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石，承担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的大任，也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推动农村金融稳健运行的重要抓手。

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滞后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局面，也使得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重要而紧迫。

一、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实践与成效
2013年以来，市辖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在人民银行的大力推动和各涉农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下，初步形成了“政府支持、人行主导、多方参与、共同受益”的工作局面，搭建起了金融信贷向农村有序流动的新通道，为解决农村“融资难”探索出了新路子。

（一）构建合力推进工作局面。

一是地方政府主导，印发了《关于推进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并成立了领导小组。

二是人民银行两级支行纵向全力推动，全市各涉农金融机构全力配合。

三是镇、村两级政府积极参与，在搜集农户信用信息档案、第三方评价等工作环节给予大力支持。

2014年9月，由市委政府牵头在试点地区开鲁县召开了“全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暨专业信用合作社推广应用现场会”，把试点地区经验在全市范围内推广，翻开了市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崭新一页。

推进会议的召开、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推进机制的建立，为在全辖开展好农村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做好对农户、农民专业组织等农村经济主体的信用增进和诚信培育，发挥信用信息服务“三农”、服务金融机构、服务政府的作用，支持“三农”领域经济主体融资，促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和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构建统一信息采集指标体系。

人民银行中支按照自治区人民银行研发的《自治区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信息系统》，高起点建设“统一系统、统一标准、统一评级”的信息采集和评价机制，统一进行信息采集和评级，实现了信息录入、信用评级、信息查询等功能，建立了适合辖区农户特点的信用评价制度和指标体系，对农户的家庭概况、经济状况、社会评价及信贷状况进行分别赋值。

截至到2017年9月末，累计录入80,125户农牧户信用信息。

（三）构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与精准扶贫全面对接。

一是贫困户建档立卡与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工作相结合。

建立金融机构与扶贫办联席会议机制，以贫困户建档立卡促进农户信用信息采集更新工作开展。

二是“三到村三到户”项目资金与信用增信工作相结合。

在推进过程中，中支组织和引导项目主体与各涉农金融机构进行合作，通过信用增信、风险抵押等方式将项目资金放大至5~10倍，累计整合资金8.48亿元。

三是“金融扶贫富民工程”与征信服务工作相结合。

探索与改进征信服务新方式，增强扶贫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助推“金融扶贫富民工程”落到实处。

截止到2017年9月末，全市累计创建信用户28.43万
户、信用村432个，对信用户授信80.53亿元，实际用信达77.03亿元。

二、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阶段相对滞后，仍停留在数据录入阶段。

市共有76.9万户农户，已建立信用档案30.2万户，累计录入系统中形成电子档案的约占已建档农户的26.52%。

已录入的电子信用档案无法实现及时更新，对金融机构办理信贷业务参考意义不大，未实现数据共享真正作用。

（二）信息采集主体不全面，网络系统未起到实效。

信息采集主体以有信贷记录为主，但农牧户除了信贷记录，补充信息更重要。

网络信息系统中信息采集指标项较多，采集难度较大，须作进一步调整。

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设计了模板，并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了手动评分，手动评分结果高于相同档案信息在网络信息系统评分，按照网络系统评分结果或不利于农户顺利申请贷款，导致系统评分未起到实际作用。

（三）信用档案利用不充分，未实现机构间共享。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各涉农机构积极开展了“信用村”、“信用户”的评定工作，但各机构工作各自开展，标准不统一，存在机构间重复建档情况，无法实现机构间信息共享。

“信用村”、“信用户”多为一次评定，延续使用，评定时多为横向延伸考核时点信息，对于存量客户未能纵向追踪，如一至两年调整，三至五年重新评定，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对自身信用条件单薄的农户激励程度
不高，发生违约的农户并无违约成本。

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路径的思考与建议
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进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以“数据库+网络”为核心、“信用培育”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建设思路，为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结合近年其他地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路径和“典型案例”，结合地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开展实际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丽水模式”、“浙江模式”、“青海绩效考核模式”、“成都模式”和“宁波数字普惠金融模式”等成功经验做法的分析，部分经验做法具有学习借鉴意义。

（一）结合“农村大数据发展”要求，建立信用大数据平台，实现多方参与、动态更新、联网共享。

农村信用大数据的征集主体不仅包含农户，还包括农业经营主体、村乡县区级政府部门等各类社会服务主体及农村金融机构等信用接受主体。

可深入结合精准扶贫、两权抵押等工作开展，聚合扶贫办等各职能部门数据，挖掘农村民间借贷数据，搭建互联网平台，全面展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实现贷款主体、借款主体、信用中介、政府职能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形成信用信息综合体。

“数据库+网络”的构建可采用政府主导建立、人民银行牵头建立、第三方独立运作等三种发展思路，积极推进涉农金融机构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可建立互联网农户信用信息平台+手机APP软件，以涉农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采集的电子信息档案为主，已建
档的农户可将身份证号姓名等作为身份识别认证，通过验证后直接在手机APP进行信用评分、信息维护和贷款申请等线上操作，涉农金融机构等负责数据定期审核与更新，实现农牧户信用的直接转化。

还可结合“三信”评定工作，对“信用村”和“信用户”等实行分级化统一标准评定，对村委会和农户的信用等级变化进行公示，信用等级越高对应相应奖励措施，连续几年信用等级变低的可采取惩罚措施，增加违约成本。

（二）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与精准扶贫有力结合，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

“丽水模式”和延伸推广的“浙江模式”均借助和整合各政府部门力量利用政府强有力的手段来推进。

在“青海绩效考核模式”中也是将信用保障体系作为考核指标中的权重项，并根据信用法规和政策、组织领导和信用监管等考核指标分为四级进行综合评价。

因此，应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结合精准扶贫、两权抵押等工作纳入政府相关部门绩效考核体系中。

（三）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施细则，提供政策支持。

进一步明确农村信息采集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报账农户信用信息使用的安全性、合法性，维护农户合法权益。

在现有《征信业管理条例》的框架下，出台制定相关农户征信制度，为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政策支持。

（四）创新农村信用文化、拓宽广度深度。

要积极挖掘信用培育的内在动力。

不能仅仅依靠逾期贷款清收、不良信用记录等短期外部约束促进信用意识，而是应把握信用体系建设这项工作
“准公共物品”的特征，周期长、见效慢、投入大，以深入挖掘信用文化的内涵代替传统短期宣传模式，拓宽农村信用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使农民通过自身对信用文化的学习和积累，逐渐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