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两件敦煌唐人草书写本残片述略
新见两件敦煌唐人草书写本残片述略作者：***
来源：《中华手工》2021年第09期
摘要：兰州某氏以收藏的敦煌写本残片两件见示，经仔细鉴别和查证，一为《大乘人道次第开决》，一为《净名经关中释抄卷i》。两件首尾皆残缺，均为唐代晚期草书写本，书法精湛。这两件残片不仅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是珍贵的草书书法史料。
关键词：敦煌;草书写本;残片
2020年5月，兰州一位不愿意透漏姓名的女士以收藏的两件敦煌草书写本残片见示。后征得收藏者许可，现编号介绍如下：
SWX-001《大乘入道次第开决残片（拟）》
写本残片长12.2cm，高28.2cm，草书，残片，残存8行，行字数4-27字不等;没有乌丝栏和栏线，书写者顶着上下边缘书写，未留天头和地脚。薄皮纸，现代已修整装裱，右边中下部有“李峰”印章一枚，推测其应为原收藏者印章。薄黄纸两面书写，背面的字洇在正面，有残洞。无行间校加行和行间校加字，亦无朱笔科分，无倒乙符号、重文符号，无涂抹和修改（如图2所示）。
经辨识，残片书写起自“增长，名为方”，止于“调伏无数众”。经查证，其内容为昙旷撰《大乘人道次第开决》中的一部分，完整的原文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N0.2823号，第1208页上栏第3-17行。标题今据内容拟名。现录文如下：
（前缺）
1增长，名为（方）
2毁心定不动，謂闻赞毁佛法菩萨。
3三际等者，谓闻三宝有之与无。又闻三世有佛无佛，其心不转名不
4退住。三业清洁悟二等者，三业清净故名为童，谓如童子身语意
5行皆无咎故。悟二世间故亦为真，了众生起器悉皆虚假，心无导故
6解真俗谛悟法王等者，谓善了知说真俗谛。名解真俗，悟法王处
7轨度法王处宫殿等，名悟法王。如王太子堪受王位行渐胜者，所
8谓振动照耀住持生法，夜净无数世界，开示观察知根，调伏无数众
（后缺）
《大乘人道次第》，全一卷，是唐代唯识宗三祖智周所撰写。其内容是为趣求大菩提的修行者，指明“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习位、究竟位”的大乘5位逐次断修和所求菩提果位的内容。智周是唐代高僧，“唐泗州（江苏）智周，号濮阳，为溜州慧沼之弟子，作《唯识论演秘》《因明记》等。”[1]俗姓徐，19岁受具足戒，23岁投唯识宗二祖慧沼门下，精研法相奥义，得慈恩宗嫡传。后住濮阳报城寺，传法相宗教义，常事著述，对因明学亦有许多补充，世称“濮阳大师”。《大乘人道次第开决》，全一卷，是公元8世纪唐代敦煌僧人——西明道场沙门昙旷所撰，是对智周《大乘人道次第》的注疏。昙旷认为修道必须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浅至深，从分向满”，要“依大乘五位之中，渐次悟人道次第”。该书详细指导佛教大菩提修行者要依据大乘“五位”渐次人道，从浅人深，渐次得果。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录此书，今幸赖敦煌藏经洞保存而面世。昙旷为唐代敦煌高僧，生卒年不详，在汉传佛教史籍中没有记载他任何事迹，最早日本学者关注并研究昙日广’他的生平事迹才被人们所熟知。1933年，矢吹庆辉在其《鸣沙余韵·解说篇》根据昙旷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及澄漪撰写的《大乘起信论略述·序言》，大致描绘了昙旷的求学经历、弘法经历等生平事迹和其著作。[2]
本草书写卷残片首尾俱残，没有明确的书写年代题记。但据昙旷在其大历九年（774年）所做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序言》中所讲：
余以冥昧，滥承传习。初在本乡切《唯识》《俱舍》。后游京镐，专《起信》《金刚》。虽不造幽微，而粗知卤亩。及旋归河右，方事弘扬，当侥薄之时，属艰虞之代，慕道者急急于衣食，学者役役于参承。小论小经尚起悬崖之想，大章大疏皆怀绝尔之心。懵三宝于终身，愚四谛于卒寿。余慷兹虚度，慨彼长迷，或补前修之阙文，足成广释，或削古德之繁猥，裁就略章。始在朔方撰《金刚旨赞》，次于凉城造《起信销文》，后于敦煌撰《入道次第开决》，撰《百法论开宗义记》。所恐此疏旨复文幽，学者难究，遂更傍求众义，开决疏文，使失学徒，当成事业。其时巨唐大历九年岁（次子六月一日）。[3]
据此可知，昙旷在敦煌撰写了《大乘人道次第开决》一书，并且在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6月1日前就完成了此书的撰写。《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序言》中明确的大历九年的纪年，也为本草书《大乘人道次第开决》残片书写的年代上限提供了明确的年限，即公元774年。由于资料的限制，本草书残片书写的确切年代无法得知。
另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载，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大乘人道次第开决》写本有
S.2463v、S.6915、P2202v、北8705（官065）等4件。[4]其中S.6915是草书写本，且S.6915所保存的第30纸23行至第40纸的内容，不见于《大正藏》所收《大乘人道次第开决》中。对比SWX.OOI和S.6915草书文字，可见SWX.OOI为另一件草书写本。
作为草书写本，该写本以今草书写，没有乌丝栏和栏线，却行距整齐，卷面工整。字字独立，互不粘连，且结体规范。笔力精到，突出竖划、转折等主笔，草书快速书写间夹杂着
“悟…‘俗…‘宫殿”等行书字，张弛有度，足显书写者较高的书写水平和当时急中不慌的书写情形。
敦煌本《大乘人道次第开决》的发现，“对于研究智周之后的法相宗历史及思想均有重要意义”。[5]此草书残片的发现，为该书及唐长安西明寺一系唯识法相学派在敦煌流传增添了新的材料。
SWX.002《净名经关中释抄卷上残片（拟）》
写本残片长6.7cm，高26.8cm，草书，残片，残存4行，行4-35字不等。有天头，有地脚，有乌丝栏和栏线，栏宽1.8cm。左下角有“李峰”印章一枚，与SWX.001残片印章为同—人名章。黄纸书写，墨色中匀。右边撕扯整齐，左边撕裂痕迹明显。行间有双行小字注释，且有行间加字。无行间校加行和行间校加字，且无朱笔科分，无倒乙符号、重文符号，无涂抹和修改（如图1所示）。
经辨识，残片书写起自“天：少净、无量净、遍净”，止于“东西北洲人，倍倍增如次”。经查证，其内容为唐代沙门道液撰集《净名经关中释抄卷上》的一部分，原经文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No.2778号，第513页下栏第2-8行。标题今据内容拟名。现录文如下：
（前缺）
已上凡夫
1天：少净、无量净、遍净。四四禅九天：一无雲二福生三广果
四无相天外三品天也
此五那
2道天也。五无烦，六五热，七善见，八善现，九色究竟。
无色界有四天：一舍天也
3空处，二识处，三无所有处，四非想非非想处。释此诸天五门不同：一明身量，
4《俱舍论颂》云：瞻部洲人量，三肘半四肘肘尺五寸也;东西北洲人，倍倍增如次。
（后缺）
《净名经关中释抄》，沙门道液撰集，全2卷。此经先后翻译过6次。道液以隋代智顗《维摩经玄疏》为基础，吸收了僧肇、智顗、吉藏、窥基等各家的注释批注而成。依天台宗，立五重玄羲注释，有广明和略明两种。然后对各家注释集解和注疏，择选文中重要的名义诠释。卷上两品：佛国品第一、方便品第二;卷下十二品，包括弟子品第三、菩萨品第四、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不思议品第六、观众生品第七、佛道品第八、人不二法门品第九、香积佛品第十、菩萨行品第十一、见阿閦佛品第十二、法供养品第十三、嘱累品第十四。“于教理多引《智论》及天台说，于名相多引法相家言，如《俱舍》、惠沼、崇福等师说。然道液为天台学者，可以无疑。故《大正藏》中又有墩煌本《关中疏科文》残卷，而题云天台分门图，殆有由矣。”[6]
该本草书写本残片首尾俱残，没有明确的书写年代题记。道液，生平事迹不详。但据《贞元录》中永泰元年（765年）至贞元四年（788年）担任译经证义和润文职务，以及《经名经集解关中疏》“中京资圣寺沙门道液”的记载来看，结合周叔迦先生推断“贞元十四年（798年）般若三藏译《普贤行愿品》时，无复其名，是已先卒矣。”[7]故此，可以肯定其生活年代主要在“中京”成立的757-798年间，《经名经关中释抄》完成上限在798年之前。由于资料的限制，本草书残片书写的确切年代无法得知。
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载，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净名经关中释抄》写本中，卷上有P.2076、P.2288、P2580、S.1357、S.2548;卷F有P2154、P2419v、P2244、P.3432V、北1315（生024）、北1352（闰096）、北1353（藏002）、北1354（洪011）、北1355（河080）、北1356（昆099）、北1357（闰100）、北8539（文041）名經科要、北1538（腾047）件、北1359（致062）等，共19件。[8]日本京户慈光对《净名经集解关中疏》群各卷号做过分类统计。[9]赵丹《敦煌本道液<净名经>疏解二种异文研究》中统计有46件[10]。今此草书《净名经关中释抄卷上》残片的发现，有重要的文献和书法史料价值。
该写本残片为今草书写，偶尔间杂行草。文字结体上取横势为主，上下两字间多有牵连，笔法上来看，起始处多用直落或圆转，毫无雕琢之痕，方圆兼备，以圆为主。通卷多中锋、侧锋互见，其书已经臻娴熟雅致的境界。相较图1残片，更显行笔中的使转舒展自如，笔力更显老道，书卷气息十分浓厚，具备不俗的书法品格。
参考文献
[1]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103
[2][日]矢吹庆辉.鸣沙余韵·解说篇[M]，东京：临川书店，1933：154-156
[3][日]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M]，第8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068a栏7-22行
[4]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见《索引》第25页
[5]于叔健.敦煌佛典词语和俗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2
[6]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475
[7]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473
[8]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0见《索引》120
[9]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M]，成部：巴蜀书社，2003：375-381
[10]赵丹.敦煌本道液<净名经>疏解二种异文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3
2010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
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新课标） 第I卷阅读题 甲必考题 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3题。 “书”本是指文字符号，现在提到的“书”不是从文字符号讲，也不是从文字学“六书”来讲，而是从书法艺术讲。书法对中华民族有很深远的影响，“书”与“金”、“石”与“画”并称，在中国文化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书法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中国的汉字刚一出现，写字的人就有“写得好看”的要求和欲望。如甲骨文就是如此，虽然字形繁难复杂，但是不论单个的字还是全篇的字，结构章法都要好看。可见，自从有写字的行动以来，就伴随着艺术的要求，美观的要求。 不论是秦隶还是汉隶，都是刚从篆书演变过来的，写起来单调而且费事。所以到了晋朝后，真书（又叫楷书、正书）开始出现并逐渐定型。真书虽然各家写法不同、风格不同，但字形的结构是一致的。在历史上篆书、隶书等使用的时间都不如真书时间长久，真书至今仍在运用，就是因为它字形比较固定，笔画转折自然，并且可以连写，多写一笔少写一笔也容易被人发现。真书写得萦连便是行书，再写得快一点就是草书。草书另一个来源是从汉朝的章草，就是用真书的笔法写草书，与用汉隶的笔法写章草不同，到东晋以后与真书变来的草书合流。 真书的书写很方便，所以千姿百态的作品不断涌现，艺术风格多样，出现了各种字体，比如颜体、柳体、欧体、褚体等。在这以前没有人专门写字并靠书法出名的，就连王羲之也不是专门写字的人，古代也没有“书法家”这个称呼。当时许多碑都是刻碑的工匠写的，到了唐朝开始文人写碑成风。唐太宗爱写字，写了《晋词铭》《温泉铭》两个碑，还把这两个碑的拓本送外国使臣。当时的文人和名臣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以及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写碑，这样书法的流派也逐渐增多，他们的碑帖一直流传至今。其实，今天看见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写经等，其水平真有超过传世碑版的。唐朝一般人的文书里，也有书法比《晋词铭》|《温泉铭》好的，但是那些皇帝、大官写出来的就被人重视，许多无名书法家的作品就不为人所知了。 古代称好的书法作品为“法书”，是说这件作品足以为法，“书法”、“书道”、“书艺”是指书写的方法；现在合二为一了，一律叫做“书法”。书法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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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草书帖 王羲之草书《想弟帖》《谢生多在帖> 王羲之草书《想弟帖》（释文版）王羲之草书《想弟帖》材官本南京大学藏翁方纲宋拓本王羲之草书《想弟帖》安思远藏本 王羲之草书《想弟帖》四种 此帖亦收刻于《大观帖》、《澄清堂帖》、《玉烟堂帖》中。三十五字，草书。帖文中有二处历来有争议：即第二行的“复期”二字。“复”字有释为“后”、“役”两说；“期”字有释为“斯”者。当作“后期”为是。帖文大意是：料想弟一定会经过彼地，暂且抒怀念之意。如误了如此时机，以后约会恐难以希求。临书多有叹息!我已经衰弱得胜任不了任何事情，写完此信，便感到极端的困顿。于此，王羲之写此信时身体状况格外糟糕，几乎是气息奄奄，他自己也感到生命行将走到尽头。当是晚年所写。 释文： 想弟必有過理，得蹔寫懷。若此不果，復期欲難冀。臨書多歎。吾不復堪事，比成此書，便大頓。王羲之《谢生多在
帖》（释文版）王羲之草书《谢生帖》故宫博物院藏杨氏海源阁宋拓本王羲之草书《谢生帖》安思远藏本王羲之草书《谢生帖》（出处不详） 王羲之草书《谢生帖》翻墨本 王羲之草书《谢生帖》四种 此帖重見于《淳化阁帖》卷八，3行，29字，草书，写法基本相同，唯此处首行“山”字下比卷八少一“下”字。《大观帖》亦重见于七、八两卷，而第八卷与前《丘令帖》后《东旋帖》合为一帖（见下图例）。《大观帖》、《宝晋斋法帖》、《澄清堂帖》、《宝晋斋帖》、《玉烟堂帖》、《淳化阁帖》、《宝贤堂》均收刻。 释文： 謝生多在山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知問，雖能還，不能數，可歎。 王羲之草书《知远帖》此帖亦收刻于《大观帖》、《绛帖》、《鼎帖》、《二王帖》、《宝晋斋帖》。三行，23字，草书。《宣和书谱》卷第十五土羲之草书著录《知远帖》帖目。对于此帖的评价，米芾视为伪迹，邢侗认为是王著集王书而成。第一行
敦煌文学的含义及特征
敦煌文学的含义及特征 敦煌文学是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文学活动、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文学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敦煌文学也一样，所以要从内涵和外延上给它划分一个明晰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本文所说的敦煌文学作品，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的是敦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第二层次既包括敦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中的文学作品；第三层次则指敦煌遗书中具有文学性的文献，包括上面一二层所说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一些有文学性的应用性文章，如世俗应用文和宗教应用文等。而敦煌的文学思想，主要指敦煌遗书对有关文学的看法和论述以及从敦煌文学作品中发掘出来的文学观念。 敦煌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具有相对独立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敦煌及整个河西地区被吐蕃人占领，与中原王朝基本上处于文化隔绝状态。唐宣宗大中二年，敦煌人张议潮率众推翻了吐蕃的统治，收复了瓜、沙诸州，建立了以敦煌为中心，长达180多年的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政权一开始虽则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原王朝的政令并未真正影响敦煌地区，敦煌地区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在这个独立的文化圈内，由于受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敦煌文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汉文化圈的组成部分，敦煌文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的自觉是一个免不了的问题。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除了比较通行的“魏晋说”外，还有“先秦说”、“汉代说”和“六朝说”等。各家都能摆出很多文学史实，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我们认为，文学自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文学体裁自觉的时代并不相同，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对文学的自觉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最下层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文学的自觉更是一个慢长而懵懂的过程。研究敦煌文学，应当清楚这么一种情况：对唐五代敦煌民众来说，他们对文学并不是像一般文人那样的自觉；对他们来说，文学仅是某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组成部分。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和文人心目中的文学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的文学，像《诗经》、《文选》、《玉台新咏》及部分唐代诗人的作品，以及独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一部分文人作品，如韦庄的《秦妇吟》等，这是文人心目中最正宗的文学，但它们是不是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还要做具体分析。因为敦煌民众心中的文学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一部分，敦煌民众并不把文学作为案头欣赏的东西看待。所以，这些中原文人的作品只能是敦煌文学的哺育者，是敦煌民众学习文学、创造文学
六幅王羲之草书名帖：岁忽终 感叹情深
六幅王羲之草书名帖：岁忽终感叹情深 许以熟知，先以真知。王羲之导语：王羲之真迹早已不存于世，唐代的精摹本历来已被当作真迹看待。由于年代久远，对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断。有称为宋摹的，也有疑为米芾所摹的，而更多的则定为唐摹。它著录极多，并一再被刻入各种丛帖中，元以后的公私藏印及流传历历可考与可靠，其珍贵性不言而喻。以下是六幅王羲之的草书作品，虽为摹本，但仍能感受到其“书圣”之风范！“岁忽终感叹情深”《平安帖》《平安帖》，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力作，曾被乾隆帝盛誉可以媲美“三希堂”瑰宝，《平安帖》可称顶级藏品，《平安帖》最早见于《宣和书谱》著录，四行，四十一字。草书《平安帖》因隔水上标题“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平安帖”而名。绢本墨迹本《平安帖》与北宋《绛帖》法帖第六收刻的《告姜道帖》前半部分内容相同。《告姜道帖》九行七十四字，墨迹本《平安帖》四行四十字。徐邦达在所著《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认为是南宋勾摹本。金运昌在《管窥草书〈平安帖〉》一文中则认为是北宋王诜临本。王羲之《平安帖》宋代摹本绢本墨迹纵24.5厘米，横13.8厘米，共4行，41字【释文】原文：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岁忽终。感叹情深。念汝不可往。得去十月书。知姜等平安。寿故不平。复悬心。顷异寒。大意：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
诸人，岁月如逝，转眼又快要到年终了，深为感叹。我很想念你们，但又不能前往见你们。收到你们去年十月的来信，知道、姜等人的近况尚好，只是寿的旧病尚未恢复，令我十分担忧。最近天气异常寒冷。草书《平安帖》在元代为柯九思收藏，在绢面左右及宋绫隔水的骑缝上盖有他多方收藏印。明初收藏于李锦之手，之后为文徵明所得，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文氏父子将其刻入《停云馆法帖》卷四，被文氏认定为唐人所摹。文徵明又将《平安帖》传与长子文彭。后被明代朱忠僖、王世懋、孙鑛等收藏。明末藏于安徽歙县收藏家吴琮生处。清初分别藏于曹溶、李宗孔及梁清标家，梁清标去世时被收入清内府。【拍卖】2010年11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嘉德2010秋季拍卖会“秋光万华――清代宫廷艺术集粹”拍卖。绢本墨迹草书《平安帖》以三亿零八百万元人民币成交。《长风帖》《长风帖》为宋代米芾临摹本（或传为唐代褚遂良临摹本）。分别临摹自东晋王羲之《长风帖》、《贤室委顿帖》、《四纸飞白帖》三帖。因为一卷，故以首帖“长风”名之。此帖为双钩廓填王羲之草书《长风》、《贤室》、《四纸飞白》三帖，见於《淳化阁帖》，此帖缺漏一“叔”字，用笔风格与阁帖明显不同，显然非钩摹自阁帖所收。虽题为褚遂良摹本，但通篇与米芾书法的结字姿态、用笔习惯与线条笔画极為相似。上有宋高宗“睿思东阁”印，故应是宋人钩摹米芾自出己意的临仿本。通篇墨彩醇厚丰
章草的研究
章草的研究 章草的常识和临习方法 一、什么是章草 “大多数人对章草的印象只停留在一些名家刻帖的认识范畴，对章草萌生的时代及其渊源于流变了解不多。从近百年来新出土的简牍帛书墨迹来看，章草完全不同于今草，是与隶书一并产生的，由篆隶草写演化而来的书体，它的演化是一个长期不断趋变的过程(刘青凯语)。” 章草，是篆书演进到隶书阶段相应派生出来的一种书体。它属于草书由胚胎时期逐渐走向规范化过程中的一种体段。唐朝张怀瓘称之为“既隶书之捷”，是由隶书的简捷写法发展演变而成的，是隶书草化或兼隶、草于一体的一种书体，也可以说章草是草书中带有隶书笔意的一种书体。 章草绝非一时一人所创造，它是从秦代的草隶中演化出来的，经过长期流行通用，继而约定俗成，章草大致形成于西汉宣、元之间，兴盛于东汉、三国及西晋，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代表了西汉至东晋时期四百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至东晋，作为今文字新体的行书、楷书、草书全面成熟，隶书及其俗体——章草逐被取代。 “章草”这种字体最初只称为“草书”，后“今草”出现后，为示区别，改称得“章”名。它的命名历来说法不一。章草的得名，旧说或曰为章帝所爱、或曰用于当时奏章、或曰元帝时史游用于书写急就章。均不确切。从“章”字的本义来分析，它的准确含义是篇章、章法、章则，含有法度的意思。东晋新体草书形成后，由于旧体草书法度严谨，逐称“章草”，新体草书则称“今草”。所以说，把当时规范化的、章法化的草书称之为“章草”，还是十分允当的。
“我们今天谈论的章草，包含了两方面意思，一是俗体的章草，即通常所谓的原始状态，笔画简直、用笔源自篆隶，虽然在字法上已渐趋规范，但笔画意趣上仍处于不成熟的初创阶段，如“平复帖”、“济白帖”和简牍中的草书墨迹。其最根本的用笔方法基本延续了篆隶书的平铺直叙，运笔过程中体现出拖和绞转的特点，注意点画线条的迟涩感，结字灵动和变化，纵横交错、常有奇趣，左向右背的弧线条用得较多，整体上有浑朴烂漫的色彩。有人将这些书体称之为草篆、草隶、隶草。总的来讲，这些书迹应该称之为篆书或隶书草化的产物，或称之为草书的雏形，它们都是草书最古老的形态，是章草艺术的源头，是章草艺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二是严格意义上已经规范化了的章草，字势基本取横势，且每字中有明显的波折特征，虽被认为是隶书的草化，其字法的成熟与严谨，显然已(基本)衍变为一种新书体了。我们只能从其明显而夸张的波折来认同它与隶书的亲缘关系，这一类作品以皇象急就章为代表，后世书家习章草者，宋克、赵子昂等多以此法为宗。规范化了的章草除了波折外，已经很少能见到隶书的痕迹了，用笔的提按使转渐趋成熟，字法结构也更加严谨而精美，几乎无异于行楷。” 因为纸张的出现，简牍书写机制的失传，真迹埋藏在地下，章草的源头渐被人们遗忘。在庞大的新章草资源面前，研究、整合、消化、在创作是当代章草(草书)艺术家们面临的新使命。(摘自2009年香港《书谱》杂志(总第九十五期) 刘青凯“章草艺术持续发展的时代机遇”) 二、章草的特点 章草由隶书草化而来，使之省易简便，故其用笔仍然多沿袭隶书，其特点多体现在横画之末，依然上挑，纯留隶法，它虽字字独立，但每字笔画之间，却加进了飞丝萦带，圆转如圜，索连的笔法，形成了章草独特的“笔有方圆、法兼使转、横画有波折、且简率连笔”的笔法和“字字有区别、字字不相连，字体有则、省便有源，草体而楷写”的总体特征。
中国书法字体分类及例子
中国书法字体分类及例子 我国书法历史悠久,大体可分为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章、今草)等五种。下面小编带给大家的是中国书法字体分类及例子，希望你们喜欢。 中国书法字体分类欣赏 中国书法字体分类及例子 我国书法历史悠久,大体可分为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章、今草)等五种。 1：篆书艺术 (1)介绍： 中国先秦伏羲氏时期，就产生了文字。考古学家论证是在龟甲、兽骨上刻画的甲骨文。因其是用以占卜、预测吉凶祸福，故称"卜辞"。但其已具备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用笔、结构、章法等。殷周时期，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即金文又称"钟鼎文"广泛流行。秦始皇大统后，统称为"小篆",也称"秦篆"，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是一种规范化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据文献记载。秦以前汉字书体并无专门名称。而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由于是官书。小篆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叔量诏版。兵虎符之类。标谁篆书体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字形修长。而且紧画向下引伸。构成上密下疏的视觉错感。这与自上而下的章法布局也有关系。线条匀称无论点画长短。笔画均呈粗细划一的状态。这种在力度。速度都很匀平的运笔。给人以纯净简约的美感这两种特征。加之字体结构的趋简约固定的倾向。小篆书体的章法布局更能形成纵横成行的序性。秦篆有圆笔方笔之别。圆笔以秦刻石为代表。方笔以秦诏版权量为代表。为秦篆之俗体。汉魏之际是秦篆的强弩之末。除用于碑铭篆额和器物款识之外。难得有独立的篆书。唐篆。因李阳冰出而复苏。仁秦篆的浑厚宏伟之气已荡然无存。宋代金石之学和元朝的复古书风。使用权篆书得以起微潮。
《唐人月》仪贴作者历史大猜想
《唐人月》仪贴作者历史大猜想 打开文本图片集 《唐人月仪帖》是一个“神帖”，按照张怀的《书断》理论，完全可以被列入书法“神品”，而用来注释的小楷，至少也可以列入“妙品”。历史上，历史名家对此帖评价甚高，然而查遍所有史籍，却无法找到此帖的作者。 笔者把此帖奉为“神帖”，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此帖草书笔势流畅，用笔劲健圆熟甜美，小楷释文结体秀雅，皆极精工，是不可多得的上上之品；第二，此帖作者，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没有作者签名，而无法判断作者究竟何许人也，成为一个神秘的作品。 此帖落款极为简单，仅仅草书落款留下：吾前后书，唯此本佳也。这区区九个字，透露出的信息告诉我们：作者的书写目的，仅仅是一种书法练习而已。此帖没有任何馈赠、交流、收藏、交际的功能，就是作者简单的书法作业而已。 审视着这份书法作业，不免让人产生一探作者究竟的冲动。从这个字帖笔法看，这是典型的魏晋笔法，是王羲之一派书法的延续。中国明清两代的鉴赏家，把这个字帖的断代，定为是唐朝人的手笔。 《永乐大典》编撰主持者、明代著名学者谢缙，在本帖后面的题跋中写到：我的朋友杨时敏，得到唐人这一书帖，应当是率更令欧阳询的家法。又说此帖，辞古笔精，洞达神妙，中间释字，亦且洒落。 谢缙曾断定此书帖，是欧阳率更的门徒所为。此帖若真是欧阳询门徒所书，只能说他有幸错入了师门。欧阳家法的笔力险峻，在他的笔下还真没学到，欧体森严的法度也没学成。仔细查看柔弱的小楷，很可能是陆柬之的手笔。 大学士谢缙在此很可能犯了一个关公战秦琼的错误，此帖最值得怀疑的作者，就是隋朝那位老和尚、王羲之后人智永的手笔。目前的学术界和评论界，对智永的书法评价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
刘幼云旧藏敦煌唐写本《刘子》鉴赏
刘幼云旧藏敦煌唐写本《刘子》鉴赏作者：刘明 来源：《收藏家》2019年第12期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唐写本《刘子》残卷，旧为刘幼云（1868～1933）所藏。刘幼云，名廷琛，晚号潜楼老人，江西德化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陕西提学使，曾任北京大学监督等职，有子名希亮。建国初，该卷经张子厚之手入藏国家图书馆（旧编目新0688号，新编目BD14488号）。 全卷起“衣食，故农祥旦正”句，“衣食”两字上残，据写卷每行十五、十六字不等，约残缺八或九字，属《贵农》篇。而至“《因显》第廿”篇题一行止，该行的下一行仅残存三四字的部分笔画。现存全卷的内容，即自《贵农》篇第十一（篇题及部分语句已残去）至《因显》篇第二十（仅存篇题），凡九篇十四纸二百八十八行，每行十五至十七字不等。通卷有所残破，但抄写端重工整，谨饬细腻。
检卷中“世”“民”两字阙笔，又“治”或避讳作“理”，“显”“旦”等不避，推断当抄写在唐初高宗朝。此外残卷中有朱笔点勘，也以实物形式展示了唐人抄写纸卷中修改误字的程序。如“以谷帛为珍宝，比玉珠于粪土”句，“玉珠”两字之间有乙字符，表示当作“珠玉”。又如“虽有戎马之兴，水兴水挠旱之沴，国未曾有忧，民终无有害也”句，“兴水挠”三字有朱抹，表示衍文删除。傅增湘曾据刘希亮影写本（即据该残卷的影写本）而整理有校录本，但影写本并未反映残卷的全貌。荣新江称：“当年刘希亮出示给傅增湘的影写本并非首尾俱全，其遮住残缺部分的目的，大概是为求高价。”（参见《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的下落》，载《书窗》1993年第1期）而且傅增湘的校录本略有讹误，如残卷“而树之君”句，傅氏校录作“而树之以君”，故校录本未能称善。此帙残卷可谓迄今为止学界校释《刘子》未使用的一帙重要的本子，不仅提供了新的校勘资料，也有助于考察唐初《刘子》传本面貌。 《刘子》成书时间及作者问题向来存在争议。就成书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据书中《九流》篇与《隋志》子部所论相同，而称：“使其剽袭《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或袁孝政采掇诸子之言，自为此书而自注之。”实际《九流》篇与《隋志》子部所论有异，严可均即提出质疑，称：“近人编书目者又云《九流》一篇，全袭《隋书·经籍志》之文。《隋书》非僻书，盍覆检之，岂其然乎？”（参见《铁桥漫稿》）姚振恒更是明确称：“案《九流》一篇，似蕴括《汉艺文志》及太史公《六家要指》之说，而申以己意也，与《隋经籍志》实不相涉。”（参见《隋书经籍志考证》）馆臣之说不尽可信，罗振玉即认为《刘子》乃“六朝人旧著可知”（参见《敦煌本<刘子）残卷校记序》）。又杨明照据书中诸篇屡被引于《北堂书钞》《帝范》《臣轨》等书中，称：“则《刘子》之原出六朝，信有征也。”（参见《<刘子>理惑》） 敦煌《刘子》诸写本的发现，为厘定其成书的时间提供了佐断。如P.3562残卷，不避唐讳，“当出于六朝之末”（参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此外抄写在唐初开元、天宝间的P.3704、P.2546两帙残卷及国图所藏该高宗朝所抄残卷，均未附唐人袁孝政注，则应出在袁注本之前，更可佐证《刘子》并非袁孝政“自为此书”。概之，存世的敦煌写本印证隋前《刘子》即已流传于世，又按《隋志》著录的“《时务论》十二卷”条有小注称梁有《刘子》十卷，不题撰者，再为六朝时已有《刘子》传本提供佐证。清人姚振宗则认为小注援据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称：“列是书于吴晋人之间，似犹为东晋时人。”（参见《隋书经籍志考证》）而敦煌所出一帙P.2721《杂抄》写本（又名《珠玉抄》《益智文》和《随身宝》），印证此说似非，理由是该卷抄有“《流子》，劉协注”的字样。《流子》即《刘子》，依据是P.3636残卷中有“九流”一条，即抄自《刘子》，而该条恰有小注称：“事在《流子》第五十五章。”而刘协，王重民认为即刘勰，称：“必系‘《刘子》，刘勰著’矣。”实际上，唐至南宋初即均将此书视为刘勰之作，如《旧唐志》《新唐志》和《通志·艺文略》均著录作“刘勰”撰。但唐初人张鹜在《朝野佥载》中称：“《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七九《诗话续集》引）又题唐袁孝政序云：“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日刘歆、刘孝标作。”（据《直斋书录解题》）推断唐代曾较为普遍地将《刘子》视为刘勰所撰，此与《刘子》托题刘勰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白诗集在唐代至五代的出版及流传研究-古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
李白诗集在唐代至五代的出版及流传研究-古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李白诗文集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北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它距离李白去世已逾三百多年。其间李白诗文的编集与流传，因为时间久远，载籍零落，原本无存，均言之不详。本文试图钩稽各种史料，对李白诗歌在唐五代的流传略作探析，以便考察李诗在唐五代社会各阶层和各流派诗人间的流传与影响。 李白生前曾三次托人编修自己的诗集。天宝十三载（754年），李白与魏征的曾孙魏颢相见于金陵，李白有《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诗，魏颢有《金陵酬翰林子》诗，两人相聚甚欢。 李白把自己的诗文托付给魏颢，让他编集。魏颢《李翰林集序》云：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但魏颢当时并没有立即编集，而是等到
上元二年（761年）才编就。魏序云：经乱离，白章句荡尽。 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文有差互者，两举之。白未绝笔，吾其再刊。魏颢编订的《李翰林集》只有二卷，收录李白诗文44篇。这是最早的李白集，流传了三百多年，直到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宋敏求编纂李白集还见到过魏颢编的这个二卷本，并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编入《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说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魏编本今虽不存，但从魏序中可知，李白本人在整理手稿时，就有诗文错杂、同诗异文的情况。魏颢在编集过程中遇到这种情况，两举之,全部照录了。魏编本从内容上看，主要是诗歌，尤其是乐府诗。文则仅有一篇《大鹏赋》，盖因《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是李白成名的代表作。这个本子可视为李白。 乾元二年（759年），李白长流夜郎遇赦回江夏后，将手稿交付给随州僧人贞倩，其《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云：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但这部手稿未见编次，下落不明。上元二年（761年），李阳冰为宣州当涂县令，李白前往依之，有《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当涂李宰君画赞》二诗。次年宝应元年（762年）十一月，李白将手稿付与李阳冰，请他整理文集并写序言。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讲述了这件事的，其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
中国“草书四大家”的草书风格及代表作品
中国“草书四大家”的草书风格及代表作品中国“草书四大家”的草书风格及代表作品 一、“草圣”张芝 后汉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勤学好古，淡于仕进。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时人尊称自为“张有道”。好书法，最擅章草。张芝曾临池学书，池水为黑，家中衣帛书而后练，于此可见其功力之深。被后人称赞“超前绝后，独步无双。”尊为“草圣”。张芝在书坛上，一直享有极高地位。《书断》卷中列张之章草、草书为神品，曰：“尤善章草书，生诸杜度、崔瑷。龙豹变，青出于蓝。又创于今草，天纵颖异，率意超旷，无惜事非。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张旭、韦诞、索靖、王羲之父子、张旭、怀素之草法，均源于伯英。 冠军帖 释文：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潜不可耳。
二、“张颠”张旭 生于唐上元三年（675），卒于玄宗天宝九年（750），张旭苏州人，字伯高，一字季明。善草书。时以李白诗歌，裴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为人桀骜狂放，精善草书，不治他技，为人豁达，嗜酒，世号“张颠”。明瓒《云林集》谓张旭草书《春草帖》锋颖纤悉，可寻其源。而麻纸桦煤，古意溢目，真足为唐人书法之冠。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草书古诗四首》，辽宁省博物馆藏，墨迹本，五色笺，凡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传为张旭狂草之作，极为珍贵。其内容，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疑为伪托）。通篇笔画丰满，绝无纤弱浮滑之笔。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今人郭子绪云：“《古诗四帖》，可以说是张旭全部生命的结晶，是天才美和自然美的典型，民族艺术的精华，永恒美的象征。” 释文： 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霤，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原诗为枣）花。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
东洋文库藏敦煌写卷《唐人杂钞》拾遗
东洋文库藏敦煌写卷《唐人杂钞》拾遗 Notes on Tangren-zachao from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Kept at the Toyo Bunko QIN Huali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 Abstract：Tangren-zachao, writte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Dunhuang manuscript preserved at the Toyo Bunko. Mr. Ikeda has transcribed and researched the manuscript. This article tries to correct the errors in Mr. Ikeda“s paper and to research the reference book of the manuscript. Keywords：Reference book; Vulgar words; Cursive script 2021年，日本敦煌学界的耆宿池田温先生发表《〈唐人雜鈔〉について》一文（以下简称“池田文”），将一份现收藏于东洋文库的敦煌写卷首次公布全部图版，并作了录文与研究。2021年，池田先生又对该写卷进行了后续探索（以下简称“池田续文”）。拜读这两篇大作后，笔者获益良多，但亦颇感池田先生所作录文不乏可商之处，故不揣谫陋，草此小文，祈就教于方家。 这件抄写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写卷，原为京都有邻馆旧藏，因卷末有文德元年（888）杂写，其关涉节度使张淮深与唐朝中央关系的重要史实而为敦煌学界所熟知。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仅有少数学者见过原卷，但也被限制抄录。大部分学者只能利用拍摄有卷末杂写的那部分图版，因此尽管知道“这段文字写在一种类书的后面”，然而对该写卷类书部分的内容、体例以及性质则无从了解。池田先生将录文与图版相配，并对收藏者装裱后掩盖住的卷背文字作了红外线摄影，在资料的公布方面，充分考虑到为其他不容易接触原件的研究者提供相应便利，实在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