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号文有效规避案例之五
10号文有效规避案例之五——SOHO中国
在10号文颁布之前，潘石屹将其控制的SOHO中国境内实体权益，赠予已获得香港居民身份的妻子；10号文生效之后，潘石屹再将境内剩余的权益陆续转移给妻子，以此来规避“10号文”规定的“关联并购”审批程序。
潘石屹的SOHO中国（HK0410）在香港的上市操作手法，可以算是一个孤案了。特别是在商务部“10号文”的背景之下，可以说SOHO中国是幸运的，也是几乎不可复制的。
早在10号文颁布之前一年，潘石屹就将其控制的SOHO中国境
内实体权益，赠予已获得香港居民身份的妻子（业界称之为“境外换手”）；
10号文生效之后，潘石屹再将境内剩余的权益陆续转移给妻子，以此来
规避商务部规定的“关联并购”审批程序。
现在回顾SOHO中国的整个红筹上市过程，除了叹其幸运之外，
其操作还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其个中原因，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下文我们慢慢详述。
早在2002年即初步完成红筹架构
其实，早在2002年，SOHO中国的红筹架构就已初步搭建完成（如图一）。潘石屹夫妇通过私人公司各自控制了SOHO中国（开曼）47.39%的股权，而SOHO中国（开曼）则通过一系列的BVI子公司，控制了境内的一系列地产项目公司。在当时看来，如果条件成熟SOHO中国（开曼）即可直接在境外上市，几乎无需再进行什么股权重组了。
潘石屹能够先人一步地完成这个动作，不无得益于他曾在高盛任职的妻子张欣。为什么SOHO中国当时没有上市呢？或许是因为收益状况还不成熟吧。
“无心插柳”的境外换手，为后续重组埋下伏笔
一方面，上市条件还未成熟；另一方面，潘石屹的地产生意还得
继续。自2003年起，潘石屹一些新的地产项目公司又陆续成立运作起来，
比如：红石新城、山石公司、
北京搜候等等。在这些项目公司里，一个个地产项目逐步进行着投标、立项、开发??
随着这些项目公司的不断运作，潘石
屹就在他的离岸控股架构之外，又逐渐建立
起了一个新的业务体系（如图二）。这些项
目公司为什么没有通过境外的控股公司
SOHO中国（开曼）来投资设立呢？这样的
话，这些新增业务也就可以一同纳入到境外
控股架构当中去了。
这其中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把
资金绕道境外再投入到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由于外汇管制，过程相对复杂；其二，
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相较于一般的内资企
业注册，审批程序更加复杂。这两道障碍都相对费时，而地产项目公司设立并投标地产项目，则时间相对紧迫。
因而，还是以个人身份先设立内资企业吧。日后要进行股权重组的话，用境外控股公司直接收购境内权益即可。
2005年11月，潘石屹做了一个蹊跷的“意外动作”。他以“财产规划”为由，将其持有了开曼离岸公司的47.39%股权，无偿赠送给了已经成为香港居民的妻子张欣。后来张欣又将其持有的所有权益设立了信托，并且招股书宣称她本人作为信托持股的唯一受益人。如此一来，潘石屹在离岸控股架构中就不拥有任何权益了。表面上就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体系，由境外控股公司持有的业务，归属了境外居民张欣；未注入境外的部分业务，则由境内居民潘石屹直接控制（如图三）。
10号文生效后，“非关联方”收购境内权益
潘石屹的这个赠予行为，在当时看来，实在是令人费解。潘石屹将其离岸公司的权益全部无偿赠送给其妻子，真实意图何在呢？以“财产规划”为由难免过于牵强。
然而，这以“无心插柳”的动作，却在1年后10号文生效的背景下，为其后续的境外上市股权重组，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而轻易就能绕过10号文的审批程序。
2007年9月14日，在SOHO中国准备上市的前夕，由张欣在境外所控制的SOHO中国（开曼）又设立了一系列的BVI子公司，然后这些BVI子公司，逐个跨境收购了潘石屹在境内剩余的项目公司及其他权益（如图三）。
对于这一行为的合规性，SOHO中国的法律顾问认为，由于张欣是香港居民，所以潘石屹将其持有的境内权益转让给张欣控制的离岸公司，相当于境内居民将权益出售给境外居民，因而不受10号文的约束，也就无需经过商务部的审批，仅需地方商务部门审批即可。也就是不构成关联并购，而是普通的外资并购，因而只需要地方商务局审批，而无需到商务部审批。
上述方式简称为“境外换手”，即中国人把其所持的所有境内权益，在境外转让给一个境外身份的人，具体为外国人来收购中国人在境内的所有内资权益，上市后再通过一定的安排由外国人把相关权益转回给该中国人。
通过这一步骤，潘石屹基本将其在境内的所有地产业务权益，逐步转移到了境外，并最终完成了香港的上市。
业界对“境外换手”模式存疑问
对于SOHO中国的整个红筹上市安排，业界依然存有不少争议和疑问。
其一，SOHO中国为什么会采取“境外换手”这种模式？潘石屹把权益转移给香港居民的妻子这一“境外换手”行为，发生于2005年，当时10号文还远未出台。因而可以说，这一行为并非针对10号而做的安排。而且，当时2005年，境内居民要将权益转移至境外，并无太大政策障碍，潘石屹当时直接把境内剩余权益转移出去即可，根本无需“境外换手”来做铺垫。因而，回头来看，“境外换手”这个动作，更像是一次“无心插柳”，无意之中给后来的股权转移带来了极大便利。
然而，也有业内人士私下分析认为，或许不是“无心插柳”那么简单，甚至“倒签协议”也有可能。试想，在2007年潘石屹正式把剩余权益转移到境外时，10号文已经生效，要把剩余权益转移出去要经过商务部的审批。有什么办法规避呢？而他妻子早已拥有香港居民身份，因而不排除有高人给他出主意：由潘将境外权益赠送给妻子，签字时间逆推至10号文生效前的2005年。由于“倒签协议”在隐蔽
的离岸公司层面操作，这些法律文件的补充并不难。而在10号文生效之后的2007年，张再来收购潘石屹剩余权益，就是境内外独立人之间的交易了。
其二，“境外换手”模式具备可复制性吗？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角度设想，假如潘石屹的权益赠予对象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另一个第三方外籍人士，潘石屹还能确保他的财产安全吗？潘断然不敢这么做。所以，SOHO模式的前提是，境内实际控制人找到一个完全能够信任的境外人士，作为权益出售的对象（日后还能通过某种安排转移回来）。只有夫妻之间信任度最强了，而企业家夫妇有一方是境外居民的情况太少了。
对此，有人想出了一种“衍生”的办法：企业家先将自己（或者配偶）的国籍转移出去，再以境外自然人的身份来收购境内的权益。对于这种方式，有资深投行人士表示，据商务部相关人士的意见，如果变换国籍的时间发生于10号文生效后，则并购行为仍需报商务部审批。关键问题还是变更国籍的这个人在境内实体经营公司中是否还持有股份。如果其不再持有股份，然后变更成为外国国籍，之后通过开曼公司收购境内实体公司权益，然后再将境外开曼公司权益通过安排给予境内原股东，这是没问题的，是不适用10号文的。
SOHO中国上市招股书中的“汇丰信托”，无疑是整个公司架构中的一个神秘焦点。正像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恐怕很多人都很难相信潘石屹会“毫无牵挂”地把几乎整个SOHO中国交给张欣，而这个转移又是“先知先觉”地在2005年11月14日这个似乎没有任何特殊意义的日子发生，旋即又于2005年11月25日转入The Little Brothers Settlement信托——一个表面上毫无特殊含义但又十分蹊跷的名字，从而为日后收购红石新城等三个内资公司铺平了道路。所以才有了上文的假设，假设信托背后一定有关于潘石屹的利益安排，更甚者，假设文件倒签到十号文生效之前的2005年11月云云。
不过话说回来，离岸公司做股权变动跟我们国内公司做股权变动确实有很大差别。国内公司股权变动，需要到工商局做变更登记，如果是外资，事先还要商务部门批准，有了外部介入，想改变股权变动的真实日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离岸地并无类似工商局的设置和监管措施，公司股权变动只需记载到公司股东名册即可，通常由专门的公司秘书办理。这一差异为倒签日期留下了可能的空间。至于信托设立日期，汇丰能否配合，那就是一个专业机构的操守问题了，似乎并无不可能，但也不好妄加猜疑。
虽然“地产商”大体是一个带有阶级色彩的名词，但潘石屹笑容可掬，似乎更加贴近“房奴”大众。我们如果愿意跳出揣度地产商“为恶”的一贯心理，反向思考一下，或许不无裨益。
信托是唯一道路吗？
反向思考的一个关键起点是上文提到的2002年SOHO中国的架构图，我们注意到，早在2002年，SOHO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置入到潘石屹控制的Boyce（BVI）和张欣控制的Cape（BVI）之下。在这一前提下，即便10号文在2006年9月8日生效，如果潘石屹真的可以毫无牵挂地将股权转让给张欣，在此后，潘石屹将Boyce（BVI）转让给张欣，仍然不会受到国内法律限制；再者，Cape（BVI）及Boyce（BVI）仍然是张欣这一香港公民控制下的公司，其收购境内的红石新城等若干公司，仍然可豁免10号文第11条的限制，避免受到商务部审批的影响。换句话说，SOHO中国并非一定要走信托这一令人生疑的道路不可，仍然有机会按照最普通的办法实现其重组目的。
但这一点也许更能让猜疑论者生疑，既然可以直接转让解决问题，为什么又引入信托呢？是否因为信托相比一个普通的离岸公司，更能在背后安排好潘石屹的利益呢？
如果不是，那么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即便是张欣控制的公司，考虑到张欣和潘石屹的夫妻关系这一典型的关联方特性，其直接收购国内公司也存在障碍。据悉，SOHO中国在重组过程中曾非正式征求过商务部等关键部门的意见，得到的可能就是这一“负面”反馈。如果真是如此，倒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托背后对潘石屹进行利益安排的猜疑。
但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演，假定张欣控制的公司收购潘石屹控制的境内公司有问题，那么，张欣控制的信托却可以顺利收购，而至于信托成立时间是在10文之前还是之后，似乎并无本质差别，或者说，信托这种形式是可接受的，再或者说，至少以信托来收购，最后成功完成了。但是从法律上看，张欣控制的公司收购国内公司，与张欣设立的单一信托收购国内公司，并无任何本质区别，既然信托可行，公司就一定不可行吗？那么，又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商务部负面反馈的传言不实；二是SOHO中国在商务部释放过负面信号的情况下，采用信托作为隐蔽，打着汇丰的旗号，大胆并成功地“瞒天过海”。如果是第一种解释，那就更加佐证了信托背后利益安排的猜疑；如果是第二种解释，那么，我们只能为潘石屹庆幸，同时，也再次见证了境外上市的保护伞效果。
潘石屹的信托又如何？
我们再来假设，如果本案例中信托是潘石屹的单一信托，或者潘石屹和张欣分别设立单一信托，再行重组，结果将会是怎么样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10号文第11条的规定：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的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当事人不得以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或其他方式规避前述要求。
虽然“其他方式”语焉不详，但其中并没明确提及信托。那么，如果潘石屹将其持有的Boyce (BVI)置入到一个单一信托，由潘石屹作为唯一受益人，此后，在潘石屹和张欣设立的两个单一信托控制下的境外公司，再行收购潘石屹控制的境内公司，是否会触及10号文第11条的规定呢？如果我们可以大胆坚持一回“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法治理念，既然该条只是提及以自己设立的境外公司收购与自己关联的境内公司是不允许的，那么，以自己控制的境外信托收购与自己有关联的境内公司似乎并不在限制之列。如果地方商务部门能够“配合”审批，似乎也完全可以实现跨境重组的目的。
倒签是否真有必要？
我们再来假设，如果在SOHO中国的案例中，潘石屹将其Boyce（BVI）的股权赠予给张欣，以及将两项股权置入信托的时间发生在10号文生效之后，那么，再以境外公司对红石新城三家公司进行收购，后果又将如何呢？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SOHO中国的部分境内权益是在10号文生效之前完成的重组，而部分权益是在10号文之后完成的重组。简单讲，就说SOHO中国在10号文生效后又置入了一块境内权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仍然可以坚持重组是在10号文之前完成，从而不需要证监会审批的说法呢？
这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首先，所谓重组是在10号文之前完成，从而不需要证监会审批的说法本身就是中国律师的创造，并无充分法律依据。我们姑且假定这种实践中沉淀下来的“潜规则”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是否可以延伸一步，讲如果在10号文之前完成了大部分境内权益置入境外公司的重组工作，就可以豁免证监会审批呢？或者再进一步，变换一下说法，如果在10号文之前完成了部分境内权益置入境外公司的重组工作，就可以豁免证监会审批呢？这点恐怕很难在法律上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还有待“胆量更大”的后来者尝试验证。
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SOHO中国倒签文件就毫无必要，潘石屹大可洗白冤屈。相反，如果当时大家的胆量还没那么大，似乎反而又给“倒签文件”论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SOHO中国上市的种种谜团，外人很难完全洞察，只能等待有朝一日其自行破解了。
最高院公布九起反规避执行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九起反规避执行典型案例 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进展情况，同时公布九起反规避执行典型案例，力求进一步震慑规避执行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切实维护司法权威。 1.首都师范大学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供用热力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情摘要】首都师范大学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给付首都师范大学供暖费2913715.7元以及利息270025.17元。一审判决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由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首都师范大学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法院要求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申报财产情况。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申报了中国工商银行和兴业银行两个银行账户，执行法院对两个账户进行了冻结，仅扣划到9800元。执行法院进一步调查发现，中建物业管理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还开立有一个账户，执行法院遂冻结了该账上仅有的存款13289.02元。执行法院要求中建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到庭说明为何没有如实申报财产，并要求中建物业管理公司提供3个银行账号的对账单和会计凭证供调查。中建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未到庭，且未提供对账单和会计凭证。鉴于此，执行法院对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的办公场所进行了搜查。通过查阅搜查获取的会计账簿，发现中建物业管理公司以工资、药费、差旅费等名义向中建北配楼招待所支付了大笔费用，累计近百万元。执行法院调取了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在执行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仍有多笔大额资金往来。执行法院到中建北配楼招待所的经营场所进行调查，发现招待所条件十分简陋，仅有6名员工，月经营收入为20000至30000元。 经过调查，执行法院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在收到执行通知书后，未如实申报财产情况，其将经营收入等大笔资金转入中建北配楼招待所的银行账户，以达到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目的。因此，执行法院对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的负责人采取了拘留措施，并决定对中建物业管理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执行法院采取强制措施后，中建物业管理公司迫于压力，3日内向法院支付了180余万元执行款，并与申请人首都师范大学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分期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执行法院严格落实财产报告制度，加大依职权调查财产的力度，适当运用审计方法调查被执行人财产，使得该案得以顺利执结。 2.张曲与陈适、吴洋英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 【案情摘要】张曲与陈适、吴洋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陈适偿还张曲188万元及利息；被告吴洋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后，陈适、吴洋英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由于陈适、吴洋英未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张曲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决定对诉讼阶段保全查封的吴洋英名下的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福飞北路136号福州新慧嘉苑5号楼一层02号房屋进行强制拍
10号文有效规避案例之六
10号文有效规避案例之六——瑞金矿业香港IPO 瑞金矿业原本可以不触发10号文“关联并购”条款的，但却节外生枝地通过境内公司为权益转移做跳板，从而制造“关联并购”嫌疑。这一关联并购行为的合规性，瑞金矿业却未作任何解释。 随着瑞金矿业（HK0246）今年2月份在香港实现IPO，吴瑞林几年前所宣称的“要有3-5家旗下企业实现上市”的诺言最终实现了，这已经是吴瑞林旗下的第三家上市公司了。他的侨兴集团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侨兴环球（NASDAQ：XING）及侨兴移动（NYSE：QXM）分别登陆于纳斯达克及纽交所。而且，其中侨兴环球的上市时间甚至比新浪网还要早，被媒体冠以“开创民营企业登陆纳斯达克之先河”。 吴瑞林起家于通信行业，其旗下两家上市公司即分别从事固定电话及移动电话业务。不知是因为通讯行业竞争激烈，还是中国企业家的多元化思维作祟，吴瑞林开始跨行业涉足矿业投资。其先后收购了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多个金属矿业，而其中的三个金矿—骆驼场矿业、南台子矿业、石人沟矿业，即为日后瑞金矿业实现红筹上市的主体资产。 而其整个上市资产的红筹架构搭建过程，皆发生 于商务部“10号文”生效之后。那么他是如何绕过10号文 的审批程序呢？ 三个金矿产权从第三方收购得来 在叙述瑞金矿业的红筹重组之前，让我们将目光 聚焦于瑞金矿业的核心资产——三大金矿上：骆驼场矿业，由吴瑞林于2006年10月30日，通过其私人持有的万华公司，从独立第三方手中收购而来。 南台子矿业，由吴瑞林于2007年5月20日，通过其私人新设立的境内公司“富邦铜业”，从独立第三方手中收购而来。 石人沟矿业，由吴瑞林于2007年5月25日，通过“富邦铜业”，从独立第三方手中收购而来。 由此，吴瑞林获得三大矿业的实际控制权。紧接着的2007年7月，吴瑞林再将骆驼场矿业从万华转让至富邦铜业。这样，三大矿业便集中到了富邦铜业旗下（如图一）。
严格执行程序 规范执行行为
严格执行程序规范执行行为 推进反规避执行活动深入开展 今年以来，莱城区法院按照上级法院的统一部署，以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为工作主线，以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为有效载体，以严格执行程序、规范执行行为为着力点，充分发挥执行工作职能作用，突出工作重点，加大工作力度，执行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下大气力，努力推进执行工作规范化 一是完善执行分权机制改革。对执行局内设机构和职能进行了重新整合，执行一庭、执行二庭具体负责案件的执行实施权，执行三庭综合行使执行监督权和执行裁决权。制定执行工作流程规定，理顺庭长、局长、分管院长的权限划分，厘清庭务会、局务会、审委会的职能配置。通过裁决权与实施权分离，以及明确各项节点工作的控制管理，进一步增强了执行工作的规范度和公正性，提高了执行工作效率。 二是打造“阳光执行”运行机制。根据该院年初确立的“阳光司法”要求，积极打造“阳光执行”工程。制定了《莱城区法院执行立案须知》、《执行风险告知书》、《执行干警联系卡》，并在立案窗口逐案向执行申请人发放，通过该项措施，告知申请人执行风险以及如何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和线索，当事人通过联系卡可以随时了解案件在立案、强制措施、评估拍卖、异议审查等8个方面的执行情况。做到了执行立案公开、执行听证公开，执行裁决公开、执行措施公开和执行进度公开，从而大大提高了执行工作的透明度。 三是推行案件警示督办制度。为了实现执行工作的整体联动，莱城区法院推行了案件警示督办制度：对超过三分之二执限尚未结案的，进行电话督办；超过五分之四执限尚未结案的发院长督办令，督办令由院长签发；超过执限尚未结案进行督办通报。对无正当理由，在法定期限内不能执结，或者有正当理由延长期限后，仍不能执结的，由院长安排他人执行。年度内两次出现该情形者，调离执行岗位。督办通报三次以上的，取消所在部门年度评先树优资格。今年以来，共电话督办执行案件120件次，发出院长督办令16件次，有效地实现了对执行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四是强化工作调度和业务学习。建立了周例会、月调度制度。每周五召开一次例会，对疑难复杂执行案件进行集中会诊，并对新颁法律、司法解释进行集中学习；每月月底召开一次调度会，对各庭执结案件主要指标、信息录入、调研宣传、亮点工作等全面工作进行集中调度。 二、多措并举，突出抓好两项活动见成效 今年上半年，莱城区法院在开展正常执行工作的同时，
10号文有效规避案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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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上市条件还未成熟；另一方面，潘石屹的地产生意还得 继续。自2003年起，潘石屹一些新的地产项目公司又陆续成立运作起来， 比如：红石新城、山石公司、 北京搜候等等。在这些项目公司里，一个个地产项目逐步进行着投标、立项、开发?? 随着这些项目公司的不断运作，潘石 屹就在他的离岸控股架构之外，又逐渐建立 起了一个新的业务体系（如图二）。这些项 目公司为什么没有通过境外的控股公司 SOHO中国（开曼）来投资设立呢？这样的 话，这些新增业务也就可以一同纳入到境外 控股架构当中去了。 这其中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把 资金绕道境外再投入到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由于外汇管制，过程相对复杂；其二， 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相较于一般的内资企 业注册，审批程序更加复杂。这两道障碍都相对费时，而地产项目公司设立并投标地产项目，则时间相对紧迫。 因而，还是以个人身份先设立内资企业吧。日后要进行股权重组的话，用境外控股公司直接收购境内权益即可。 2005年11月，潘石屹做了一个蹊跷的“意外动作”。他以“财产规划”为由，将其持有了开曼离岸公司的47.39%股权，无偿赠送给了已经成为香港居民的妻子张欣。后来张欣又将其持有的所有权益设立了信托，并且招股书宣称她本人作为信托持股的唯一受益人。如此一来，潘石屹在离岸控股架构中就不拥有任何权益了。表面上就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体系，由境外控股公司持有的业务，归属了境外居民张欣；未注入境外的部分业务，则由境内居民潘石屹直接控制（如图三）。 10号文生效后，“非关联方”收购境内权益
规避反交易形成的案例
规避反交易形成的案例 一、案例介绍 网点A柜员为客户办理从两个账户分别取款再转存到另两个账户的业务，在处理完两笔转存业务后，才发现第二个账户的取款业务因用错交易代码，误操作为现金存款业务，造成虚存也就是虚增了现金库存，但柜员并没有按规定对该笔错存的存款进行反交易，而是将误存款项取出，然后叫客户到B柜员处再办理一笔同样金额的现金取款业务，但B柜员没有实付现金给客户，而是将现金交还A柜员，这样，两柜员协同平衡了账款，从而达到规避了反交易的目的。经核查，确认为“规避反交易”行为，被确认为风险事件。 二、案例分析 这是一起柜员间为了规避反交易而造成风险事件性质升级的典型案例。若A柜员发现记帐错误后按流程进行反交易处理，然后再按正确金额进行记帐，则该笔业务按风险事件的判别标准只是“工作疏忽”的低风险事件，但A柜员为掩饰其操作失误，未按规定的反交易流程进行账务处理，而是将误存款项取出并由客户到B柜员处取款交给自已填平了库存现金。使正常的反交易形成的风险事件上升，由原来的一般性差错上升为员工行为类风险事件。 三、案例启示 （一）加强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典型案例的学习。网点负责人应强化柜员的风险教育，传达学习相关的规章制度、风险提示、案例分析等，引导柜员规范操作。培养柜员按正确的操作流程和制度规定办理业务的习惯，避免违规操作，以杜绝风险事件发生。 （二）营业网点应加强对“规避反交易”、“柜员自办业务”等员工行为类风险事件的专项治理，加大对人为原因、主观故意规避反交易行为的处罚力度，有效防范违规行为，遏制各类高风险事件的发生，保证银行业务运营平稳发展。 （三）柜员应增强工作责任心和自我保护意识。柜员在办理业务时要集中精力，认真细致地办理每一笔业务，确保账务处理的准确性和合规性。
关于解决执行难的提案.doc
关于解决执行难的提案 我国存在不少执行难的案件，为解决这一问题，代表们多次提出提案，那么，以下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解决执行难的提案，供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解决执行难的提案1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难的提案 提案人： 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执行工作步履维艰,执行难的问题不仅成为法院工作的痼疾,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执行难概括为"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特殊主体难碰"五种情形，五种情形如同五座大山，难以逾越，处处给我国的法院执行工作带来困扰。究其原因，主要是被执行人规避法律、逃避执行所致。有人说审判工作是法院的灵魂，而执行工作则是法院的尊荣，毋庸讳言，司法执行的难题亟待解决，否则将严重影响我国司法权威与社会和谐。因此，能否解决好执行难的问题，关乎百姓对人民法院工作的信任度，更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否。要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关键从开展反规避执行工作入手。 一、在基层法院，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现象存在的原因 (一)人们法律意识淡薄、法律观念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导致法律意识淡薄、法律观念落后，加上封建观念、村规民俗的制约，人们通常认为关系、人情才是人际交往最重要的东西。被执
行人犯了"官司"，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履行自身义务，而是千方百计寻觅亲朋好友，挖空心思试图找关系、搞歪门斜道干预司法执行。 (二)社会诚信缺失。社会缺失诚信，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既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法治建设的进程。诚实信用、守法经营的价值观念已日渐淡薄，拖债、逃债、赖债在一些人眼中已不是可耻的事，反而被视为"本事"，一些债务人利用各种形式逃避债务的清偿，逃避法院的执行。 (三)立、审、执之间相互衔接不到位。执行作为法院审判的后续环节，受立案、审判的影响极大，如果前面工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不力，就会使当事人有机会转移财产，给后续的执行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目前，立、审、执衔接不到位主要表现是立案庭、审判庭不能正确引导当事人启动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程序，过分注重调解率而忽视了执行阶段的工作，给败诉一方当事人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前隐藏、转移财产的时机。 (四)强制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缺位。《强制执行法》从《民事诉讼法》中剥离单独立法已经呼唤了10多年，但迟迟未出台，立法严重滞后于现实，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增加了执行比重，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司法解释。但这些难以解决当前执行工作中日益纷繁复杂的状况，无法满足当下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无法可依，导致对被执行规避执行的打击力度不大，执行威慑力不强，显然无法有效解决规避执行和反规避执行问题。 二、反规避执行、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境内企业境外间接上市中对“10号文”“的规避
境内企业境外间接上市中对“10号文”“的规避 (2014-11-22 11:50:49) 转载▼ 分类：上市、债券、资本业务 标签： 股票 境内 外商投资 辽宁忠旺集团 企业 境内企业境外间接上市中对“10号文”“的规避 对境内企业间接上市的监管扩大到了六部委，“10号文“不仅认可了融资性返程投资的合法地位，而且在具体监管措施与程序上进行了规定。10号文主要在两个方面对外资并购作出了规定：1、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需要满足的条件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增加了关联并购的概念和反垄断审查的要求。2、对外资并购完成的方式，特别是以股权为收购对价、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跨境换股等技术手段作出了具体规定。 总体而言，“10号文“规定的程序繁琐，时间限制严格。由于“10号文”等文件的实际操作的现状事实上堵死了跨境换股之路，境外企业基于迫切上市的需要，寻求规避”10号文“的适用。 “10号文“第十一条规定，“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的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当事人不得以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或其他方式规避前述要求。“
一、协议控制 协议控制很多时候也被称为“新浪模式”。在新浪网境外上市时首开先河。 协议控制的本质是合同控制。即外资在进入我国境内某些限制性行业时，不进行股权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合同安排来获得境内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在我国目前政策下，境内企业境外直接上市难度较大，如果采取境外间接上市，这样在境外公司境内的并购对象属于我国法律禁止或者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境内资产“注入”境外“壳公司”的这一关键环节就会遇到法律障碍。协议控制在境外间接上市，解决了这一问题。新东方上市也是采用了此类模式。 二、股权代持 股权代持，主要是规避10号文的“境内居民收购需要商务部审批”。主要操作方式是，拟境外上市的境内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以其外籍亲属的名义收购国内资产，由于收购主体不是境内公司、企业、自然人在境内合法设立或者控制的公司，此种并购不属于11条规定的“境内居民收购”，地方商务局往往会批准。 三、利用已有的合资企业进行股权转让 2009年5月，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红筹模式在香港成功上市，引起了业内人士对“10号文”下红筹模式的新探讨。 “10号文”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股权并购”）；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执行联动情况总结
我市执行联动相关工作情况汇总 一、总体情况 今年上半年，按照上级部署，东莞两级法院深入推进执行联动相关工作，重点通过联合调动社会各界力量，联手打击规避、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合力解决?执行难?问题。各法院依靠党委领导，与公安、银行、媒体、电信、基层组织等单位有效联动，并邀请人大代表、基层干部、普通群众参与见证，组织以主管院长为总指挥，执行局为主力，人民法庭、法警队、研究室等部门配合的强大执行力量，开展了一系列联动执行、反规避执行的专项活动，采取了大量联动打击规避执行的措施，办结了一批有规避执行性质的执行案件，总体成绩令人满意。 二、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集中曝光被执行人并限制高消费 3月1日起，在中院的牵头组织下，两级法院联合东莞电视台、东莞广播电台、东莞阳光网、金羊网、东莞日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十余家媒体，开展了东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开曝光被执行人活动。在为期两个月的活动中，两级法院执行干警不负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切期盼，创新执行方式，强化执行力度，有效打击老赖，营造诚信氛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据统计，在此次公开曝光和限制高消费的324名案件被执行人中，有232人所涉案件通过活动顺利结案，执行结案率达71.6%，共执行到位款项7049.3万元。其中，31名被执行人慑于曝光压力而主动履行或达成和解，33名拒不履行的?典型老赖?被采取强制措施，94名被执行人因表现良好从曝光名单中?光荣下榜?，168名被执行人因财产状况被查实而使得案件顺利了结，仅有92宗案件仍需继续推进执行。 （二）开展集中专项执行大行动 借助公开曝光活动营造的声势，两级法院各显其能，分别组织了强势有力、特色鲜明的联动打击规避执行专项行动，并尝试将执行公开、执行监督、司法为民等主题融入行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一法院一个月内连续两次组织代号为?春雷行动?的大规模集中执行行动，院长及全体党组成员分头带队现场指挥执行，并首创性地通过?网络微博?及记者随访的方式直播执行全过程，赢得舆论叫好一片。活动中一院共出动干警102名和车辆36部，分成三大片区在各镇区展开集中执行，共执结案件38宗，执行到位金额为594.14万元，执行到位率为74.67%。其中执行和解案件23宗，和解案件执行到位503.02万元。当场执结案件31件，当场执行到位234.95万元。依法查封房产4处，机器设备或生产物料4批，司法拘留3人，对4名被执行人罚款共计8.5万元。
测量不确定度案例分析
标准不确定度A类评定的实例 【案例】对一等活塞压力计的活塞有效面积检定中，在各种压力下，测得10次活塞有效面积与标准活塞面积之比l(由l的测量结果乘标准活塞面积就得到被检活塞的有效面积)如下： 0.250670 0.250673 0.250670 0.250671 0.250675 0.250671 0.250675 0.250670
0.250673 0.250670 问l 的测量结果及其A 类标准不确定度。 【案例分析】由于n =10, l 的测量结果为l ，计算如下 ∑===n i i .l n l 1250672 01 由贝塞尔公式求单次测量值的实验标准差
()612 100521-=?=--=∑.n l l )l (s n i i 由于测量结果以10次测量值的平均值给出，由测量重 复性导致的测量结果l 的A 类标准不确定度为 6 10630-=?=.)l (u n )l (s A 【案例】对某一几何量进行连续4次测量，得到测量 值：0.250mm 0.236mm 0.213mm 0.220mm ，
求单次测量值的实验标准差。 【案例分析】由于测量次数较少，用极差法求实验标 准差。 )()(i i x u C R x s == 式中， R ——重复测量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极差系数c 及自由度ν可查表3-2
表3-2极差系数c及自由度ν 查表得c n=2.06
mm ../mm )..()x (u C R )x (s i i 018006221302500=-=== 2)测量过程的A 类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对一个测量过程或计量标准，如果采用核查标准进行长期核查，使测量过程处于统计控制状态，则该测量过程的实验标准偏差为合并样本标准偏差S P 。 若每次核查时测量次数n 相同，每次核查时的样本标
规避10号文的运作方式--中国秦发协议控制
规避“10号文”中国秦发红筹上市--协议控制模式 信息来源:北京华灵四方投资咨询公司发布时间:2010/9/21 23:09:00 作者:北京华灵四方投资咨询公司 协议控制”模式原本被运用于互联网、出版等“外资禁入”行业的企业境外红筹上市，由于其不涉及对境内权益的收购，在10号文生效的背景下，这种红筹模式逐渐被其他“非外资禁入”行业的企业所采用，以规避关联并购审批。 被称为“国内最大民营煤炭贸易企业”的中国秦发（HK0866）在香港挂牌上市了。 中国秦发的红筹上市，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协议控制”模式。中国秦发的实际控制人徐吉华，在境内和香港同时拥有两块经营性资产—中国秦发集团、香港秦发集团。这两块经营性资产主要从事煤炭贸易，同时还经营一些辅助性的航运业务。 秦发的协议控制架构具体分两步完成。 第一步：2008年2月5日，香港秦发集团透过秦发贸易（香港），在国内出资设立了外商独资企业—秦发物流。 第二步：2009年6月12日，秦发物流与“中国秦发集团”各经营公司及其持股股东，签订了两大控制协议—委托协议、质押合同。 根据委托协议，中国秦发集团各成员公司的经营管理事项委托给秦发物流，中国秦发集团则将各成员公司等同于净利润的金额，作为回报支付给秦发物流；中国秦发集团各成员公司的董事均由秦发物流任命；秦发物流行使中国秦发集团各成员公司的股东表决权。 根据质押合同，中国秦发集团各成员公司的股权质押给秦发物流；未经秦发物流同意，中国秦发集团各股东不得擅自出售成员公司的股权、变更注册资本、清盘等；秦发物流拥有对各成员公司的优先购股权。 通过这种协议控制，虽然秦发物流没有收购中国秦发集团各成员公司的股权（当然也就无须并购审批了），但是会计操作上中国秦发集团各成员公司已经可以视作是秦发物流的全资子公司了，因而也就可以合并报表了。 对于采取这种“协议控制”模式的原因，中国秦发在招股说明书上的解释是，“中国政府机关现时惯例上不授予外资控股公司煤炭经营资格证”、“中国法律及法规现时禁止向外资控股公司颁发水路运输许可证”。 对于第二条理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修订）》确有规定，水路航运公司必须中资控股。但是对于第一条理由则很难成立，因为无论是《煤炭经营监管办法》还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修订）》，皆未规定外资不得从事煤炭经营。至少从法律条款来看，煤炭经营行业并非“外资禁入”。 因而，其采取“协议控制”的模式红筹上市，更多被认为是规避10号文的关联并购审批程序。一位律师对此评论道：“该等模式
柜员规避反交易形成的风险事件
柜员规避反交易形成的风险事件 一、案例经过 网点收到一笔准风险事件查询：客户***短时间内在同一网点不同柜员办理取款、存款再取款业务，请结合监控核实客户是否带现金上柜办理业务？是否存在柜员规避反交易？ 内控合规人员经查看录像显示：甲柜员为客户办理定期存单取息转存业务，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先办理存入2万元，经与客户勾通后，甲柜员将定期存单交给乙柜员，由乙柜员将定期存单取出后现金交甲柜员。此笔业务确认为风险事件。 二、案例分析 （一）甲柜员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注意力不集中，责任心不强，导致业务办错，发现操作错误后，本应该使用反交易冲正，但是柜员为掩盖其错误操作行为，未按规定的反交易流程进行账务处理，有意采取其他方式处理业务差错，规避反交易。乙柜员未提醒甲柜员作反交易纠错，反而协助甲柜员共同规避反交易，可能引发法律风险，甚至造成银行声誉损失。 （二）现场管理履职不到位。规避反交易是银行重点查处的员工十大违规行为，现场管理人员应时常提醒柜员严格执行操作流程及规章制度，真正起到事中控制作用。 三、案例启示 （一）加强制度学习，增强风险意识。发生各类风险事件，都反映出柜员风险意识淡薄，操作随意性强，加强员工行为规范等制度的学习，让员工了解制度和规定，明白哪些是可为的，哪些是可不为的，哪些是禁止为的，养成自觉按业务操作流程办理业务的习惯，不以习惯代替制度，杜绝业务办理过程中的侥幸心理，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 （二）加强履职管理，杜绝违规行为。网点现场管理人员应增强制度意识和工作责任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每一笔业务核查，保证业务核查质量；要切实履行现场管理职责，密切关注柜员的异常操作行为，对柜员在业务操作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要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和纠正，有效避免各类风险事件的发生，切实把好事中控制关。
法院反规避执行实施方案
关于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实施意见 为有效遏制规避执行行为，确保执行工作正常开展，最大限度实现债权人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根据上级法院对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活动目标 根据上级法院对开展反规避执行活动的总体要求，结合我院执行工作实际，通过深入开展这次反规避专项活动，严格落实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措施和各项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强化财产申报、财产调查、限制高消费等制度在内的执行征信、执行查控、执行惩戒等工作体系，加大对被执行人抗拒、逃避、规避执行行为的打击力度，减少和遏制当前大量被执行人规避执行、严重影响执行秩序和效果的现状，不断提高民商事案件实际履行率、标的清偿率等执行质量效率主要评估数据。 二、活动内容 反规避执行包括反规避、反逃避和反抗拒执行。主要反制以下行为： （一）转移、隐匿或低价处分财产规避执行。如公款私存，将财产登记在他人名下，实际自己占有、使用，通过假离婚、假析产将财产权属变更给夫妻另一方或其他家庭成员或利用出租、抵押等合同在财产上设定权利负担等。
（二）利用公司法人制度规避执行。如利用公司分立、关联交易、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等规避执行；公司停产歇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依法进行清算；拒不提供财务帐册，无法进行审计；利用工商变更登记，更换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抽逃出资；进行改制、假破产等。 （三）虚假诉讼、恶意诉讼规避执行。如案外人异议在执行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管辖并作出有利于案外人的判决或调解、仲裁，将（已查封）标的物确权给案外人；第三人虚构假债权提起诉讼，通过保全程序抢先查封被执行人财产，或者获得胜诉判决后申请参与分配，干扰阻碍正常执行等。 （四）利用执行和解、执行救济制度规避执行。 （五）隐瞒、漏报、拒不进行报告财产抗拒执行。 （六）进行高消费拒不执行。 （七）长期外出逃避执行。导致案件法律文书难以送达，被执行人财产状况难以查明，执行行为难以实施。 （八）利用特殊身份或背景干扰执行，包括利用各种豁免执行的资金、账户（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专项资金、特殊账户）逃避执行。 （九）暴力抗拒执行。组织、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暴力抗法，以达到规避执行的目的。 （十）其他规避执行的行为。 三、活动安排 专项活动时间为一年，分三个阶段进行：
环境系统不确定性分析的理论与发展
环境系统不确定性分析的理论与发展 陈吉宁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100084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环境建模理论在表象上呈现了两种发展趋势。其一是寻求更加友好的模型使用界面, 包括应用空间定位技术与数据库技术等；其二是新的数学理论、控制理论在环境系统的认识中被不断尝试, 包括专家系统、非线性系统理论、神经网络、灰色理论、大系统理论以及冲突理论等。尽管前者极大地推动了环境模型和数据处理技术的广泛应用，但它并没有带来对环境系统认识的质的变化。相反，环境模型使用的世俗化却使人们易于忽略模型应用的精髓-结 果与内在因果关系的解释，从而带来模型滥用的风险；虽然第二个方面从新的视角去研究环境系统，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在整体上并没有突破和超越传统的机理模型的认知，这些技术本身的可用性也存在着明显的障碍，因而目前各类环境模型的主体依然是建立在常规自然定律基础上的机理模型，包括复杂的全球气候变化模型、生物圈模型和生态风险模型等。尽管如此，我们今天对环境模型与环境系统的认识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事实上，在环境系统分析领域的前沿，一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在探究模型的本质以及模型与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非常理论化的工作，导致了对环境模型不确定性问题的普遍性和不可回避性的认识，并由此推动了环境建模理论的发展。 从模拟的角度来看，环境系统无疑是个病态系统。由于环境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空间多样性、时间动态性以及表征水平上的多重性，导致观测数据和系统认知上的双重局限性，使对它的认识始终存在着显著的不确定性。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环境系统的观测数据在微观和宏观上均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我们在关键或适合数学描述水平上的观测数据仍远远不足，我们仍缺乏有效的工具去转化大量的表象观测数据（如遥感数据）使其成为认识系统的深层信息。因为我们一直相信复杂的模型结构将会最终减少模型的误差，基于经典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定律建立的环境机理模型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宏观集成趋于全面而微观描述则趋于细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无法逃避这样一个规律，模型复杂性所导致的模型参数的增加强化了参数的不可识别性，从而增大了参数的不确定性。由于环境模型的非线性性，参数不确定性的增加往往带来模型预测误差更为显著的增加。即使在并不十分复杂的地表水质模型中，研究表明参数的误差可高达1000%，而预测误差则可达700-2000%。显然，模型的复杂化并不能解决模型的不确定性，认识环境模型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并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环境系统的内在规律因而成为近三十年来对环境系统认识与预测的重大科学问题所在，成为环境模型理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今天的环境系统模拟中，忽视不确定性分析将使模型的结果被认为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甚至具有欺骗性的嫌疑。 自从O‘Neill 七十年代初提出模型的不确定性思想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即引起了不同背景研究人员的广泛兴趣，从而推动了对过程辨识理论、滤波理论、时间序列分析以及灵敏度分析等方法在环境系统中应用的探讨与融合，并产生了不确定性分析的可行工具。事实上，至八十年代初，在建模理论的思想前沿，对不确定性的探讨已经成为模型开发和应用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 点在地表水质模拟中尤为突出，包括著名的区域灵敏度方法的提出，构架了不确定性分析的基本思想框架。Beck 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框架，进而形成了今天环境系统不确定性分析的理论体系。不确定性分析的应用领域也从最初的河流水质与湖泊富营养化，扩展到环境政策的制定、空气质量（如酸雨）的控制和生态风险评价等方面。 理论上，模型的不确定性来自两个方面，即对系统认识的缺陷和系统观测数据的不完善。前者导致了模型结构的不确定性，而后者产生了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在模型的实际应用中，很难区别模型的不确定性是产生于结构还是参数误差。一般地，在模型的率定中参数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反映部分模型结构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如此，机理模型的参数在本质上并不完全代表模型概化时的物理意义；同样，现场独立测定的参数直接带入未率定的模型中时， 往往带来较大的预测h t t p ://w w w .c h i n a c i t y w a t e r .o r g 中国城镇水网
【律师解读】赴美上市红筹企业的回归
赴美上市红筹企业的回归 红筹架构的实质是一种境外交易架构，目前并没有一部法律对其进行定义。在实践中，如果一家国内运营公司的股东，在境外设立控股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境内运营公司，并通过境外控股公司进行融资活动，这种类型的架构通常称为红筹架构。根据境外控股公司控制境内权益的方式不同，主要分为股权控制和协议控制（也即“新浪模式”、VIE架构）。 [1]中国企业搭建红筹架构的最终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在境外上市融资。 在科创板正式出台之前，搭建红筹架构的中国企业（“红筹企业”）基本只能选择美国或香港上市。相较于香港，美国资本市场对红筹架构的包容性更高，特别是对待VIE架构的态度更是“有求必应”。因此，红筹企业的首选上市地仍是美国资本市场。
由于各种原因，红筹企业在美国上市成两极发展：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企业，在美国市场上能和苹果、微软一争高下，而另一些中国企业则面临“水土不服”，“悄然退市”的窘境。这些中国企业能够在境外上市确有其过人之处，但是在面临资本市场转型时，无法像“独角兽”那样灵活自如地运用境内外两个市场；再加上科创板出现前，中国监管部门一直对红筹架构持否定的态度。因此，当时已经搭建红筹架构但还没有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如果要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似乎只能拆除红筹架构；对于那些已经在美国上市的红筹企业，则只能先私有化，进而拆除红筹架构，在此之后才能回归A股。在私有化时，红筹企业需要面临新旧资本的交替、架构拆除、投票权变更、小股东诉讼、外汇税务结算等各种复杂问题，对公司财务和运营均会造成较大压力。 自2020年以来，以上情况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私有化和拆红筹，已经不是赴美上市红筹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障碍。 2020年2月27日，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华润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意味着科创板诞生了首家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若干问题的规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 苏高法审委［2011］13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各市中级人民法院、各基层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为正确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树立法律权威，促进社会诚信，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省法院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结合全省法院工作实际，制定了《关于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已经过我院审判委员会2011年第6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1年2月2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11］第6次会议讨论通过）为正确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树立法律权威，促进社会诚信，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规避执行行为是指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一年至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为逃避债务履行，采取故意转移财产或者为法院处分财产设置障碍并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人民法院应当将下列行为认定为规避执行行为： （一）被执行人将财产无偿、低价或者通过虚假交易方式转移至他人名下的行为；（二）被执行人与案外人串通，虚设债务的行为； （三）被执行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或明显不符交易习惯将房产长期出租的行为；（四）被执行人与关联企业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转移财产的行为； （五）被执行人恶意签订夫妻财产协议，将财产转移至配偶一方的行为； （六）被执行人与案外人为规避执行进行的诉讼、仲裁行为； （七）其他规避执行行为。 第二条执行程序终结之前，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存在规避执行行为时，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认定该行为无效或撤销该行为的书面申请。申请执行人申请认定被执行人和案外人规避执行行为无效或撤销该行为的案件，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受理和审查。 第三条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存在规避执行行为时，应及时通知申请执行人，告知其有权提出认定该行为无效或撤销该行为的书面申请。 第四条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执行人姓名、地址及有关情况； （二）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姓名、地址及有关情况； （三）认定规避执行行为无效或撤销规避执行行为的请求； （四）申请的事实和理由； （五）申请执行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第五条申请执行人提出认定被执行人和案外人规避执行行为无效或撤销该行为的申请时，应当提供材料初步证明下列情形：
防范风险事件的案例
防范风险事件的案例 一、案例经过 远程授权中心获取了一笔交易的授权申请，借方是个人客户账，贷方是待处理出纳短款挂账户，借、贷方摘要是“补记账”。远程授权人员认真审核了网点上传的资料，了解到，原来是网点经办人员在此之前，使用交易为客户办理了一笔个人账户转账到对公往来账户的的业务，错把转账汇款做成现金汇款，导致未扣取个人客户账。经办人员在清点库存时，发现短款，在征得业务主管同意后，暂挂出纳短款账户。为了纠正错误，经办人员请示了有权人员后，使用交易补记借方个人客户账到出纳短款挂账户。从表面上理解，以上操作确实能使账务轧平，也能补扣个人客户账，但远程授权人员认为这样操作是先贷后借，不符合核算规定，于是拒绝处理并指出了网点的错误之处和正确的处理流程。 二、案例分析 （一）实施远程授权管理的情况，营业网点业务经办人员负责业务的前端操作，对所受理业务的真实性、合规性和业务依据的完整性负责。现场管理人员对应审核业务的真实性负责。远程授权人员对所授权业务的合规性和业务依据的完整性负责。本案例中，如果授权人员授权通过的，则构成未按规定程序审查（审验）票据、凭证、证明文件等的完整性、有效性的违规行为；而网点经办人员则构成不真实反映反交易原因或采取逆向操作、虚存实取等方式规避反交易的违规行为。由此可见，远程授权人员必须全面掌握各项业务的操作流程，必须熟知各项业务操作的风险环节，这样才能有效进行业务风险的事中控制。 （二）本案例中，业务主管未意识到只对个人客户账进行补记账会形成逆向操作，在远程授权人员提醒后，已按正确流程，使用交易进行了冲正对公往来账户账，并重新以转账方式为客户办理汇款业务。 三、案例启示 （一）网点经办人员、业务主管也要加强业务培训，对于特殊业务的学习与培训一定要到位，不能走过场，确保所有业务人员能清楚业务操作流程、业务风险环节，日常严格按照操作流程办理各项业务。 （二）远程授权中心要充分发挥其业务操作特点，对于一些特殊的授权业务，要形成案例上挂网讯，借助网讯平台供大家学习和借鉴，这样更有利于全行业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提升。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编辑] 环境不确定性的涵义 有许多环境因素会对企业产生影响，其影响可能并不明显。企业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并处理好环境不确定性，方能保持其高效率。 不确定性意指在没有获得足够的、有关环境因素的信息情况下必须做出决策，而决策人很难估计外部环境变化。 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各种战略失败的风险，使企业很难计算与各种战略选择方案有关的成本和概率。 企业试图通过分析使某些不确定因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力求将许多环境影响减少到使人们能够理解和可操作的程度。下面将介绍环境不确定性是如何进行分类的，并分析企业各种可能的对策以削减某些不确定因素的负作用。 显然，企业面临的环境不尽相同，不同环境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也有高低之分。这些不确定程度可以由下面两个特性来划分： [编辑] 环境不确定程度两个特性
美国学者邓肯认为，应该从两个维度来确定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一是企业所面临环境的动态性，二是企业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 ①环境简单或复杂的程度；复杂性程度可用组织环境中的要素数量和种类来表示。在一个复杂性环境中,有多个外部因素对组织产生影响。通常外部因素越少,环境复杂性越低,不确定性越小。 ②事件的稳定或不稳（即动态）程度。即组织环境中的变动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它不仅取决于环境中各构成因素是否发生变化,而且还与这种变化的可预见性有关。 环境条件越多变和越复杂，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大。环境条件的多变性意指变化的速度和频率。 1. 简单与复杂程度 简单与复杂程度意指那些与企业经营有关的外部因素的数量和不相同性。在一些复杂的环境情况下，许多种类不同的外部因素对企业产生牵制和影响。复杂程度可能来自企业面临的环境因素的多样性(例如在不同国家经营的跨国公司），也可能来自处理环境影响所需的知识多寡（例如对一家航天公司的要求）。 下面是我们选择的两家企业： (1) 简单环境——油漆商店 有一定实际重要性的外部环境因素不过是一些竞争对手、供应商和客户。政府监管是极少的，风俗上的变化对油漆商店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2) 复杂环境——大学 大学往往横跨不少技术领域，是文化和价值交流的融汇点。大学与政府和赞助机构、专业和科研组织、校友会、家长基金会、公司等相互影响，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外部因素和复杂的环境。 2. 稳定与不稳定程度 稳定与不稳程度是指外部环境变化的速度。某些外部环境因素变化速度明显超过其他因素。 一般来说，计算机公司处在极不稳定或称多变的环境中。而许多政府部门则处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中（见下图）。
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令)的规避方法
辽宁忠旺：转让外商投资企业权益； 中国秦发：协议控制；英利能源：三融三增，抢在10 号令之前注入资产；瑞金矿业：WOFE 投资的企业（无外商投资批注）再收购；天工国际：已有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 SOHO 中国：自然人境外换股，信托； 10 号文有效规避案例之一——辽宁忠旺香港IPO 忠旺IPO 迷局：红筹上市模式有效试探政策底线 对于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忠旺来说，“10号文”规定的审批程序形同虚设；是曲线创新，还是违规操作？业界律师看法不一。但忠旺的红筹上市模式，可视为对政策底线的有效试探。那么，忠旺究竟是如何突破10 号文，完成整个红筹上市的呢？ 随着全球第三、亚洲最大的铝型材生产商——中国忠旺（HK1333 ），于2009 年5 月在香港的上市，国内又冒出一位神秘“新首富”——忠旺董事长刘忠田。以2009年7月10日的收盘价及个人持股量计算，刘忠田这位辽宁汉子的个人财富已达373.33 亿港元。 若不是因为企业上市，只怕刘忠田永远不会被关注，据说他的神秘程度丝毫不亚于华为的任正非。和任正非相似的是，刘忠田几乎从未接受过媒体的当面采访。甚至于上市前的全球路演，他都从未现身，而仅仅是派了一个副手全程参与。 一件坊间流传的故事，或许能为刘忠田的“神秘”做一个脚注：有一次，辽宁省政府某厅组织本地及外地媒体记者前去采访，到了辽宁忠旺集团的大门口，被保安挡在门口，保安打了个电话请示，就回复说老板不在，无法接待。但没多久，带队的省厅官员就看到刘忠田的轿车驶出大门，扬长而去。 或许，刘忠田的神秘、财富等等，更多的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忠旺的境外上市模式显得非常特殊。 已经登陆香港资本市场的忠旺，其红筹上市过程，直接绕过了商务部“ 10号文”规定的审批程序。这种做法是曲线创新，还是违规操作？业界律师看法不一。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忠旺的红筹上市模式，是对政策底线的有效试探。 那么，忠旺究竟是如何突破“10号文”，完成整个红筹上市的呢？ “真内资，假外资”的合资企业架构 刘忠田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的创业史，可追溯至上世纪80 年代。1989 年，刘忠田创办合成树脂化工厂并任厂长，之后又创办辽阳铝制品厂、福田化工、程程塑料等企业。 而刘忠田的核心企业—辽宁忠旺，则于1993 年成立。其实，在辽宁忠旺设立之时，刘忠田的资本意识就已经萌芽。为了享受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刘忠田将辽宁忠旺注册成了“合资企业”，而这个合资企业实际上是“真内资，假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