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得失

唐代政治得失

开篇点题，所谓唐代政治得失，是指唐代相对历代政治制度上的得失。中国封建社会从秦至清已经历两千多年，其间的政治制度几经调整，不断完善，演变成一部以汉唐宋明清为主线的中国制度史。纵观历朝历代，唐代的政治制度因其多方面的创新，承上启下，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演变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本文即在此基础上，结合历代制度，对唐代的各项制度进行一番比较和分析。

然而要论制度，其间千头万绪，不条分缕析难以讲清。故而将其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结构，讲述政府的组成；二是选贤任能，讲述人才的选用；三是赋税兵役，讲述税役的征收。由此分条论述，其间的利弊得失才能一目了然。

首先讲政府结构，其间又分为中央和地方。众所周知，自夏商之时，封建社会即是“家天下”，皇室至高无上，但数千年来鲜有皇帝独大，皇权，相权相互制约早已成为规矩。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决定了我们的制度必然不能像希腊城邦的民主统治。凡此种种形成了我国几千年政府结构的背景。唐朝的政府结构，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相权的归还和重新分配。

在唐代，三省六部制是中央政府的主体。中书，尚书和门下三省将魏晋时期皇室滥用的权力重新分配，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一道组成了相权集团。国家大事经过三省之手而颁布诏令，遇有不决则举行政事堂会议，由此集思广益，保证了政令的正确性。皇帝的权力得到了有效地限制，政府也形成了一种平衡。虽有“斜封墨敕“的惯例，但大体上还是平衡的。这一创举，打破了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开后世之先河。汉代由于家国初立，制度未明，皇权和相权实际上多有冲突。譬如汉武帝临终任命霍光，就打乱了权力的正常分配，导致了一系列后果。相比之下，唐代设三省，相当于西方的议会，保证能有更多贤能进入决策层；立六部，将诸事分门别类，各有所司，提高了办事效率，实为一大创举。至于后来宋朝有事无政，明清皇权太盛，则远远不如汉唐了。

如果说唐代中央政府堪称后世典范，在地方吏治上，唐制实为后世先河，其核心便是设立节度使和观察使。定下此项制度，原为了便利中央对地方的掌控。但制度需要相应的人事配合，太平时只是官员层级增多，升迁不便；到了后期中央政府衰微，节度使之类便要控制地方，好比汉代藩王割据。除此之外，玄宗时任用军事首领做行政长官，军政合一，更加不好控制。相比之下，汉代制度更加灵活也便于控制，可惜唐代以后中央集权加剧，地方吏治也越来越坏了。

讲完政府结构，其次便是选贤任能。唐代的科举制实质上始于隋朝，但真正应用始于唐。事实上历代都有自己选拔人才的方式，两汉采用乡举里选，但长期下来所谓的孝廉都是有门第的。科举制打破了这种传统，让平民也有了做官的可能。这个制度，实为一个伟大而公平的创举，以至于现在世界各国都采用这种方式，足见其重要性。虽然之后宋代改诗赋为经义，明代兴八股文，清朝兴文字狱，但这个制度的功勋仍是不能抹杀的。受益于科举制的读书人彻底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性质，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最后是赋税兵役。我们知道，赋税本质上是国家的财政来源，而兵役则是国防力量的保证。这两项是国之根本，好比国库一空虚，军力不强大，国家的稳定便要即刻受到威胁。此外，还有一样是十分重要却被人忽视的，就是土地。唐朝采用租庸调制，轻徭薄赋，又有帐籍制度，结束了井田均田一脉相承的传统，单论制度上是很好的。惜乎毁于人事，具体到地方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故而最终被两税制取代。所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

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两税制就是专为收税不便创立的。但实质上是舍本逐末，不仅扰乱了税目征收，最重要的是让户口田地都流通买卖自由，遗患无穷。此外，唐朝采用府兵制，寓农于兵，全兵皆农,这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本来是很合理的。但这一制度同样毁于人事，导致国家最后无兵可用，招揽胡人，酿成安史之乱，为祸深远。

就此看来，唐代的赋税兵役，可谓是基于制度却轻于人事，最终导致祸乱丛生。但汉代全农皆兵，劳民伤财又成效甚微，宋代养兵不用，重文轻武，更是从根本上便毁了，加之赋税沿袭两税制，重重叠加，实在是失败。明代盛行一条鞭法和黄册，鱼鳞册，重蹈了唐代的覆辙，一样毁于人事；推行卫所制度，以农养兵，和汉代又有相似之处。纵观历代税役制度，总是制度和人事难以两全，才造成种种祸乱。

以上所述，都是唐代的各项政治制度。不管好坏，它在整个封建制度发展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甚至奠定了自唐以后一千年的大概制度走向。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的体制确定下来后，它的制度必然会不断调试成与之相适应的模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朝代常有更替，但制度始终维持着一个大体模式，正如皇权与相权，地方与中央始终存在着矛盾。这就是制度的一种持续。中国人讲究以和为贵，我认为这里理想的状态也应当是皇权和相权相调和，中央和地方相平衡，才能长治久安。这也就是历来都推崇汉代地方制度和唐代的中央制度的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引以为诫，就是制度与人事的关系。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制度，即使设想的再完备，也需要时间的检验。比如租庸调制和轻徭薄赋，制度足够完备，却因为执行力低下而被废止。这是过于理想化，重制度而轻人事，相当于纸上谈兵。相对的，如果光凭现实问题去修改制度，无异于削足适履，必定不能长久。唐代的两税制就是一个典例。人事懈怠本是弊病，当政者不是剔除积弊，而是修改制度，无异于拆了东墙补西墙。这两种税制虽小，却真正反映了制度和人事的问题。在我看来，制度的制定一定要考虑到人事和当时的环境，而制定了制度，就要约束人事去执行，如此方能长久。

唐太宗曾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我看来，这一部浩大的制度史是由一个大的架构和无数细节处的法令构成的。虽然朝代更替，法令频出，但是大体结构始终没有变化，这遗留下来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制度。至于其间种种法令，都取决于当时的人事国情。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法令又何尝不是如此？因而后人读史，往往以今日的人事国情揣度议论，这是十分不可取的。读史就要代入到当时的环境中，关注当时人的意见，即所谓的历史意见。譬如租庸调制单从法度上是优于两税制的，但真正执行起来效果并不明显。脱离了当时环境的历史是空洞的故事，正如忽视了历史意见去读史是纸上谈兵一样。钱穆先生说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读史的人当以此为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