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俗语义概念转喻的认知理据

1 国俗语义概念转喻的认知理据 摘要：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即语义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认知是语义形成的重要因素,以认知的方法对国俗语义进行阐释,可拓宽国俗语义研究的视野。国俗语义存在于基于认知模式而形成的概念系统中，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附加了民族文化色彩。国俗语义的概念形成和意义编码是有理据，可论证的。认知语义学中转喻是国俗语义编码和推导的重要思维方式，认知机制在同一个概念模式的框架内用概念映射把国俗语义的始源意义和目标意义间架起桥梁。转喻生成机制的模式不因语义喻体的差异产生不同。认知语义学中国俗语义的转喻生成对于文化的依赖是绝对的，即文化是国俗语义转喻的认知基础。 关键词：国俗语义、概念转喻、认知机制、邻近性

Analysis on Cognitive Motivation of Conceptual Metonymy of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Abstract: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is a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emantic feature in the language, i.e. it is a linguistic unit on the basis of conceptual meaning attached with ad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such as history, habits and customs. Cognition is the key mechanism of semantic formation. With the methodology of cognition, the stud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can be broadened. The whole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exists in its national conceptual system formed by cognitive model and is reflected with national cultural features. Therefore,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and encoding of meaning of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can be motivated and analyzed. In cognitive semantics, metonymy is the important way of thinking towards the encoding and deducing of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mode of metonymy does not differ because of metaphor objects. Cultural concept is the cognitive basis of metonymy of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conceptual metonymy, cognitive mechanism, contiguity

一、引言 “国俗语言学”（дингвостраиоведенце）是前苏联学者依据对外俄语教学的经验和需要提出的概念，旨在研究民族文化在民族语言中的反映。上世纪80年代王德春教授首次把这一概念引入我国①，并依据国外语言学由句法向语义重点转移的语言学发展趋势，倡导从国俗语义的角度研究“语言国俗学”，提出在国内建立一门新的语言学分科——“国俗语义学”。他认为，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

①《论词典的类型》载《辞书研究》1980年1期；《词汇学研究》第271-27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

版《苏联语言学十年情况的两点补充》载《语言学动态》1987年5期；。 2

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即语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1] ，也就是Sapir认为的“语言背后的东西”。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国俗语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通过对西方文化人类学、文化语言学派研究成果的译介，开展国俗语义学的理论研究，如Edward Sapir, Ellward, Humboldt, Katz, Fillmore, Leech, Lyons, Kempsom, Palmer等，属于译介阶段；二，具体化对比汉语国俗语义与其他语言如英语、俄语的民族色彩差异，属于对比语言学范畴；三，汉语国俗语英译的策略、技巧与态度研究，如归化、异化、补偿、等值转换等，属于翻译实践领域研究；四，探讨跨文化交际或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国俗语义问题，属于跨文化交际领域与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国内对国俗语义的研究倾向把国俗语置于整个文化多元系统考虑，通过对比研究关注汉语国俗语与异国国俗语的“能动交流”，从实践使用上争取让汉语国俗语在世界范围内永葆青春（翻译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二语习得研究、教学研究等），但缺少对国俗语义本质性、普遍性和适用性的研究探索①。作为长期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国俗语义的架构是建立在非常规的综合性认知基础上，本文将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探索国俗语义的概念系统、认知机制和语义理据的关系模式，从语言本体角度②积极评价概念转喻对国俗语义认知机制的阐释依据，从而拓宽国俗语义研究的新视野。

二、认知语义学中转喻的认知阐释 现代语言学认为，转喻不仅是一种文体学上的修辞，也是一种人类联系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上世纪9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认知语言学中隐喻的研究狂热，对转喻的研究也逐渐予以重视，认为转喻和隐喻一样是一种概念性的（conceptual）认知机制[2]，对话语的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Lakoff认为，转喻以同一个理想化的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为前提，依据两者“邻近关系”（contiguity），表述“部分和整体”关系的认知过程[3]。语义框架下“认知模式”的本质是一个储存在人类大脑中以知识结构为系统的意义认知域，它以人类对日常经验的理解、储备和思考为认知基础。在同一个认知范畴中，知识信息的“交融与碰撞”是转喻发生和交际展开的前提条件。转喻的认知过程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凸显物替代另一物体的概念映射（conceptual mapping）实现，即用某一范畴易感知、易辨认、易理解部分去激活另一范畴相关整体或整体其他部分。“邻近关系”发生在始源域（source

① 尽管国内有如贾彦德先生用国外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汉语语义的系统、特点与历史演变（贾彦

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二版），但有关国俗语义的认知系统研究尚属空白。 ② G. Leech 在《语义学》（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8）：12）

中，提到研究意义最好的方法是把它看作语言本身的一种现象。 3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4],这种关系是实体间客观存在的联系，如部分和整体、功能和物体、特征和物体等，而不是隐喻范畴中的“相似性”，不要求认知读者去联想概念化的“第三者”，即始源域和目标域间相似特征。例如：汉语成语“一帆风顺”中“帆”与所替代的“挂着满帆的船”的关系；华兹华斯的诗《咏水仙》和莎士比亚的诗《冬之歌》中，daffodils(黄水仙)与所描写替代的整个美好的春天的关系；法语中“la goutte de lait point à l’horizon de là”(一滴乳白在地平线上浮生)中“la goutte de lait”（一滴乳白）与所表达的拂晓时分刚露脸的太阳的关系。

三、国俗语义概念转喻生成机制 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考察国俗语义，是用科学的方法探索国俗语形式与藏匿于语言背后文化因素的关系，是用认知的方法联系意义与人的体验知识。我们发现国俗语义的形成机制是有理据，可分析的。转喻认知模式对国俗语义的生成运作很有解释力。在概念转喻认知思维过程中，国俗语作为一个概念实体即“转喻体”，作为认知参照，通过有关联的凸显物实现概念映射，建立某种“邻近“的替代关系，为感知主体提供可被认知的国俗语义，即“目标体”。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感知主体——人的一方大脑中需依据经验或教育储藏相应的信息知识，使认知模式的运作发生可能，如汉语中形容经验丰富的人可用“老手”来凸显，因为在汉语国俗语义中“老手”和“经验丰富的人”具有邻近关系，而无此国俗语义储备的英国人无法识解这一邻近概念关系，从而无法获得本国相同语义的国俗语词“old dog”的认知，导致交际失败。但来源不同民族国俗语的“邻近关系”也可能相似，如英语和汉语都有“驼背”（hunchback man）的转喻用法。值得注意的是，国俗语义的认知模式是以民族化的命题和意象储存在人的大脑中，本民族的经验和民族知识与异民族的经验和知识是相互割裂的。也就是说，国俗语义的转喻生产具有民族独立性，在转喻的认知过程中为始源域提供参照现象的只有本民族的语义信息，而各民族间转喻机制以及国俗语义根本差异可以由Humboldt的“内蕴语言形式” [5]（inner linguistic form）观来解释，即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别（形式与内容）源自世界观的差异。 国俗语义的常见转喻生成方式有两种：部分转喻整体和整体转喻部分。以具体事物替代具有该事物特征的抽象概念是部分转喻整体的典型模式。如法语中“de rouler le tapis rouge”(铺上红地毯)替代为客人整个隆重的接待；英语俚语“far from court, far from care”(远离权力，远离忧愁)；“a good Jack makes good Jill”(良夫育贤妻)；我国古代诗人用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