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杨小凯原籍中国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在湖南长沙长大。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他曾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4年于澳洲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5岁。
主要成就：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方法和理论提出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
代表作品：《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等重要事件：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小凯，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
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
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研究领域：
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
主要著作：
1、《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2、《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3、《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北荷兰出版公司，1994年。
4、《数理经济学初步》(中文)，中国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年。
5、《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中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6、《经济学原理》(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政治经济学期刊》，1990年第33卷
8、“分工和产品多样化“，《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第82卷
9、“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第83卷
10、“专业化、信息和增长“，《发展经济学评论》，1997年第1卷第3期生平事迹
乱中觉醒
1966年他升入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这时候杨小凯是一个忠诚的红卫兵。
1967年2月4日由于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被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监禁了两个月。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小凯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开始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即《中国向何处去？》（1968.1.6）。结果连康生、陈伯达、江青都知道了杨小凯，华国锋也知道并且也认为杨小凯是反革命，于是1968年2月杨小凯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铁窗十年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锋芒再露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0年，55万在23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但杨小凯还没有被平反，主要是因为华国锋当时还在位，而杨小凯的入狱是华国锋做的批示。后来胡耀邦代替华国锋成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巨星陨落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但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生平经历
1962年－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1968年至1978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
1979年出狱后，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
1980年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受经济学家邹至庄赏识推荐，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
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
1990年杨小凯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2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杨小凯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杨小凯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
2000年1月，杨小凯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6岁。
人物评价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青年人该向何处去
青年人该去向何处？ 2014年，钱理群先生在向青年告别的演讲《我与青年》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并得出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仔细想想，确实如此。读书的时候，总是听老师在骂，“我们读书的时候条件怎么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你们条件怎么好，读成这样balabala。”当时电子产品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街头的租书店充斥着劣质的网络文学以及大大小小的中学生。80年代风靡的武侠被90年代的修真、穿越文所取代，当然也一样继承了被学校、家长严厉打击的命运。现在，初步走上工作岗位的90后，又开始批评00后，甚至95后，从小沉迷电子产品，哈韩哈日听一些乱七八糟的歌。全然忘了自己当初也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这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历史赋予90后的使命是什么？ 如果说80后处在一个经济改革的关键期，当时的那一批青年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那么90后呢？在经济实力提上去后，我们面临一个更加复杂也危险的时代，在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之下，中共花了数十年建构的价值体系几乎是瞬间被摧毁。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而上层并不乐见，所以一面加强高校的思政教育，一面结合儒家思想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并且引导青年向实利主义方向发展。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当代青年，是否还有精力去顾忌生存以外的东西？又有多少人，能够为了自由和民主抗争？特别是在NGO组织番禹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被判有罪的今天。他们做了工会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却被冠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刑，在如此高压之下，青年该如何承担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钱理群先生给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多读书，二是多实践，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钱先生提出青年应多到底层去，多到农村去了解中国的国情。而关于农村，就不得不提到乡村建设运动。 乡建运动发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21世纪重新焕发生机。刘老石、温铁军、邱建生等一批先行者带领青年重新深入农村探索，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新世纪，在资源不断流向城市的情况下试图重新稳固小农村社制度，进而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起到缓冲的作用。同时，在乡村建设的探索过程中，又启迪了一批青年，使他们开始关注社会现实。 工业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农业的代价。在错过殖民时代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不断向农业索取资源，前苏联如此，新中国也如此。正如温老师在《八次危机》中所说，“农村村社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多次起到承载并最终化解城市资本转嫁代价和成本的作用”。而在资本的冲击下，如今的农村已然是支离破碎。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流出，让农村没有继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三农问题十分严峻。中央连续多年颁布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但没有根本上予以解决。仅仅是教育资源的差异，就足以使农民不顾一
杨小凯：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
笔者年轻时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成功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但是看的书多了，发觉西班牙、南美的坏资本主义，中国明、清的坏资本主义（又有人称之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却不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发展，因此认识到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更需要适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18世纪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大革命前实行专制制度，虽有自由化改革产生的坏资本主义，经济却不发达。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是共和主义的重要主张之一。既然提到共和，我想就此简要地说明一下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共和与民主有很大差异。从古典意义上讲，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它强调政治平等，而共和主张自治，分权，和宪政，它强调个人利益。共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限制民主专制(多数人的专制)，它的合法性在于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全体公民(在很多时候，这并非指所有市民)，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至于共和与民主这两种思想在近现代的相互汲取和融合，我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英国1830以后才实行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普选制。 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人利益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 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才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有人说美国言论自由，但这不是绝对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 纵观人类社会，好资本主义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坏资本主义不能带来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想就利用以下的篇幅对好、坏资本主义的诸多特征及它们的区别作一个简要的论述。 一、政府机会主义。早期英国的成功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好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法国大革命前是一种坏资本主义，即政治上专制，经济有一定自由。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跟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很像。比如说它搞“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如果一个政府不是民选的，它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所以它不敢收太高的税，否
汪一凡 中国会计何处去
中国会计向何处去？ ——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与展望 汪一凡 2011年10月10日，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百年前的这一天，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点，回眸这百年历程，为的是更好地展望未来。 引论 早在19世纪后半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国人尝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被迫开始了“西学东渐”的变革。不过，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进程，直到辛亥革命前夜，除了伍联德（星联）之外，对世界学术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人似乎还不多见。伍联德是英国剑桥的医学博士，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他受命担任大清的全权总医官。此前世界医学界所知的鼠疫是“腺鼠疫”，只能通过老鼠来传播疫情，他首次发现这一次有所不同，疾病是通过呼吸道在人类之间直接传染的，因此定名为“肺鼠疫”，并采用将病人严格隔离开来的办法，结果在不到四个月内，就彻底消灭了这场百年不遇的烈性传染病，得到世界医学界的高度认可，1911年的世界（时称“万国”）医学大会也因此是在中国召开的。梁启超作这样的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参见王哲《国士无双伍联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近百年后，2003年“非典”防疫所采用的隔离方法，也不过是当年方法的翻版而已。 但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或“理工科”）的情况。中国在这一领域实在落后得太多，被“无限放大”后，摧毁了国人的自信心，误以为我们在所有领域都是落后的、不值一提的，以至于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一切成果，“全盘西化”。凡是中国固有的，大抵被“妖魔化”，弃之如敝履；凡是西洋来的，肯定都是好东西。其结果是大大扭曲了国人的思想观念。例如，今人一听“八股文”就会摇头，实际上却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八股文，少有人知道它在测验应试者的智商和创意上所起的妙用，少有人知道“八股取士”远比科举晚期的“策论取士”结果更可靠，也少有人知道西方文官制度直接受益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这都是当年“妖魔化”的后果。于今更甚，一百年来的潜移默化，使当代中国人已经形成在前人和洋人面前都“抬不起头”的心态。一提起前人，就是当年“大师如云”，今人如何不行；一提起洋人，就是西方有多先进，我们如何落后云云。 其实，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环境和活法，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只有五百人，现在的北大校长管多少人？未必就差到全然不可比。今人的毛病，前人其实也未能免俗，蔡元培为聘请陈独秀当文科学长，也曾信口编造陈的留学与任职履历，陈独秀居然是北京八大胡同的常客，只是“距离产生美”，现代人淡忘了而已。至于当年为什么“大师如云”，一位文史专家认为，可能有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一是从清朝到民国的观念剧变，二是西方思想的大举引入，直接结果是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处于“占山为王”的草创时期，谁先进入这一领域，只要做出在方向、方法上没有大错的成果，当然都是奠基性的，都是“大师”，后来者肯定绕不过去，只能在此基础上推进了。所以，只是当时机会多，现在机会少而已，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科技发展，新的领域也会不断出现，今人也不是就全无机会了。 盲目崇洋也是不对的，会使我们连质疑的勇气都没有，学术界一旦有此心态，就只能唯唯喏喏地“跪着思考”，一窝蜂似地争相介绍和吹捧国外成果，跟在后面做些顺水推舟式的小研究，毫无份量，谈何原始创新性！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他主持下的北大，“长袍马褂”者和“西装革履”者为伍，互为同事，其实恰恰说明他“学术平等”的开放思想，他自己是前清进士，当然知道科举功名的含金量毫不逊色于西洋学位，此
陈世清：杨小凯超边际分析的局限性
陈世清：杨小凯超边际分析的局限性 ——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四） “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的区别：前者是对称分析，后者是线性分析；前者是价值分析，后者是价格分析。二者既不等同，也不等比，有时还会成反比；如我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遵循的就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概念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正好像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我们应该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随着人类经济实践的发展，我们也应该从“边际效率分析”中分离出“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的区别：前者是对称分析，后者是线性分析；前者是价值分析，后者是价格分析。二者既不等同，也不等比，有时还会成反比；如我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遵循的就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学校和老师的收入提高了，国家教育投入的压力减轻了，然而学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能力却降低了，国民创新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国民创新体系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目前“边际效率”、“边际效益”、“边际效用”是经济学界用得非常混乱的概念；有时通用，有时分别指生产和消费；分别指生产消费时，用法也不固定。但总体上都是指边际效率，即使是指消费效用也是最终还原到成本利润的边际分析。因此，现有的所有边际分析，包括“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用分析”，也包括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实质上都是“边际效率分析”。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经济学，价值为价格服务，价格就是价值，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效率就是效益，赚钱就是硬道理，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什么价值和价格、效益和效率的区别，所谓的边际效益分析和边际效率分析是一回事，边际效益分析归结为边际效率分析。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分析，就是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这里的“收益”是指利润，所以现在通行的边际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论，理论范式是价格经济学。所谓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是把效用、消费偏好、分工、产品的种类、厂商的数量、交易费用、经济规模、经济网络、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商业周期、城市的形成等全部纳入分析框架的边际分析方法。
杨小凯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杨小凯原籍中国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在湖南长沙长大。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他曾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4年于澳洲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5岁。 主要成就：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方法和理论提出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 代表作品：《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等重要事件：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小凯，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 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 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研究领域：
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 杨小凯 首先林毅夫指称，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下称《宪政》）一文认为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我们的文章并不讨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只是分析为什么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发生，在台湾地区、韩国发生（这两个地区小，对国际竞争压力敏感，没有中国那样的自我中心包袱），为什么在!"世纪#"年代的俄国发生（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已耗尽），而为什么不在清朝和当前的中国发生（还有技术模仿和工业化模仿的潜力，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的包袱太重，对国际竞争压力相对不敏感）。 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实行了政党自由、议会自由选举，以及不搞国有企业）。而日本二战中侵略中国及以后的问题，都与宪政改革不彻底，留下一些官商勾结，财阀制度有关。 我们并不同意林毅夫用资源和投资解释经济增长的投资和资源决定论。 最近的大量经验研究（$%&’()*+,-)*，.##/&，.##/0 ）已证明，经济发展绩效与投资率没有单调正关系。大量经验研究也证明，各国贸易模式只有大约 /"1与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一致（2’)3()’，.##/，.##4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这一演进是由交易效率决定，而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 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应该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究它的教训。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见得比中国今天的某些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第!卷第5期!""6年7月经济学（季刊）$%8-&9:,-,;8:<=&’>)’(?@,(A !，B ,A 5 +=(?，! !!!!!!!!!!!!!!!!!!!!!!!!!!!!!!!!!!!!!!!!!!!!!!""6
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答
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答 问：中国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答：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多只能持续三年。 畸形发展的房地产经济是导致中国经济大衰退甚至崩溃的“压顶泰山”。 中国目前的空置房达7000万套左右，能给近三亿人居住。未来十年即使一套房也不建，相对于城市化速度和人民购买力来说仍然供过于求。如果政府不继续支撑房地产，中国经济立马就会衰退，这对处于权力交接期的政府是难以承受的；继续支撑房地产又等于“饮鸠止渴”“抱薪救火”，造成的虚假泡沫效应至多只能持续三年，最终将因恶性通货膨胀难以为继，那时就是“崩溃式衰退”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除了房地产癌症外，“公共投资大跃进”则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另一推手，其效应甚至不在房地产之下。 不要小看恶性通货膨胀！当年大陆国民党并非败于战争，而是败于恶性通货膨胀！ 恶性通货膨胀和股灾不同，股灾只开罪部分户有余财生计没有危机的平民，恶性通货膨胀则开罪所有的平民大众！，包括基本生计有问题容易走向暴力革命的贫困阶层！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一步，主要是部分权力人物急功近利无视未来造成的。 2008年的那次经济衰退是属于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如果我们冷静地面对并接受衰退的现实，听任股市和房价的下跌，中国的经济结构就会在衰退压力下做出相应的调整，要不了三年经济就能回暖，五年后将步入下一个持续增长期。 可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远见和责任心，无视周期性波动的经济规律，居然用“大幅度公共投资”这种抱薪救火的方式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在公共投资领域制造“大跃进”高潮，以彰显“中国模式”的先进性。 “公共投资大跃进”不但推动通货膨胀车轮飞速向前，还使本来已超越人民容忍底线的官僚腐败和豆腐渣工程更上N层楼。很多公共工程沦为官僚鲸吞巨额公款的“洗钱工程”，巨额公共投资通过“豆腐渣工程洗礼”后转入贪官的外国银行帐户。 “铁路大跃进”造就了刘志军、张曙光和“动车追尾”，仅工程师张曙光就在瑞士银行存了28亿美元天价赃款！ 在公共工程“各路大跃进”的背景下，中国还有多少个刘志军没有浮出水面？稍微有点常识的中国人应该能够想象。 “公共投资大跃进”并没有拯救中国经济，相反把中国经济由“正常衰退”推向未来的“灾难性溃退”甚至“雪崩”。股市和房地产也由“下跌”走向未来的必然“崩溃”。
杨小凯北京演讲：后发劣势
杨小凯北京演讲：后发劣势 （附：讨论交流） （杨小凯为长沙著名造反派，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发劣势”，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之前，也就是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自大革命时期就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特权阶层，只有少数有钱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保护分权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上次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所以就形成了利益制衡。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中国有好多人还对此不甚理解。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跟我们国家是很像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政府反而会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等。这就象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可以不交税一样。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法国还有一点特别像中国，就是官商勾结。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东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坑蒙拐骗。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
中国向何处去(原文)
中国向何处去？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1968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咳藗兯枷氲膫鹘y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
杨小凯与保罗克鲁格曼解读
08国贸(商英)本付彬0811******* 杨小凯： 简介： 杨小凯，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简历： 1962年－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1968年至1978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 1979年出狱后，杨小凯于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 1980年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受经济学家邹至庄推荐，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 1990年杨小凯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3年杨小凯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1998年杨小凯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2000年1月，杨小凯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去世，享年56岁。 生平事迹： 1966年他升入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这时候杨小凯是一个忠诚的红卫兵。 1967年2月4日由于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被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监禁了两个月。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小凯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开始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何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何处 [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特”在何处呢？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前提与基础。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国自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之所以取得这样成绩的真正原因是建立了与众不同和切实有效的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充分显示了它的巨大优越性。本文从国情、实践和发展的角度，浅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从民族的复兴、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共同富裕三个视角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的“优势”。[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境遇着点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是邓小平在1981年7月18日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先生，即武侠小说家金庸时第一次提出来的。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开发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号召。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所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专有名称。由于提出这一概念的邓小平本人和中央各权威文献对“中国特色”的内涵系统论述不多。因此，多年来，有不少人对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常感困惑。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国情的特殊性”、“理论的特殊性”、“实践的特殊性”、“目标的特殊性”、“历史地位的特殊性”等五个方面。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那么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到底特在哪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基于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创造，不是对经典论述的照抄，也不是对他国道路的照搬，这是它的国情基础。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当初人们并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给出现成答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完美的。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靠自己去摸索。从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到提出寻求“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二、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来自实践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无法预料的。经过不懈的实践，我们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具有中国特色。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酝酿、形成、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完善发展，愈来愈显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第主义的理论光辉
杨小凯边际与超边际分析模型[1]
杨小凯边际与超边际分析模型 基本思想：经济全局均衡（这是杨一直强调的一般均衡的意义，这也是其坚持经济一定存在收敛的原因，从而也是其否定后发优势的理论基础，与林毅夫的争论是集中体现），局部不均衡（这是杨模型具备动力学的基本前提，其主要体现就是比较优势与比较价格的不对等）， 严格说来，杨的模型并没有突破新古典的框架，但是由于抓住了斯密的分工与市场的相互决定的观点，其在解释经济现象的能力是比较强的，特别是其解释宏观经济增长时候，将Kugman 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与Romer 的两部门扭曲导致创新资源的存在形式化有着突出意义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古典的微观与宏观的假设前提相冲突（资源有限论与资源无限论）的情况。 但是其数学要求是比较高的，跟着做的人并不是太多。 1)假设 1,同质性假设,无论对于任何行为主体,各产品的边际转换率在研究对象上分布相同,为β形式(同质性假设);可以展开异质的假设(i β). 2,总合的假设,效用采用紧致形式,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采用紧致形式表示效用,劳动力资源（即总量为1的假设）. 3,存在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采用交易效率k 表示,交易效率为外生参数可设定(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2)模型 1,约束目标: 研究对象的效用最大化,采用直积形式如下: 11,,,1,2,,(),1.j j j j d s i i i j n j n j j d i i j j j x x x j n x kx i MaxU ββ======+=∑∏ 或者改写为劳动力分工形式如下（规划的变量不同）: 1 1,,,1,2,,(),1.j j jd i i j ix j n j n j jd i i j j j x x l j n x kx i MaxU ββ======+=∑∏ 其中: j i x 为单位(国家或者个人) i 消费自我生产的产品j x 的数目, j d i x 为i 通过贸易购入 消费的产品j x 的数目. j ix l 为i 生产商品j x 的专业化水平，i 为国家或者个人标号，而j 为 产品标号。（注意：这里有个假设，对于不消费某种产品，并不会导致整体效用为0，因为处理这种情况是采用缩小产品集合的作法，而不是直接加入一个为0的乘子）。. 2,约束条件: 约束1,.产出约束: 生产者-消费者复合体的生产函数为: ,1,2,,j j j p j js i i i ix ix x x x a l j n ≡+==
中国向何处去：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中国向何处去：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民族总是处于不同的历史方位。只有对这一历史方位有了正确地认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从而实现人的自觉。纵观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历程，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主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致经历了六大历史抉择。 一是鸦片战争后的警醒与困惑。 1840年，外夷小邦不列颠帝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同时也惊醒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随着列强的进一步入侵，昔日帝国的辉煌与当下战事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鲜明地刺激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期，一些先进的仁人志士已经开眼看世界，开始以一种新奇、开放的眼光来思考这个问题。林则徐早在虎门销烟之前就开始关注“夷务”，后来还编译了《四洲志》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更是鲜明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不仅详尽介绍了世界其他各国之书，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而且突破了“夷夏大防”，可以说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明确地回答。19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以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一些清政府大员将魏源的主张付诸行动，开启了“洋务救国”的帷幕。洋务运动坚持“中体西用”，即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仍然坚持传统的主导地位，在器物层面大力发展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其对当时世界大势及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缺乏一个深刻全面的认识，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找到中国的出路。其最后失败的结局，也和这种认识的不足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二是甲午中日海战之后的迷茫与探索。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甲午海战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再次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再次促使中国人思考“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这个问题。 在这之前，尽管中国也经常打败仗，也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那都是败在异质文明下，且国人还对洋务救国寄予厚望。但是这次不同，泱泱的东方大国竟然败给了一个长期受自己影响的藩属小国。强烈的反差既让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更让中国人在情感上无法忍受。更为重要的是甲午海战从实践上宣告了“洋务救国”的破产，求变也再次成为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正所谓“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梁启超语）。可以说，“变”已经关系到民族的存亡问题，只有变才有出路，也只有变才是出路。 问题是，怎么变？洋务运动已经破产，而甲午海战的惨败也深深地教训了中国人。只有变更政治制度，才能救国，才能保种、保教。1898年1月，曾经发动“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在第五次上光绪皇帝的书中提出了变法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1898年6月，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政治变革推向实践，史称戊戌变法。然而，维新派的变法实践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康、梁流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光绪皇帝被软禁，变法也被迫中止。 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也是一次面对复杂时局的地主阶级的内部调整。变法的失败否定了在中国进行自上而下变革的可行性，客观上呼唤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
有限理性(杨小凯)
有限理性 杨小凯 澳洲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自从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 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但是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个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 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这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象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
近代中国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近代中国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近代中国面临西潮冲击，很多中国读书人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然而他们寻求经验教训或思想资源的方向不再是回头看，而是眼光向外，透过东瀛而面向西方。说得宽泛点，就是今日所谓面向世界。这样一种从纵向到横向的眼光转移，是一个至少以千年计的根本性大变，且仍在进行之中。 一般而言，在变化急剧的时代，人们倾向于反思自我，文化认同的意义也因此而彰显。今日似即类此，国人的往昔和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正成为社会关注的一项中心议题。钱穆曾提出，世衰则史学盛，因为世道出了问题，前行无路，往往会回头看看过去。中国近代亦一衰世，而史学仅曾有短暂的提升，整体却不能说有多么兴盛。除学术倾向和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人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巨变。 近代中国是开始走向世界
集权专制的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实现中国的现代。 辛亥革命，彻底结束了集权专制的中国封建制度，中国开始走向共和，逐渐融入世界. 抗日战争，中国(中华民国）积极抗日，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以正义与胜利赢得全世界的尊重，战后，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正式融入世界。 1949年后，一夜又回到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盲目自大，闭关自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决策，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其走向世界，同时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时期。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杨小凯教授简介
杨小凯教授简介 2004年7月7日，北京时间7时49分，在与晚期肺癌抗争了三年后，一个传奇人物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卓越的一生。他就是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之一的杨小凯。 去世前，杨小凯的学术职位包括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经济发展与分工》、《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等。 作为一个内地长大的华人学者，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有关分工中「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他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试图“消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纳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杨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审稿人评论为：“这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也是世上仅有的几个有能力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在整个经济学面临剧变的时代，他处于这个剧变的最活跃部分。”休克疗法设计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在他为杨小凯所著《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所作的序言里(题为《杨小凯的贡献》)，表示，“作为序言的作者，还有杨小凯一直以来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是我的幸运。” 杨小凯早年历经坎坷，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读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当时年仅14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杨小凯在狱中十年自学高中和大学英语及数理等课程。1978出狱后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后来被美国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挑选，赴美留学，于198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并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后来移民澳大利亚发展。 引自《杨小凯教授纪念馆》 维基百科注释：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基督徒。 杨小凯原籍中国吉林省，在湖南长沙长大。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 简历 1962年－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