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抗癌患者在广州复大肿瘤医院的事迹

一位抗癌患者在广州复大肿瘤医院的事迹

2009年9月2日《健康报》第4版整版报道了著名电台主持人胡晓梅在抗癌救父路上心得和感言，现转载如下：

胡晓梅

1971年12月24日生于江西, 著名电台主持人、畅销书作者。1992年—2007年主持的电台节目《夜空不寂寞》在深圳保持了连续15年的最高收听率纪录，被誉为“中国南方的广播奇迹”。她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两项国内的行业最高大奖：全国主持人“金话筒”金奖、“全国首届十佳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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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清楚地记得，2008年4月的一天早上，接到电话说父亲患癌的那一刻，我正挤在电台人头攒动的电梯里，如五雷轰顶，眼前一阵发黑，伸手扶住了身边的人才站稳。脑子里即刻闪现的是好朋友小赵的父亲，被肝癌化疗折腾得只剩六十多斤。他是肠癌肝转移后，肛门切除，挂着粪袋每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无法进食，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每天最大的期盼是早晚两次家人把他抱上轮椅，推到门口抽一支烟。受尽折磨却无比顽强的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在努力抓住生的希望，对女儿说：“再做一次化疗吧，再来一次!我顶得住!”

从老人确诊到离世的两年时间，小赵和她的妈妈已经欲哭无泪。人生最痛莫过于此，眼睁睁地看着最亲的人被病魔摧残至死，心都碎了却无能为力，更无从安慰。这个极端痛苦的煎熬过程把小赵和她母亲也几乎击垮，无论从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我这个旁听者能给予的也只是倾听和同情。根本不能想象，这么恐怖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家庭!

在手足无措的时候，第一个赶到身边安慰我的，是小赵。我问她，治疗一定要那么痛苦吗?她说是，医院没有更好的办法。

怀着满心的焦虑和恐惧，可在父亲面前我们却要假装轻松，极力隐瞒，警觉的父亲小心翼翼地从我们的眼睛里寻找着蛛丝马迹。我们抱着侥幸四处奔波求助，但几乎所有的医生都下了同一个判决：原发性肝癌，晚期，多发，无法手术，只能介入化疗，最多撑四到六个月。

我开始晚晚从噩梦中尖叫惊醒，万般无奈之下，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广州复大肿瘤医院的徐克成院长。我记得多年前曾在电台节目中帮助他医院的两个肿瘤病人向社会募捐。我打电话向徐教授描述了父亲的症状，征询他的意见。当时正在国外讲学的徐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晓梅，无论你选择哪家医院，你记住，象你父亲这种情况，原有慢性肝病，肝功能不会好，一定不要轻易化疗。”

当时的我，非常困惑，当今医院对癌症的治疗，除了手术切除，就是化疗、放疗。手术不能做，化放疗不能选，那还能做什么?!

虽然充满困惑，但我相信他说的话。记得10多年前，他曾经同样语重心长地在我的电台直播节目里告诫广大听众不要相信什么能使大小三阳转阴的“基因疗法”，说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为此他走出电台大门就遭人围攻恐吓：“徐教授，我们知道你说的是科学。但你不要挡人财路，小心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这样一个说实话的医生，在他60岁的时候出来创办医院，是缘于十几年前，一位他非常敬重的领导和专家，在因癌症而死亡前，建议他办一所医院，“好好做人，好好为病人做事”;更是因为心愿未了——1970年，在他还是中国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一名年轻的内科医生时，他的母亲患肝癌去世，丧母之痛促使他走上癌症研究之路。他本人也曾是一位癌症患者。作为患者兼医者，我相信他因为切身体会，定然更能了解病人和家属的感受和需求。

我等待着徐教授回国，郑重地将父亲交给他。身边的亲朋好友纷纷质疑我的决定，为什么要选择一家规模不大的医院?

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在无法手术，没做化放疗的情况下，父亲从悬崖上被拉了回来，不仅远远超越了当初医生所判决的时间，并且面色红润、劲头十足地生活着，肝肿瘤标志甲胎蛋白降至正常，他老人家上午公园吹笛，下午会所打球，周末钓鱼打牌，几乎没人相信他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其实，父亲肝脏上的肿瘤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被有效地抑制了，不影响日常生活。而这正是徐教授强调“以人为本”“带瘤生存”的治疗思路。

在这惊心动魄的抗癌之路上，作为患者家属，我深切地了解到，抗癌是一场持久战，不是肿瘤存在就万念俱灰，也不是肿瘤消失就万事大吉。傅彪、罗京、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弟弟郭台成，都曾采用了昂贵的药物和技术，但“最新科技”却却无法阻止癌症的复发和转移，拯救他们的生命。而对于癌症病人来说，希求的是生命的延长和保持常人的生活质量。

相形之下，我家是多么幸运，除了一次介入、一次冷冻，父亲就只用“复合免疫疗法”有效地控制着病情。痛苦小，费用低，并且不用长期住院，每念及此，母亲都忍不住对我说：“晓梅，这真是你的福报啊。你十几年在电台节目里帮助别人，现在回报在你爸爸身上。”我知道母亲是在用这种“唯心”的方式表达心中几乎不能置信的喜悦，我更知道的是，这一切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医德和医术同样超群的医生。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也作为一个幸运的患者家属，我采访了徐克成教授，记录下这位孜孜不倦战斗了近50年的医生的抗癌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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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梅(以下简称胡)：徐教授，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为什么当初您不建议我为父亲选择化放疗?

徐克成(以下简称徐)：首先我要说明，不主张你父亲化疗，不等于我反对化疗。化疗对有些肿瘤有很好疗效，而且是首选，例如淋巴瘤、睾丸癌、绒毛膜上皮癌等。但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的化疗和过度治疗。跟你说件事吧。有一位“大家”生了肺癌，发现时就有骨转移和脑转移。“大家”找“大家”专家治疗。她接受了各种方案的化疗。半年后，肿瘤几乎没有改变。丈夫是她同学，恩爱无比。无奈之下，住到我院。我看了病人，面色苍白，卧床不起，查了免疫细胞，全部低于正常。她丈夫问我能否再用什么特殊药物?我说：她的免疫功能已被摧毁，现在要千方百计提高免疫力;任何一种轻微感染均足以致命。果然，1周后发生感冒，第二天肺炎，第三天肺功能衰竭，迅速转往最好的专治肺疾病的医院。几天后我去外面开会，她丈夫来电话：他夫人希望死在我院。我问为什么?当时我院新大楼尚未启用。她丈夫说：她是研究哲学的。原来治病也有哲学。他说：“你是第一个让她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我在2006年底，曾经在医院召开一次医患大会，一些生存了5年或5年以上的中晚期癌症病人讲述了自己“死去活来”的经历之后，一位中年人走上讲台，说：“我是XX医院的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我很惭愧，因为在我院，病人入了院，不管是否适合，就给化疗、化疗、一直化疗到死……”。然后，又有一位年龄稍大的医生上台说：“我是XX大学附属XX医院放疗科主任。病人入了我们科，就是放疗。即使不合适的病人，也是放疗，因为这是我们的正规武器，是合法的治疗，至于病人能否生存下去，我们医生只能管'病'不能管'命'。” 听了今天这些病人的讲话，我深深体会到，医生要有良心。”

胡：你不主张我父亲化疗。你本人也没有化疗。是不是化疗就不能用于肝癌?

徐：肝癌细胞对化疗药不敏感;与其他器官不同，肝细胞具有再生能力。刺激肝细胞再生的主要因素是肝细胞坏死。化疗药会引起肝细胞坏死，因此不仅不能杀灭肝癌细胞，反而可促进肝癌发展。另外，你爸爸的肝癌发生在原有肝病的基础上，肝本来有损害，化疗后会促发肝衰竭。因此，我们的治疗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这就是“个体化治疗”，“量身定做”。

胡：我父亲的肝癌是多发性，两叶肝均有。医院给我父亲做了一次微创冷冻手术。你院在这方面从治疗例数看，世界领先。这个技术起多大作用?

徐：这是一种“氩氦刀”冷冻技术。上世纪末再美国发明后，除前列腺外，最早就是应用于肝癌。肝癌早期无特殊症状，一旦发现，绝大部分已非“小肝癌”，不能手术切除。如何治疗这些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一直是医学界探讨的课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首先批准应用“氩氦刀”冷冻技术。我是在2000年从美国引进了氩氦刀，迄今已治疗近5000例。除治疗肝癌，也用它来治疗肺癌、胰腺癌等其他癌症，尤其对巨大的多发性肝癌、中央型肺癌和局部进展性胰腺癌，效果相对较好，让一些不能手术切除的肿瘤获得治疗甚至根治机会，对病人的侵袭却比手术小得多。冷冻治疗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去除肿瘤组织，减少瘤负荷，另一方面可激发抗肿瘤免疫。冷冻免疫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已证明，肿瘤细胞冷冻后，留在原处，原先隐蔽的肿瘤抗原被激发及暴露，细胞表面抗原发生质和量的变化，细胞膜蛋白浓度增加并均质化，从而增加抗原决定簇的浓度和利用度，促发体内产生抗肿瘤性抗体，诱发淋巴细胞杀灭肿瘤细胞。对你父亲，我们用冷冻去除了肝上三个较大的肿瘤，目的在于消灭“主力”，让冷冻激发的免疫去消灭其他小的肿瘤，至少让这些“小瘤”的癌细胞“休眠”。

胡：你给我父亲用了“复合免疫治疗”，是不是就是为了让那些“小瘤”“休眠”?据我所知，免疫治疗的方法很多，你的复合免疫有什么特点?

徐：癌细胞虽然由正常细胞变来，但与正常细胞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遗传学不稳定性。癌细胞复制时，不能像正常细胞那样将其遗传信息完美无缺的复制到下一代细胞，复制到后代的细胞常常改变，进而导致肿瘤细胞行为发生显著变化，分化出难以计数的不同细胞的混合体。因此，仅针对某一类型癌细胞或癌细胞上某一靶点的药物，显然不能消灭所有癌细胞。

针对癌细胞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显然用单一种方法不能将其消灭，就是说，要“千军万马”，“机动灵活”，这个过程不能单靠体外输入，必须由人体自身完成。这就是通常说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采用非特异性免疫刺激剂，不是代替人体免疫，而是“动员”“激发”人体免疫，尤其是先天性免疫。复合免疫是采用多种疫苗成药，激活不同种类免疫细胞，消灭不同类型癌细胞，从而产生相加或协同的作用。

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不少癌症患者长期“带瘤生存”，即虽有癌肿存在，但患者可健康地生存几年乃至数年。业已证实，癌细胞可长期停留在血液、淋巴结、骨髓和腹腔内，处于“休眠”(dormancy)状态。不仅血液肿瘤如淋巴瘤、白血病如此，实体肿瘤如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胰腺癌、黑色素瘤、非小细胞性肺癌、软组织肉瘤等，都观察到肿瘤细胞的“休眠”。机体的免疫功能在“强迫”癌细胞处于休眠状态中起重要作用。你父亲的肝癌就是处于“休眠”状态。

胡：徐教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原本医院对患者实行手术、放疗或化疗，目的是为了治愈该患者，消灭肿瘤只是治愈该患者的手段，可是结果却常常为了消灭肿瘤而把患者这个“人”也一起消灭掉了。您的意思是，只要能让患者好好活下去，癌细胞并非一定要斩尽杀绝。

徐：是的，我们对你父亲的治疗就是这样。他的肿瘤没有完全消失，但一年多来只有消退没有进展，是他的免疫系统抑制了肿瘤的生长。他的AFP一点点下降，直到正常，说明癌细胞已不发挥功能了。他如常地生活着，这是最重要的，比癌细胞消失更重要。免疫疗法的目的，就是允许患者和肿瘤长期共生，不只是设法消灭它。

胡：我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有癌细胞，只要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够强大，它们就无法作乱。所以我理解，过度化疗毒杀了癌细胞，但也同时毒杀了人体的好细胞，这就象是拆除了人体的所有防火墙，只要尚存少量的癌细胞火种，火势就会迅速全面蔓延。这也就是为什么患者往往一边化疗，一边转移。而免疫疗法刚好相反，它不断提升人体的免疫力，不断增添保护屏障，通过强大自体的免疫系统来监管和控制癌细胞，令其长期休眠。

徐：化疗和免疫各有其责，从本身的作用来说，是对立的。医生的技巧在于如何恰到好处的应用。摈弃“战争”模式，争取“和平共处”，这是癌症治疗的一个新观念。全世界抗癌大战打了30几年，投入癌症经费2000亿美元，发表论文156万篇，研制的化疗药和分子靶向药物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批准，投放了市场。癌症患者的生存期是比过去延长了，但这种延长是以月而不是以年计的。美国西雅图癌症研究中心指出，如果把肺癌、肠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等几大癌症按确诊的不同阶段，即按癌细胞是否扩散和扩散程度分析，那33年来中晚期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几乎没有变化。2004年3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们输掉这场抗癌之战”，认为当前存在一种有问题的“癌症文化”，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驱动下，成千上万的医生和科学家都在寻求癌症治疗的点滴改进，却不是追求真正的突破;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各自为战，重复研究而不是合作，把学术成果和论文的发表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可以说，癌症治疗正在陷入一种奇怪的逻辑。第一，明知常规治疗对某种癌症无效，但有些医生仍毫不留情地为病人实施，而对这种治疗能否给病人带来实际益处，是否会让病人“人财两空”，就很少考虑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常规，是“合法”的治疗;第二，将肿瘤缩小看来是治疗产生效果的主要依据，一旦肿瘤缩小了，就认为“成功”，尽管病人不久死去，成果也被写成论文，在权威杂志上发表;第三，医生或病人，特别是医生，追求新、贵、奇的药物治疗，虽然这些药物比低价的“老”药物或“母药”可能仅使病人延长1-2

个月的中位生存期，但他们宁愿花费比后者贵数倍乃至数十倍的价格，孤注一掷;第四，医生，也可能有病人，过于迷信世界上权威的机构和会议，而对能使病人生命延长的方法，如果不是出自权威机构，则不屑一顾，认为是“偶然”的结果，无学术价值。在他们眼里，学术的权威高于人的生命价值。癌症治疗现在陷入了“肿瘤-化疗—放疗—死亡”的怪圈。

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肿瘤医学界和学术界必须联合作战，用新的思维、新的观念研究癌细胞的毁灭。正如被公认为癌症研究教父的西德尼法伯医生所说：“我们不能等待对癌症的透彻理解。癌症病人不能等待。我们没有必要追求在基础研究领域所有问题都获得圆满的答案。人类医学史上有很多案例，往在获得成功疗法以后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理解其机制，比如牛痘、洋地黄、阿司匹林都是如此。”

我们现在是将冷冻作为主要的局部治疗手段，再结合多种免疫治疗技术，作为癌肿治疗的主要策略，从而达到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相辅相成的效果，强调“以人为本”，维持和强化免疫功能，令患者长期带瘤生存。也就是说，面对一位肿瘤病人时，医生不能只看到肿瘤，而要看到一个患者整体，不能只看到“病”，而要看到“命”。在给患者治疗时，不能仅着眼于肿瘤的缩小和消失，更要认识到癌症是全身性疾病，既要局部消灭癌肿，至少减少瘤负荷量，同时更重要的是，使病人获得临床受益(生活质量改善)和生存受益(延长无进展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真正做到世界卫生组织所宣称的，癌症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病。

胡：我父亲正是这一治疗方法的受益者。我很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患者有这样的效果?

徐：我举几个例子。08年6月份，丹麦最大的日报以两整版报道了一位胰腺癌患者Gurlin在我们医院的治疗经历，同时丹麦最大的电视台TV2 也对Gurlin在我们医院的治疗做了跟踪报道。媒体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Gurlin患的是胰腺癌，像她这样伴肝转移者属第四期，中位生存期2.8个月。当时Gurlin的女儿查阅了世界文献，发现对她母亲这样的胰腺癌，除了化疗还是化疗，生存期最长就是三到六个月。最终通过网络搜寻资料，Gurlin选择了中国的复大肿瘤医院，接受了冷冻和免疫治疗。08年10月15日，Gurlin 回到丹麦医院接受复查，PET-CT报告的结论是：未发现任何癌肿存在证据。今年3月份回到我院复查PET-CT，也是“无癌症症状”。胡：据我所知，胰腺癌被称为癌王之王，能手术切除不超过5%，即使切除，能生存一年者不超过20%。你们用冷冻-免疫治疗的胰腺癌患者生存期多长?

徐：中位生存期20个月。最长已生存52个月。

胡：徐教授，很欣佩你。使我感动的还有一位和我父亲几乎同时接受免疫治疗的林奶奶，89岁了，肺癌晚期，大量的胸水，冷冻消除瘤负荷，再注射疫苗几个月后，被女儿林小姐接回香港复查，香港的医生看着CT摇头说：“大陆的医生搞错了，你母亲根本没得癌症!”因为CT上未发现癌肿存在证据。今年她的女儿在深圳隆重的为她做了90大寿。

胡：听说你们对腹腔脂肪肉瘤治疗很有特色，治好了我国一位“大家”。

徐：不能说是“治好”，只能讲控制。腹腔脂肪肉瘤治疗的困难在于其复发。有人说第一次手术后尚未拆线，就要准备开第二刀了。我们治疗了21例腹腔脂肪肉瘤，最长已3年未有大的复发。今年初我们治疗一位“大家”，压力很大。切除了肿瘤数公斤虽然是成绩，但更重要的是术后复发。谢谢老天，5个月了，未

复发。有位领导来看他，对我说：你们创造了奇迹。我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时间尚早。如果再有5个月不复发，可能就是奇迹了，因为文献中象他那样的巨大肉瘤，最长无复发间期仅6个月。不知病人和我们有无这样的运气?

胡：从以上的谈话，我想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本”。如何真正做到呢?

徐：要在医疗中实施以人为本，并非易事。几年前，我到西方一发达国家访问，在一所很先进的肿瘤医院，巧遇一位天津移民。他患直肠癌，1年前手术，3个月前复发。他赶紧“投资移民”来到这个国家，希望挽救生命。他在门诊接受化疗，每天一次。看到我，虽不相识，但是“家乡人”，千求万求要我陪他化疗半天。没有床，坐在椅子上。护士给他挂上针，就离开了。他肛门部阵阵疼痛，按电钮，护士来了，说将为他电话找疼痛科医生;他胃口不好，护士说：给他预约营养科医生;白细胞低，护士说：预约3天后去血液病门诊……。看到老乡那因为疼痛的痛苦样子，我一阵阵心痛。老乡拉着我的手，要我接纳他到广州住院。回国后一周，老乡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已不能起身了。晓梅，你说这样看病能“以人为本”吗?所以我说，以人为本是体制、服务和技术的结合。

胡：我在你院看到很多白人，来自欧洲。他们是不是奔着“以人为本”而来?

徐：正是如此。去年有一百几十名白人来住院，都是一些被认为不能治疗生命不会超过几个月的癌症患者。但虽然病人欢迎我们，那些国家医生却非议我们。他们说，你们的治疗没有循证医学证据;你们为什么不设安慰剂对照;你们几种方法一起用不行，要分开一样一样试验……。去年底，我访问那个国家一所肿瘤中心。刚坐下，一位教授一边拿出他的论文list，一边问我“治愈”(cure)了多少他们国家的病人。我说：“治愈”是你们媒体说的，我们仅是“改善”。他问：你们治的病人最后还是死，有必要去你们国家吗?我说：人总要死的，问题是什么时间死。我打开电脑让他看一张CT片。那是曾在他们医院治疗的胰腺癌病人，胰腺头体部肿瘤7.5厘米大。这位教授一看是他们医院的CT，马上问：病人在哪里?还活着吗?我说：“她已活了近一年了。她现在就在你院门外等我。昨天在你院查了PET-CT，肿瘤缩小了70%。”教授愕然，因为正是他们医院一年前告诉病人治疗“nothing”了。

晓梅，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西方国家的人权是什么含义。

胡：几年来，中央电视台曾对你院作过近20次专题报道。新华社为你院发过2次特稿和1次“内参”，人民日报发过3篇整版报道。07年复大救治了湖南郴州面长“超级巨瘤”的患者黄春才，仅第一次手术切下的肿瘤即重达12公斤半。手术当日中央电视台即在“午间新闻”作了报道，国内外数十家媒体包括路透社、美联社都作了报道，当时路透社报道的题目是“对肿瘤的突破性手术”。在2008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日本低温医学35届年会上，您报告的胰腺癌冷冻治疗的论文，获大会颁发的唯一金奖。您是该会创建35年来，唯一获此殊荣的非日本亚洲人。中央电视台《科技人生》栏目主要通常采访院士级专家，您是以非院士身份接受采访的极少数专家之一。应该说，您和您率领的团队，成就早已有目共睹。为何您今天仍要以近七十岁的高龄战斗在第一线?

徐：有一部美国电影叫“生命如屋”(life as a house)，讲的是一个癌症患者在他生命的最后4个月，以疯狂的热情拆毁和重建了他的房子，将他的生命保存在他的屋中。我已走上人生的最后一程了，我深深感到许多事还没有做，许多事没有做好，许多事想做而力不从心。我希望为他人、为社会做更多的事，做好更多的事，以填充我的生命之屋，那是我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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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成教授的儿子徐宏汇，不知为何从小立志不当医生。有一次他笑谈往事，对我说：“念书时逃避学医，是因为看见父亲太苦，不是在医院看病，就是在案前写书，永远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小时侯我对自己说以后绝不当这样的人，不要过这样的日子。长大后我才发现，原来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像父亲这样……”

就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的医生，四十多年来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却为无数病人争取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天伦。记得有一次闲聊时他随口说：“我现在希望能多帮几个身边的人，想好友们能都多活些年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位仁心仁术的老人，不断追赶时间的脚步，却也不免会感慨时间的易逝。他身体力行履行着医生最神圣的职责，赋予了医者最崇高的定义，他的生命小屋里早已满是感恩之心——“晓梅姐，昨晚爸爸的主治医生王博士发短信，说爸爸周一化验的甲胎蛋白结果是4!我们不敢相信，反复向他核实。真是上天的眷顾，遇到徐院长。这样的成果太令人振奋，虽然防复发的路途还遥远，但我们彼此作伴，还有叔叔和院长作榜样，我的心很踏实。”(凤凰卫视李贞贞) “晓梅，你好。我父亲在徐教授医院才住五天，半年多来不能平躺，不能睡觉，老发烧，5天内都得到了解决，他好开心，一个人在房间唱歌，晚上一觉睡到天亮了。谢谢你和我分享你父亲走过的路!”“晓梅，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父亲今天要东西吃了，以前什么营养东西做尽他都不吃，只有我在跟前才勉强吃点，今天他竟然要吃鸡肉，我好开心!心里好感谢徐教授对他的关心!我父亲去复大之前，在当地住院的20多天里，医生看他发烧，咳血，就发抖，几个人就手忙脚乱，最终只得到一时的控制，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把他带回了家，3天后把他送到徐教授手里，几方面奇迹般地好了起来。我多开心!今天徐教授一下飞机就去看他，非常感激，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好!”(韶关小唐)

后记

自从父亲患病以来，我身不由己地踏进了癌症患者的生活圈，日渐接触到愈来愈多的病友和家属。我看到了疾病带给每一个家庭无比深重的苦难，看到了每一个生命以惊人的求生意志苦苦挣扎在生死的边缘，看尽了人世间的恐惧、希望、泪水和重生的喜悦，也看清了被病魔所侵蚀和扭曲的触目惊心的人性。我和那些素昧平生的“战友们”彼此安慰打气、也相互分担照应，“同是天涯沦落人”，情义的支撑尤为珍贵!而分别，是这个团体最不愿面对的事——每当送走一个战斗到最后的勇士，每个人都心中悲戚，感觉到切肤之痛。有时我在家中神情凝重，我先生就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叹一口气对我说：“如果承受不了，就不要接触太多。”

是的，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体验——既希望看到战胜病魔的英雄，他们的希望就是我父亲的希望;又害怕看见倒下的战友，他们的离去会让我们的希望也变得遥远。这人生难以承受之重，徐教授已经体会了太多年：“我是一个医生。从医46年，目睹许多病人因为病情太重或迄今尚无治疗手段，不幸去世。作为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死亡，似乎必须要有点“铁石心肠”。但奇怪的是，我近年来，心态有了很大改变，常常为癌症病人的不治而十分痛苦。有时凌晨三、四点醒来，就考虑医院里病人的事，如果有病人处于病危状态，这一夜就再也睡不着了。”就这样在痛苦和希望的两极摆荡，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心志和毅力，才能继续顽强地上路?

徐克成教授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研究一种有效的无毒性的价廉的治疗疗法，可以普救老百姓，可以帮助那些濒临崩溃的家庭。中科院院士、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倪嘉缵陪着患癌的老伴，走了多年抗癌路程，深深体会到抗癌的艰辛，说：“我们这样的人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在亲身感受了徐教授的治疗策略和实践后，在校领导支持下，近期深圳大学成立了创新药物研究所，他亲任所长，徐教授被聘为副所长兼客座教授，国内四位院士被聘为顾问。研究新的抗癌疫苗就此开始。在研究所成立大会上，倪院士和徐教授不约而同说出几乎同样的话：“我们也许看不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了，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年轻同道肯定会成功。”

癌症，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人类社会无情地蔓延，全世界每天超过2万人死于癌症，未来每3个人中就将有一个癌症患者。时间，对于徐教授这位近70岁的医生是多么地珍贵，那意味着有机会拯救更多的生命!

这位仁心仁术的医者，慷慨而无私，他赠予我的不仅有救父之恩，更有对于人生的教诲和启迪;他奉献给社会的生命之光，照亮了人们希冀着健康和幸福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