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识溢出对农业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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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净碳汇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农业净碳汇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农业净碳汇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
农业净碳汇效率是指农业生产中吸收和减排二氧化碳的能力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通过提高农业净碳汇效率,可以实现农业生产和碳减排的双赢。

由于中国农业发展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农业净碳汇效率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农业净碳汇效率有了显著的动态演进。

一方面,中国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政府对农业净碳汇效率的重视,促使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农业机械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推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减少了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农业结构调整和农田面积减少,也使得农业净碳汇效率得到提升。

大面积的水田改为旱田种植,减少了甲烷排放,提高了农田的碳汇能力。

中国农业净碳汇效率的动态演进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和示范推广的方式传递给欠发达地区,提高农业净碳汇效率。

发达地区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农业生物技术可以在欠发达地区推广应用,提高农田的碳汇能力。

发达地区的农产品市场需求可以带动欠发达地区农业发展,提高农业净碳汇效率。

发达地区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促进了欠发达地区有机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田的碳汇能力。

尽管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农业净碳汇效率的提升还面临一些挑战。

一方面,由于农业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农业净碳汇效率的提升需要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种植结构、农业技术等多个因素。

农业净碳汇效率的提升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投入。

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加强农田保护和生态修复等。

农业信息化、空间溢出效应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SBM-ML指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

农业信息化、空间溢出效应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SBM-ML指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
关键词:农业信息化;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效应;SBMML指数法;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116(2018)10-0066-10
一、引 言
农业可持续发展关乎国家的食品安全、资源安 全和生态安全,是一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基础。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TotalFactor Productivity,GTFP)在 传 统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Total FactorProductivity,TFP)的基础上,考虑能耗和污 染排放等因素,是农业可持续发展质量的客观反映。 因此,厘清农业 GTFP 的影响因素,对于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准确测算农业 GTFP是分析其影响因素的 必要 前 提。MalmquistLuenberger(ML)指 数 法 和 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法是现有文 献通常采用的方法。但 ML指数法和GML指数法均 为基于径向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只能保证合意产出与 非合意产出同比例变化。当存在投入过剩或产出不 足时,径向的分析方法会高估生产决策单元的生产效 率。同时,ML指数法和 GML指数法都必须对测度 角度进行选择,无论是从产出角度还是投入角度进行 选择,都会因忽视另一角度而导致测算结果有偏。为 有效避免 ML指数法和 GML指数法存在的缺陷,本 文运用 基 于 SBM 方 向 性 距 离 函 数 的 ML 指 数 法 (SBMML)。该方法不仅考虑了投入与产出松弛量 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还无需选择测度角度。
第33卷第10期 Vol.33 No.10
【统计应用研究】
统计与信息论坛 Statistics&InformationForum

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测算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测算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引文格式:张洪宇, 李文龙, 昌壮, 等. 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测算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 18(3): 32−38.DOI: 10.12371/j.ynau(s).202401060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测算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张洪宇, 李文龙, 昌 壮, 程振博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01)摘要: 本文采用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基本现状与空间溢出效应,为农业减排固碳宏观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首先测算出各个省份的农业碳排放强度,进而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索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从2012年的0.345 t/万元下降至2021年的0.231 t/万元,下降了33.01%。

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受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因素的共同影响。

本地区农业碳排放强度增加1%,将导致相邻地区农业碳排放强度减少0.38%。

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呈下降态势但省际差异较大,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受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会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抑制作用。

关键词: 农业碳排放强度;区域差异;空间溢出中图分类号: F 323.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0X (2024) 03−0032−07Measurement of China ’s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Analysis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ZHANG Hongyu ,LI Wenlong ,CHANG Zhuang ,CHENG Zhenbo(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 China)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basic statu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economics, so as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macro decision-making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this paper first calculated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each province, and then used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explor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 ’ s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n adjacent regions. As a result,China ’s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decreased from 0.345 in 2012 to 0.231 in 2021, a de-crease of 33.01%.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showed that, China ’s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was affected by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 spatial Doberman results showed that, a 1%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is region would lead to a 0.38% reduction i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adjacent areas.China ’ s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was generally decreasing,and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were obviou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a ’s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which would be positively promoted by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ould have a negative inhibition effec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收稿日期:2024-01-15 修回日期:2024-02-28作者简介:张洪宇(2000— ),男,山东德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创新人才集聚、空间溢出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

创新人才集聚、空间溢出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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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FP)。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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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深入探究创新人 才 集 聚 与 农 业 GTFP 之 间 的 内
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创新人才集聚可以通过优化地区农业资源配
置、提高农业科技创 新 的 能 力 来 改 善 区 域 内 的 农 业
GTFP。国内外的研究 侧 重 于 探 讨 培 养 创 新 人 才 的
第 46 卷
第3期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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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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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孔令成,李佑平 .
创新人才集聚、空间溢 出 与 农 业 绿 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基 于 长 江 经 济 带 空 间 面 板 数 据
业 GTFP 增长。
由于 知 识 具 有 溢 出 性,创 新 人 才 本 身 具 有 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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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利会通过各种 方 式 向 周 边 地 区 蔓 延,进 而 带 动
周边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扩散。增长极
理论认为,经济增长 并 非 以 同 一 速 度 发 生 在 同 一 产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适度集聚;制定差异化人才吸引政策,优化经济带农业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格局。

国际环境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局域溢出效应和跨区域溢出效应的测度

国际环境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局域溢出效应和跨区域溢出效应的测度

国际环境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局域溢出效应和跨区域溢出效应的测度李锴;齐绍洲【摘要】本文构建测算模型,估计了基于货物贸易、FDI和服务贸易渠道从OECD 成员国有效外溢到中国的环境技术知识存量,并建立1999-2013年中国30个省市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并测度国际性环境技术知识的局域溢出效应和跨区域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从当期溢出效应来看,货物贸易、FDI外溢环境知识存量对中国整体环境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服务贸易外溢渠道在局域内和跨区域间表现出强烈的溢出反差且总体上具有不确定性;从滞后溢出效应来看,估计结果与当期溢出效应结果类似,但滞后跨区域溢出效应显著度有所降低;从不同环境技术领域下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来看,气候变化减缓技术与“三废”治理技术领域的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外资渠道对中国“三废”减排技术进步没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期刊名称】《研究与发展管理》【年(卷),期】2018(030)005【总页数】14页(P1-14)【关键词】环境技术进步;知识存量;空间溢出效应;极大似然估计【作者】李锴;齐绍洲【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武汉430072;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武汉4300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04探索改善环境质量的动力机制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体现了国家转变绿色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手段与核心解决方法在于先进的绿色环保技术(下文统称为“环境技术”),政治上的合作与资金上的援助最终都要指向作为解决手段的技术问题,缺少先进的能源节约和清洁生产的环境技术将无法彻底解决环境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需要以环境技术进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渠道.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石化、钢铁、建材、发电、水泥、煤炭开采和加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将持续存在,无法以专注于清洁生产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此外,影响中国环境技术进步的因素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缺少充分的研究.在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今天,开放所带来的溢出和竞争效应与近年来更加积极推进的环境政策一起,从根本上影响着技术进步的速度和偏向,但二者对中国环境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是一个有待深入考察的重要学术问题.对外开放的环境效应是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最早Grossman和Krueger[1]提出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可以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思想,并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下进行了分析.在这项经典研究之后很多学者从规模、结构和技术(溢出)效应的视角对国际贸易或FDI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2-6].这些研究以污染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从总量上考察对外开放的环境影响,与本文具有互补性.同时,技术(溢出)效应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技术效应的方向和大小对于总效应的形成和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7-8],这意味着要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避免环境质量的恶化从根本上有赖于技术进步.因此,本文对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考察,不仅是对该领域研究的补充和细化,对于提升中国经济活动的环境友好性也具有重要现实的意义.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研发等自主创新行为,并且与基于国际化渠道的国外技术外溢有着密切的关联.继Coe和Helpman[9]开创性研究证实了贸易开放存在研发溢出效应后(CH模型),一大批文献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上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对外开放与技术进步的关系[10-11].从实证结果来看,结论不尽相同,因为开放导致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会受到开放模式、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对外开放的环境技术效应是指贸易投资自由化从多种方面所表现出的对环境有利的外部性,推动前沿环境技术在国家间溢出和扩散,同时跨国的生产合作也会将“清洁”的生产和减排技术由高环境标准的国家引入东道国[12-15].值得强调的是,CH模型为利用跨国数据同时分析FDI和贸易等多种渠道的技术外溢效应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框架.相对于现有研究而言,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不同渠道的国际性知识存量本身往往很少被量化并统一引入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将3种渠道(货物贸易、FDI和服务贸易)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和环境规制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实证比较它们对环境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弥补以往研究只考虑单一外部渠道对技术创新影响而相对忽略异质性效应这一缺陷.②考虑到区域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在传统研究知识溢出的线性结构范式当中嵌入非线性的空间结构,本文采用中国省区面板数据,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FDI外溢知识存量对中国环境技术进步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估计出局域溢出效应、跨区域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不仅可以体现不同外部渠道的溢出程度差异,而且可以为进一步制定提高中国环境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③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以及OECD环境技术类别目录,采用与环境相关的专利数据构建环境技术知识存量,并将环境技术进一步分为气候变化减缓技术和“三废”治理技术,结合现实需要,从学术层面对传统的“三废”治理技术与最新的气候变化减缓技术分别进行归类分析,从而在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探讨中国环境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基础,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1 国际环境技术知识溢出的空间测度模型1.1 模型建立:基于传统线性模型的空间扩展CH模型开创了国际研发知识溢出的标准检验范式.基于这一经典模型来扩展检验国际环境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时,需要赋予其非线性结构以吻合环境技术知识所具有的空间溢出属性.本文仍遵循其建模思路并适当扩展,开放条件下东道国环境技术进步(ETP)受国内环境知识存量(KSd)和国际环境知识存量的影响,而国际环境知识存量溢出渠道包含货物贸易(KSgt)、FDI(KSfdi)和服务贸易(KSst),从而将这3种渠道的国际性技术外溢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实证比较它们对环境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同时,自“波特假说”提出以来,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16-18].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转变技术进步方向,如果当前的生产技术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非绿色特征,那么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干预以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使之走上绿色的轨道.本文也将环境规制变量(regu)引入分析框架,以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综上,东道国环境技术进步可视为国内外环境技术知识存量与环境规制的函数,即ETP=f(KSd, KSgt, KSfdi, KSst, regu)(1)式(1)建立的经典线性模型只涵盖了物化型货物贸易进口、跨国公司资本品投资以及服务贸易对当地环境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而遗漏了伴随对外贸易和FDI进入的非物化型环境技术知识对当地或邻近地区环境技术进步的影响.此外,环境规制也具有外溢性,很可能引起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竞争策略性行为,因为地理上相邻的地区倾向于对本地区的环境决策产生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环境规制行为具有空间依存关系[19-20].这种非物化型外溢效应往往无法观测和统计,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属性.在无法量化观测的情况下,遗漏会导致经典线性模型估计的内生性偏误.要将非观测变量纳入到经典线性模型之中,必须能嵌入其空间属性结构,为了调和上述冲突,参照Parent和LeSage[21]的做法,采用一个空间向量自回归式(spatial autoregressive process)界定遗漏变量(KSun)的空间属性:从静态角度看,表现为当期的空间依赖特征(KSun=ρW·KSun+u)或空间误差特征(KSun=μ=λW·μ+v).本文以存在空间依赖特征为例,进一步扩展成一般模型.将模型残差项中的遗漏变量解出,有KSun=(1-ρW)-1·u,将其代入式(1)可得ETP=α0+α1KSd+α2KSgt+α3KSfdi+α4KSst+α5regu+(1-ρW)-1·u(2)移项合并可得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即在空间维度扩展经典线性模型后得到的一般模型.ETP= β0+ρW·ETP+α1KSd+α2KSgt+α3KSfdi+α4KSst+α5regu+β1W·KSd+β2W·KSgt+β3W·KSfdi+β4W·KSst+β5W·regu+u(3)其中,α、β为对应的系数向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以捕捉空间单元之间的联系强度;ρ代表区域间相关性强度的系数(当期的空间滞后系数),反映样本观测值的空间依赖作用;λ表示空间误差系数,衡量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之中的样本观察值的空间依赖作用,描述观测值的误差项所引致的区域间溢出效应.1.2 模型空间属性诊断与模型空间参数释义基于知识分类和空间建模理论扩展得到的模型,其空间结构特征应该符合实际样本数据所内含的空间属性,这是实证扩展模型空间结构稳健性的关键.SDM是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当β=0时)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当β=-αρ时)的一般形式,SLM与SEM又可合成空间自相关模型(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SAC).因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多种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在内的综合诊断框架,以考察设定形式最具一般性的SDM在拟合实际样本数据时是否与其他常用的3种空间模型之间存在实质性区别,以此佐证空间建模合理性[22].具体作法是通过SLM、 SEM分别与SDM所构成的嵌套关系来进行空间模型参数的约束性检验,原假设分别为SDM与SLM、 SEM设定形式无本质性区别,检验统计量为Lratio检验与Wald检验.根据所得到的空间模型参数约束性检验结果,甄选原则如下:如果以上两个原假设全部被拒绝,则对数据样本的最适拟合应在SDM和SAC这两种设定形式之间选择,选择标准可依据模型估计后所得到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取最小值的一个;如果以上两个原假设均无法拒绝,则对数据样本的最适拟合应在SLM和SEM这两种设定形式更为简洁的模型之间选择,选择标准可依据模型估计后所得到对数似然值,取最大值的一个;如果不能拒绝第一个原假设,且第一步检验结果也无法拒绝SLM,则SLM是对数据样本的最适拟合,同理适用于SEM;如果第一步检验结果与第二步检验结果互有冲突,例如,有可能出现第一步检验无法拒绝SLM,而第二步检验又无法拒绝SEM,则应该选用设定形式更为一般化的SDM,以此避免模型设定特异性所带来的估计偏误.由于引入代表区域相关性的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模型同时涵盖国际环境技术知识对进口地的局域溢出效应以及对进口地以外其他地区的跨区域溢出效应,具有非线性结构特征[注]从理论上而言,局域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示范和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除此之外,跨区域溢出效应还体现在非物化型外溢效应和“向底线竞争”效应.其中,隐性特征使得非物化型知识溢出具有独特的空间属性.由于无法被物质化和编码化,没有特定物质载体的隐性知识需要通过人员流动和“干中学”才能得以传播.经由贸易或投资对所在地溢出的知识,还会对所在地以外的其他地区形成后续溢出..因此,空间模型当中自变量系数不能代表国际环境技术知识对进口地的局域溢出效应,自变量空间滞后项系数也不能代表国际环境技术知识对进口地以外其他地区的跨区域溢出效应.借鉴LeSage和Pace[23]基于偏导矩阵法对空间模型参数的释义方法,同样以SDM为例,将式(2)改写为ETP= α0+(1-ρW)-1(α1KSd+β1W·KSd)+(1-ρW)-1(α2KSgt+β2W·KSgt)+ (1-ρW)-1(α3KSfdi+β3W·KSfdi)+(1-ρW)-1(α4KSst+β4W·KSst)+ (1-ρW)-1(α5regu+β5W·regu)+(1-ρW)-1u(4)空间权重的引入放宽了线性模型当中“截面单元观测值彼此不相关”的强假设条件,以货物贸易为例,根据不同截面单元因变量对不同截面单元自变量的偏导矩阵[注]限于篇幅,没有列出偏导矩阵,备索.,本文的定义为:国际环境技术知识对贸易进口地的局域溢出效应,代表对进口所在地环境技术水平的局域溢出影响,在偏导矩阵中为其对角线元素之和的平均值;国际环境技术知识对贸易进口地以外其他地区的跨区域溢出效应,代表对进口所在地以外其他地区环境技术水平的跨区域溢出影响,在偏导矩阵中为非对角线元素行和(或列和)的平均值;国际环境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总效应为局域溢出效应与跨区域溢出效应之和.2 变量及统计分析2.1 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2.1.1 环境技术进步环境技术反映包括非期望产出在内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技术结构联系[24].当存在投入或产出的非零松弛(slack),传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会低估评估对象的无效率水平.Fare和Grosskopf[25]、景维民和张璐[26]发展出了基于松弛的测度模型(slack-based measure, SBM).然而以往的研究在每一期都构造一个相应的技术前沿面,给选择技术基准从而测度技术非效率的变化特别是长期变化带来了困难.为此,本文构造出基于SBM模型的全局(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来度量中国的环境技术进步,通过将技术进步体现为各决策单元对全局前沿技术的连续赶追过程,克服了上述困难,并加强了指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中国环境污染排放以及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均为工业企业,故本文在工业层面进行以上计算.数据说明如下:期望产出为以1999年不变价表示的工业总产值;非期望产出选用工业废水、二氧化硫、烟(粉)尘、固体废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劳动投入量为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资本投入为固定资本净值(1999年不变价),能源投入指标为终端能源消费量[注]本文考虑工业终端能源消费品种(煤炭、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其他焦化产品、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工业产品水泥所产生的CO2排放量,相关排放系数及原始数据来自于IPCC.测度环境技术进步所用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1.2 环境知识存量全球的研发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OECD的统计数据表明,OECD成员国占全球研发支出的大部分份额,故本文考虑选取16个OECD成员国[注]样本数据当中的国际环境技术知识存量溢出国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芬兰、荷兰、韩国、丹麦、西班牙、瑞典和比利时16国.作为中国的环境技术外溢国,并采用与环境相关的专利数据构建环境技术知识存量.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各国的环境科技发展水平,本文采用跨国专利数据,即向专利合作条约(Paten Cooperation Treaty, PCT)提出并完成申请的环境专利,统计资料来源于OECD Stat数据库[注]与环境相关的技术领域分类来源于OECD “Patent search strategi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elected environment-related technologies (ENV-TECH)”,主要包括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ter scarcity,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等技术类别以及相应国际专利分类(IPC)编码..国内与环境相关的专利数据可以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专利系统数据库中根据技术类型和国际专利分类(IPC)编码检索各省区每年的环境专利受理量,两个数据库都为本文提供了细分为“废水”“废气”“气候变化”等相关环境技术领域专利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使用专利数据来核算环境技术知识存量的好处在于:①可获得数据,虽然大量研究技术溢出的文献都用研发存量衡量前沿技术水平,但国内外并没有专门细分与环境相关的研发投入数据,而按技术类型进行IPC编码的专利可以提供统一的相关专利数据;②专利在本国发明后可以在PCT上登记以获得国际保护,故跨国专利数据国际性更强,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更能体现技术的扩散性和溢出性.因此,本文认为利用专利数据来分析国际环境技术溢出更加适合.参照Lovely和Popp[27]的做法,考虑陈腐率(decay rate)和扩散率(diffusion rate),时间t时环境技术知识存量核算公式为(5)其中,KS是环境技术知识存量,PAT是环境技术专利数量,s表示从基期到当前年份的时间;ω1代表知识的陈腐率,即旧知识的老化速度,表明随着新技术与新发明的产生,已有技术逐渐被新技术所替代,假设为0.1;ω2代表扩散率,表明从新技术、新知识的产生到大规模应用(即技术扩散)需经过一定的时间,以衡量从专利的产生到大规模应用的滞后时间,假设为0.25.陈腐率和扩散率的系数参照了一般研究国际技术溢出的文献.2.1.3 贸易和FDI外溢知识存量本文以工业部门的工业增加值替代CH模型中的本国进口总额,既能体现技术溢出的强度,又可反映技术外溢的方向.同时,国际性技术外溢被东道国的企业吸收并进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还有赖于东道国对外溢技术知识的吸收能力.因此,国际性技术外溢的实际效果同时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强度和东道国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本文结合国际性技术外溢的两个过程,并用国际间的相对人力资本指标来表示其吸收能力的大小,提出如下的货物贸易外溢知识存量的测算模型(此后模型均省略时间t,以使表达简洁).(6)其中,mgcm是中国c从OECD成员国m的货物贸易进口额,ind、 H分别表示工业增加值和人力资本,min(1, Hc/Hm)表示中国对源于OECD成员国m的外溢技术知识的吸收能力,该指标不大于1.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采用Barro和Lee[28]的人力资本数据测算中国对16个OECD成员国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指标[注]选用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来代理人力资本变量,数据主要来自Barro-Le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ataset.由于以上各数据来源中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每5年统计一次,为保持数据的完整性,运用插值法对各经济体的缺失数据进行估算..同理,可以得到FDI外溢知识存量和服务贸易外溢知识存量的测算模型.由于中国各省区的贸易进口、FDI实际投资额等数据未区分来源国,故采用间接的方法测算各省区吸收的国际性技术外溢知识.假设各省区贸易进口额占全国进口总额的份额越大,从国外获取的贸易外溢知识存量就越多.所有相关数据来源于OECD Stat、 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UN Com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数据库以及《新中国60年统计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区统计年鉴.2.1.4 环境规制对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是一个困难且复杂的问题,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考虑5个评价指标层——工业废水、二氧化硫、烟(粉)尘、固体废物和二氧化碳.首先,测算各省区单位工业产值污染排放量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因为污染排放强度是环境规制作用的直接结果.通常一个地区的污染排放强度越低,该地区的环境规制措施也越严厉.其次,对各省区的单位产值污染排放量进行线性标准化并进行加权平均整理,构建综合反映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及其变化的指标体系[29].相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具体处理如下.1) 对各省区的单位工业产值污染排放量进行线性标准化.(7)其中,PEik为i省区第k种污染物(k=1, 2, 3, 4, 5)的单位产值污染排放量,max(PEk)和min(PEk)分别为各单项指标每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PEs为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值.2) 计算各指标的调整系数或权重(ACik).由于不同地区的性质差异较大,地区间不同污染排放比重相差较大,即使属于同一省区,不同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使用调整系数可以近似地反映这种污染特性的差异,取值方法如下.(8)其中,ACik为省区i中污染物k的调整系数;Eik为省区i中污染物k的排放量,∑Eik为所有省区同类污染物的排放总量;Yi为省区i的工业总产值,∑Yi为工业总产值加总.3) 通过各单项指标每年的标准化值和调整系数(权重),计算出各省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该指标越小,表明环境规制越严厉.(9)2.2 描述性统计表1给出了本文450个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算得到的环境技术进步指数的平均值为1.558,中国各部分环境知识存量的测算结果显示,除FDI外溢知识存量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存量和国内知识存量在1999—2013年间均呈逐步上升趋势.在中国外资知识存量中,货物贸易外溢存量占绝大部分份额,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稳定的技术来源.一直被忽视的事实是,服务贸易外溢存量增长迅猛,其平均值为2.110,超过了投资渠道(均值为1.853).FDI外溢知识存量有一定起伏,在2007年有所减少,但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技术知识.信息时代无形技术外溢的作用日益突出,加之中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强环境规制,外资在中国技术知识供给中的作用有所弱化.表1 描述性统计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变量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变量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ETP1.5581.4440.0959.544KSgt58.139146.7750.0461448.975KSfdi1.8532.726 0.00318.469KSst2.1103.0160.01321.732KSd5.53210.4300.02492.334regu4.6 586.4160.00048.3502.3 环境技术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全域空间相关性常用于分析空间数据在整个系统内表现出的分布特征,一般采用Moran’s I和Geary’s C指数进行测度.空间权重矩阵表征空间单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与关联程度,正确设定空间权重矩阵对环境技术水平空间依赖程度的度量及空间计量分析结果的准确均至关重要.本文从地理邻近性特征与经济邻近性特征出发,构建了4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用于实证分析.第一种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1),其元素wij表示i省区省会城市与j省区省会城市最近公路里程的倒数.第二种为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2),其元素wij用i区域人均实际GDP年均值与j区域人均实际GDP年均值绝对差值的倒数表示.由于单纯地以地理距离或以经济距离构造权重矩阵均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还构造了地理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3)和地理与经济距离的嵌套权重矩阵(W4).W3的元素表示为i区域省会与j区域省会。

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与对策

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与对策

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与对策[摘要]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家,都能够从国际贸易、FDI、人才流动等渠道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而这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我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模仿、创新不仅可较快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而且可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

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进口贸易额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了解进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再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进口贸易对TFP的影响程度,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全要素生产率在封闭经济环境中,一国的技术进步水平将取决于国R&D存量和有效的R&D活动。

相反,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研发投入,其他国家的研发行为也通过各类传递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本国的技术进步。

其中,进口贸易是一条重要的技术进步传递渠道,本国通过进口贸易往往能直接分享到贸易伙伴国R&D投入的成果,进而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

本文将通过对进口贸易额增长率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讨论通过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总体上形成了高度重视出口贸易而低估甚至忽视进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倾向,基于传统国际经济学Y=C+I+G+(X-M)的国民收入恒等式来评估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焦点放在出口的扩张或贸易收支的顺差上,认为进口是国民收入的一个漏出量,进口增加会造成国民收入的减少,是经济增长的减量因子。

政策上,国家通过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等措施鼓励出口,而对进口则实行不同程度的关税和非关税限制措施。

1.1 我国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1991—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16.69 %,进口贸易年均增长18.4%。

知识溢出效应研究的国际发展和中国现状评述

知识溢出效应研究的国际发展和中国现状评述

知识溢出效应研究的国际发展和中国现状评述摘要:本文通过统计1984-2014年SCI-E和SSCI网络版数据库中知识溢出效应领域的文献产出,运用文献计量法和引文编年图梳理了知识溢出研究的发展历程,从论文数量、论文质量和合作情况3个维度对标意大利、荷兰与中国的科研实力,得到如下结论:知识溢出效应研究主要经历了沉寂期、缓慢发展期和快速发展期;英国和美国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合作情况不佳,合作论文数量和作者数量偏低;研究热点主要为知识溢出与产出的关系、空间溢出效应、社会网络和FDI溢出;社会网络的知识溢出和国际知识溢出对产出的影响是两大主线;中国对知识溢出的研究虽然具备较大规模,但要注意提高论文质量,加强与国外的合作关系。

关键词:知识溢出;文献计量;引文编年图;对标研究DOI:10.16315/j.stm.2015.06.012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志码:A罗默提出技术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特征是发生知识溢出的根本原因,将知识作为独立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知识溢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拉开了知识溢出研究领域的序幕。

经过近30年的发展,知识溢出效应已经发展为涵盖企业、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解释集聚、创新和经济等多维度的重要理论,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经济学分支的重要概念之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的深入,知识溢出效应再次被引起重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梳理知识溢出的研究现状有助于捕捉世界范围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热点和前沿。

已有的文献综述从不同角度对知识溢出研究进行阐述。

Navaretti总结了由进口、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3种渠道带来的国际知识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Branstetter回顾了国际知识溢出实证研究方面的经典文献,在总结相关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概念性的研究框架,将溢出效应进行分类并分析了溢出效应的内在机理。

赵勇等从知识溢出发生机制和知识溢出对集聚、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角度总结已有文献,分析了知识溢出领域在方法和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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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识溢出对农业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摘要:本文从知识溢出的空间角度出发,融入地理信息,以我国260个市级行政区划为样本,构建空间Durbin模型实证检验国际知识溢出对农业TFP的空间溢出效应。

结果显示国际知识溢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农业技术效率及其纯技术效率,但对农业TFP的空间溢出作用并不明显。

关键词:国际知识溢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效应一、引言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欲实现快速可持续的农业经济增长,就必须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而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和知识的主要途径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

被认为是衡量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的定量指标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和研究。

因此如何有效的利用发达国家的知识溢出,从而提高我国的农业TFP 显得尤为重要。

吕立才(2010)对30年来我国农业利用FDI的情况进行了回顾,指出FDI 对我国农业生产起到了直接技术引进以及技术外溢效应。

李泳(2006)研究发现FDI的出口导向效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均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外贸方面,孙中才(2003)指出对外贸易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杜红梅、安龙送(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出口增长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

而已有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大都忽略了空间属性。

本文则基于空间维度,构建空间Durbin模型来实证研究国际知识溢出对中国农业TFP的影响。

二、空间建模、估计方法和参数释义(一)空间Durbin模型Le Sage and Pace(2009)认为,遗漏变量是空间计量模型出现的原因之一,本文以此为借鉴构建实证所用的空间Durbin模型(SDM)。

R&D资本是影响AGTFP的主要因素,假定其只来源于两种渠道:一是国际R&D资本溢出,二是国内R&D资本。

FDI和外贸是国际R&D溢出的两条途径,基于截面数据样本,可以构建三者对AGTFP作用的基本方程:(二)SDM的空间溢出效应参数释义空间权重矩阵引入,使得样本区域中某一自变量观测值的变动不仅会对本区域因变量观测值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其他区域因变量观测值产生影响,因此,模型(4)中常规解释变量的参数不能代表FDI和外贸对所在区域内的溢出(区域内溢出),空间滞后项的参数也不能代表FDI和外贸对所在区域以外毗邻区域的溢出(区域间外溢)。

根据Le Sage and Pace(2009)的阐述,直接效应代表FDI与外贸区域内溢出,间接效应代表FDI与外贸区域间溢出,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

三、空间溢出效应检验(一)样本数据《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对某些地级市或直辖市的区没有给出数据记录,因此,在样本中剔掉西藏、新疆、青海、宁夏,但保留四个直辖市层面的数据,海南、香港、澳门、台湾未囊括进样本,样本观测值为n=260。

2009年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测算所要用到的GDP、就业人数均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由于无法搜集到齐全资料来核算资本存量数据,因此拟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予以替代。

对于2009年和2008年的地区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用各地级市的GDP 平减指数和各省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换算成不变价。

对于地级市的空间信息,用Google Earth Plus软件获取其经-纬度数据。

(二)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以Fare(1994)提出的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创新的量化指标,该模型根据一个包含多个决策单元的面板数据,使用距离函数来构造一个生产最佳前沿面,进而将每个决策单元的实际生产情况与最佳前沿面进行比较,由此来测算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

Fare(1994)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强化形式的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案。

该方案基于不变规模收益条件(CRS)计算技术效率成份,分别将其分解成为一种纯效率变化成份(基于可变规模收益(VRS)计算得出),以及一种剩余规模成份。

本文中SECH、PECH、TECHCH分别代表农业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率;纯效率及其规模效率是基于不变规模收益的技术效率分解而来,即EFFCH=PECH×SECH,EFFCH代表基于不变规模收益计算所得技术效率。

基于Deap2.1软件,表1给出了260个地区Malmquist指数测算结果的平均值。

从表1可知,相比于2008年,2009年我国农业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所上升,而其技术进步率与纯技术效率与上一年相比略有下降。

2、空间滞后项的估计值从上表可知,因变量空间滞后项的估计值ρ表明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各自在区域间具有空间相关性,这验证了Le Sage et al.(2007)的结论。

这其中技术效率的空间相关性系数更大,而技术进步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各自在区域间不具有空间相关性。

表明目前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依赖于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进步,技术进步率和规模效率的贡献还非常有限。

3、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析FDI溢出中,FDI直接效应代表FDI区域内溢出,间接效应代表了FDI区域间溢出,而总效应代表了在综合区域内和区域间溢出之后FDI对我国整体农业技术水平的影响。

FDI进入并没有带动所在区域农业TFP及其成分的提升,但FDI有助于区域间的农业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高。

综合其总效应,FDI促进了我国农业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高,但对农业TFP的影响并不明显。

这与之前没有考虑空间因素的检验结果是相背的,如何艳(2008)、田泽永(2008)基于行业面板数据和省际行业面板实证研究,指出FDI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出口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

可能原因:一方面由于FDI带来了大量资本与先进技术,对毗邻区域的同行业造成了一定威胁与压力,从而刺激了区域间的创新与研发意识,且经由产业关联给区域间上、下游产业带来技术溢出,从而提升了毗邻区域和总体的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

而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有关农业FDI相对数目还是较少,规模有限,分布不均,且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而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总体上给我国农业TFP带来的影响并不明显。

相应的,从外贸角度来看,与FDI直接效应结果不同,它虽不对其他要素造成影响,但提升其区域内的农业TFP。

在区域间的溢出效应上,外贸与FDI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外贸对区域间的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呈现反向相关性。

综合来看,外贸带来的知识溢出对农业技术效率与其纯技术效率具有反向作用,但并未对农业TFP产生影响。

而前人在没有考虑出口溢出具有空间属性的情况下,所得结论互有冲突,如潘苏等(2011)关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呈现高度相关性。

可能原因:一方面,一定区域在进行对外贸易时,作为直接与外国进出口商接触主体,能够最快的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才能,从而直接推动所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外国农业技术具有高度的知识保护性与不外漏性,这不利于技术的外溢与知识的传播,外国农业产品的输入对进口替代部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且由于我国目前技术水平与高新研发设备条件有限,知识的吸收能力不强,因此,在农业这一领域,我们还是传统的依赖从外国的进口商品,缺乏研发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导致我国农业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下降。

三、政策建议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增强,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同时面临的市场竞争威胁也愈发严峻,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利用国际知识溢出,以提高本国农业产出能力,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加快农业的国际化、市场化改革步伐。

进一步规范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削弱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的行政干预,给予更多的农业支持与补助措施,加强市场对农业生产要素的自由配置,充分利用各地不同的要素禀赋优势,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其次,加大对本国农业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增强我国对外技术吸收能力。

再次,调整并优化当前农业产品进出口结构,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经营技术,进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最后,全面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提高劳动者的农业创新意识,缩小东西部人才受教育水平差距,促进中西部沿海地区引资,加大跨国公司和战略投资者引进,以带动劳动力技术的不断提高,并通过劳动力地区间流动实现技能的扩散,最终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突破与发展。

注释:①虽然空间Durbin模型(SDM)的导出是源自市一级层面专利数据的遗漏,但在能够获取专利数据的情况下,也能够导出SDM模型,这是因为专利仅仅是国内R&D资本存量的一部分,无法完全体现经济增长所用到的全部知识,因此无论对国内R&D资本如何进行量化,始终会存在其他代表知识的遗漏变量。

②空间权重矩阵W用来反映不同区域观测值之间邻接关系,是对样本数据空间信息的量化手段,是一个二值矩阵(0或1),当定义两个观测值区域在空间位置上邻接时,则在空间权重矩阵相应位置取值1,否则取值0。

邻域观测值就经由加权平均形成一个对因变量作用的空间滞后项。

③为阶单位矩阵。

④如包含在误差项中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会影响FDI和外贸,即误差项与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

如Smarzynska(2004)就认为FDI区位选择就与当地基础设施相关。

⑤对于260个截面样本,纯技术效率均为1,无样本数据变异,因此略去。

⑥该空间计量经济学工具箱由LeSage and Pace于1999年基于Matlab软件编写,本文使用的是其2011年3月升级版。

参考文献:[1] 吕立才、熊启泉.拉丁美洲农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实践及其启示[J].国际经贸探索,2010,(02):53-54.[2] 李泳. 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升级[J].中国农村经济,2006,(05):10-17.[3] 孙中才.国际贸易与农业增长[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4):1-6.[4] 杜红梅、安龙送.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7,(04):53-58.[5] LeSage James and Pace R.Kelley.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M]. New York:CRC Press,2009:33-34,27-29,40-41,68-70.[6] Parent O. and J.P.LeSage. Using the variance structure of the conditional autoregressive specification to model knowledge spillovers[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08,23(2):235-256.[7] Fare Rolf,Shawna Grosskopf,Mary Norris,and Zhongyang Zhang. 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66-83.[8] LeSage,J.P.,M.M.Fischer and T.Scherngell. Knowledge spillovers across Europe,evidence from a poisson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with spatial effect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07,(03):393-421.[9] 何艳.FDI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出口溢出效应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02):86—91.[10]田泽永.FDI技术溢出对江苏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8,(11):101-105.[11] 潘苏、谭砚文.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2011,(02):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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