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巴黎公社研究评述_高千

高校社科动态2009年第5期

3本文是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The Research Overvi ew of the Soci a l Criti cal Theory of

W estern Marxis m

Z HANG Zhen -peng

(The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 w,Bohai University,J inzhou,L iaoning 121013)

Abstract:The s ocial critical theory of western Marxis m covers a wide range of theories,which in 2

cludes western Marxis m,western Marxol ogy and post -Marxis m theory .Fr om the vie ws of the theoreti 2cal study origin,fr o m the rep resentati on of figures,works and the genres,fr o m the funda mental con 2tents and methods,this paper not only has a general overvie w of the s ocial critical theory of western Marxis m ,but als o co mpares it with the s ocial critical theory ofMaxis m,exp laining its enlighten ment t o the theory research ofMarx πs S ocial Criticis m Theory .

Key words:S ocial Critical Theory;W estern Marxis m;W estern Marx ol ogy;Post -Marxis m 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巴黎公社研究评述

3

高　千　张英魁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摘　要:近年来学术界对巴黎公社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巴黎公社的历史渊源与产生原

因的探讨、公社政权性质与核心价值理念的审视、公社执政原则与执政者角色定位这四个方面,虽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总体来看,仍存在着研究的系统化程度不高、重复与低水平研究较多、缺乏新方法与新史料的运用等问题,这成为未来研究着力的重点。

关键词:巴黎公社;历史渊源;民主制度;公仆原则

时至今日,法国巴黎公社革命距今已有138周年了,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自明的,马克思指出:“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

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1]

从研究状况来看,无论是对其非难者抑或褒扬者,均对之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审视与反思巴黎公社运动留给当代中国发

展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与政党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这也正是学术界形成巴黎公社研究热潮的根本原因。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领域:对巴黎公社历史渊源的探讨,对其政权性质、执政主体的研究,对公社执政原则的分析,对执政者构成的分析等,本文即对此研究现状做一较为系统的梳理,评析得失,并指明未来研究的重点所在,以供学术同仁参考。

一、对巴黎公社的历史渊源与发生原因的探讨

巴黎公社的历史背景与发生原因,一直是巴黎公社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一种观点倾向于巴黎公社是国际精神传播的产物,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国民族革命传统更为重要,第三种观点则是前两者的综合,认为是二者之交互作用的结果。早在1985年,刘昀献就撰文指出了巴黎公社与第一国际之间的亲缘关系,他认为是“国际的精神孕育了产生了巴黎公社,决定了公社革命的内容和政权的性质”。[2]他主要从第一国际的思想原则与巴黎公社的思想基础二者的一致性、思想与组织上二者所具有的阶级倾向性、广大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执行中的革命原则,以及事业共同性等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认为由于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影响,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开始具有工人阶级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倾向。其实,此种观点并不鲜见,吴惕安教授在1981年即发表成果指出:马克思和国际协会观点、思想的传播,以及国际会员在中央委员会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都为后来巴黎公社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而这恰恰与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恩格斯指出,“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他诞生”。[4]

第二种观点是从法国民族传统与历史环境角度来探讨巴黎公社运动出现的原因,这种观点认为巴黎公社是法国历史传统的产物。1981年洪韵珊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撰文指出:“巴黎公社的诞生与法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法兰西国家的民族传统等方面是紧密联系的。”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①公社是法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发生的。②巴黎工人阶级起义目的主要是保家卫国、反对帝制,并没有要无产阶级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思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民族的回忆’,这种民族回忆深刻体现在当时巴黎人民群众恢复1792—1794年的公社。③公社领导核心各政治派别都是植根于法国的土壤,继承了19世纪法国优秀思想家、革命家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洪韵珊又进一步指出,从当时国际阶级斗争和法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来看,公社的产生同科学社会主义在法国问题上的指导方针是相反的,国际对公社的重大作用,恰恰是在公社产生之后,而不是在产生之前。因此,国际精神的影响对公社的产生不是主要的,更不是惟一的。[5]此种观点其实是立足于法国自身来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伟大尝试产生的原因,并否定了外在国际因素产生重大推动的可能性。究其实质来说,虽然对公社产生的现实动因判断与认知有所差异,但认为法国历史传统与政治环境,其所塑造的巴黎公社的理论与原则,与第一国际产生的深层原因却是基本同一的。

第三种观点即是以上二者的综合,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巴黎公社产生的外在原因是第一国际革命思想的冲击,内在原因是公社接受了法国历史传统,双重影响所产生的合力是巴黎公社运动的基本原因。学者王琏指出,“从历史渊源上看,公社带有法国民族的革命传统的特色”,他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诸多的武装起义育成了革命的巴黎人民,启发了他们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他们用武力取得了革命胜利并迅速建立了公社。[6]朱庭光认为,尽管公社革命期间许多组织形式体现了法国的民族特点,包括巴黎公社名称本身都来源于法国的历史传统,但同时,而且更重要的是,公社革命的政治倾向,它的思想渊源和核心人物的成长,都是与第一国际的存在及其活动密切关联的。[7]虽然朱庭光的思想偏向于第一国际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也承认公社革命运动体现了法国民族的历史特点。

二、对巴黎公社政权性质、执政主体与构成方式的审视

巴黎公社政权的性质、执政主体与构成方式无疑是学术界关注最多,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之一。此类研究对于巴黎公社与无产阶级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视阈的阐释。一般而言,关注这方面的学者之学术旨趣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的关照,目光集中在公社性质、执政主体及其构成方式的探讨。

(一)对巴黎公社性质的研究

关于巴黎公社是否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即公社的性质定位,学术界形成三种看似矛盾、实旨仅为强调重点不同的三种观点:

其一,巴黎公社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无产阶级执掌政府的代名词。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一般立足于巴黎公社执政方式、理念与领导集体构成的非纯粹性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差异性,在比照中获此论断。如关勋夏教授认为,巴黎公社是法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尚不成熟和没有组成革命政党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缺少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缺少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它的成员中虽然有16个是第一国际的成员,但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派别成分也十分复杂,对公社抱有不同的目的。中央委员会作为革命的临时政府和接替它的公社委员会,就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不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8]梁文清也从公社思想的不统一角度指出,公社中央委员会的各政治派别对“公社”有着不同的理解,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组织,在他们之中也未形成一个核心力量领导巴黎的革命运动。当起义爆发后,他们是“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中去的。而起义本身又是自发的,既无计划,也无纲领。”[9]可以说此类观点点出了巴黎公社在组织、理念、机制等多方面的复杂性与不完善性,但应当明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探索初始阶段,是不可能产生现代语意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而仅仅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探索。可以说,虽然巴黎公社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却为实现纯粹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基础。

其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萌芽,与纯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存在一定距离。王琏认为,“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雏形或缩影,”但他对巴黎公社的不成熟之处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虽然具有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特征,但没有把政权扩展到全国去,缺乏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国家任务的自觉性,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权力量去剥夺剥夺者,更没有积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10]朱庭光也赞成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雏形这一论断,他认为虽然公社仍没有跃出自发斗争的范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措施刚刚提出而未付诸实施、还有许多措施属于临时应急性质而没有触及根本的社会改革、管辖范围限于巴黎未能行使全部国家权力等诸多缺陷,[11]但它已经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发生及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个体形态。

其三,巴黎公社实际便是无产阶级专政。吴惕安认为,巴黎公社实行的是无产阶级的统治,虽然存在许多的不足和错误,但并不影响公社政权的基本性质。[12]徐善广指出,巴黎公社是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形式,它与任何剥削阶级国家机器在性质和形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13]梁文清认为,巴黎公社用暴力推翻了旧政权,砸碎了旧的国家机器,是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是要创造全新的国家,并在创新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转移,实现国家机关由“社会的主人”向“社会的公仆”的转变。[14]韦建平也持同样观点。[15]

(二)对执政主体与构成方式的研究

对执政主体与构成方式的认知,目前学术界基本趋于一致。马克思曾经总结道,被选出的公社委员会委员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16]使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万红认为,从选举产生的86名公社掌权者及颁布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充分说明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充分表明这个政权把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摆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17]梁文清指出,选举的结果使工人代表走上了国家行政和政治管理的岗位,一举改变了政权的性质,使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18]这指出了构成方式与执政主体二者的一致性特征。林凤升认为,新政府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是工人及工人代表,新政权的阶级组成决定了自己的性质,必然是广大人民的政权。[19]费东佐、朱信臣等也持同样观点。[20]

但对巴黎公社执政主体的构成方式认知上,学术界在对公社选举制度持有一致性意见之外,立足于选举的范围和考察程度,形成了有细微差别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社按照普选制,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施行完全的选举制。万红指出,巴黎公社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普选制。这样产生的公职人员,是从根本上区别于旧官僚的完全新型的人民的公仆。不仅公仆的主要领导即公社委员由选举产生,就连一般公职人员甚至工厂的厂长都由选举产生。[21]高洪

涛认为,公社是把选举的原则尽可能地贯彻到一切可以实行的地方和部门中去。公社的选举原则不仅在组织公社行政部门时适用,其他许多部门也实行了选举。比如公社时期,国家企业的管理人员也由本部门选举产生;工长、车间主任、厂最高领导等由工人选举产生。[22]但是,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高放指出:巴黎公社不是一切公职人员都由选举产生的。高放认为,公社时期公职人员的产生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选举产生的。例如:政权系统的人民代表和国家领导干部,是由巴黎各区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军队系统的排长、连长、营长是由全体战士选举产生的;企业系统中的厂长、车间主任、工长等,是由工人大会选举产生的。二是上级任命的。例如:政权系统中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像铁路总监、警察局长、艺术家协会主席等,是公社委员会任命的;各部门下属的基层干部,又由各部门的领导人任命。[23]张有军也持同样的观点,“巴黎公社的干部并非全部由选举产生,根据工作需要,某些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则是公社委员经过集体充分酝酿讨论后任命的,而一般的工作人员,则是通过考核的方式进行选拔的。”[24]此两种观点涉及到了对普选制的理解,其实在真正含义的普选制体系之内,也并非全部政治与行政人员均由选举方式产生。从当今政治与行政两分情形来考察,就不难发现高放等学者所持之观点,与高洪涛等所持之专政机构的普选并不矛盾,纯粹依赖普选方式运行的体系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三、对巴黎公社执政的民主原则及现代价值的挖掘

有学者指出,研究巴黎公社的民主制度,必须坚持民主原则的理论预设,“在没有民主原则的理论预设的前提下谈论巴黎公社的民主是不全面的”。[25]纵观近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研究公社民主的内涵、价值意义以及对民主的保障等三个方面,其实质是在探寻民主实践所遵循的原则或无产阶级民主之理论预设问题,这也成为巴黎公社研究最重要、最具现代价值的部分。

(一)对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内涵研究。此类研究获得的核心论点是: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内涵即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周勇认为,巴黎公社革命的本质是无产阶级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最显著的特征是“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而“真正民主制度”的基本目标是实行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制度最核心内容就是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26]韦建平也指出,巴黎公社革命的阶级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公社及其革命者始终把建设民主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奋斗宗旨,使之与剥削阶级的政府和官吏区别开来。[27]朱信臣、费东佐等依据公社成立之初的公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力”,并阐明了公社的性质,“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28]这些研究都十分明确地对公社的人民当家作主之民主制度做了深刻的阐述。

(二)学术界对民主制度构成,包括民主选举的指导思想、民主原则、选举制度、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议行合一等均给予较为全面的阐述。梁文清认为,巴黎公社以平等的、不受财产状况限制的、也不论政治信仰的普选制来实践它的民主原则,是公平的、民主的。具体表现在:公社选举的程序和方法有利于大多数人民;公社选举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选举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实现了平等的普选。[29]张爱军、孙贵勇认为,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包括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原则;平等的原则;“议行合一”的原则;开放的民族主义原则。[30]对这些关键原则与思想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三)学术界对民主制度的现代价值研究。人民的选举权与罢免权二者结合,形成了科学的无产阶级国家干部体制的雏形。周勇认为,把民主制度中的民主选举、群众监督、撤换和罢免三者结合起来,有利于消除政权中不可避免的官僚制,使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权力管理国家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得以有效贯彻实施。它不仅开了无产阶级国家干部的先河,而且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干部体制的雏形,对今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31]林

凤升指出了劳动者参与民主管理的重要价值,“公社让劳动者直接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这不仅体现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民主精神,也是劳动人民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有益尝试”。[32]韦建平认为,在巴黎公社诸多可借鉴的历史经验中,它的以服务人民为荣的思想,它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廉政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至今仍闪耀着历史的光辉。[33]张爱军认为,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是永存的,其一,无产阶级争得民主乃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其二,民主原则乃是巴黎公社政权构建所依据的根本原则,贯穿于巴黎公社的始终;其三,公社的民主原则对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阐明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厘清其原则的具体内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34]万红则从公社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影响角度确认其民主原则的重要所在,他认为,“一百多年来,巴黎公社一直指引着无产阶级前进的航向,它在斗争实践中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为后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成为留给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宝贵财富。”[35]

(四)对民主制度保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普选制与撤换制对民主制的保障作用之上。万红认为,对公职人员实行普选制和撤换制这些最能体现无产阶级真正民主、最能体现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革命措施,也是巴黎公社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和平演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36]王曾瑜认为,直接普选应该是政治文明成熟的一个标尺,是人民对任何公仆实施考核和监督最有效、最直接、最有力的措施之一。[37]还有学者指出,专政主体的性质与民主制度保障之间具有关联性,无产阶级最有利于保障民主。梁文清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真正民主的保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达到真正的信仰自由的目的”。[38]张爱军等指出巴黎公社的平等追求,尤其是权利的平等乃是推行民主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议行合一的优点是权利机关及其职能的合并成功地解决了效率的问题。[39]

四、巴黎公社的公仆原则及其实践的检讨

在中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下,巴黎公社的公仆原则就尤显重要,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仆的内涵、公仆身份或角色保障及其现代价值意义等方面。

诸多研究者均指出,巴黎公社公仆原则的本质在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张有军认为,巴黎公社“公仆”原则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它不仅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干群关系,更是无产阶级政权与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重要区别。[40]张国安也对此持相同看法。[41]梁文清认为,在公社存在期间,巴黎的无产阶级利用其建立的新政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改造,所采取的措施反映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而这些主动性与首创精神都源自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公仆意识,这种意识又创造了全新的无产阶级民主,真正的民主。[42]而对于公仆原则具体内容的探讨,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梁文清认为,巴黎公社的社会公仆意识主要表现在选举负责的社会公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选举权和罢免权相结合的制度。其中,选举负责的社会公仆,是巴黎公社的创举,是社会公仆意识的真实体现,也是巴黎公社实行人民监督制的前提,监督被选举人是否成为社会公仆也就是人民监督制度的明显特点。[43]无疑,公仆原则同样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张有军认为,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它所坚持的“公仆”原则,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44]朱信臣等认为,尽管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公社首创并坚持的“公仆”原则,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45]张国安认为,重温巴黎公社的公仆原则和列宁的公仆思想,对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公仆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46]刘保国认为,巴黎公社的公仆原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设,特别是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与公职人员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指导。[47]

巴黎公社对如何保障执政者的公仆角色进行了实践与探索。学者们从其具体实践中,归纳出防止执政者角色蜕变的措施与经验。朱信臣、费东佐等指出,为了防范人民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凌驾于人民之上,巴黎公社实行了民

主选举与对民负责原则、政治公开与民主监督原则、廉洁奉公与反对特权原则三项原则。其中,民主选举与对民负责原则是巴黎公社“公仆”原则的首要内容;政治公开与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也是巴黎公社“公仆”原则的实质所在。[48]张国安认为,为了使国家公职人员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防止他们变成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人”,巴黎公社实行了以下四项原则:普选制与撤换制原则、低薪制原则、民主监督原则、群众利益原则。[49]刘保国认为,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措施有人民群众选举和监督干部的原则,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原则,关心群众、为群众谋利益的原则。[50]张有军等其他学者也对此持同样观点。[51]

经过学者们长期不懈的努力,当前我国的巴黎公社研究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纵观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巴黎公社的研究,论者以为,研究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其一,在研究内容上,对诸多问题的研究仍处于模糊状态。例如,巴黎公社是一个全国性政权还是一个地方性政权、公社时期国民自卫军的性质界定等问题仍存在众多分歧;其二,在用巴黎公社经验和教训来指导和谐社会建设等现实问题、热点问题上,研究成果仍相对较少,关注程度似有待加强;其三,在研究无产阶级专政和政党建设方面,学者对此所提的对策和建议虽不少,但多是抽象的思路和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研究成果可用于实际工作的不多。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构的现实,运用新方法与新手段对巴黎公社运动进行更为深入、系统与更具现实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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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 ew of Studi es on the Paris Co mmune of

Acade m i c C i rcles si n ce1980s

G AO Q ian,Z HANG Ying-kui

(College of Political and S ocial Devel opment,Qufu Nor mal University,R izhao,Shandong,276826) Abstract:I n recent years,research of acade m ic circles on the Paris Commune move ment mainly focuse on four as pects which are p r obes of hist orical origin and reas ons t o cause the advent,servey of the regi m e and the ideas of the core value,g overning the p rinci p les and the r ole of ruler of Paris Com2 mune.W hile its many valuable achieve ments p r 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 on of s ocial2 istic har moni ous s ociety;but overall there are still s ome p r oble m s,such as the the syste matic research in a l o w level,many overlapp ing and coarse studies,lack of ne w methods and materials in use,etc, which will beco me the f ocus of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the Paris Commune;hist orical origin;de mocratic syste m;the p rinci p le of public serv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