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劫案
鲁迅先生笔下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那一事件
鲁迅先生笔下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那一事件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开枪射击，用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
死者中有共青团员８人。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女生刘和珍、杨德群和燕大的女生魏士毅等在这场运动中牺牲。
在死难烈士中，有７个是中学生，最小的年仅13岁。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大沽口事件”中所暴露出来的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点燃了中国民众的怒火。
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立即掀起了抗议活动。
八国最后通牒消息传出后，群众的愤怒到了极点，提出“似此横暴，于斯以极，此而不争，国亡无日，望我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顽，用雪国耻”。
3月17日下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等200余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定于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推举李大钊、李石曾、顾孟余、徐谦等13人组成主席团。
会后，代表分成两路，一路由共产党员王一飞、安体诚率领去外交部请愿。
另一路由共产党员、北京学生联合总会党团书记陈毅率领，去国务院请愿。
结果赴国务院请愿代表与临时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致使多人受伤。
3月18日，天低云暗，清晨，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又召开紧急会议，检查国民大会准备情况，赵世炎、陈乔年等分别报告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情况，拟定了标语口号，以及游行路线。
上午10时，北京总工会、总商会、学生总会等140多个团体，和北大、清华等80余所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共计3万余人（另有10万人、5000人之说），冒着风雪，来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主席台上悬挂着前一天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旁边写着“段祺瑞铁蹄下之血”8个醒目的大字。
大会首先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徐谦报告开会宗旨。
继由顾孟余、王一飞等报告并发表演说。
李大钊在会上慷慨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精神”、“五卅热血”，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惩办大沽口事件的罪魁祸首。
民国时期的离奇绑票案 只求官职不求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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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
绑票的目的就是要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
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 5月 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车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
车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 26个洋人，一说 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
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
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
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
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
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采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
生活常识分享。
四 黄金大劫案与吴世宝之死
四黄金大劫案与吴世宝之死1941年12月，日本冲进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上海结束'孤岛’状态。
年底，日本从中国江海关掠夺了一批金砖，准备运到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
事为吴世宝徒弟张国震、顾宝林等获悉，报告了吴世宝，吴便派张国震等守伏在正金银行附近，准备抢劫这批黄金。
吴世宝为什么敢抢？人家军统特务不也时常出没于上海滩，见日本人就杀，炮艇军用专列也炸，有几次被日本人破案了？只要黄金抢到手，首先被怀疑的就是军统地下力量，而不是他吴世宝。
这是吴世宝本性所然。
吴世宝断然不是李士群，李士群不敢，他吴世宝偏敢。
他认为，只要做得人不知鬼不觉，抢到手马上隐蔽，日本人又能怎样？加上此时李士群搬到苏州，忙于为大倭皇军搞'清乡’，没人过问吴世宝的行动。
吴世宝更觉得自己有权有势。
江海关与日本侵略上海后建立正金银行，地址都在外滩，相隔很近。
不过，日本想动属于中国的这批黄金，那是盗窃行为。
光天化日之下，是干不得的。
为了避免人们的注意，日本人在江海关后门把它装入铁甲车，然后偷偷运走。
这样一来，就必须走弯路：从四川路向北再折入汉口路向东转入外滩正金银行。
张国震他们守候在四川路、汉口路转角处，分头把守。
看到了装黄金的铁甲车过来，便发动预先停在那里的汽车，迎将上去当头拦住铁甲车。
铁甲车被迫停下。
张国震的人马向前一拥，铁甲车上的司机一看苗头不对，赶忙关了油门，顺手拔下钥匙，乘机跳车而逃，往人群中一钻，无影无踪。
张国震是个愣头青，不懂得及时抓住这司机，反而让司机轻松逃遁。
他还以为铁甲车司机'非常识相’。
张国震迫不及待地跳进铁甲车，准备自己把它开跑时，才发现不见了钥匙！没撤插钥匙，就开不了铁甲车。
张国震拿它没办法，车子动弹不得，街上又警笛声频频，日本宪兵队来了。
此乃命悬一线之际，看似到手却又摸不到的黄金，此时已无希望。
再不趁早开溜，就小命难逃了。
于是张国震也跳将出来，弃车南逃，从爱多亚路穿过法大马路，窜进华界，总算得免得被逮失风。
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天发生了什么？
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天发生了什么？1926年3月18日，北京80多所大中学校师生，60多个团体共约5000余人，汇集天安门，打出的口号是“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当天，汇集的人群举行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临时政府门前时，遭到北洋政府当时的执政者段祺瑞卫队的枪击，最后造成游行群众47人死亡，132人受伤，40人失踪，史称“三一八惨案”，被作家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那么“三一八惨案”究竟是因何发生的呢？这还要从北洋军阀内部派系与日、英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说起。
1916年6月6日，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复辟失败，在忧惧中病死。
副总统黎元洪继位总统。
但当时身为陆军总长，掌握兵权的皖系首领段祺瑞觊觎总统之位，于是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引发南方革命当掀起“护法运动”的序幕，最后以段祺瑞让步结局。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拉拢段祺瑞对德宣战，而美国拉拢黎元洪不对德宣战。
北洋政府“府院之争”由此发生。
段祺瑞和黎元洪几番直接博弈没有结果。
最后段祺瑞秘密联系江苏徐州的张勋，利用张勋驱逐了黎元洪，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
段祺瑞又打出“反复辟”旗号，联合直系将领曹锟驱逐了张勋，然后拥立了冯国璋当代理总统，实际上大权仍在段祺瑞手里掌握，《对德宣战》案自然也就通过了。
日本人也因此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段祺瑞仗着有日本人做靠山，又老调重弹，想废除旧约法，自己当总统。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正式掀起“护法运动”。
日本趁机又与段祺瑞签订不平等条约。
1918年8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但段祺瑞掌握着几个师的参战军及国会，仍对国家行政起着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段祺瑞反而鼓吹中国应依赖日本。
由于段祺瑞的皖系势力越来越大，引发直系、奉系的不满。
1919年秋冬之间，直系和皖系组织了反皖联盟，借口“清君侧”，攻击皖系干将徐树铮。
宋连生法律讲堂民国案件(3篇)
第1篇导语：民国时期，法律制度虽不完善，但诸多案件却成为了后人研究的宝贵资料。
在这篇宋连生法律讲堂中，我们将通过一则民国时期的真实案例，探讨当时的法律环境、社会风貌以及法律人的职业精神。
一、背景介绍民国时期（1912-1949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时期，法律制度逐渐建立，但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本文将选取一则发生在民国时期的真实案例，以宋连生的视角，对案件进行深入剖析。
二、案例概述1935年，浙江省杭州市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谋杀案。
受害者系当地一位富商，凶手为一名年轻的学徒。
此案在民国时期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了法律界和舆论界的热点话题。
三、案件经过1.案发经过1935年6月的一天，杭州市富商李先生在家中遇害。
经过警方调查，发现凶手为李先生的学徒张三。
张三因生活所迫，曾向李先生借钱，但李先生拒绝。
心怀怨恨的张三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持刀闯入李先生家中，将其杀害。
2.案件审理此案在民国时期引起了广泛关注，杭州市法院高度重视。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三犯有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其死刑。
3.社会舆论案件审理期间，社会舆论对此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方面，舆论谴责张三的残忍行径，认为其罪行不可饶恕；另一方面，也有舆论关注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
四、法律分析1.法律依据此案中，张三被判处死刑，主要依据《中华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法律对故意杀人罪有明确的规定。
2.法律适用在审理此案时，法院严格依法行事，充分考虑了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法律规定。
法院认为，张三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情节恶劣，故依法判处其死刑。
3.法律精神此案反映了民国时期法律人的职业精神。
在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案件背后的复杂因素时，法律人依然坚守法律底线，公正审判，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五、结语民国时期的一则谋杀案，不仅揭示了当时的法律制度和社会风貌，也展现了法律人的职业精神。
三一八惨案相关资料
三一八惨案大背景北洋政府概述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所操控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作为代表中国的符号象征。
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分出席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对外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主要代表国内汉族官绅势力，以北洋军队为统治支柱，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实行舆论自由，在全国建立起自治化的统治。
北洋政府与北洋军各个派系的兴衰关系很密切，以时间划分，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统治时期、直系统治时期、奉系统治时期四个阶段。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
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
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
直奉第二次战争1924年(民国十三年)9月至10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与奉系张作霖部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地区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进行的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积极推行其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
奉系军阀也尽力扩军备战，准备再次与直系争夺中央政权。
在政治上为了对抗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张作霖，广东军阀建立了三角同盟，广东军阀对直系内部进行了大量的渗透收买工作。
而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对奉系进行了大力扶持。
可以说，在战前，直系已经陷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
其中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收受张作霖贿赂军费300万圆，接着又收“奉币”1200万圆作为倒戈费，冯以120万转收买胡景翼，然后发动“北京兵变”，软禁曹锟，逐溥仪出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并欢迎孙中山北上。
五卅惨案简介
五卅惨案简介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在上海学生二千余人为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在租界内开展宣传，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军警逮捕一百多人。
随后，群众近万人集中在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群众，英国巡捕竟开枪杀害群众十余人，伤无数，造成“五卅惨案”。
事情经过：五卅惨案发生于民国１４年５月３０日，肇因于上海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厂主，学生支持工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枪杀，演成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流血斗争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
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
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２３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
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１２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民国１４年２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
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
５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２２家工厂的大罢工。
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５月２２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
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
５月３０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３０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
五三惨案 - 历史背景
五三惨案-历史背景1928年初，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宣布成立。
4月，国民党蒋、桂、冯、阎四派联合，展开对北洋军阀最后一支反动武装———以奉系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的北伐。
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下达总攻击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分别指挥第一、二、三集团军，沿津浦、京汉、正太三条铁路向北挺进。
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作靠山的张宗昌，此时是直鲁联军总司令兼安国军副司令，他的直鲁联军和另一军阀头子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是北伐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步步逼近，张作霖、孙传芳的部队被打得一败涂地，退守济南。
济南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20世纪开头的十多年里，随着胶济铁路（1904年）的建成通车，清政府于1905年在济南开设“华洋公共通商之埠”，遂使济南由一座封建色彩比较浓重的内陆府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东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
作为扼守京津南大门的重镇，同时也是南京和天津之间的最大城市，济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也愈益显现出来。
济南开埠后，中外商民来济南经营者越来越多，工商贸易日趋发达，德、日、英、美、意等国都有人来从事贸易活动。
其中，在济南的日侨约有2000余人，日本在济南还设有日本领事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施侵吞满蒙、征服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的新大陆政策，不想让国民党军队染指东北三省，以保住日本侵略者从北洋军阀手中取得的巨大权益，并进一步胁迫张作霖、张宗昌等旧军阀，以便从他们手中谋取更多、更大的权益。
日本田中内阁继1927年5月第一次出兵山东后，决定再次出兵山东，进占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
事件过程1928年2月，亲英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分编四个集团军，进行“北伐”，出兵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图统一北方。
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害怕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侵犯它的利益，于是，4月19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阻挠蒋介石的军队北上，派遣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经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保护帝国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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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劫案
1923年5月6日，津浦铁路临城车站附近，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劫案，劫的是京沪特别快车，掳的英、美、法、意大利、墨西哥的几十名洋人，还有几十名华人。
为此事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大肆攻击污蔑，扬言要出兵干涉，共管津浦铁路，并向北洋政府勒索巨款，北洋政府被列强政府的震怒吓得惶惶然、纷纷然。
内阁总理下令停止一切国务，处理此案，营救洋人，并为此案撤了山东督军田中玉、兖州镇守使何锋钰的职。
劫车者是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的一支鲁南地方武装，首领叫孙美瑶，他们以抱犊崮为根据地，几年来已发展几千人马。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赋税繁重，鲁南又连年大旱，于是饥民四起，有的为谋生计，聚居山里，常以绑架富户人质勒索赎金为手段，维持生活。
原峄县白庄（今枣庄市山亭区付庄乡白庄）人孙美珠，出身于富家大族，是清末秀才，善于结交。
其族叔孙桂枝早于1917年（民国六年）拉起一支队伍占山为王。
山东督军警备对说孙美珠私通土匪，要捉拿孙美珠治罪。
孙美珠走投无路，变卖了10亩地，购来一支驳壳抢，同其弟孙美瑶一起，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拉起一支拥有12支枪的队伍。
后来，他们感到这样只图一时痛快不行，“必须设法联合众家兄弟，仿效梁山，聚盟起誓、申明纪律，劫富济贫，将来方能成大事。
”于是孙美珠和孙桂枝商量，借抱犊崮南
麓下十河村安清帮头目宋昭玺摆设香堂之际，聚会各路首领共商大计。
盟会由孙桂枝主持，入会首领有抱犊崮山区及苏北一带数十人。
会上由孙桂枝起草了《十项宣言》，提出“抗击官府，劫富济贫”的口号，规定各路队伍一律称“连队”。
联合起来统一行动。
当年秋天，他们二、三千人联合起来攻打了运河岸边的地主董天秋，大获全胜。
联合起来人多势众，他们不再勒索中小地主，而转向远近闻名的大豪绅。
他们打过费县的左公保，进过曲阜的孔府，到民国八、九年间，孙美珠、孙美瑶所部发展到700多人，500多条枪，孙美珠为人忠厚，慷慨好义，与各路首领结为好友，遂成为抱犊崮山区各路连队的中心人物。
到1920年（民国九年），抱犊崮山区各路队伍发展到4000多人。
这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遂成立苏鲁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围剿。
为了对付北洋军阀的进剿，各路连队首领于1920年清明节在峄、滕费边界的金龙洞（又叫金銮殿）召开会议，拟定了建军方案，将各路连队改编为五路，队伍定名为“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
孙美珠为总司令，孙美瑶为副总司令，统帅全军。
建军以后扩大了活动范围，加强了与外地队伍的联系，主要对付北洋直系军阀的围剿，打击胶济、津浦、陇海三线的大土豪劣绅，他们沿用拉票勒赎的方式，搞到钱粮就充军饷，购枪弹、扩大武装。
1922年旧历七月初五，他们奇袭了
临沂西边的付家庄，劫持了富户68人，绑架了该庄最大的财主赵荣廷，获赎款21万元。
这本是一次很大的胜利，但就在他们劫持付家庄的同时，军阀吴锡九部乘虚进入孙美珠的家乡白庄烧杀掳掠。
孙美珠大为恼火，亲率部队攻打驻守在西集的吴锡九部，但因行动不统一，造成孙美珠一路孤军深入，孙美珠被西集红枪会员打死。
军阀乘自治军主帅新亡之机，于八月初联合梁丘一带的红枪会和临沂的军阀，在抱犊崮西北云崮、老妈子山及老头子山一带摆开战场，企图一举消灭孙部五路联军。
自治军推举孙美瑶为总司令，指挥战斗。
经过三天激战，自治军伤亡170余人，击退了军阀的包围。
临沂付家庄的赵荣廷被赎释回之后，怀疑附近的军阀部队五旅李森部与自治军有联系，就联络临沂全县士绅，向山东督军田中玉控告李森“通匪”。
田中玉大怒，命令李森围剿自治军，声言“要是拿不下抱犊崮，就军法从事。
”李森立即调遣附近各路兵力共5000人，于1923年春围剿抱犊崮。
官军采取的是步步为营、长期围困的战术。
抱犊崮山顶仅有三、四十亩的地方，驻着大批士兵和自治军家属，还有部分票俘，虽然粮食足够吃三年，但吃水成了大问题。
众首领决定主力部队突围出动去打外围。
主力一走，官军更缩紧了包围圈。
到旧历三月底，山顶七、八百人，两个18米见方的水池仅剩下7寸水，外围部队打了几次冲锋仍无济于事。
大总管孙桂枝命所有年轻力壮突围下山，老弱残疾、随军家属及票客300来人留在山上。
值此危急之际，孙美瑶“金銮殿”召开紧急会议，与众首领共商退敌解围之策。
正当大家意见纷纭之时，孙美松从上海回来，带来了上海联络站负责人张聘卿的情报和计策：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俗称蓝钢车），上面常坐有洋人，只要抓到洋人，就不怕抱犊崮不撤兵。
多数首领认为此计可行，孙美瑶于是决定，部队南移，准备劫车！
1923年（民国十二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孙美瑶率所部在沙沟和临城车站之间姬庄附近，阻劫了第二次特别快车，劫走乘客近百人，除陆续释放的之外，以后留在抱犊崮顶作人质的有中国旅客25人，外国旅客16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的消息传到济南，山东督军田中玉大惊，急令兖州镇守使兼第六混成旅何锋钰部开赴抱犊崮山区围剿。
同时电告苏、豫、皖各省督军及各镇守使，请求合力协剿。
自治军孙美瑶等立即发出通告：倘若田中玉继续追击，就立即“将西票撕掉！”驻华各国公使团为之震惊，他们向北洋政府提出，迅速中止军事行动，以免激怒孙美瑶。
5月8日，他们又向北洋政府国务院、交通部、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在短期内救出被绑架的外国乘客，并赔偿其损失，严惩肇事地方文武官员，保障外人今后的安全。
军阀政府立即电令山东督军田中玉，让他停止对抱犊崮的围剿。
北洋军阀政府一面应诺外国驻华公使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一面派陆军部梁上栋偕同外国武官团14人到枣庄督剿自治军，调集正规军和各种地方部队，拉开约500里的包围
圈，将孙美瑶部团团围住，直、苏两省也各派一混成旅前来助剿。
孙美瑶部号称八千子弟，实有武器不过四、五千，但他们手中握有“西票”，军阀部队与之相持半个多月，也不敢贸然进犯。
在各国公使团的要求下。
北洋政府只好以解围和放票为双方条件，与孙美瑶进行谈判。
并请出美国人安迪生作调解人，同自治军老管家孙桂枝互换保证书，双方达成协议，自治军把所有票客释放，官兵撤围。
政府招编自治军3000人，付军饷85000元。
自此，“山东建国自治军”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任旅长。
令其撤离抱犊崮山区，到郭里集一带驻防。
1923年12月19日，在山东督理郑士琦的指使下。
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同枣庄执法营务处处长吴开章，在枣庄煤矿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以“怙恶不悛”、“野性难驯”、“抗命不遵”等罪名，将孙美瑶即席枪决。
所属新编旅士兵缴枪后发给“免死证”，由官方押送回原籍。
轰动世界的民国第一大案至此宣告终结，演绎了20世纪的新水浒悲剧。
临案发生后，引起了中外知名人士的关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马琳、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著名文学家鲁迅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揭露事情的本质，申明自己的立场。
著名女作家冰心则视抱犊崮如梁山伯，对劫案予以赞扬，她在文章中写道：“过泰安以后，〃〃〃〃〃〃我忽然忆起临城劫车的事,知道快到抱犊崮了,我切愿一见。
我这时心中只憧憬着梁山伯，武松、林冲、鲁智
深的生活。
〃〃〃〃〃我羡慕那种激越豪放、大刀阔斧的胸襟！”毛泽东称孙美瑶为井岗山王佐式的人物，鲁迅称赞孙美瑶是“不在洋人面前折腰的真英雄”。
当时的各大报纸和新闻媒体都称孙美瑶为土匪。
直到1997年，枣庄市政协召开了一个全国型的研讨会，认为建国自治军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建国自治军打击的是北洋军阀土豪劣绅，以及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建国自治军是农民革命团体，他们的行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动。
枣庄市政协决定在抱犊崮森林公园立碑纪念孙美瑶等农民军英雄。
中央电视台《中国百年》、《探索发现》等拍摄组都曾来拍过自治军劫车的纪实片，为了拍片，他们带着仪器，爬到崮顶，专拍崮顶的风光。
2000年拍摄的20集电视连续剧《民国大劫案》就是以抱犊崮为背景。
以“临城劫车案”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民国第一案》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1985年第4期）发表。
《文汇报》、《新华文摘》编发了故事梗概，《南京日报》、《传奇文学选刊》作了转载。
由此扩展成的长篇，也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纪实性的近20万字的《民国第一案》也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使抱犊崮更加闻名遐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