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文学思想

孟子的文学思想
孟子的文学思想

论孟子文学思想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家著名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基本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则向着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方面发展,这一点和孔子有所不同。在文学接受和批评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和“同乐”“同美”思想。

一、“以意逆志”说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的文学接受思想。《孟子·万章上》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理解上的偏颇,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解方法: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

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

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显然,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句诗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不正确之处,按孟子的意思,就在于他没有抓住诗人之志,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诗句,那自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孟子认为,此诗的关键之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小雅·北山》),即孟子所说的“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因为这首诗是讽刺国王任用大夫劳逸不均,善恶无别的,因此,诗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是以实言之,而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就如同《诗·大雅·云汉》中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样,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虚夸。

“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是针对《诗经》的正确理解而提出来的,但是孟子也把它应用到其他文学作品的接受上。《孟子·尽心下》云: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尚书·武成》所述为武王伐殷之事,事成之后,武王具体描述了牧野之战的残酷场面:“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对这样的写法并不满意,认为会“以辞害义”,所以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这里并不是不要《书》,而是要对《书》中所描述的情景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相信《书》中所写的一切,所以他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矣。”不可信者不取。

关于“以意逆志”,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指说诗者心中之意,如赵歧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1](P393)朱熹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这里的“意”,应该属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产生之意。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必然产生对作品的理解,以其对作品的理解去探讨作品的本意,即赵歧、朱熹所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其二是作者作品之意。苏轼云:

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 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

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

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黻其皇”是也。

(《既醉备五福论》,《苏轼文集》卷二)

这里苏轼主张要“深观其意焉”,而不是只了解诗的字面意义,“深观其意”的“意”即是作者作品之意。清代的吴淇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说:

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汉宋诸儒以一“志”

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

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

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

吴淇说得更清楚,在他看来,“意”与“志”具有同一性,“意”是“志”之舆,即载体,“意”用来载“志”,因此,“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显然,苏轼和吴淇的观点与赵歧和朱熹不同,更强调“意”来自作家作品本身,是与“志”相一致之“意”。

其实,孟子的“以意逆志”是要说诗者把握诗的全部含义,而不是断章取义,在此基础上去探讨作者之“志”。这里的“意”和“志”虽有联系,但却是不同的。“志”可以看做是诗的主题,孟子认为《诗经·北山》中“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两句蕴含着作者之志,是全诗主题。“意”是文章的基本内涵,要从文章的

范围内全面理解,不能只从文字上去理解,孟子批评咸丘蒙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了断章取义式的理解,指出:“是诗也,非是之谓也”,说明要从诗的角度进行全面理解,而不能将诗中的个别诗句同现实作简单的比附。

二、“知人论世”说

“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著名的文学批评思想。《孟子·万章下》云: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这里,孟子是针对“尚友”的问题提出“知人论世”的思想的。“尚友”,即注重人际交往,与人为友,与人为善,不仅要广交今世之朋友,而且也要与古人为友。与古人为友,则既要“颂其诗,读其书”,又要“知其人”,“论其世”,因为“颂其诗,读其书”是知其所言,而“知其人”、“论其世”则是知其所行,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由此可见,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与孔子的“知人”说是十分接近的。孔子的“知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孟子的“颂其诗,读其书”即“听其言”,而“知其人”、“论其世”则是“观其行”,同样都是对人的完整考查。所以,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说道:“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

方法。‘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并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然而,尽管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是针对“尚友”问题提出来的,但此处的“尚友”关

键在于“尚论古之人”,“古之人”已不复存在,要了解“古之人”,首先要阅读其留下来的作品,即“颂其诗,读其书”,但这还不够,要真正理解古人著作,还要“知其人”,“论其世”,了解其思想品格、道德修养,以及艺术才能和风格,方能深入地“论古之人”。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鉴赏、批评的程序与方法问题,“颂诗”、“读书”是第一层次的鉴赏与批评,“知人论世”是第二层次的鉴赏批评。只有第一层次的鉴赏批评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进入到第二层次的鉴赏批评,才能真正把握古人文章的底蕴与境界。而“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里,孟子将两者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确,“颂其诗,读其书”是目的,“知其人”、“论其世”是方法,只有深入了解作者的身世、品行、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

孟子不仅明确地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主张,而且也积极地实践着这种批评方法。孟子在评价《诗·小雅·小弁》与《诗·邶风·凯风》时说: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

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

亲亲,仁也。固矣乎,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

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

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告子下》)

孟子对高子将《小弁》归为“小人之诗”提出批评,认为这首诗同样是“高叟之诗”。至于《小弁》怨而《凯风》不怨,那是由于诗作者所处的境遇不同。《小弁》向来被看做是放臣逐子之作,孟子认为诗作者无罪见放,亲之过大,所以诗中对君父强烈的怨刺是合理的,相反,“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而《凯风》是儿子歌颂母亲抚养之恩的诗篇,篇中深自责备,可知作者当是一个充满孝心之人。亲子之间虽有不愉快的事,但属于“亲之过小”,所以不怨是正常的。孟子对两诗的评价,完全从诗的本事出发而进行“知人论世”式的评说,实践着他“知其人”、“论其世”的批评主张。“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紧密相关的,“意”和“志”都是具体的“人”和“世”的产物,有其独特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如果将两者割裂开来,便将陷于主观片面,而不能正确地评诗论文。王国维说得好:“由其世而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治古诗如是,治后世诗亦何独不然?”(《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三、“知言养气”说

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中还有“知言养气”说,虽然孟子在谈到“知言养气”问题时,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心性修养和人性辨别,但于文学鉴赏却十分有益。

关于“知言”,吴英在《孟子集注》中说:“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由此可知,“知言”是“尽心知性”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分析研究“言辞”来理解其意义,判知其情性,诚如孟子所说:“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言辞不同,其内心所想,其性情所钟是不同的,而且亦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孟子·公孙丑上》)“养气”则是指批评家的思想修养,即通过“养气”而形成自己的“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

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大致可以划分为物质之气和精神之气两个方面。孟子之所谓“气”具有融合物质之气和精神之气的特点,他将“塞于天地之间”的物质之气“配义与道”,使其成为具有了道德内涵的“浩然之气”,而将“至大至刚”之气“配义与道”,则体现了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过程与方法,其思想修养,于此可见一斑。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知言”和“养气”与文学鉴赏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关于“知言”,孟子虽然是针对人性辨别而言,通过言辞考查人的思想性格,但引申来说,人的思想性格也可以通过言辞来表现,言辞对于表现人的思想性格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而,进行语词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文学的基本内涵,更可以把握作家的思想性格。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作为文学的思维工具,更作为文学的载体而存在,文学离开了语言就无法生成和传播,更谈不上鉴赏和批评。语言对于文学,犹如人的形体对于生命一样重要,因此,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批评,都十分重视对语言的分析与研究,通过语言分析来探寻文学本质与规律。孟子于两千多年以前就认识到了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提出“知言”的文学批评主张,通过语言分析来把握人的思想性情,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意义。“养气”亦如此,孟子主张文学批评家要“善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之气,是“配义与道”之气。所谓“至大至刚”,是指“气”的无限性、宏观性,可以观照世间所有的人和事,可以宏观把握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所谓“配义与道”,是指“气”的思想性、规范性,批评的进行要以“义与道”为规范。在孟子看来,批评家拥有了“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思想素质(气),就能准确把握作家作品的语义内涵,正确评析作家作品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促进文学批评的蓬勃发展。刘勰曾说:“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文心雕龙·风骨》)“风骨”与“气”有着内在的联系,故而“养气”必然能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风骨”所在。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对文学批评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后来的批评家便是宜接将

其运用于文学批评和创作的,他们有云: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王《典论·论文》)

气往砾古,辞来切今。(《文心雕龙·辨骚》)

气以实志,志以定言。

神居胸亿,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文心雕龙·神思)))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韩愈《与李翔书》)

凡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杜牧《答庄充书》)

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他们所说的气各有所指,有的指作家的风格、气质、才气,有的则指作品的气势、文

气、语气等等。但虽然所说具体对象有差异,却都是气与言并举的,即指内容与形式的

关系,内容是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气”与“言”二者是不可

分割的,作家的思想面貌一定会通过语言等形式表现出来,而人们正是通过作品的形式

来了解作家的思想感情的。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对后代的影响深远,需要很好研究。

四、“同乐”、“同美”说

在文学审美方面,孟子奉行的是“同乐”、“同美”的宗旨。所谓“同乐”,孟子主要强调的是“与民同乐”,即统治者要与老百姓同乐。孟子认为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能够

“王天下”,必须做到“与民同乐”。什么是“与民同乐”呢?在他看来就是要“乐民之乐”,他解释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是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然而,透过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表述,我们也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国王与百姓具有同样的欣赏“乐”的能力和权利,而统治者的“与民同乐”就是与老百姓共同欣赏“乐”,这亦是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的思想内涵。关于这一点,孟子在《梁惠王下》中阐述得更加清楚,他说: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疾首蹙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 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

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从一般的角度看,这两段文字似乎很难理解,同样是“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为什么前一段说老百姓“举疾首蹙而相告”,后一段则是“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赵歧注云:“百姓欲令王康强而鼓乐也,今无赋敛于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孟子注疏》)。这似有想象之嫌。其实,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让百姓能够欣赏、接受国王的鼓乐之好与田猎之美。要做到这一点,统治者必须“乐民之乐”,国家治理井井有条,老百姓生活富裕,心情舒畅,自然“民亦乐其乐”。由此可见,“同乐”的审美感知必须以统治者让百姓丰衣足食,心情愉快为前提,也就是统治者治理好国家为前提。

“同乐”的审美理念反映了孟子对审美共通性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是孟子提出的“同美”理念。孟子认为人的审美感知具有普遍性、共同性。在孟子看来,人的审美感知是相通的,易牙能感觉到的美味,我亦能感觉到;师旷能欣赏的音乐,我亦能欣赏;至于美男子子都,那更是谁见他都会认为他是很美的。不仅如此,就是心灵也是相通的,“理义”亦可以引起人们心灵的愉悦。这样,孟子就不仅从生理感知上来分析审美感知的共通性,而是上升到了精神层面,认为“理义”对每个人的精神愉悦作用都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引申,文学审美也是有共通性的,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都会被其中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所感动,产生精神愉悦。尽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凡是读过《哈姆雷特》的人,都会被其极强烈的悲剧色彩所打动。审美的共通性,可以使不同的读者读同一部作品时产生相类似的审美感受。由此看来,孟子提出的“同美”思想与文学审美普遍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对文学审美普遍性的具体阐述,这在两千多年以前是难能可贵的。

孟子的“同乐”、“同美”的审美宗旨具有明显的人性论特点,孟子把人们对美的事物的审美感知看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赵歧注云:“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乐音声,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兰。’四体谓之四肢,四肢解倦,则思安佚不劳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孟子注疏》)。在孟子看来,人天生就有欣赏美、感受美的能力,喜爱美的东西,这是人的本性所在,这是人与自然的相通,其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人与自然的情感交流的要义。孟子的人性论美学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具有明显的客观性与全面性,无论是“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还是“知言养气”、“同乐”“同美”,都要求把批评对象置于客观的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鉴赏与接受,不可加任何主观的因素。同时,孟子也要求批评家不要片面地进行文学批评,要全面地分析文学作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而且还要“知其人”、“论其世”,这才能达到全面性的要求。孟子文学批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魏晋南北朝时成型的许多文学批评范畴,如“志”“意”说、“文气”说、“言意”说、“才性”论等,都与孟子的相关文学批评思想有联系。孟子文学批评思想的博大精深对推动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建立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先秦诸子美学思想比较作业

题目:论孟子文学思想

任课教师:陈永宏

学生:刘洪柱

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2008年9月8日

浅谈孟子的辩论艺术

浅谈孟子的辩论艺术 论辩,或者辩论,是指持不同观点的双方,为了各抒己见,所进行的证明与反驳。德国著名诗人兼政论家海涅说过:“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两者都必须经过相似的辩驳。”他的话清楚地说明了论辩的基本特征。论辩的背后虽然隐藏着不同的社会利益,但论辩本身却是思想的直接交锋,智慧的反复比较,乃至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长期论争。 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曾出现非常多优秀的热于论辩长于论辩的人士,而今笔者想以己之愚见,浅谈战国时期散文大家孟子的论辩艺术。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鲁国邹人。孟子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封建社会的孔孟之道,被尊称为“亚圣”。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高超的论辩能力和技巧,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对孟子有这样的评价:“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孟子的雄辩才能,犀利的笔锋,由此可见一斑。 (一)、孟子的论辩技巧 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独特论辩技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 (1)、类比推理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饣妥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孟子的文学思想

论孟子文学思想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家著名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基本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则向着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方面发展,这一点和孔子有所不同。在文学接受和批评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和“同乐”“同美”思想。 一、“以意逆志”说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的文学接受思想。《孟子·万章上》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理解上的偏颇,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解方法: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 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 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显然,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句诗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不正确之处,按孟子的意思,就在于他没有抓住诗人之志,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诗句,那自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孟子认为,此诗的关键之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小雅·北山》),即孟子所说的“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因为这首诗是讽刺国王任用大夫劳逸不均,善恶无别的,因此,诗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是以实言之,而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就如同《诗·大雅·云汉》中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样,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虚夸。 “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是针对《诗经》的正确理解而提出来的,但是孟子也把它应用到其他文学作品的接受上。《孟子·尽心下》云: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尚书·武成》所述为武王伐殷之事,事成之后,武王具体描述了牧野之战的残酷场面:“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对这样的写法并不满意,认为会“以辞害义”,所以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这里并不是不要《书》,而是要对《书》中所描述的情景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相信《书》中所写的一切,所以他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矣。”不可信者不取。 关于“以意逆志”,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指说诗者心中之意,如赵歧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1](P393)朱熹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这里的“意”,应该属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产生之意。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必然产生对作品的理解,以其对作品的理解去探讨作品的本意,即赵歧、朱熹所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其二是作者作品之意。苏轼云:

探讨孟子的政治思想

探讨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生于战国中期,“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则继承发扬孔子的思想,“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史记?孟子列传》),希望以“王道”之德政而不是以“霸道”之力政来结束战乱,统一天下。孟子在政治上伸张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当时被认为是“迁远而阔于事情”,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在现代也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是孟子的政治纲领,王道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本、仁政和王道,三位一体,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1.民本思想: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兵祸连结,人民深受其苦,民不聊生。在这种兵祸连连的状态下,统治者只顾争城夺地,不管百姓死活。“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孟子?梁惠王上》)在这种情况下,民心思定,社会渴望统一。孟子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希望国君能行王道,爱护人民,救民于水火,在仁政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民归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民本思想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仁政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仁政学说的其他内容大抵源于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并非孟子的发明,孟子以前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等都曾论及民本思想。

孟子的贡献在于深刻、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最终纳入到施政纲领中。战国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孟子深刻地意识到民心向背的作用,认识到统治者要巩固政权并进而统一天下,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因此他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心必身。”(《尽心下》)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民为贵”的思想,大胆地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里,人民位列第一,可见,在孟子眼中,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孟子强调君主要与民同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以周文王和夏架为正反例,向魏惠王讲解了“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民欲之偕亡”,“岂能独乐”的道理。孟子认为,国君要想使老百姓尊爱自己,归服自已,必先爱民,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在孟子看来,与民同乐是一个贤明君主必备的品德。 2.仁政学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保民”、“养民”和“教民”是孟子提出的施行仁政的具体纲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战乱频繁,兼并战争不断,苛税徭役繁重。他面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痛心不已,呼吁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救人民于水火。 孟子所说的“保民”,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要求减轻刑罚和赋税。孟子对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

孟子教育思想

孟子虽然在仕途上不得志,但是他壮年从事教育实践,并通过自己亲身的实践,总结了许多教育理论。孟子自身的聪明才智、丰富的阅历,对孟子的教育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孟子对教育问题的理解有很多独到之处,如对人类理性的启发,对道德情操的培养、对意志性格的锻炼,对教育方法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真知灼见,有不少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在今天,依旧有其研究价值和值得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理性启发人格培养教育方法 一、持性善之说,求放心之论 孟子以忽然见一个婴儿爬在井边,人们的恻隐之心油然升,而立即奔往去救。但这时人们并不认识婴儿的父母,或为了获得别人的称誉,或厌恶婴儿的哭声念头为例。证明人性是善的,道德观念是先验存在的。同时孟子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观点:“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基于此,孟子又提出了:“良知”、“良能”之说。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总之,孟子认为:知识、才能和道德品质,都是与生俱来的。 虽然“良知”、“良能”只是性善说的一部分,也是唯心主义立场上认识论和伦理学的统一,但是孟子却也强调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重要性。孟子说:良知、良能、道德伦理,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寻找回来。即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这种“求其放心”是一个长期提高自我修养的过程。而这种长期的自我修养,不能靠外力助长突击而成。因此,欲要成大器,就必须经过一番磨练。最终达到一种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并把“放心”求回来的,甚至达到圣贤的境界。 孟子这种“求其放心”是在教育心理学的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性善说实质上是教育的基础。 二、强调立志的高标准和实践的坚韧不拔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要学有成果,必须先立志。有志则成,无志则废,不立大志是不行的。可见,孟子认为主观能动性对人的作用十分大,立志是实现理想的第一步,只有立大志向、大理想,才有可能成大材。因此,孟子认为:“人人可以为尧舜”,同时应该把达不到圣人的标准当作“终身之忧”。 孟子这种思想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进步的。而在教育学的心理学上也是无可厚非的。后世的教育家也就继承了这一特点。于是就有了宋朝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明代顾炎武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 立志除了目标大以外,还应该对志向、理想的标准要高。孟子就认为“大丈夫”应当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穷则独善起身,达则兼善天下”,坚信道义,矢志不渝。 有了大志向,高标准还不行,要实现大志向,必须有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孟子认为挫折、打击只是磨练意志,增长才干的一种良机。这可以从孟子的《孟子。告子下》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习,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又“私淑孔门后学”,以继承和光大儒学为毕生追求,形成了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的孟子学说,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民本: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先秦民本思想渊源已久,《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谷梁传·恒公十四年》:“民者,君之本也。”孟子对民本思想给以系统的发展和阐述。民本思想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明确提出只有“保民”才可以“王”天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仁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在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仁政学说体系。孟子仁政思想主要表现在养民、教民两个方面。 养民:要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民之为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解决土地、衣食、教育等基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二要使民以时,休养生息,徭役。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就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当时战争不断,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频繁的战争必然贻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则反映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的可贵思想。三要取民有制。他主张薄税轻敛,“取民有制。”(《孟子·滕文

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轲(公元前372-前289年),战国中期邹国人(今山东邹县),是鲁国贵族盂孙氏的后代。孟柯是继孔子以后的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被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后人把孔孟的主张合起来,称之为孔孟之道。 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1、尚志养气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立志有恒的思想,认为一个人最主要的问题是立志。齐国王子垫问孟子,"士干什么事?"孟子日:"尚志"。意思是使自己志向高尚。王子问又间:“何谓尚志?”孟子回答说:“行仁义罢了。居住于仁,行走由义,这就叫志行高尚。” 孟子与孔子一样,要求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目标,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孔子把这称为"杀身成仁"。孟子把这称为"舍生取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命和道义都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二者不能并有,即便牺牲生命,也要保全道义。生死与荣辱发生矛盾时,志士仁人宁愿光荣而死,不愿屈辱而生。死虽可恶,但还有比死更可恶的行为,就不应该避死而苟活,那就要舍掉个人的幸福以至生命,实现其道德理想。可见孟子认为道德生活比个人幸福、比个人生命都重要。在立志问题上,孟子与孔子不同之点在于,孟子提出了立志与"养气"的关系。 “气”是什么?孟子认为“气”是充满人身、能够影响肉体运动,而且还能反作用于心志、道德的东西,这就相当于中医说的“营卫气血”之“气”,有点朴素唯物主义的气息。孟子认为,普通的人只要注意“养气”,经过量的积累可以质变,逐渐形成圣人身上的所谓“浩然之气”,它是正大刚直之气。 孟子的养气说表现出高度推崇理性自觉与坚定志向的作用。于是他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使成了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一种高度自觉、志向坚定的崇高精神境界。他认为有了这种境界,不仅贫富贵贱不动于心,生死祸福也能置之度外,这种人可谓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作为道德上的气节操守,是有积极意义的。 2、反求诸已 孟子最服膺孔子的内省方法。孟子认为,当自己的行为与别人发生矛盾时,首先要自我反省。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意思是说,我爱别人可是别人不亲近我,那得反问自己,自己的智慧才能够有够?我有礼貌地对待别人,可是得不到相应的回答,那得反问自己,自己的恭敬够不够?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便反躬自责。 孟子以为一个人的祸与福,都决定于他本人的作为。他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即祸害或幸福没有不是自己我来的。一个人要"自求多福",不可"自作孽"。他常引(商书》太甲的话:"自作孽,不可活"。作的罪孽,逃也逃不了,无法挽救了。孟子多次强调反求诸己,在协调人与人关系中,厚于责己,不要自暴自弃,认为自己残害自己的人,不能和他谈出有价值的言语,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能和他做出有价值的事业。他还说,不要埋怨超过自己的人,"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已者,反求诸而已"。意思是说,·在道德修养方面如同比赛射箭一样,射箭时先端正自己的姿态而后放箭;如果没有射中,不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反躬自问罢了。 3、改过迁善(略) 4、意志锻炼 孟子认为一个人的道德、聪明和才智,都是从艰苦和患难的锻炼中得来的。他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意思是说,人之所以有道德、智慧、本领和才能,经常是由于他处于灾患逆境之中;那些孤立之臣、庶孽之

《孟子》导读讲义

一、孟子生平 二、《孟子》简介 三、性善论 四、仁政思想 五、民本思想 六、大丈夫人格理想 七、影响及评价 一、孟子生平 孟子(约前372-前289),邹(今山东邹城)人,名轲。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后世并称为“孔孟”,且称其为“亚圣”。孟子故里邹国世代相传,在农历四月初二纪念孟子诞辰。 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西汉时代,司马迁《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是关于孟子的最完整的资料: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宣王、威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2 受业子思 孟子的老师是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他推崇孔子,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三岁丧父,孟母将其抚养成人,孟母教子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等教子故事,成为千古美谈. 曲阜孔庙清朝雍正题“生民未有”匾 3 孟母教子 ①孟母三迁 “孟母三迁”讲的是孟母为了教育儿子成才,选择良好的环境,为孟子创造学习条件的故事。 南宋时的启蒙课本《三字经》引证的第一个典故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这一普及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启蒙读物,虽经明、清学者陆续修订补充,而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故事始终冠于篇首。 多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设农历四月初二为"中华母亲节" 坟地 集市 学宫 ②沽肉示信 孟母不仅重视客观环境对少年孟子的影响,而且十分注重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启发教育孟子。 ③断机教子 “断机教子”,讲的是孟母鼓励孟子读书不要半途而废的故事 4 治学 孟子长大后,被孔子的儒家思想所吸引,于是决定离开邹国到孔子的家乡鲁国深造,其老师

浅谈孟子辩论艺术

浅论《孟子》和孟子的论辩艺术 战国中期,游说讲学盛行,思想家们互相辩论。大家都知道孟子是当时有名的雄辩家。其相关著作《孟子》文风中带有战国中期的特征和孟子本人的个性色彩。《孟子》论战性强看,感情充沛,言辞机敏,气势雄健,锋芒毕露,与《论语》的雍容纡徐风格大有不同。 就个人所见,《论语》记孔子见国君,总是毕恭毕敬,回答问题简单又拘谨。孟子不然,在各国诸侯面前,他往往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无所顾忌,有时大胆诘问,有时因势利导,尤其善于掌握对方心里,从容陈词,引入圈套,然后步步紧逼。几乎无往而不适,大有战国纵横家气概。如《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就是最为人称道的代表作之一。 齐宣王想学霸术,向孟子了解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孟子说:“仲尼之徒不讲齐桓晋文之事,要讲就讲王道。”齐王问他怎样才可能王天下?孟子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齐王说:像我这样可以暴民吗?孟子说:可以。于是他就举齐王不忍以牛衅钟为例,说明“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一席话说得齐王十分高兴。这是第一大段,说明行王道并不难。接着孟子反问齐王,为什么不行王道呢?是不是要“兴甲兵,危士臣,构怨於诸侯”,然后才痛快?齐王说不是“我将邱吾所大欲也”。孟子明知道什么是大欲,偏偏故意发问,齐王笑而不答。孟子还装糊涂:“味甘肥不足与口与?轻暖不足与体与?抑为彩色不足于目与?声音不足听於耳与?便嬖不足使令於前与?”这一系列发问,属于空中撰设,以括气势。此文章家故作挪展挑弄。经过一而再的欲擒故纵,敛气蓄势已足,他才挑明:“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也。”一语道破齐王的隐秘。紧接着指出,“以若所为,求若所欲,有缘木求鱼也”,“尽力而为之,后必有灾”。齐王不相信。孟子便以邹国与楚国打仗设喻,说明小固不可敌大,弱固不可敌强,齐王只有天下九分之一,以一服八,岂不像以邹敌楚吗?这是第二大段。把利害关系分析清楚之后,孟子才提出,还是从根本入手,实行仁政,那样谁也敌不过你。接下去便大谈实行王道的具体内容,作为第三段,文势亦由浩瀚奔腾转为平淡清畅。最后再以王道必然胜过霸道作结,与首句照应。该文虽然属于问答体,可是起伏跌宕,铺张扬厉,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具有步步入胜的情志。 《论语》中有人讥笑孔子,孔子并没有同他们辩论。墨子多次否定儒道,然而儒家观点皆为引述,批的是虚拟人物是死把子。庄子肆意嘲弄儒道,儒者形象均系虚拟,批的是假靶子。孟子则不同,与他辩论的其他学派墨者夷之,农家许行,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孟子批驳他们,针对的是真人活靶子。因而文章显得格外活泼生动,双方观点鲜明,针锋相对。孟子的诘难解答,深入透彻,很能抓住要害,往往使对方无所遁逃。 儒家之徒陈相,遇见农学派许行,便弃儒学农,并向孟子宣扬其“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孟子先是慢慢套问,得知许行虽然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而衣服、帽子、炊具、农具等等并非自制而是拿粮食换来的,就问为什么不自己做,而是交换呢?陈相回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孟子立即抓住这句反诘:“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接着再展开论证,指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又引举历史上尧舜等圣贤之君为例,说明他要考虑国家大事,不能同时参与农事。继而大赞孔子,大骂许行,嘲笑陈相弃儒学农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可是陈相不服,又宣扬许行商品价值观,一切货物同量同价。孟子指出,

《孟子》主要思想

孟子的主要思想 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 一、民本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明确提出要“保民”,要“与民同乐”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二、仁政 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仁政思想主要表现在养民、教民两个方面。 1、养民:一要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解决土地、衣食、教育等基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二要使民以时,休养生息,徭役。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就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三要取民有制。他主张薄税轻敛,不能滥征,不能搞苛捐杂税。他把这看作是富民之道,还骂那些自称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的所谓“良臣”是“民贼”。 2、教民:向人民施以教化。他屡屡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他认为教化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教化可以使人“明人伦”,解决民众的道德问题。 三、王道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民本与仁政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实现“王道”这一目标。孟子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正因为孟子把实现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所以凡不以“王道”治国者,便都被他视为“罪人”,视为“独夫民贼”,遭到他的猛烈抨击。 四、性善 性善论是其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 首先,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性善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人都有向善的能力。 其次,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并非后天形成的。 再次,“人皆有之”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 五、尽心知性 在孟子看来,“尽心知性”是成为“圣人”的一个必要途径。 “尽心”即指把人的本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到极致;“知性”,即指对本性中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尽心”是前提条件。 在孟子看来,只要在“寡欲”、“内省”、“养气”上下功夫,就可能实现“尽心知性”。 六、教育思想 教育目的:明人伦 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教育方法:“存养式”,即保持并发展人的善性。

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子的教育思想 新高考新国学 2011-11-08 2204 _5cc149a20102dtlq 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轲(公元前372-前289年),战国中期邹国人(今山东邹县),是鲁国贵族盂孙氏的后代。 孟柯是继孔子以后的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被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后人把孔孟的主张合起来,称之为孔孟之道。 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1、尚志养气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立志有恒的思想,认为一个人最主要的问题是立志。齐国王子垫问孟子,"士干什么事?"孟子日"尚志"。意思是使自己志向高尚。王子问又间“何谓尚志?”孟子回答说“行仁义罢了。居住于仁,行走由义,这就叫志行高尚。” 孟子与孔子一样,要求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目标,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孔子把这称为"杀身成仁"。孟子把这称为"舍生取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命和道义都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二者不能并有,即便牺牲生命,也要保全道义。生死与荣辱发生矛盾时,志士仁人宁愿光荣而死,不愿屈辱而生。死虽可恶,但还有比死更可恶的行为,就不应该避死而苟活,那就要舍掉个人的幸福以至生命,实现其道德理想。可见孟子认为道德生活比个人幸福、比个人生命都重要。 在立志问题上,孟子与孔子不同之点在于,孟子提出了立志与"养气"的关系。 “气”是什么?孟子认为“气”是充满人身、能够影响肉体运动,而且还能反作用于心志、道德的东西,这就相当于中医说的“营卫气血”之“气”,有点朴素唯物主义的气息。孟子认为,普通的人只要注意“养气”,经过量的积累可以质变,逐渐形成圣人身上的所谓“浩然之气”,它是正大刚直之气。 孟子的养气说表现出高度推崇理性自觉与坚定志向的作用。于是他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使成了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一种高度自觉、志向坚定的崇高精神境界。他认为有了这种境界,不仅贫富贵贱不动于心,生死祸福也能置之度

浅谈孟子的辩论艺术

浅谈孟子的辩论艺术 战国中期,游说讲学,互相辩难之风大盛。孟子是当时有名的雄辩家,以知言善辩而著称。在辩论中,他旗帜鲜明,感情充沛,锋芒毕露,说得对方无言以对,显示出雄辩的特点。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对孟子有这样的评价:“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孟子的雄辩才能,犀利的笔锋,由此可见一斑。 (一)孟子的论辩技巧 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独特论辩技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 (1)脉络分明,有条不紊。孟子的论辩多以事实为基础,论辩起来有理有据,而且有的放失,言必有中。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 (2)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一下子就能把握问题的关键,运用对比来揭示矛盾,给人以不容辩驳的感染力,深刻地阐明道理,鲜明地表白自己的观点。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所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在这里,孟子用对比的方法,阐明了道之多寡对于战争胜负的关系,启发统治者关注人心所向的大问题。再如: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在设喻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舍生取义的人生追求,既深入浅出,又振聋发聩。 (3)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的比喻

孟子的思想

孟子的思想 一、性善论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人类性善论。“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性善论”是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不过,孟子以“性善论”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二、道德论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说文》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 三、政治及经济方面 孟子着重发挥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 “仁”、“义”是孟子论理想的核心,又是他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教师招聘考试必考人物-孟子教育思想

教师招聘考试必考人物-孟子教育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私学兴起,在私学中影响较大的有四家: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中儒家和墨家被称为“显学”。提到儒家,必不可少的三个人是孔子、孟子和荀子。接下来,中公教育马小芳老师就带领大家走进孟子的教育思想。 (一)思孟学派 孟子,名柯,字子舆,战国时期鲁国人,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人们通常把子思和孟轲视为一派,这就是著名的思孟学派。思孟学派研究孟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是《孟子》一书。孟子在政治上的主要主张是劝说统治者施行“仁政”。 (二)“性善论”——教育理论的基础 孟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是善的,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从“性善论”出发,孟子认为人人都先天具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但是,仅有这些“善端”是不够的,必须加以扩充,使之达到完善的境地。因此,教育的作用在于把人天赋的善端加以保持、培养、扩充、发展,或把已经丧失的善端找回来,启发人们恢复天赋的善良本性,使之成为道德上的“完人。” (三)“明人伦”与教育目的 孟子认为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的“人伦”就是五对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以“孝悌”为伦理道德基础的教育。 (四)“大丈夫”的人格理想 孟子,他提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首先,“大丈夫”有高尚的气节。其次,“大丈夫”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浩然之气。 (五)教学思想 1.深造自得:孟子认为知识的学习,并非从外而来,必须经过自己主动自觉地努力钻研,才能彻底领悟。所以,学习中特别重要的是由感性学习到理性思维的转化。 北京教师招聘网https://www.360docs.net/doc/0512486397.html,/html/jiaoshi/yueduziliao/

浅谈孟子

浅谈《孟子》 七年级(1)班孙小凯 最近,笔者通读了我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孟子》一书,颇有些感想。 《孟子》一书的内容,总起来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仁政”。大多数的篇章就是讲什么是“仁政”,如何才能实现“仁政”。同时还兼顾有还有关于修身、学问和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十分的伟大,启迪人生。 往事跨越千年,永恒的,是智慧;不变的,是思想。作为一代亚圣——孟子,这位儒家宗师,一生推崇其人生主张,游说各国,后来隐退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这包含了永不褪色的儒家文化的《孟子》。 程颐曾说过:“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寥寥数语,却将《孟子》精要概述无疑。可见,孟子的思想之于孔子,既是继承,更是升华。孟子也强调仁义,仁是人心的本质,义是人所必由的大道,倡导“性善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仁政学说和修养学说。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谓之本心,且与仁义礼智分别相对应。孟子对梁惠王说“仁者无敌”以强调“仁”的作用;对齐宣王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来推广仁爱之心;孟子还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可见“仁义”在孟子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而“性善论”则是说人性本善,通过自觉努力,完善道德,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孟子经常用一些完整的小故事、寓言来表达自己地观点和看法。而这些小故事和寓言就慢慢变成了今天我们常用地成语,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可见孟子思想对我们地影响对我们来说不可不谓深厚。 除了像“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这样家喻户晓的故事外,说到孟子,我们还会想起“孔孟之道”,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使后世将其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且称其为“亚圣”。孟子提倡“仁、义、礼、智”,并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就是宽厚,指同情、关心和爱护的心态,即“仁爱之心”。义,就是正直,指正当、正直和道义的性格,即“正义之气”。礼,就是谦让,指礼仪、礼貌和礼节的规矩,即“礼仪之规”。智,就是才能,指明辨是非、善恶分明和明理睿智的能力,即“智谋之力”。信,就是诚实,指诚实守信、坚定可靠、相互信赖的品行,即“诚信之品”。他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在由他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的言论汇编《孟子》中有所体现,尤其是在那些被誉为孟子经典名言的语录中更是得到了充分展示。 《孟子·公孙丑》中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站在正义方面,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违背正义,必陷于孤立。关于这一点,告诉我们做事情的出发点要正确,才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承认,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否则,即是你通过一些手段使自己占据了有利形式,但最后还是会失败。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最终的胜利,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和支持。孟子思想中迸发出的智慧火花及其语言中放射出的艺术魅力是无法让人忽略的,在历史积淀下一直熠熠生辉,愈发珍贵。尽管当时孟子无法将他的理想实现——改变诸侯割据局面,一统中国,养名教民,可后人能从《孟子》中汲取更多精华,在儒家文化中感悟大道,努力提升自我道德,将孟子学说沿用到当今社会建设及立身处世之道中。

儒家思想家及其主要思想解读

(一)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 一、孔、孟政治思想的相同点: 孔子是儒家是想的开创人,孟子是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者,所以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主张“仁”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在: (一)、孔子、孟子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要从“仁、爱、善”角度思考问题。 孔孟都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认为“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效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 翻开《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很多场合和自己的学生说教时都会涉及到“仁”的理念。比如说,他曾针对对自贡提出的什么是“仁”时回答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能近去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回答曾子提出的问题“仁以为己任”时,孔子解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仁”,人们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孔子理解“仁”就是爱人,同情人,舍身处地的体贴人。 翻开《孟子-离娄》一文,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君子所以易于仁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显而易见在这里分明强调了“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的重要性。 孟子提出“性善论”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孔子直接说过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看不出从皆有的那个“相近的”“天生”的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加上他实际上认定了仁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品性,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所以他心中本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事实未予说明而已。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都是从“仁、爱、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主张“仁治”和“法治”。 孔子主张“德治”即“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揭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人君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是根本分不开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之风必偃。”①孔子主张的“礼治”与“德治”并无不同,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治者,领导者要重德轻政即要通过自身为榜样作用和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其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惠民的方式巩固统治权,要求“为政者正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其要求“正身”的思想最终是为了达到“德治”的效果。孔子考虑政治问题基本精神理念就是“德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德治主义”,故而和孔子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们两人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德的延伸,都想使政治手段和目的都是以道德为依归,而他们的道理思想又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其“仁政”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与孔子相同即用“仁政”、“德治”,来教化人民,用道德理念使人们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比如他提出的“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等,看到了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都是他“德治”的表现。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都主张“德治”。

《孟子》政治思想

《孟子》政治思想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如在政治上,周天子名存实亡,地方上四分五裂,诸侯之间征战不休。西汉刘向所编的《战国策》对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进行了描述: 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礼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蓋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 面对上述现实,孟子从人性本善的哲学理论出发,提出了一套改变社会现状、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政治架构,即王道仁政。 其次,何为“王道仁政”?“王道”在儒家思想中早已存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概念,而“仁政”出自孟子。“王道”实际上是“先王之道”的简称。儒家历来崇尚“王道”,所谓的“先王之道”,按照儒家的传统说法就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的圣王以仁义来治理天下之道,就叫王道政治。《尚书》中讲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就是儒家的王道理想。

孟子所提出的“仁政”从内涵上来说,与传统的王道思想是相吻合的。仁政就是王道的体现、王道的标志。笔者认为,孟子之所以要在原有的王道概念上提出仁政,原因在于孟子认为其所处的时代不仁且乱。仁就是爱,孔子主张爱人,孟子在此次基础上提出“仁者爱人”。孟子尤其突出了“仁”,在孟子看来,“仁”就是指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此为人之端。孟子试图用“仁”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困境,所以他特别强调仁政。孟子在《离娄上》中提到: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在这段话中,孟子突出强调,无论是在上位者还是在下位者,都必须遵循仁治,否则将会国家不保、性命不保,但现状却是这些统治者并未推行“仁”。仁政只是孟子针对政治的一种设计,只是一种政治理想。 孟子所提出的仁政在理论上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它在孟子的思想体系内有着合理的理论基础,即性善论、人性本善的理论。孟子在《公孙丑上》中说道: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子的教育思想 教育為國家百年之大計,其成可決定歷史文化的存續和國家民族的興亡。孟子亦深知教育之重要,故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其更進一步強調教的力量強於政治的力量,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論為基礎,此與荀子的教育主張,迥然不同,荀子主性惡,故教育亦以壓制惡性為先,必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以防之,故其原則以教者為重心,其方法則由外制而內斂,由勁士,而為君子,而為聖人。孟子既主張性善說,故其教育思想,皆以性善為出發點,必頇存性擴性,保存善端,順乎自然;更頇注重教育環境,重視感染作用,一切以居仁由義為依歸,從事品德之涵養,鼓勵學者振奮志氣,向上發展,以臻完善之境地。如此,教育之效果始能見效。於下尌孟子的教育意義、教育目的、教育的內容、教育措施與教學方法分別敘論之。 一、教育的意義︰ 孟子對於教育意涵,乃由人生價值方面來下定義。人生之需求,不只是物質的滿足,尚需精神層次之提升,故他對教育之見解,富有深義。其對教育持著三點積極之意義︰ 1、人頇受教育,否則近於禽獸。 2、教育內容在於明人倫。 3、倘不注重教育,則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國家隨時都可能會喪亡。 二、教育的目的︰ 孟子肯定人性本善,然人生活動不居,可能導致不善。故孟子認為頇以教育匡輔護持,為護持心善,此乃孟子的教育目的。換言之,孟子的教育目標以存養善性,發展個性為前提,既人皆可以為堯舜,學者但能擴充其本有之惻隱、善惡、辭讓、是非四端之天性,進而昇華仁、義、禮、知之四德。其教育目的,亦在養成理想之人格,使人人皆成君子。 三、教育的內容︰ 於孟子一書中,我們可以歸其教育內容,有四大要項︰ 1、以聖賢為範的教育︰如孟子於萬章下中提及,「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 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以及於盡心下中及「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 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於孟子篇章中,孟子舉出許多的聖賢,一則以教弟子,一則以勸諸侯,以其樹德修身及為政處事之典範; 進而風化社會,以立民模。 2、以歷史為鏡的教育︰孟子對歷史非常熟稔,其評論歷代盛衰興亡的道理,為 功為罪,皆有鮮明的評斷,其旨在使當時的諸侯們有所借鏡,以匡時弊。3、以人倫道德為主的教育︰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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