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陶训健1

(中共和县县委党校安徽和县238200)

摘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省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成为发展中国家腾飞的典型。当然，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成功的教训，我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应从中获得启示。

关键词：出口导向产业调整儒家文化雁行模式东亚模式金融安全

一、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20世纪60年代初，亚洲开始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以“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省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资源贫乏、劳动力丰富、交通便利的特点，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腾飞。20世纪60年代其经济增长率为9%，70年代为9 .1%，80年代虽有所下降，但仍达到6.3%，到了20世纪末，虽经历金融危机，“四小龙”仍具有勃勃生机和活力，其许多经济指标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如1998年，新加坡人均GNP达到了30060美元，香港为23670美元，台湾为12040美元，韩国为7970美元。“四小龙”的巨大成就，开辟了一条有别于欧美老牌工业化国家的成功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的典型，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进行了高度肯定。

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原因

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长期、稳定、高速的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一般因素，也有它们所具有的特殊因素。国内外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陆续提出了“战略论”、“政策论”、“体制论”、“文化论”等不同的解释。综合各种观点，笔者认为，亚洲经济高速发展是一系列因素构成有机系统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一）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机遇。

第一，20世纪60—90年代，在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东亚地区相对和平，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可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同时，二战以后，美国对日本重建的援助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这些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刺激，60年代以后美国从自己的全球战略出发，在东亚地区全力扶植台湾地区和韩国。除了签订军事条约、设立军事基地、长期派驻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外，还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贷款。有意培育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作为反共、遏制中国、演变中国的基地。例如从1949年到1980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台湾省的经援、贷款和流入的直接投资总额达120多亿美元;同期，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机构对韩国的援助、贷款和投资总额在260亿美元左右。显然，这种情况和机遇在其他地区和国家是不多见的。

第二，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产业结构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重组和调整，东亚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历史原因，形成了一个雁形发展模式，日本率先发展，然后把发展得过熟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机会，一方面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把本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出现了经济繁荣。当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了，它们又把过熟的产业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居中的“四小龙”既不担心技术和资本来源，又不担心产业发展过度以后的去向，其好处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得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确实受惠于有利的时机，它们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时机进行迅速的工业化起飞”。[1]（二）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

第一，坚持外向战略，适时调整出口政策。 50年代起“四小龙”纷纷实施“发展替代进口工业化政策”，但是不久，代替进口的工业产品，满足了狭小的国内市场的需要，某些工业部门已经明

陶训健（1964—），男，安徽和县人，中共和县县委党校讲师，安徽省委党校脱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显出现生产设备能力过剩的现象，从60年代初期开始，这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外资引进条例”、“鼓励投资法案”等为投资企业提供补助金和低息长期贷款，以及在税收制度和关税方面给予各种优惠，积极扶植出口工业和发展出口贸易。“出口导向工业促成了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高速增长，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2]

第二，把尊重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和适当的政府干预结合起来。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干预经济，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如有限的价格扭曲、温和的金融抑制、直接信贷、有选择的产业、对外国技术开放等；政府推进初中级教育的发展和劳动力技能的提高；鼓励高储蓄、高投资，到70年代末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一般在25%以上，投资率高达30%以上，如新加坡储蓄率有时高达40%，而同期拉美和西欧各国的储蓄率一般只有20%左右。高储蓄率伴随高投资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无须依赖外国资本的流入，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

（三）儒家文化成为“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

赫尔曼·卡恩认为，以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辈、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儒家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适合于经济增长。[3]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开山祖之一涩泽荣一曾说过：“要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4]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属于儒家文化圈，他们在经济发展中都注重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的结合，讲求诚信和谐、买卖公平、勤奋节约、热心公益、团结家乡、重视教育，以儒入商、儒商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和活力，形成一种东亚式的现代化动力。东亚地区的人文发展指标大大高于经济发展指标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有别于欧美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成功的教训。作为与“四小龙”同属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许多方面相似的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受到哪些启示呢？

（一）制定正确的战略政策。

世界上没有一种固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任何国家的发展必须根据时代特征和本国国情，制定长期、稳定的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制度，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从根本上说就是战略和政策的正确，符合地区情况和特点。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因此，中国的发展既要有全国整体的战略政策，又要针对各地具体情况，制定多样化的战略政策，差异性发展；既要重视出口拉动的导向，又要重视增加内需，开拓国内市场。

（二）抢抓机遇，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大都在60—70年代，在这一时期，世界产业结构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重组和调整，日美等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的同时，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新兴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四小龙”因其正确的战略和独特的优势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工业化。从70—80年代开始，世界产业结构又进入了新一轮重组，这次产业转移还在继续之中，“四小龙”把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一般技术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形成雁形发展。作为经济总体落后又与其濒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创造条件，主动承接它们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同时，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本身也有个雁形发展的过程。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也要抢抓机遇，主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梯度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经济整体进步。

（三）重视技术的运用和创新，走集约化发展道路。

“四小龙”在承接和转移产业时，注意消化和吸收，但缺少技术的运用和创新，主要通过粗放式高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这既是它们成功的方面，同时也是它们今天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遇到的困难。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他认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像50年代的苏联一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资源的惊人动员而取得的，一旦人们考虑到迅速增加的投入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需要人们解释的东西。除了中国和日本外，东亚地区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没有明显缩小，技术进步不是东亚地区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根据投入的报酬递减规律，东亚地区不可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作为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