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流氓性与其成功的关系

刘邦的流氓性与其成功的关系

摘要：刘邦以市井无赖、社会底层民众的身份在秦末错综复杂的起义与战争中披荆斩棘，由下层小吏到农民起义领袖，再成为大汉的开国之君，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扭转乾坤，最终打败声势浩大的项羽。纵观其成功历程，善于用人，虚怀纳谏等优秀的个人品质自然不可忽视。然人们往往把刘邦身上所具有的流氓无赖气质作为负面影响而大加回避，忽视刘邦的流氓性对在他开拓霸业的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刘邦的流氓性可以说在成就帝业的过程中是重要的制胜法宝。

关键词：刘邦流氓无赖智慧成功

农民出身，作为泗水亭长的刘邦，发迹于市井底层，造反的经历以及长时间与下层卒吏，市井小民相交而沾染上了许多流氓无赖的习气，使得它在中国的历史上饱受争议，对于他的评价也相对较低。对刘邦的非难，自阮籍《登广武战场》之贬始——“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而元代雎景臣在《高祖还乡》（社长排门告示）里，更把刘邦贪杯、贪小便宜、负帐不还的乡村无赖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到李宗吾的《厚黑学》盛行，品行不好的流氓无赖便成了刘邦代名词。

到底刘邦的那修“劣迹”使得其形象总与“流氓”、“无赖”挂钩？于此我做了以下几点总结与探讨：

1、刘邦少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游手好闲，结交社会闲散之人，好酒

及色。（年少时）

2、脸皮厚，喜好大言不惭，吃白食。

3、弃子逃生，不顾亲情。

4、弃父不管，任项羽烹食。

5、鸿沟之盟，出尔反尔。

6、为人倨傲，轻侮其下官吏。

7、建国后诛杀功臣及异姓诸侯。

如此劣迹斑斑，必然为当今世俗所不齿。但是，换路思考，刘邦白手起家，打败优势明显的项羽，除了他善于用人听谏，爱民护民等优点之外，其性格中的流氓无赖气质在其成就霸业的过程中为他赢得许多先机，多次助他反败为胜。

下面，我就借上述几点事例来分析刘邦的流氓性对他事业成功的影响。

一、年少时的流氓气质对其后的建功立业所积累的人脉基础（夏侯婴、卢

绾、陆贾）

《史记.高祖本纪》云：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史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彭卫先生曾说：“他好四处交游，又不屑于作琐事，也从不为负欠酒账之类事犯愁。这位在沛地颇有些名气的无赖，举止和语言都很粗鲁，不拘泥小节，是标准的酒色之徒。他不乏无赖中常有的那种光棍式的勇气，却无政治大志，追求的只是荣华富贵，固此，他参加反秦斗争只是为了满足‘大丈夫当如此’的欲望。”彭卫著《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第306——3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第一版诚然此时此刻的刘邦身上还残留着小农阶级的局限性，有着流氓无赖气质。但正因如此，他交友广泛，从官吏士卒到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他都有所结识。无论是作为县吏的萧何、曹参，还是以屠狗为生的樊哙，刘邦都与之建立了甚好的关系。史载“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可见多次为刘邦立下大功的樊哙出身地位并不尊贵。（《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史记》还记载刘邦与卢绾、夏侯婴等早年便手足情深。萧何作为县吏，地位比刘邦高，以屠狗为事的樊哙地位比刘邦低，但他们都愿意与刘邦相交，可见当时的刘邦已经有着非常不错的人缘。

因当时沛地之风史载“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宾尚游，此盖楚之风焉。”《隋书.地理志（下）》。故而刘邦所结识之人，多与他有着类似的出身、生活经历以及身受相同的社会风气的熏陶，身上便或多或少有些市井无赖的习气。正是由于刘邦的放荡不羁，不拘小节的流氓习气使他在底层社会的交往中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会使得与他相交或追随他的人感到亲切，平易近人。故而使得萧何、曹参、樊哙、卢绾、夏侯婴、王陵、陆贾等一开始便愿意追随他，这些人在刘邦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时，刘邦的流氓特质在处世交友方面颇有益处。他的流氓性是有分寸的，既不让人真心恶之，再加上当时他对“龙子”、“赤帝子”的造神烘托，使得人们认定他必非凡人，所以在陈胜起义前，他的追随者“已数十百人矣”，成为沛公后，又能迅速“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故赵翼《十二史札记》卷二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指出:“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刻，沛公刘邦以他独特的流氓气质形成的人格魅力已经颇具号召力。

再者，吕公迁居沛地时，大设宴席，“进不满十钱，坐之堂下”，而刘邦却诈称“贺钱万”而成功入席，“实不持一钱”，且在席中“无所不狎侮”。然当地无百万富翁，能够一掷千万钱。刘邦此举，看似流氓无赖吃白食，却引“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还亲自“引入座”。对刘邦这种开空头支票的欺骗行为不但没有反感，反而视他为座上宾，更是将其女吕雉许配给刘邦。吕公有财产、名望、阅历、关系人脉，正是因为刘邦的流氓无赖之举使得吕公从众多进贺者中关注到他，从而为自己的基业起步拉拢了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靠山。刘邦的流氓作风又为其事业的成功勾勒出精彩的一笔。

二、建立霸业的过程中流氓性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与项羽中的斗争）

在实力悬殊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再次凭借其流氓无赖的品质忍辱负重于同项羽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最终荣登帝位。在这过程中，其流氓性的作用主要发挥在以下几件具体的对他局势的扭转有关键性影响的事件中。

①、鸿门宴上极尽卑微之能事的“流氓无赖”之举。

鸿门宴是刘邦灭秦之后遭遇到的第一次危机。他能从危机四伏的宴会中成功脱逃，既得益于自己善于应变，众将之庇护，又离不开其在宴会中的流氓无赖品行对项王的蒙蔽。

勾结拉拢项伯是刘邦在鸿门宴中的流氓性的重要体现。为使项伯从中斡旋，不仅与其结为兄弟，还毕恭毕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在封建社会，姻亲关系被极度重视，“约为婚姻”无疑是上佳的政治手段。刘邦的虚以委蛇的承诺与恭敬成功赢得了项伯的支持。他不仅在项羽面前替刘邦辩解，还在鸿门宴中“以身翼敝沛公”。为刘邦的成功脱逃助了一臂之力。然而，据《史记.高祖功臣

侯者年表》记载，项羽死后，项伯虽以破项羽有功被刘邦封为射阳侯，但在三年之后便身死国除，其子嗣也未能继位。刘邦又再次发挥流氓本色，以谎言，许诺空头支票利用项伯，为自己成功脱逃赢得先机。

其次，在鸿门宴上，刘邦极尽低下卑微之能事讨好项羽，展现流氓本色。《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说项王“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刘邦自称臣下，甜言蜜语，将本是有计划的“欲王关中”说成是“不自意”。他称臣谢罪，将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欲王关中之心撇得一干二净，成功麻痹项羽。正是他的狡猾，近似流氓般的政治手段，助其于鸿门宴成功脱险。

②、败走彭城弃子女的流氓行径在战争中对刘邦的正面帮助。

在彭城之战中，刘邦大败。在逃亡的过程中，《史记.项羽本纪》载“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于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对此记载则更为详细：“汉王急，马疲，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至孝惠、鲁元于丰。”刘邦此番行径自然是被后世所不齿。虎毒尚且不食子，而刘邦在关键时刻却为自保推子女下车，并反复多次，其流氓性可见一斑。

诚然，刘邦此番行为定为道德所唾弃，但仔细想来也有理可依。当时楚骑是一人一骑，而刘邦车上有包括他和夏侯婴在内的四人，速度定无追兵快，继续以这种速度逃亡四人皆必死无疑，但如果将子女推下车，减轻车的负荷，加之夏侯婴高超的御马术，刘邦便能成功逃走。此外，对于被推下车的孩子，刘邦大致也想到楚兵不会真正想杀他们，最多像对待其父其妻那样，将他们挟持起来作为人质，性命尚不堪忧。这样做看似残酷、流氓般的手段，实则是有把握的冒险行为，使刘邦保全大局，成功脱逃。

危难之际弃子逃生的流氓行径虽可耻，但从全局出发加以考虑的话，刘邦的流氓性为他的战争局势的扭转助力不小。正因为刘邦能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因而在面临危机的关头总能舍小义，顾大局。刘邦较项羽而言，为何最终能成帝业，其身上的流氓性已经成为他成功不可或缺的特色，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项羽永远无法拥有的优势。

③、任项羽烹父并要求“分一杯羹”的大逆不道——有把握的冒险行为

公元前203年，项羽妄图激汉军主力决战，但汉军避开楚军锋芒不与之交锋。项羽军至广武，与汉军周旋数月仍然未见战机，此刻楚军军粮也日益匮乏。《史记.项羽本纪》记：“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紧急之下，项羽想用手中的人质——刘太公逼刘邦就范。于是项羽“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然面对项羽烹父的威胁，刘邦再次出乎常人预料，耍起了无赖腔，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世俗之人再次惊叹刘邦此次的流氓耍得有点荒唐了，不但不顾父亲的生死，还要求分一杯羹，可恶至极，惊世骇俗。

刘邦此次的行为从表面看来，似乎连一个普通人起码的伦理道德都未能践行，更何谈成就霸业，坐拥天下，成为千古帝王。然众人皆醉刘邦独醒，从当时战争局势以及项羽的个性特征加以剖析，那刘邦此举便是看似流氓实则智慧之举。

首先，刘邦对当时局势有清晰的认识。他料定项羽只是以暂时的威胁逼他就范。就当时双方实力而言，刘邦已超过项羽，且当时项羽几面受敌，有弹尽粮绝之险，此刻项羽怎敢轻举妄动？再者，多次同项羽作战加之以前的一起共事，刘邦对项羽为人有较全面的认识。项羽出身贵族，贵族阶级“重名声，讲义气”等思想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刘邦从便道义上攻破项羽的心理防线——我俩乃结拜兄弟，我父亲自然就是你父亲，杀我父亲就是杀你自己的父亲。这样一来，反而将项羽推向了不仁不义的境地。刘邦在在心理拉锯上完胜项羽，使得重名声义气的项羽不得不就此作罢。最后，鸿门宴上起了重要作用，与刘邦约为婚姻的项伯不可忽视。刘邦遇难，项伯必定不会坐视不理。据史载“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祗益祸耳。’‘项王从之’。”由此观之，刘邦从当时局势，项王个性特征以及项伯之助这三重保险来看，便可放心地“耍流氓”，与项羽比无赖。项羽最终还是退缩了，与刘邦签订鸿沟之盟，并放了刘太公。

刘邦的流氓性在这次面临失父失势的过程中再次发挥了极大作用。反之，如果刘邦受其威胁，则很可能面临太公不保、自己不保、城池不保、帝王之业终结的危险。所以，刘邦的看似残忍、不顾亲情的流氓之举，不但能救回太公，与项羽签订鸿沟之盟，而且也为乘势打败项羽赢得先机。

鸿沟之盟约定以鸿沟为界，刘项各占一方。可正当憨直的项羽退兵东归之际，刘邦再次展现流氓本色，欺骗项羽。在接回太公和吕雉后，他并未履行约定，反趁楚军东归大意之际尾追进攻。正是这次在汉军的三面夹击之下，致使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这次刘邦出尔反尔的流氓手段使得他最终消灭劲敌，天下大势也由此归刘邦，一代帝业自此成。

至于刘邦因“烹父”背上不孝之罪，则尚可商榷。众所周知，汉代对“孝”极为重视，并且被作为官吏选拔的标准之一，以孝治天下为后世历代树立了榜样，可见讲求孝道的他对刘太公也并非冷漠无情。在汉初建国之际，虽政务繁忙，刘邦也坚持“五日一朝太公”，之后还尊其为“太上皇”。葛洪《西京杂记》亦有记载：“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怅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酗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悦。”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周天游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刘邦对刘太公从衣食住行等身体上的照料到心理上的关切甚是细微。由此观之，刘邦对太公是孝顺的，烹吃父亲的言行乃有把握的时势之举。

三、建国后刘邦的流氓气质对安邦定国的贡献。

建大汉朝之后的刘邦仍游刃有余地将其流氓作风运用到军政和日常事务的处理上，并且颇见成效。综合起来有以下体现：

⑴、嬉笑怒骂，轻侮大臣

称帝后的刘邦，一次正和戚夫人酒宴玩乐之时，御史大夫周昌上奏，他见此情况转身就走。刘邦追及，并将其摁于地，骑在他脖子上，问周昌自己是怎样的皇帝，而周昌则毫无惧色地指出他如同夏桀、商纣一般。刘邦听之非但未气反而大笑，欣赏他的真诚直言，此后他便“犹惮周昌”，对其也更为信任，临终时还委任周昌为赵相。刘邦不顾形象骑在大臣脖子上的流氓无赖般的行为，看似有损帝王威仪，然正是他这种不羁的行为，无形中拉进了他与大臣之间的距离，使臣子认为他并不是高高在上，威严不可触及之人。相反，他的嬉笑怒骂，

流氓无赖式的与臣相处之道，却在大臣心中种下了平易近人的种子。这样，忠臣便敢于进谏，刘邦又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与建议的人，所以能够使政治更加清明。

其次，煞英布之威。刘邦以流氓制流氓的手段在处理英布之事上又打了漂亮的一仗。

由于英布在垓下之战出力不小，他自认为为刘邦立下大功，因此气焰嚣张。当他满怀期待投奔刘邦时，刘邦却傲然坐在床上让人服侍洗脚，没有给英布任何好言好语以及赏赐。英布羞愤难当，后悔上了刘邦的当，甚至想自杀。可当他被安排到馆舍，发现自己的衣食住行与刘邦无异，便怒气全消。刘邦“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之举使英布成功被收服。

英布乃刑徒出身，只有强势，不讲信义，唯利是图，心中没有对权威的恐惧甚至尊敬。若对其恩赏有加，则会助长他的嚣张气焰，骄纵跋扈以至更难驾驭。刘邦先以流氓痞气之举灭其威风，再济之以厚遇，恩威并施，成功将其收服。这招以无赖手法制服无赖的做法堪称经典。

刘邦对大臣充满流氓气质的做事手法和处事方式，不但能体现他的平民特质，平易近人，使臣下无拘束地直言上谏。同时，以无赖手段制服无赖的方式也比强硬的武力手段来得有效得多。

⑵、诛杀功臣的残暴流氓之举——巩固帝业，扫除障碍的必经之路

古语有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在刘邦身上，似乎也验证了这看似亘古不变的道理。刘邦建汉之初，共分封文武功臣约143人为侯，另有异姓王多人。这些王侯封地占大汉东部的大半疆域，且手握重兵，对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构成极大威胁。对于存有异心的诸侯王，必须诛之以绝后患。据《史记》载刘邦诛者多为异姓王。在公元前206年杀临江王共驩；公元前202年刘邦镇压谋反的燕王臧荼；前201年，韩信被告谋反，刘邦贬其为淮阴侯，后来吕后以韩信叛变为由将其诛杀；前196年阳夏侯陈豨与韩王信勾结叛乱，刘邦诛之；同年，淮南王鲸布反，刘邦带兵剿灭；前195年，杀英布，燕王卢绾逃至匈奴。至此，主要被诛杀的异姓王占分封的约五分之一。而这些被诛杀之人，或功高震主，气焰嚣张，或确有反叛之心。据史载，汉初，异姓王势力恶性膨胀，反叛事件此起彼伏，“十年之间，反者九起。”班固汉书由此可见，刘邦虽然对有功之臣痛下杀手，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后世之人骂其残忍，流氓无赖不念恩情，却未洞见这种行为是很多开国之君的惯用手段。刘邦此举也为子孙后代扫除了他可预见的危机。

可以说，流氓性是很多领导者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性。因领导环境复杂多变，领导行为具有极高的风险性、竞争性，而领导者自身素质与能力有限。从社会道德规范和公众对领导的期待来讲，领导者应该表里如一，言出法随，有诺必践。然而现实复杂多变，因此领导的行为往往处在权衡和冒险之中。为减少这种风险性，就需要领导者从大局出发，有个性的柔韧度与应变能力。在特殊时刻要能“耍流氓”、要“犯规”、要“悔棋”、要“失信”。适度的这种流氓特质有时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增加领导者的亲和力和魅力。

四、刘邦流氓性作用的发挥的社会因素支撑

刘邦在自己的政治军事斗争生涯中多次以流氓无赖般的手段解决问题，这对其基业的奠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什么刘邦的流氓作风在当时没有引起众人

的反感，反而有众多追随者为其打江山呢？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予以的默认支持。

在秦末楚汉战火纷飞之际，秦文化深深植根于动荡的社会。重功利，轻伦理道德已经成为社会风气。著名秦汉史专家林剑鸣曾说：“在秦人的价值评价中，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内心修养或道德的自我反省，在这里是没有必要的，需要的是对自我以外实际世界的探求和自身物质需要的所取。”林剑鸣.从秦人价值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黄留珠亦认为：“功利主义是秦文化价值层次所具有的特色”，“秦人对功利的追求是赤裸裸的，既没有蒙道德的幕纱，也没有披上仁义的外衣，更没有涂上浪漫的色彩。”黄留珠.秦文化琐议.秦汉史论丛：第五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可见秦末楚汉之际的道德机器已经崩溃。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苟富贵，毋相忘”的誓词就体现出了出身下层的人对富贵权势的向往，哪怕是与道德相违背，只要能大富大贵，便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人们的尊重。贾谊《新书.时变》指出：“今世贵空爵而践良，俗糜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侮也，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贵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在这种丧失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的社会体系中，个人的非道德行为自然不会受到唾弃或惩罚，刘邦的流氓性也能顺势在这种社会体制中发挥出正能量。

刘邦，正是这种道德宗法体制混乱松散的社会背景中的产物。所以他本身固有的流氓习气自然不会被人鄙视。相反，这种气质会吸引与他同样在社会底层接受同质社会文化影响的各类人士的追随，因为他们志同道合，观念开放，行为自由任意，放荡不羁，不拘小节。正因如此，刘邦与贵族出身、注重名节的项羽不同。他能吸收有识之士，不看重门户等级，高低贵贱。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有盗嫂受金之名的陈平能得到刘邦的重用便不难理解了。《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士之颓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刘邦能以“流氓”一跃成为天子，则是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时世机遇和个人能力的共同缔造。

某些现代史学家认为：“楚汉之争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启良.中国文明史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刘邦被说成了政治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然而，刘邦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恰在于其对伦理道德规范带有市井流氓之气的那份决绝。他用政治流氓般的无赖伎俩帮助自己多次虎口脱险，抵制项王威胁，取得战争先机。不可否认，刘邦的流氓性对其事业的成功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