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

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

崔文奎

内容提要:费希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代表人物,其政治哲学

与康德、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道,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得以孕育产生的土壤。马克思

不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法权思想中所包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分”,而且

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界分的思想及劳动概念。更为重要的

是,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突破。

关键词:费希特;马克思;政治哲学

恩格斯认为:“如果先前没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便永远不会创立起来。”①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于他所批判继承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中。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康德黑格尔等的哲学思想,而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就费希特本人而言,他不仅是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而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②,更为重要的是,费希特的哲学体系被胡贝尔认为“完全论证了社会主义”,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有大量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判地继承了”费希特法权思想中所包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分”。③因此,探究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与费希特的关系,从而在更为广阔的境域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涵,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费希特政治哲学与青年马克思

青年黑格尔派对费希特是非常推崇备至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把黑格尔“费希特化”的倾向,日益接近费希特把人看作是能动的、实践的观点。1836年秋到184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该博士俱乐部的基本立场是自我意识哲学。马克思和鲍威尔、科本一样,同为该俱乐部的主将,都自称是哲学上的“雅各宾党人”,博士俱乐部的领袖人物甚至被称为“神学的罗伯斯庇尔”。在该时期,马克思把他在先前所自发接受的那种伴随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化为德国哲学的理性形式。在博士论文

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中,马克思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强调理性和自我意识,在对比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的基础上,以“原子偏斜说”来纠正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决定论倾向,力图以自然的视角来阐明个人的意志自由、个性和独立性。马克思不赞成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世界的自我意识的心灵宁静的观点,也不赞同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成员抽象地谈论自我意识,在他看来,只有从人同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自由的时候,自由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马克思写道:“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可能在定在中发亮。”①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认为,法权概念所阐述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必然的关系,法权规律所阐述的是你要依据关于一切与你有联系的人的自由的概念去限制你的自由。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人的自由的相互性是对费希特在法权概念和法权规律中所阐述的自由的相互性的在哲学意义上的进一步重新确认和表述。马克思对自由相互性的表述是他对黑格尔、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定程度上的超越。在阿尔都赛看来,“青年时期马克思在写博士论文时……使哲学走出精神世界去改造政治世界,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对他的老师的第一次反叛”②。

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近现代的政治思想家———费希特、黑格尔等“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③。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观念出发,把国家视为“自然”。他写道:“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穿整个自然……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④也就是说,国家是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真正实现。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的“法权概念的系统应用”中认为,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和对这种道德的信仰,外在的法权必定会出现在一个共同体里。这样,自然法权根本不存在,“国家本身会成为人的自然状态,国家的各项法律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只能是已经实现了的自然法”⑤。从以上可知,马克思和费希特对“自然”在国家意义上的理解极为相似,就是人的权利和自由在共同体中的真正实现。

与此同时,受启蒙思想家、法国大革命哲学理念和德国理性主义影响,青年马克思批判普鲁士的报刊检查制度把人性提升为法律,赞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人的自然权利十分推崇。1842年,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认为:“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在人的生活即自由的生活面前是退让的,而且只是当人的实际行为表明人不再服从自由的自然规律时,自然规律作为国家法律才强迫人成为自由的人”⑥。

二、国家与市民社会

在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认识上,前费希特哲学中有一个共同现象,即把市民社会与国家视政治学研究 2010年第2期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路易?阿尔都赛:《保卫马克思》,顾良译,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

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

为同一个东西。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出国家是社会的最高组织,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过最优良的生活,但他没有对国家与社会作出明确的区分。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卢梭等都把市民社会描述为由自然状态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形成的一种文明社会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与野蛮、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概念,既表示社会又表示国家,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个概念是等值的,国家即市民社会。费希特首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剥离出来,初步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由重合到分离的历史过程。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费希特不仅第一个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想,而且第一个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费希特在《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中指出,虽然国家和市民社会均属契约领域,均以法律和权利构成其特性,但市民社会是一般契约领域,它涉及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中的可以出让的权利;国家则属于特殊契约领域,该契约即宪法,国家只涉及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中的可以转让的权利。人既可以转让这种权利而生活在国家中,也可以不转让这种权利而生活在市民社会中。在他看来,人们在市民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要比在国家关系中拥有的权利更为基本。他写道:“如果国家既不能拿走,也不能给予我们原来属于我们的权利,这一切关系实际上就必定会在市民社会中继续下去。我作为人拥有的权利,我是决不能作为市民拥有的,因为我是市民;我作为市民拥有的权利,我是不能作为人就已经拥有的。”这就是说,市民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具有更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他们在进入国家生活时,虽然又拥有一些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前一种更基本的关系并未消失。既然人们在市民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比在国家中拥有的权利更根本,那么,国家就要以市民社会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而国家之所以是靠社会才存在的,是因为人不生活在国家中,也能生活在市民社会中。对此,费希特强调道:“我们已经证明,国家本身是靠社会才存在的。国家本身应该向社会表示自己应有的感谢;我们即使没有国家作中介,也会对社会心满意足。”①在《关于学者使命的若干讲演》中,费希特进一步严格区分了市民社会(一般契约领域)与国家(由经验制约的特殊领域)。他指出:“不把一般社会与那种由经验制约的特殊社会———大家称之为国家———相混淆,是多么的重要。”“国家生活不属于人的绝对目的,相反地,它是一种仅仅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用以创立完善社会的手段。国家也和人类的一切典章制度一样,是纯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一旦人的终极目的得到实现,就不再需要任何宪法,所有的国家组织也将毁灭,纯粹理性将代替暴力,作为最高仲裁者而获得人类的普遍承认。他写道:“毫无疑问,在人类a p ri ori[先天地]标明的前进路途上总有那么一站,到那时所有的国家政府都将成为多余的。到那时,纯粹的理性将代替暴力或狡猾行为,作为最高仲裁者而得到普遍承认。”

在费希特看来,国家和阶级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人类理性尚未成熟。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发展,国家和阶级将逐渐消失,人也就真正得到解放。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解放程度,取决于人类理性的发展程度,因而人可以通过教化促其理性成熟。人的理性成熟是自由的标志。他写道:“只有这样一种人才是自由的,这种人愿意使自己周围的一切都获得了自由。”②正因为坚持这一立场,所以他赞颂法国大革命是“关于人权和人类价值这些伟大字眼的瑰丽图画”,“对全人

梁志学主编《费希特选集》第卷第页、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

类都是重要的”①。以上表明,费希特的确是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

实际上,费希特对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区分是以道德规律作为最终的根据的。他认为:“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就在于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如果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人的生存目的还在于把人的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道德,从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显然,费希特是把感性、道德和幸福联成了一体,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和彼岸世界,把他的目光的焦点放在自我、社会和现实世界中。在费希特思想中,道德规律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庭,国家只是实现道德的最终目的或人类理性的手段,国家的目的从属于人的终极目的。只有道德规律才把人作为人加以支配,并给人指出了一个终极目的。“每一个在道德上可能成立的国家组织最初产生于道德规律的惟一条件是,国家组织的终极目的不能与道德规律所规定的每个个人的终极目的相矛盾,不能阻碍或破坏后一终极目的的实现”。因此,“一个市民社会按照常规只能建立在它的社会成员的契约之上,而不能建立在别的什么之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起码致力于寻求每一个成员对每一在法律上应属于他的东西的同意,它所做的就完全不合法,并且犯了违反人的第一权利违反人本身的权利的罪过”②。

从本质上讲,费希特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区分,是在政治解放意义上的区分。在费希特的国家中,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在法权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是建立在依据关于一切和自己有联系的人的自由概念去限制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因而是一种“他人即地狱”式的自由和权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因此,“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国家”。③

“从康德到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哲学发展有一种内在必然性和逻辑规律性,一个哲学对另一哲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正是在哲学体系的更替中,体现了哲学的不断发展”。④在费希特之后,黑格尔继续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二者关系进行了系统探讨。英国学者约翰?基因认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与布丹的“主权”或卢梭的“公意”等重要概念的创建一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可否认,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剥离出来,从学理上完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由重合到分离的历史过程,树立起市民社会学说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然而,在黑格尔那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不是相反。黑格尔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国家是前两者的综合。三者之间的本质关系是:国家这一现实的理念是前两者的真实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达到国家的中介,是被扬弃了的有限领域和私人利益体系。市民社会只能依存于国家,成为国家概念的逻辑环节和历史前提。由于普遍性是特殊性的条件,所以,代表特殊性领域的市民社会必须以代表普遍性领域的国家为存在条件。

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这也就是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conditi o sine quanon[必要条件]。但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政治学研究 2010年第2期

①②梁志学主编:《费希特选集》,第1卷,第173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梁志学主编:《费希特选集》,第1卷,第197页、第216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

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①马克思恢复了费希特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基本判断,把市民社会定义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恩格斯对此评论道,“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②尽管费希特是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推导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结论的,但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科学论断与费希特这一结论的相似性和历史继承关系。费希特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可以说,费希特最先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他对市民社会本身的局限性和矛盾性缺乏清醒的、充分的认识。黑格尔则通过对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性和局限性的分析,颠倒了费希特的这个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市民社会自身是无法从自身的矛盾性中解脱出来,只能寄希望于更高的伦理实体即国家来克服市民社会的局限性。马克思则通过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而实现了对黑格尔的颠倒的再次颠倒,即恢复了费希特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判断。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根本不可能是黑格尔所宣称的那种普遍理性,因而也就没有可能把市民社会从其自身的矛盾性和局限性中解放出来。市民社会矛盾的克服只能寄希望于“人类解放”。

三、劳动与人类解放

劳动的观念是马克思一生始终关注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正是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③。劳动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必然的和必要的范畴,不仅具有自身的独特意义和价值,而且对其他诸种范畴有着极其重要同时又非常密切的关系。象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实、本质与现象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人与自身这些概念与关系范畴,都无一例外地在各个方面和各种层次上同劳动这个范畴连接在一起。能动的、对象性活动的观点在费希特的劳动概念中正如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一样,都具有核心的位置。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费希特劳动概念的合理因素,把它运用于考察现实的人同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把费希特的劳动———自我的设定活动,改造为“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并从对劳动的分析研究中一步一步脱离了思辨哲学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引申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人民群众和个人的作用等重要原理,把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克服市民社会的局限以及超越政治解放的限度与人类解放的理想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政治哲学的根本变革。

在费希特思想中,自我有着绝对的能动性,他必定要外化自己,将自己表现为感性现实的原创者。因而自我把自身投射于空间,外化为物体,从而创立了感性世界。自我的外化即劳动,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19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就是说,劳动就是自我运用自身的力量塑造事物、把自身的形式赋予事物。①依费希特之见,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人们是借助于需求而形成同一性的:“需求冲动以及满足需求的更美好的冲动,把他们更紧密地相互联结在一起”。②因而,人们就应借助于自然界通过感性力量来创造物质财富,但感性行动需要自我与自我意志为它提供根据。显然,只有自我那内在而独特的自我规定才能使人的感性需要真正符合人性的发展,在社会中,人们的感性需求并非只是一种盲目的冲动,相反,它要求自我的最高规定。因此,当人们通过塑造周围世界来满足其需要时,这种需要只不过是人们那一内在自我的表露形式。因此,费希特的劳动只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活动,而不是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其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绝对自我,“自我由于其内在本性而必然外化出非我,并只有通过斗争来克服非我,才能证实自己的绝对存在而意识到‘绝对自我’”③。既然劳动被归结为精神的抽象活动,那么毫不奇怪,“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就成为这种活动的纯粹抽象———绝对的否定性,而这种抽象也被抽象地固定下来并且被想象为独立的活动,或者干脆被想象为活动。因为这种所谓否定性无非就是上述现实的、活生生的行动的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掉了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正是对任何内容都通用的,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④马克思认为,费希特的自我实际上只不过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自然的精神”⑤。费希特所言的自我的能动作用、能动行动,始终是自我意识范围内的对象的意识活动,而不是“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⑥可见,费希特的劳动并非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现实的改造自然物的人的活动,而只能是“活动的活动”,即哲学思辨的活动。以这种产物为前提,显然是不能描述劳动发展的真实过程的,因而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也都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费希特的劳动概念在意识中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这正是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上向往革命而在实践上又不敢采取任何行动的软弱性格的深刻反映。

在马克思思想中,作为劳动的主体的现实的人和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人的劳动———人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得以对象化的前提。但人和自然界的同一性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同一性,它已不是费希特的抽象的绝对自我或黑格尔的抽象的绝对精神意义上的同一性了。马克思写道:“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秉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这是表现和证实他的本质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有形体的、赋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等于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的存在物,就政治学研究 2010年第2期

①②③④梁志学主编:《费希特选集》,第1卷,第255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梁志学主编:《费希特选集》,第2卷,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陈修斋:《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不是自然的存在物,就不参与自然界的生活。……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而由于这个存在物感受到自己的苦恼,所以他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①这意味着,尽管人具有天赋、才能、欲望这些精神力量,但它是人体之作为人的生理肌体这个自然存在物的机能,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不能离开外部自然而独立存在,它的生命力、才能要受外部自然界的限制,并且先有借助后者才能表现出来。在此处,马克思强调了人的自然存在和适应人的需要的对象的自然存在的同一。人是具有外向“秉赋”的自然存在,他因受到限制而“苦恼”,因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有“情欲”,对象限制着人,对象的特点表现为,它对人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是“现实的”和“感性的”,是人“努力”的方向。既然人的自然存在和适应人的需要的对象的自然存在是同一的,那么,在人的本质规定中就包含有对象性的东西;他通过自己的对象化活动能够创造和设定对象。因此,人的对象化活动即劳动不是什么自我意识设定对象的抽象活动,而是现实的主体———人作用于客观对象的物质性活动。“苦恼”、“情欲”、“努力”这些词,都是费希特哲学的专门用语。可见,马克思在术语的选择上明显地受到了费希特的影响。费希特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被确定的存在物,他受他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限制和规定,并在这种关系范围内确保自己的需要。可见,在马克思以上的论述中,“人是受动的存在”的观点同费希特的观点是很接近的。费希特的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认为,人的主观精神由作为实践环境与对象的外部物质世界所“设定”,是人能够“设定”(改造)客观对象的前提与原因。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思想中,“客观的”即“对象性的”自然是指人之外的自然,“主观的”自然则指人的肉体本身。人们既需要改造外部自然,也需要改造自身的自然;后者是在前者的过程中实现的,而前者又受后者的推动。改造“客观的”自然和改造主观的自然的一致,反映了人和自然的同一性。因而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类的真正的自然史。”②“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③“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④。可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从劳动即体现人和自然的同一性的生产活动中,找到了人类历史的真正发源地,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把抽象的精神或绝对自我的劳动批判地改造成为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劳动,是马克思对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最根本的改造。同费希特把劳动视为自我的外化及黑格尔把劳动视为自我意识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过程相反,马克思认为劳动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劳动的对象是客观的物质世界,劳动是联系主体和客体即现实的人和自然界的环节。在马克思思想中,劳动仍具有对象化的特征,但已不是黑格尔的抽象的自我意识到精神性的实体的对象化,也不是费希特的自我向非我的主观范围内的对象化,而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意图、能力向着客观物质世界的对象化。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与费希特的哲学语言相类似的术语。他写道:“当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而把自己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作为异己的对象创立(Setzt,即费希特的设定———引者注)出来时,这种创立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作用也必然是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

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16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没有包含着对象性的东西,那么它就不能对象性地活动着。它所以能创造或创立对象,只因为它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创立活动中从自己的‘纯粹活动’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①“对象性的”在德文中有“具体的、形象的、客观的”含义。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对象性的活动”就是指“客观的物质活动”。既然人与其生存环境是物质的,那么,生产物质生产资料的劳动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也就理所当然了。主体“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②。与此同时,马克思不仅强调认识对象和外部客观世界的一致性,批判黑格尔把劳动归结为人自我意识化和把认识对象归结为精神的创造物,而且指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依据。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设定”和“纯粹活动”等术语,完全是费希特哲学所特有的哲学语言,这表明,“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主体性概念的批判中以及在他自己关于人的观念中,都表现出他非常赞同费希特的立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③这意味着,黑格尔是举着私有财产合法性的大旗,站在私有制社会的立场上,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彰显和自我确证,以此为出发点,把私有财产看成是获得财富的合理的正当的来源,私有财产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并且被固定化与永恒化;而这种国民经济学抽象性地把人的利己本性认定是永恒不变的,并且认定人是按照固定理性的要求,进行对象性活动,人的本质中能动的方面即人的情感、意愿、自由等非理性的一面被抹杀了。因此,黑格尔虽然看到了劳动的本质,但他对劳动本质的理解是片面的、扭曲的。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费希特关于人的思想,在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批判中,恢复了人的实践本性。在马克思思想中,人的能动性是人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动物只能消极地顺应自然、享受自然的恩赐,而人却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创造出一个适合人的生存和享受需要的“人化自然”。也就是说,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可以通过劳动调整、控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力量。

既然人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化活动即劳动就不仅是一种能动的过程,而且同时具有受动的特征。在劳动中,人依照自己的内在尺度去确定劳动目的、选择劳动手段,以有效地改造自然,但这种选择和创造又必然受到来自自然的制约,要求人必须依照自然规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正是在这种能动与受动的辩证统一中,人与自然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生成,不断地进行着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过程。也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的互为因果的能动的双向运动中,人不仅创造了人化自然,而且也创造了人自身。因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自身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④由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能动性,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通过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上的真实的因果联系,推动着人的实践水平和人类历史的发展。经过这种批判性的改造,能动的创造原则进入了唯物论之中,辩证法与唯物论开始实现了结合,从而促成了政治哲学史上一次根本性的突破。正是这种建立在因果联系基础上的唯物辩证的主客体辩证法,成为马克思揭示社会历史的真实政治学研究 2010年第2期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

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

联系的钥匙。这样,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人类的对象化活动的研究,创立了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法,实现了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根本性突破。

在以上的批判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基础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高度的理论视域出发,超越了现实中的外在强制性的因素,阐发了新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劳动观点,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真意义的存在方式,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说,人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自由自觉地改造劳动对象,人的劳动本性就是实践性。这一观点承认劳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它强调劳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物质改造活动。因为作为实践活动的劳动同理论活动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前者是否包含意识、主观因素的作用,而在于它对物质世界的直接现实的改造作用。

从劳动概念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形成来看,劳动概念的形成与实践概念的提升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这里,费希特的影响是明显的。这可从青年黑格尔派的采什科夫斯基、赫斯与费希特的关系得到说明。在二人的视域中,实践明显具有改造社会的意蕴。就采什科夫斯基而言,他特别强调能动的个人及其能动的活动,并把其行动哲学与费希特的能动的实践的思想相融合。在他那里,实践意味着对生活和社会关系施加直接的影响;在《历史哲学引论》中,他称这种哲学为“实践活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对生活和社会关系施加直接影响的并且在具体活动范围内发展未来的哲学”。采什科夫斯基的上述见解通过赫斯而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元素,从而成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建设性元素。客观上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明确再加推动的因素是赫斯。他作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和巴黎时期过从甚密的朋友之一,其思想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成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促进因素。赫斯主张的是“行动的哲学”。在《人类的神圣历史》和《欧洲三头政治》中,他十分重视实践费希特的能动原则,并在其基础上把“能动”确定为人据以克服一切障碍的一种能力,把理想主义的能动的观点和社会的发展明确地联系起来。依赫斯之见,人的生活就是行动,以之来论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的“自由行动”;这种行动是一种自我决定的行动,“是出于内心的驱使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相反,被迫的劳动是由于外力的驱使或是由于穷困而进行的一切活动”①。作为一种价值设定,后者直接促成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本主义逻辑的出场,而这一逻辑的终点正是变革社会的革命活动。

费希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代表人物,其政治哲学与康德、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道,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得以孕育产生的土壤。恩格斯认为:“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②从而指出费希特政治哲学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价值。

作者:崔文奎,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太原市,030006)

(责任编辑:张云鹏)《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辑第页人民出版社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