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当代文学研究(一)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当代文学研究(一)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探究了在知识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研究如何应对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现象。从人类学与文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重叠地带或许能寻找到重审文学新现象的契机，文化人类学以其核心的概念“文化文本”，“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与立场不仅激发了现代作家的创作灵感与想象，而且催生出了文学人类学。这一门具有“跨文化”与“破学科”特征的学科必将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带来多方启迪。

在知识全球化的现时代，文学无庸置疑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随着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像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从随处可见的报刊杂志、时装到招贴画和海报栏上耀眼灼目的图像，从摄影、巨幅广告到表演艺术，从美容瘦身，到形象设计，从体育运动的视觉狂欢，到影视、MTV、游戏或网络的虚拟影像……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视觉符号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不但沉溺于视觉幻象的海洋中，而且深受其暴力的胁迫，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在生活中接受信息、进入想象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方式逐渐被各种图像所充斥、所包围。这一切无疑给文学的生存带来了巨大压力，于是，承续两个世纪前老黑格尔所预言的文学艺术终结的呼声甚嚣尘上，晚近的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就提出，艺术已终结于现代而不复有历史。至于后现代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则在他的著作《明信片》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一段让人惊恐不已、耸人听闻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①“文学的终结”之说由于被这样一次次地重复、渲染和阐释，因此，在以“图像”为主因的视觉文化时代它仿佛不再是一种哲学假说，而成了一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现实和无从规避的宿命。这种悲观论点昭显出文学已在“图像霸权”的侵凌下被迫退让边缘和日益走向溃败的严酷现实。

不过，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文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文学走向了消亡，只是它在以电子媒介为主要标识的后现代文化中完成了某种形态转换。这种说法正契合了“终结”这个词的原初意义即“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②。这意味着，由于伴随着全球化应运而生的后现代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大众媒介的文化，在此情势下，文学就不能再坚守它固守的人文形态，它必须要寄寓于大众传媒之中才能得以存活。这样一来，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就依附于这样一些媒介载体:图书、杂志、报纸、电视、电影、网络、广播、剧场。在这样一个多元的视、听空间内，容纳着我们所认为的文学: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一些身份暧昧的文类譬如电视文学、电影文学、网络文学等。因此，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没有陷入文学消亡论的悲观阴影之中，反而乐观地认为文学现象性地“缺席”并不影响它实质性地“在场”:文学依然在后现代的文化运作中以一种“隐蔽形态”处于支配性的乃至统治性的地位。他们发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中，一些学科已经习惯于借用文学研究的术语，比如史书重新成为故事讲述，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则热衷于具体性和特殊性，极力倡导“抛弃理论，转向叙述”，传统的非文学话语开始迷恋修辞，凡此种种迹象皆显示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学化。由此看来，文学性就不再只是“文学”的专有属性而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理论自身的属性。据此，卡勒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了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③这里的“文学性”所指认的显然是经典文学文本所具有而被哲学所竭力清除和贬斥的“虚构”、“隐喻”、“想像”、“叙述”以及“修辞”等要素特征。事实上，文学性的这些要素特征不仅渗透进人文社会科学之中，而且也渗透进了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起到潜在的隐蔽的支配作用。不管是消费社会中的商品形象价值的生产，还是媒体根据消费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剪辑和戏剧化的处理，抑或是后现代条件下那些刻意策划公共表演，在本质上都是文学性的，只不过其文学性较为隐蔽而已。换句

话说，在全球化的媒介时代，所有以符号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被文学幽灵附身。在这样一个被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所充斥的“仿真”的世界里，理论的视野及其深度如同现实一样被掏空了，实在与影像之间的矛盾消解了。这样一来，“虚饰成了现实的核心，所以艺术就无处不在。所以说艺术死了”④。照此看来，文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它走向了消亡，而是把自身“聚集到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⑤。也就是说，今天的文学已经“化整为零”，“变异”为大众文化消费中日用的文字产品或公共表演的文化活动，甚至嬗变成了建构现实的核心元素。因此，即便是人们对图像的观看阅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学思维的支配，因为在电影、电视等各种视觉文化类型中，它们的文本法则就没有真正离开过文学机制，文学依然是它们得以生长和焕发旺盛生命力的根基。这种较为乐观的观点显然充分地考虑到了知识全球化时代文学存在方式业已发生的巨大嬗变:一方面作为艺术门类和文化门类的“文学”在图像社会中被迫急剧边缘化，另一方面作为各种话语要素的“文学性”仰赖大众传媒却全面渗透和弥漫，成为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话语运作方式。

在知识全球化的媒介时代，既然文学的存在样态已发生巨大变化，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就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⑥。米勒这句话实际上道出了文学研究在现时代必须进行重大调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文学研究的方法，即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研究文学，必然会茫然无措，只能坐以待毙。那么，在知识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研究到底往何处去呢?

不管我们是赞成文学“终结”说，还是文学的“转型”说，无庸置疑的事实是，由于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像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已经面临崩塌，甚至可以说不复存在。这就意味着，传统定义的文学不再有效，必然面临着消亡的命运。与此相应地，文学却将其触角伸展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领域。如此一来，我们对文学的研究就必须拓展到“文化”的视域中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转向于跨学科门类的文学性研究。面对文学研究这一巨大的转型，与全球化伴生的人类学由于其特有的核心范畴“文化”，以及“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和文化相对主义原则和立场，无疑对当今处于困境中的文学研究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别样的启示意义。正如一位用人类学视野、方法来观照、洞察新的文学现象多年的学者所声称的:“我个人之所以对‘文学人类学'的提法感兴趣，主要是想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宽广视野来拓展我们文学研究者鼠目寸光的专业领地，从更具有整合性的文化总体中获得重新审视文学现象的新的契机。”⑦

为了进一步探讨人类学对当今文学研究的多方启迪意义，我们不妨从历史与逻辑两个层面对人类学与文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深刻关联进行一番考察。我们知道，作为全球化伴生物的人类学曾经是一门与殖民统治的需要多少有着联系的新兴学科，但随着知识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它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即以象征人类学与阐释人类学为标志实现了所谓“意义转向”或“解释学转向”。由于以整个人类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的“解释学转向”，人类学家的工作就不再像先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通过所谓客观的“田野调查”追求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规律，而是像文学批评家那样专注于文本分析与意义诠释了。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化文本（cultureastext）概念的流行，不光是象征性的仪式、典礼等活动可以作为文本来解析，就连人类的一般行为也可以作为意义的载体来解释”⑧。由于这样的文化文本如同文学文本那样具有解读的无穷可能性，因此它就不可能寻求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知识，而只能得到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地方性知识”呢?吉尔兹认为，首先要摈弃党同伐异的敌视与歧视态度，自觉地培育出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与心态，也就是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这样一种最起码的态度，将那些“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

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⑨，只有具备这样宽容和宏阔的胸襟，才能在面对“他者”时避免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与偏见，不再丑化、兽化或妖魔化异族之人，进而不断地申述着稍纵即逝的真理。其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观察者学会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体认外人难以理解的微妙精深之处。其具体的做法是，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把文化持有者的感知经验转换成理论家们所熟悉的概括和表现方式。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对这种精微细致的工作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既不以局外人自况，又不自视为当地人;而是勉力搜求和析验当地的语言、想象、社会制度、人的行为等这类有象征意味的形式，从而把握一个族群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和自主性的解释话语，努力寻求人对社会解释的共用符号媒介，进而获得对不同文化解释体系的“转译”与贯通⑩。很显然，文化人类学这种研究工作本身同文学批评家分析文本的方式非常相似，它们都共同遵循着解释学的“循环阐释”的原则。这种相似性无疑促发了文学研究者往往凭借文化人类学所具有的优势来寻求一种阐释新的文学现象的恰当方法。此外，文化人类学在方法论上亦有独特贡献，即通过田野作业深入文化他者之中获取“地方性知识”。在这门率先关注“异”并研究“异文化”为特色的学科中，其方法论上的“求异”思维无疑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求同”思维习惯的有力挑战与矫正。很显然，这种无形中与后现代认识论达成某种共契的“求异”思维方法，对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在深层次上构成了强烈的震荡，同时也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事实上，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只是它的研究工作本身同文学批评家分析文本的方式非常相似，而且它与文学这门学科之间也存在着非常紧密的互动关联。譬如，文化人类学的“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曾经无数次地激发了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学想像与灵感。由于启蒙工具理性的迅猛扩张，西方现代社会成为了一个受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伦理支配的冰冷世界，为了逃离与反叛这个压抑个性和缺乏诗意和幻想的世界，以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为代表的文人，他们在人类学家的激励和蛊惑下自觉地投身于充满巫术思维的“原始文化”，到部落社会乃至人迹罕至的野生丛林中去，欲借那些原始魔法力量摆脱理性的控制，将沉陷于消费社会物质主义枷锁中挣扎的灵魂解救出来，抵抗由“现代性”负面效应所导致的种种失衡和精神危机。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一个几乎共同的倾向，即反现代性和返回原始性的特征。这种向现实世界的陌生空间探险与追寻的“人类学想象”无疑大大激发了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除了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外，20世纪上半叶的黑人主义，印地安主义，以及60年代开始出现的多产颂扬体，跨文化小说的“通俗文化现代主义”，还有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均是文学在人类学的“他者”眼光的激发下孕育的产物。但与此同时，这些文学家也深深地影响了人类学的发展，由于他们运用人类学“跨文化”的眼光，因而往往充当了打破国族和文化界线的思想先驱，进而开创了人类学中一系列新兴门类的先河，比如民族学、比较宗教学、比较童话学、比较神话学，以及民族学中的传播学派等，同时也加强了对“文化身份”的反思性选择，特别是对自己所从属的文化之价值的反观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