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简史(二)汉代书法

中国书法简史（二）汉代书法汉（前２０６年～公元２２０年）继而兴，西东汉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新莽时期，历时４００年，经三个时期：西汉（前２０６年～公元８年，玄又于２３年～２５年一度为帝）、新莽（８年～２３年）、东汉（２５年～２２０年）。

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经济，后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力强盛。

汉承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

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

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

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

一、汉篆汉承制，小篆是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因而两汉对小篆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

其书迹遗存主要有：碑刻、碑额、铜器铭文、砖文和瓦当、墨迹等。

１、碑刻严格意义上的碑刻，在西汉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都不以“碑”称名，如《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郁平大君孺人墓画像石题记》、《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数量不少，但形制比较简单，不过风格也较为多样。

前三种体势较开阔，但还是相对典型的小篆；第四种出于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转，具有独特的意味；后面几种则间或夹杂着隶书的形意，显然受到了隶书流行的影响。

东汉以后，碑刻大兴，而小篆的地位已经被隶书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

代表性的有三类：《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石阙铭》，体势方正茂密，笔划圆劲；《袁安碑》、《袁敞碑》，体势宽博，与小篆的严正不同，用笔浑厚，与小篆的婉转不同，一般认为，这两碑是小篆的新开创，代表了汉代小篆的新风格。

《祀三公山碑》，体兼篆隶，单字撑满字格，而通篇布局错落，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写法。

２、碑额篆书与隶书相比，毕竟是古老的字体，有其特殊的意义，因而在东汉隶书碑刻大盛时，其碑额却有许多是采用篆书书写的。

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阙铭额》（阳文）、《少室石阙铭额》、《景君碑额》、《孔君碣额》、《固碑额》、《孔宙碑额》、《孔彪碑额》、《仁铭额》、《宙碑额》、《王舎人碑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迁碑额》、《宽碑额》、《白石神君碑额》、《季宣碑额》、《樊敏碑额》、《菿碑额》、《仙人唐公房碑额》、《尚府君碑额》等。

碑额要求有较强的装饰性，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随形布势，因而章法比较奇特；其次，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往往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有时又互相穿插，同严谨的篆相比，显得活泼多姿；再次，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笔划常有隶意，相对丰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划，别具一格。

３、铜器铭文汉代已经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期，但是青铜器物的应用仍然比较广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铭文，多为器名、使用地点、铸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和器的重量等。

近人容庚《汉金文录》中收集有大量这类铭文。

其成字方法多为契刻，风格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笔划均匀，字形端稳，有的接近规的小篆。

如《寿成室鼎》、《长鼎》、《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阳宫行镫》、《竟宁雁足镫》、《成山宫渠升》等的铭文。

另一类，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笔划随意自如。

如《云阳鼎》、《杜阳鼎》、《湿成鼎》、《永初鐘》等的铭文。

总的来看，无论容还是书写，都比较简略，无法和前此的铜器铭文相比，但在“简”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时期有些例外。

王莽复古，试图恢复小篆，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如《新莽铜量》、《新莽铜衡桿》、《始建国铜方斗》、《始建国铜撮》和《始建国尺》等。

布局整齐规，结构方严刻厉，笔划瘦劲挺拔，《新莽铜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４、砖文和瓦当汉代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

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

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

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

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

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东都出土的为最多。

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５、墨迹汉篆书墨迹留存至今的有四件：《伯升柩铭》、《壶子梁柩铭》、《姑臧□□柩铭》和《都尉棨信》，应当都是所谓“幡信”一类的作品，笔划盘曲、穿插，婉转妩媚，结体或突出疏密对比，或强调撑满字格，与历史上所谓的缪篆的特征相近，由于丝织品年代久远变形，更增其纠缪婉曲的特征。

古代篆书墨迹留存极少，这四件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二、西汉隶书西汉初期，是隶书的蜕变期。

存留作品主要有两类：石刻和简牍帛书。

石刻存世有《量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

其结构与简牍相近，已是隶体，但多数笔划无波磔，可能是制作方式造成的，显得很古朴。

后来评价，多据此认为它们是“体兼篆隶”。

简牍帛书有：马王堆１号墓《遣策》、３号墓《遣策》和帛书；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银雀山１号墓出土的《膑兵法》、《子》、《尉缭子》、《晏子春秋》等、２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江陵凤凰山８号、９号、１０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光化县３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等。

马王堆１、２、３号墓是西汉初丞相轪侯家族的墓葬。

其中，帛书《老子》甲本，尚有浓厚的篆书结构特点，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隶化痕迹，如化圆为方、末笔重按似波磔等。

帛书《老子》乙本，结构基本已是隶书，末笔更具波磔形貌。

可见到西汉初期，隶书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隶书的成熟期应当从此算起。

不过，综合来看，这种结论稍嫌乐观。

西汉末期，是隶书的定型成熟期。

存留作品有：大通县１１５号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敦煌出土的天凤元年（公元前１４年）的木牍；仪征胥浦１０１号汉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简木牍等。

而堪称代表的，当属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书于汉宣帝（公元前７３年～公元前４９年）时。

结体取横势，波挑定型，点画之间已能自如地表现后来隶书常见的俯仰呼应，风格端庄、整洁，脱离了前此的古朴稚拙。

此外《王杖诏令册》简、《始建国天凤元年》简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全面来看，整个西汉时期，隶书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规，在上述比较成熟的简牍中，有相当多的隶字，或是笔划，或是结构，都多少有其它字体的因素搀杂其间，这也许是墨迹书写相对随意的缘故。

三、东汉隶书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

故近人彬龢说：“以来隶书，多用方笔，至前汉末稍成斜方，至后汉更甚，同时用笔，点划亦趋巧妙。

盖前汉隶书之点划，有如儿童之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亦能逆笔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种种巧技，故用笔之变化，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

”１、碑刻东汉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强集团，豪强地主的庄园是经济的主体，文化上继续独尊儒术，人才选拔采用“征辟”、“察举”制度，这一切助长了浮华的社会风尚，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厚葬之风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谀墓的做法大为流行，从而为隶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风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额”，相当于标题，刻在碑的顶部。

有的有“穿”，或在碑额上，或在碑的中部，本来是用来下棺的。

碑的正面称“阳”，背面称“阴”。

有的碑有座，称为“碑趺”。

广义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

“墓碑”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

“神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

“摩崖”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

“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

“石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

“石经”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

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

因而，通常所谓“汉隶”，往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隶书作品。

这些碑刻流传至今的约有一、二百种，精品极夥，剧迹甚众。

朱彝尊把汉碑分为三类：方整、流丽、奇古。

他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汉隶凡三种。

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宙》、《鲁峻》、《武荣》、《固》、《衡方》、《熊》、《白石神君》》诸碑属此。

一种流丽，《敕》、《全》、《史晨》、《乙瑛》、《表》、《迁》、《孔彪》、《孔宙》诸碑属此。

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属此。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最能称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景碑》、《华山碑》、《朝侯小子残碑》、《全碑》、《熹平石经》、《仁铭》、《鲜于璜碑》、《迁碑》、《幽州书佐君石阙》、《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武梁祠画像题记》、《左表墓门题字》、《苍山画像石题字》等。

从风格上讲，或雄强，或秀美，或飘逸，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朱彝尊和康有为的分类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敕碑》等。

现藏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１５６年）刻。

清王澍《虚舟题跋》评：“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礼器碑》笔画以瘦硬见长，但雄健有力，结体劲拔谨严，整体风格清刚峻迈、端庄秀洁。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

现藏曲阜孔庙。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１５３年）刻。

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

明崡评价：“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

”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评：“朴翔健出，开后来隽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乙瑛碑》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结体扁方整肃，规矩森严，整体风格密丽典雅。

《史晨碑》，碑有两面，故后人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

现藏曲阜孔庙。

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１６９年）；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

清守敬《平碑记》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