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刘震云对人类困境的新开掘

大 众 文 艺大62摘要：新世纪刘震云的《手机》、《我叫刘跃进》等作品敏感，成功地反映了由经济、科技、文化的高度发达而导致的、具有明显异化特征的人类生存新困境，在反讽意味浓厚的一地喜剧中透露出对丑恶现实的批判和辛酸人生的慨叹。关键词：刘震云；困境；异化；反讽Abstract:In the new century, Liu Zhenyun’s works, such as “Cell Phone”, “I am Liu Yuejin”, etc., sensitively and successfully reflect the new predicament with obvious features of alienation in the Mankind’s subsistence caused by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hese comedies with strong overtone of irony divulge criticism to the hideous reality and sigh with regret to the bitter life.Key Words:Liu Zhenyun, predicament, alienation, irony

文学本身即是关于人的文学，而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指出困境，引起挣脱的注意，更是五四以来文学创作大潮的一个主要流向：从鲁迅的《伤逝》、老舍的《月牙》到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文学家们大多以文以载道、反思启蒙的入世姿态从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等各个角度描写大众生命存在的迷茫疲惫以及在这种困境中人们无力的抗争。刘震云80年代以新写实作家崛起文坛即在草民领域以幽默犀利的笔致承担起这一文学命题：《温故一九四二》直接威胁生命的原始饥饿困境，《塔铺》梦想照进现实的物质局限困境，《新兵连》彼此利益冲突的人际交往困境，《一地鸡毛》皮屑消解诗意、鸡毛湮没理想的庸常生活困境……跃进新世纪，刘震云陆续推出《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凭借对影视传媒的成功运作更是名利双收、一鹤排云。谎言脱口而出、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循环交错的圈套、无尽无果的寻找……在所有这些热闹好看的故事外衣脱落以后，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面对新世纪人类生活的新困境作者敏感而忧虑的脉搏和心跳。一、对高科技困境的敏感捕捉八九十年代刘震云小说所反映的生存困境大多源于物质资料的匮乏，贫困是导致主体异化的主要原因①：《塔铺》里磨桌“如一匹低矮低矮的小动物”躲在厕所墙后偷偷烧蝉吃；《单位》中小林为摆脱与人合居的不便与困窘，“夏天也不能嫌女老乔狐臭，得一月一次挨着她的身子与她汇报谈心”；《故乡天下黄花》中“邻村一些百姓，见这村被‘扫荡’了，当天夜里军队撤走以后，就有人来‘倒地瓜’，趁机抢走一些家具、猪狗和牛套、粮食等。现在见这村埋人，又有许多人拉了一些白杨木薄板棺材来出售。一时村里成了棺材市场，到处有人讨价还价”；《温故一九四二》里由于食物的极度匮乏“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竟发生了触目惊心的烹妻而食、易子而食……进入新世纪，虽然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也并不像葛优在《没完没了》片末所深情期待的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除了小林式的人物野草般繁茂而坚韧地存在着，经济、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在为人类编织着新的牢笼，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着更深层次的异化。《手机》的主人严守一、费墨，《我叫刘跃进》里的严格、老蔺、贾主任，他们整日出入于高档场所，有房、有车，连性伴侣都有好几个，再也不会为一地鸡毛所困，他们所面临的是高科技、高文化带来的一腔谎言与废话的社会话语漩涡以及被异化了的物质及人心的逼仄与防不胜防；即使是刘跃进这样的底层人物，他所主要困苦的也不再是生活的拮据与艰辛，而是本来自己丢了包，后来却成了众矢之的，三教九流的人开始翻天覆地地找他这种令其参一生都参不透的头绪纷乱的人际链接迷局。“近，太近，近得人喘不过起来！”手机的存在使严守一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撒谎，然而那些看似巧妙的谎言又随时可能被其他的手机所拆解；手机除了用来在情人面前向爱人撒个谎之外已经失去了其及时传递重要信息的原始意义：严朱氏病危打电话通知严守一一天却没人接，致使“严守一跟她再说不上话”；一个用来存储资料的U盘，瞿莉用它来要挟严格，严格又把

它当作对付贾主任的秘密武器，最后却统统葬送了他们的前程。在这个以消费为主的趋权逐利的高科技文化时代，人的物质及精神产品开始变成统治人本身的异己力量，在这种异己力量的奴役下，人的能动性逐渐消失，人的个性无法得到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这种非正常发展到达一定程度主体就会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在被物异化的同时也实现着对物乃至自我的异化。这种困境就恰似一根高速转动、人类疲于奔命其上的水中独木，社会越是发展、人类越是奋力前进，这根赖以立足之木就越是飞速地转动，可悲的是永远也到达不了救赎的彼岸。严朱氏、于文娟、沈雪这些华夏良女都一一从严守一身边离去，只剩下比他还脏的伍月陪其一起龌龊下去；严格、老蔺、贾主任这群魔鬼只有以死的方式来退出“他人即是地狱”；刚刚死里逃生的刘跃进却又要陷入对孙悟空卡的新一轮寻觅——这就是刘震云笔下高科技困境对芸芸众生的最后审判！如果说八九十年代物质匮乏导致的困境还可以通过“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这种融入俗世的方式来摆脱，那么新世纪物质过剩制造的困境则明显多了一丝诅咒化的绝望和无处可逃的迷茫，或许唯有以退出的方式来逃离。二、一地喜剧中的一声叹息凭借着对荒诞现实的深刻观察及压抑人性的敏感体味，刘震云的小说往往以一副冷眼调笑的嘴脸出现，在对新世纪新困境表现手法的选择上刘震云沿袭了其一贯的幽默文风，在一组组反讽意味浓厚的文本元素拼贴而成的一地喜剧中透露出对丑恶现实的批判及辛酸人生的慨叹：1969年吕桂花为给自己思念的新婚丈夫打个电话，在老掉链子的羊角把自行车上迎着碎雪行了四十里山路，用了整整一天；1927年严老有托人给口外的严白孩捎个口信，这个口信辗转老崔、老胡、小罗三个人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到达严白孩时走了些样，可还是在笃厚人心的坚持下最终实现了。以往的农业社会落后闭塞人们却善信笃行、诚挚守一，现代都市社会发达便捷人与人之间却树立着沟通壁垒与背叛猜疑。严守一有句万能谎言“开会呢”；费墨发言时扯了一通火车、萝卜、狗熊后，“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还有张小五对实验话剧拧巴的先锋评论：“有张力。非常有质感。这场演出，标志着，中国实验话剧，由后现代，走向了新现实。同时，它又折射出，存在主义和新浪潮的光芒……”“弄”、“弄个球”、“我靠”，老严三个单词解决一天的说话问题，犹如狙击手一颗子弹结束冗长的战斗，清楚简洁有力，赤裸裸地构成了对上述一切现代话语模式的巨大嘲讽。②刘跃进丢了自己下半辈子赖以生存的

六万块钱，警察不管，曹哥不管，只能凭着一根筋式的执着像小贵寻找自己十七岁的单车那样独自无助地找寻；瞿莉丢了U盘，便衣警察、私人侦探、政府官员、黑社会老大纷纷出马，个个饿狼扑食般地搜捕刘跃进！在这个由权势、金钱主宰的社会中小人物生存的艰辛引人战栗，只不过作者导演了一场上至大官大款、下至小偷小姐齐聚一堂的闹剧，异化的世界对这一切形成了遮蔽。经济、科技、文化的高度发达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缤纷与便捷，还有疏离、错乱、异化和逼仄。新世纪刘震云继承了关注人生的文学传统，其写作触角从八九十年代关注的物质匮乏困境，转向高科技文化给人类带来的、具有明显异化特征的精神生存困境。在艺术手法上刘震云沿袭了其一贯的幽默文风和草民精神，在由热闹、机智、重沓、反讽等拼贴而成的叙事文本中揭示出新世纪人类面临的新困境，令人叫好也发人深省。鬼子来了——没有血腥屠戮与奋起抗争，有的只是鼓乐阵阵、其乐融融，但在海陆大联欢上中日军民嬉笑的歌声里，在这狂欢化的一地喜剧里，我的心却疼痛地发出了一声叹息！

注释：①王维强：《论刘震云小说中的人性异化问题》[D]，长春：吉林大学，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② 常玉荣、张世岩：《技术理性世界遭遇言说的尴尬——解读刘震云

新世纪刘震云对人类困境的新开掘陈胜州 （辽宁省渤海大学 中文系 1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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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色彩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表现语言，有着完整系统的民族性和个体性，它与造型天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其鲜明、醒目、大气、响亮的视觉效应，左右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情感反应，沟通着世人的审美体验和思想观念，诠释着主客统一的意象物化。关于中国画色彩问题，主要是围绕自唐代以后逐渐形成为中国画主流的文人画样式，也即所谓“墨分五色”的色彩主张，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固有色”的观念。中国画的 “山水居首”，“水墨为上”的传统观念，表明“墨分五色”已发展为成熟的色彩系统。 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过程，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表现规律，在古代，中国画被称为“丹青”，“丹”朱砂，“青”指石青、石绿等重彩颜料。中国画本来是重色彩的。隋代展子虔勾勒重彩青绿山水《游春图》；唐代李将军的山水金碧辉煌：五代黄筌花鸟亮丽夺目等，举不胜举的历代名作就是明证。传统中国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色彩系统，而这个系统在宋代之前就是建立在“固有色”基础之上的，从宋代开始，水墨山水画的观念与技法渐渐地渗透着改变着起源早于它的青绿山水画。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运用了水墨山水画的写实技法成果，使重彩的青绿山水，也打上了皴法的烙印。”王诜的《烟江叠嶂图》以娴熟的水墨技法，为青绿山水注入了最新鲜的血液。宋以后直至清代，受水墨影响青绿山水敷色愈来愈薄，墨色愈用愈多。厚涂重抹的大青绿向着清淡精致、清幽、雅逸、疏简的小青绿转变，最终被水墨山水所代替。明清以来，水墨画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以禅宗的荒际清冷为最高境界，以“深情冷眼”处世方式为最高美学追求。但它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画色彩语言的追求和更新。并没有终断我国绘画色彩运用的传统，而是在新的表现技法的形成过程中，对传统中国画的色彩语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导致了传统中国画色彩系统的形成，这种极致精粹的别具一格的色彩系统，是以黑白这两种最基本，最具变化的色彩为主要载体，通过水与墨的融合于宣纸上得渗化，产生黑、白、灰丰富的层次，表现了色彩无穷的变化。中国画用色比较注重主观性，在色彩的认识上，强调外在的表现形式必须从属于内在的情感观念，重视的是正常思想感受与情感理念的结合。把中国画对色彩的处理引向带有主观性的表现方面，南齐谢赫“六法论”中的“随类赋彩”是典型之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观于天地”并“品类万物”这一主张， “随类附彩”强调作画要表现物体固有色，而不去刻意追求物体所谓环境色，中国画所表现的树木统一以青色染之，不管它是杨、柳、松、柏，统一归为树类，中国画理论有“画山不问树”之说。比如，浅绛山水的用色，一般只用到石青和赭石两色，实际上是天与地的颜色。加上水墨的黑与白。按科学色彩论划分，黑与白为无彩色系，然而中国画却十分注重黑与白，这就是中国阴阳哲学思维方式主导下的独特的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生”的思想是中国画运用色彩的一个传统。唐朝是中国画色彩运用的鼎盛时期。 对“固有色”的突破正是在唐代工笔重彩发展到成熟阶段水和墨画出现之时，此后，水墨画则逐步发展为中国画形式的主流。尽管元代前后出现了浅绛形式，色与墨又有融合之势，但这种融合是水墨与色彩的融合，并仍以墨为主，色辅之。以墨代色，墨分五色的发展，是对色彩理论的革新和创造。“墨分五色”这一高度精粹的色彩系统的形成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用“墨分五色”的这种超主观的色彩观去突破“固有色”的主观色彩观，体现了中国文人人生哲学与审美情感的一致。人生哲学与文人画家清雅淡泊、物我两忘的高雅生活情趣相一致。古朴拙稚，浑然天成，闲逸平淡的悠然之情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致高境界。而水墨那种清淡、雅致、古朴，浑然天成的美学追求成为最适合于文人画家表现审美思想、人生情趣的技法手段。因此，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令人回味无穷的优美篇章；有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的审美主张；也才有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文人水墨画。 中国水墨画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悠久的哲学思想内涵。从“固有色”到“墨分五色”的演变，我们看到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系统既有其高度概括，高度浓缩的主观色彩的艺术特色，要大胆肯定和发扬这种审美方法的优良传统。重表现重主观情感意志的传统审美特点，决定了传统中国画的色彩追求，不像西方写实主义绘画那样刻意追求物体的环境色，重在客观物象的再现，这点，就连西方画家也认识到了，后期印象派的变革便是证明，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看轻自己。 色彩是绘画艺术中的最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因素之一,正确运用色彩直接影响到艺术形式的视觉审美冲击力。受到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色彩成为中国画发展中相对薄弱的环节。研究运用中国画色彩,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画艺术曾经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作品，它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文化底蕴。时至当代，它将面对多元文化思想倡导下的自然观和审美意识剧变的复杂局面，挑战与机遇并存，多元的文化环境，更需要当代艺术家在观察、思维、表现等艺术创造过程中，为自觉、自由的色彩感觉、色彩感情和色彩想象不断探求色彩的个性审美形式。中国画未来的发展，既不是弃古从今，也不是扬外抑内。需要多种探索共存。彩墨画如重彩、淡彩、岩彩等都可以在新的起点上向更高层次发展。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精神。这样一个色彩觉醒的时代将会来临，中国画也将逐渐通过和世界的交流取得更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