法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
早在一九二四年。
他就出版了《新著国语教学法》一书。
这是我国较早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科学化论著,是黎锦熙长期进行语文教学方法科学化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的产物,因而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黎锦熙语文教学改革的思想。
冲破陈旧的语文教学方法的束缚,以实现语文教学的科学化,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黎锦熙的作文教学思想
黎锦熙的作文教学思想
黎锦熙认为，作文，不就是拿笔写写字儿嘛，但你得写点儿真
心话，别老整那些假大空的词儿。
他说，得从心里往外掏，把你看
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儿倒出来，这才叫作文。
黎老师常说，作文不是死板的，你得有自己的调调儿。
别老跟
着别人屁股后面跑，你得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见解。
就像穿衣服，你得挑适合自己的，别一股脑儿模仿别人，那样儿看着就别扭。
他还说，作文得有用。
别光顾着写那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你得
能解决实际问题。
就像你家水管儿漏了，你得知道怎么写个维修单，让人家师傅一看就懂，这才叫实用。
别忘了，作文也得有情感。
你得把你的心情、你的感受都写进去，让读者读了能感同身受。
就像你跟朋友聊天，你得说出你的真
心话，别藏着掖着，那样儿谁也不乐意听。
总的来说，黎锦熙觉得作文这事儿挺简单的，就是把你心里想的、眼里看的、手里写的都融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这
样一来，作文就不再是头疼的事儿，反而成了一种享受，你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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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摘要：黎锦熙，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语文教学法的奠基人之一。
在教育实践中先后提出了“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大众语文”等口号,并亲身投身到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的研究当中。
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教学法》,是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专著,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国语教学的理论主张并制定了具体的操作计划。
作为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语文教育思想涵盖了语文教育的性质观，语文教法观，语文教材观，在语法教学、拼音教学领域内也不断开拓，为现代语文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黎锦熙；语文教学法；语文教材观；讲读教学改革案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语文教学法的奠基人之一。
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诗、书、画、印均有很好的功底。
上个世纪初步入语文教育界，从事语文教学和科学研究近70年。
涉及的领域包括语法学、修辞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辞书学、教育学、方志学、史学、文言教学、辞典编纂等。
在国语运动史和语言文字改革的研究方面，他是努力最久、建树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之一。
在教育实践中先后提出了“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大众语文”等口号,并亲身投身到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的研究当中,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教学法》,是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专著,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国语教学的理论主张并制定了具体的操作计划。
同年又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又是我国最早、最系统研究白话文法的专门著作。
其他教育理论著作像《国语学讲义》（1919）、《新著国语学概说》（1922）、《比较文法》（1933）等，在汉语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配合理论研究的同时,黎锦熙先生还积极投身到语文教育实践当中,推进国语运动、参加改革汉字实践活动、进行汉语语法研究实践活动、从事辞书编纂工作以及语文教材和教学法改革的探索活动。
他在汉语语法学上的突出贡献，已为人们所熟知，比如首创“图解法”、建立“句本位”学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提出“特别介词”的概念（“把”“将”“对于”“连”“并”之类的“提宾介词”）等等。
这一系列的语文教学思想研究和教学实践活动,无疑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推动了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
鉴于此,有必要对黎氏语文教学思想和语文教学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当下的语文新课程改革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黎锦熙作为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语文教育思想涵盖了语文教育的性质观，语文教法观，语文教材观，在语法教学、拼音教学领域内也不断开拓，为现代语文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的来说，黎锦熙的语文教育思想可以做以下的概括：（一）黎锦熙的语文教育理念；（二）黎锦熙的语文课程观；（三）黎锦熙的语文教材观；（四）黎锦熙的语文教学法；（五）黎锦熙其他语文教育理论；这些教育思想、教学理念大多体现在他的教育专著《新著国语教学法》之中。
在国语运动中，黎锦熙积极贯彻“国语教学的真精神”，致力于改变“语”“文”脱节的现象，促进言文统一和国语一致。
有鉴于此，他编写了《新著国语教学法》。
这部专集除“序”之外共分七章，即：⑴国语教学之目的；⑵注音字母之初步的教学；⑶国语教材和教学法的新潮；⑷读本与“读法”──读书；⑸标准语与“话法”──语言；⑹国语文法与“缀法”──作文；⑺文体与书法──写字。
另外，还有“全书的结论”和三篇“附录”。
该论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较为严整的理论体系的现代语文教学法的专著。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黎锦熙，一起追寻一代伟人的思想脚步。
一、黎锦熙的语文教育理念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教学法》中表示:“语言的用处,一是表情达意,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
”并精心设计了一个国语要旨。
他认为语文教学的四大目的是自动的研究与欣赏、社交上的应用、艺术上的建造、个性与趣味的养成，这四大目的,以前三项为主,这就明确了语文教学的最大价值在于工具性；但由于语文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又应注意通过它养成个性与趣味, 以求在锻炼人格上起到辅助作用。
黎先生认为,二者的地位不宜颠倒,却又不能有所偏废,即要重在培养语文能力, 也不忽视陶冶情操和提高智力。
至于语文教学的具体要求有五项,即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写, 从而第一次把听、说两项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要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发展。
这些目标又恰恰和“国语要旨”中的（实质的）心意方面达到智、德的发展是一致的，但更加赋予了一种时代的内涵。
对于黎先生在70年前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我们不能不感到敬佩。
二、黎锦熙的语文课程观黎先生关于“国语要旨”这种以工具性为主，兼有人文性，力求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中明确地作为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提出来。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文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新的课程标准特别强调“语言文字应用”就是针对现在语文界忽视语文基础知识能力，“泛人文”倾向的一个修正，这其实也暗合了黎锦熙先生的语文课程性质观，新课程标准还强调语文课程应致力培养学生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
这几大能力的培养无疑又是“国语要旨”中关于（形式的）语文方面的培养要求。
即正确运用语言文字。
三、黎锦熙的语文教材观黎锦熙在语文教学领域里的探索、耕耘，主要体现在教材和教法两个方面。
在教材观上，黎先生认为教材优劣关乎教育成败: “所谓根本问题者奈何? 曰: 我国教育久无效果, 原因虽多, 而总原因实为教材之不适宜。
”改革教材在黎先生心目中占重要位置。
因为在他看来，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他就以封建文化的叛逆者的姿态在语文教科书的编纂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他在湖南省立编译局从事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时，就把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某些回目选作教材，在当时的教育界引起过巨大的震动。
此外，他还尝试着用白话文编写教科书，并在书中特意编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短文作为语文教材。
这在清末民初新旧思潮激烈冲突的时代条件下，无疑是具有创新开拓意义的行动。
对于教材的选择，黎锦熙主张,国语教材在“小学以‘儿童文学’为主”；“进至初中, 则教材以选读古今名著为主, 而辅以实用文”；“高中教材亦以名著为主, 唯程度较进, 分量较增, 更宜支配以文学史的系统, 使知古今各体文学之相当位置。
此外则本国文字、音韵、文法及国故之类,亦当使知其大凡焉”；“专科及大学, ⋯⋯亦于一二年级设立共同必修之普通国文, ⋯⋯而各大学或别选语体文艺为补充教材焉”。
关于教材的选择标准，黎先生认为主要有两个：合于本国的教育宗旨和适应儿童身心发展及生活需要的程序。
这种教材内容的选择和现在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里各阶段目标教材内容的选择又有共通之处。
可以看出，今天我们选择教材也要遵循语文教育所固有的规律，适应儿童身心发展及生活的需要，由浅及深，由易到难。
此外，黎锦熙认为教材的编写要结合相应的美学原理，提出插图的考案，并且讲究鲜明、新颖，以此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激活学生的兴趣、想象力和创造力，涵养学生的情操和情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意识。
四、黎锦熙的语文教学法有了教材的新生才可能有教法的新生，教材教法的新生才能促使整个语文教学的改造。
所以，黎锦熙的注意力就开始从教材的改革转向教法的改革。
1920年以后，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就语文教学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
在《新著国语教学法》和《新国文教学法》中,黎锦熙先生把语文教学的基本训练归并为话法、读法、作法、书法四种,每种又有各自的合理程序。
1.关于“话法”( 说话)。
1922年黎锦熙发表了《国语科“话法”教学的新案》，首创“话法教学新案”，强调听与说的合二为一。
目的在于训练儿童“学习普通语言”,达到“能听”,并且“用语言发表己意”即“能说”。
黎锦熙指出:“在学习之正当过程上,不复能徒持眼看、手写,必须兼作口说、耳听之训练,故说话一项,实已为本国语文教学之中心。
”黎锦熙先生认为话法教学是一切教学入手的基础；而一切教学又处处都有施行话法教学的机会，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学生能练习语言，提高其听力和表达力水平，培养他们运用语言的习惯，辅助学生文字发表的能力。
2.关于“读法”。
目的在于使儿童“学习普通文字”,做到“能读”,并与说话结合起来,达到“理解”,从而实现“自动的研究与欣赏”。
黎锦熙认为要根据教材性质和学生程度而灵活处理,具体对待。
低年级的读法，总宜从观察实物和了解课文内容的实际入手，不必先提文字；年级渐高，儿童运用符号、理解文字的能力增强，且锻炼日久，就可让他从文字方面去探究内容，构成想象。
黎锦熙还认为教学国语读法应该采用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即在教师指导下，分理解、练习、发展三段。
在各段中，又可分为：预习、整理，比较（并概括）、应用（表演等）、创作和活动共六步。
这种教学方法改变了教师一味讲解的方式，不仅重视教法，更重视学生的学法，强调教师的“导”，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形成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3.关于“作法”。
写作教学的目的在于“用文字表达已意”,既是“社交上的应用”,又是“艺术上的建造”。
黎锦熙的作文教学改革案是以他提出的语文教学“三原则”为根本指导思想的。
这“三原则”是：一、写作重于讲读，二、改错先于求美，三、日札优于作文。
黎锦熙的作文教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改革方案《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见《国文月刊》第52期，1947年）。
他主张作文要循序渐进。
初小前二年“以简单语言之记录发表为主”；初小后二年可练习“实用文、记叙文、说明文诸体”；高小“则可进而间作抒情、议论之文”；中学以上“其应习之文体,大致亦不外此数种；至于诗词等纯文艺作品,及古体的美文,可随个性,自由拟作,不加限制,亦非必修”。
黎锦熙对作文总的要求是“以事理直切、下笔迅速、文法正确为三大要素”。
黎锦熙按照不同年级，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这些都是根据学生的能力提出的作法教学的要求。
黎先生把作文训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先求“通”,再求“美”。
他十分重视“改错”的环节, 提倡在教师指导下, 由学生自行订正, 填写字体、文法、事实、思想四种“错误表”。
除了一般的作文以外，黎氏竭力主张要养成学生写“修养日记”和“读书札记”的能力和习惯，并认为在培养写作能力方面后者的效能要大于前者，即所谓“日札优于作文”。
不难看出，黎锦熙关于写作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当今的写作教学是深有启迪的。
4.关于“书法”( 写字, 习字) 。
黎锦熙建议幼稚生及初小低年级, 可利用玩具,熟悉了汉字的各种基本笔式和简单的结构；到学生年级渐高, 则临摹汉字的“中楷与小楷”,“参习行书及简体字, 以迅速使用为第一目标”；“至高小及中学以上, 可以临帖, 篆隶行草, 随性所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