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

《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

1 我国古代一脉相承的英雄观

说起英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器宇轩昂，顶天立地且有勇有谋的人，比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抗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的霍去病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的传统。之所以崇拜英雄，源于原始社会古人对天灾人祸的难以预见、对大自然神力的畏惧敬仰以及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所引起的，他们急需有具备超人智慧、天生神力的神或半神来带领他们生存下去，因此在潜意识中产生了最原始的英雄崇拜思想，意图通过塑造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来动员和激励集体学习和崇拜这一人物，以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比如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伏羲造八卦等，它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是时代发展特定的产物和时代精神的人格体现，符合这一时期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我认为古人的英雄崇拜是英雄一词产生和发展的雏形。

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发展，英雄的队伍得以不断壮大，但英雄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直到西汉末年班彪《王命论》和方望《辞谢隗嚣书》才开始出现了“英雄”概念。但从史料看来，这时期的英雄仅在能力方面高人一等，其他与常人并无不同，社会地位也无高下之分，甚至连“英雄”二字的使用都极少出现，仅在班固《汉书·刑法志》中出现“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之语。英雄观真正形成和发展是在汉末三国时期，王粲(177—217)编著《英雄记》，刘劭(180—245)《人物志》专节讲述英雄，首次明确地给英雄下了定义。《英雄记》客观记录了曹操、袁绍、董卓等人的生平和事迹，对人物的善恶好坏同时记载在册。刘劭《人物志·英雄》中认为英雄须具备“聪、明、胆、力”四要素，即“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力能过人。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他认为英和雄是有区别的，有谋略且能决断的人为英；有胆略且武艺过人的为之雄。只有聪明胆力兼备之人，才可称之为英雄。并举了刘邦和项羽为例，首次给中国的英雄观念下了明确的定义。而通过三国时代人物的对话和故事，我们也能了解英雄概念的发展确实与三国时代的人物有密切联系，比如曹操和刘备的“煮酒论英雄”就当时各方诸侯是否为天下英雄展开讨论；诸葛亮《隆中对》称刘备“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等，可见英雄观念成形于三国时代并无大的争议。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中指出：“英雄之名，起于灵帝时黄巾农民战争，郡太守与刺史制度已为宦官及其爪牙所败坏，地方政治紊乱不可收拾，军政大权落于州牧之手，凡能匡扶汉室，安定天下，文能经邦，武能拨乱的人，便可以称为英雄”。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乱世三国，立志匡扶汉室的刘备、文

武兼备的曹操具备以上特点，无愧于英雄的称号，而当时人才辈出，有以上志向和能力的能臣不在少数，可见英雄观念的产生和推崇确实是大势所趋。而时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正是在陈寿的《三国志》和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演义小说，因此英雄观念也就在小说中更加鲜明地延续和发展下来了。

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它描述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次农民起义，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尽管它没有《三国演义》有演义历史的真实性，但书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观念，却是与《三国演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作家的原因。相传《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一样也是出自罗贯中之手，而经施耐庵整理和润色以出版，罗贯中著《水浒传》曾说：“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而施耐庵此人一生经历了元朝末年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又经历了激烈的农民起义。他对朝廷不满，所以弃官，同时又拒绝张士诚和朱元璋的徵召，隐居一生。他自己的行动，说明他是痛恶封建统治的。在《三国演义》中写英雄信手拈来的罗贯中和有特殊人生经历的施耐庵的笔下，《水浒传》的英雄气得以延续和发展是再正常不过了。其次是时代原因。北宋末年，皇帝昏庸，宦官当道，残杀忠良，民不聊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农民起义是必然结果。而起义要获得胜利就需要英雄的出现，这又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所以在《水浒传》中，竭力鼓吹反抗封建朝廷的统治，歌颂落草为寇的英雄，歌颂农民起义的胜利是全书的主题。得益于以上两个原因，因此英雄观念在《水浒传》中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的，体现了社会绝大部分人的价值取向。

可见在英雄观的形成和发展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和许多共性。在英雄的身上，都熔铸了民众百姓的理想人格、审美观点和道德标准。正因为两书主旨相同，故明人将其合刊，题为“英雄谱”。但两书所塑造和刻画的英雄又存在各自的特点，值得我们细细比较和品析。故下文将以英雄观为切入点，剖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书在这个母题上的异同点。

2《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英雄观的相同点

2.1“义”是英雄行为的第一准则

尚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侧重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还是侧重刻画和歌颂水浒英雄的《水浒传》，都高举义的大旗，竭力讴歌和赞美义之力量。在这两部书中，罗贯中和施耐庵都以义为中心标准，塑造了各类英雄形象。像刘备、宋江等的仁义之为，或是关羽、武松等的英雄之举，都在义的光环下被诠释得淋漓尽致。为了义，他们可以赴汤蹈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毫不夸张的

说，无论是驰骋沙场的武将还是稳坐中军的谋士，在英雄的心中，义气当先是毋容置疑的，义是行为的第一准则。

在《三国演义》中，无论身处哪个集团，无论出身和结局如何，只要心中义的旗帜仍屹立不倒，无论大义还是小义，都一律加以赞美。孔孟常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像一生秉持仁义做人的刘备，无疑就是仁义的化身。在当时那个寸土必争、弱肉强食的割据时代，刘备无论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无论力量多么渺小，哪怕身无立锥之地，也始终贯彻仁义凌驾于生命的做人原则。像第四十一回，刘备在与曹操的战斗中落败，准备弃樊城而逃。刘备当时心里挂念的是樊城几十万百姓如何生存的问题，最后决定百姓愿随者便一同过江，哪怕带着百姓行军缓慢，会带来杀身之祸，他也义无反顾。而后走投无路投刘表，刘表几度欲让荆州，甚至诸葛亮也欲让刘备接手荆州，可刘备就是不取荆州，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他与刘表是宗亲，有兄弟关系，因而他绝不在寄人篱下情况下做出不义之事。后来刘备入川，尽管刘璋无能，西蜀刘备若不取，也早晚会被张鲁和曹操等狼虎之辈夺走，可刘备念及刘璋与自己同为汉室宗亲，在部下都恳求其取西蜀时，也坚持不谋西蜀。难怪乎学者齐裕焜在《明代小说史》中写道：“刘备以仁义立国，”确实无愧于当时百姓心中最伟大的“仁君”。除了刘备的仁义，关羽的忠义也是《三国演义》的一绝。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写道：“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可见，在鲁迅先生看来，关羽就是忠义和义勇的化身。关羽为将为臣，确实都以义字当先。“降汉不降曹”体现了忠义之道；“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体现了兄弟情义；“华容释曹”表现了义不忘本；“义释黄忠”则是心心相惜的英雄情义。除此之外，其他集团的代表人物诸如孙策、周瑜、张辽等也都是以义为先的英雄人物。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吕布。众所周知，我们经常以“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来比喻万中挑一的优秀人才，吕布之勇世所罕见，有三国第一猛将之称，但为什么不能称为一代英雄呢？因为吕布不仅是猛将的代表，更是无情无义的代名词。陈寿在《三国志》中写道：“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是最客观的评价。他为物欲杀养父丁原，贪女色弑义父董卓，被张飞嘲讽为“三世家奴”；后又降袁术、效袁绍、从张邈、投刘备。既投了刘备却又偷袭徐州，背信弃义到了极致；后来被曹操击溃俘虏，部下张辽誓死不从，而他向曹操示好想投诚于曹操，而且还要刘备帮他说好话。曹操回顾刘备曰：“何如？”刘备答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曹操闻言，即杀之。吕布这样的猛将，向来唯才是用的曹操都不用，足以见吕布的不仁不义确实令人发指。可见不仁不义者，在封建社会是被人唾弃的，又怎么称为英雄呢？

《水浒传》的主旨也非常明确，以义一字来打造梁山聚义的一百单八个英雄好汉。无论是晁盖时期的“聚义厅”，还是宋江时期的“忠义堂”，“义”字始终

是最鲜明和坚定的存在。各路好汉在义字旗下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从“七星”梁山泊创业、三山聚义、白龙庙聚义再到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无不是为义所驱使。而上至三十六天罡，下至七十二地煞，也都是坚决地贯彻以义为第一准则行动的。比如宋江，宋江的仗义，天下人皆知，因而宋江有“及时雨”和“呼保义”的双重美誉。书里是这么写的：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简单的说，就是乐于助人，对别人推心置腹，以义行走江湖。为了兄弟他可以两肋插刀，甚至不惜得罪朝廷，私放晁盖等重犯六人。书中用了一首诗来赞扬宋江的仁义：“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难怪晁盖事后感叹：“宋江仁义，四海之内，名不虚传。结交了这个兄弟，也不枉了。”后来宋江上了梁山，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吸纳各方豪杰梁山结义，并带领着起义军杀贪官、斩污吏，败童贯，捉高俅，对梁山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在以替天行道为宗旨的梁山，也就难怪宋江虽无雄才大略，也无高强武艺，却毫无悬念地坐上第一把交椅了，靠的正是一个义字。

2.2 英雄气长，儿女情短

不同于西方骑士所崇尚的爱情至上思想，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重伦理关系的国家，有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传统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权、夫权至高无上，女性的地位只能被压制在最底层。而且自古有道：红颜祸水。中国历来有“女祸”之说，意指一旦迷恋于女色，就会招惹祸害，轻则祸己，重则亡国。作为封建社会民众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顶礼膜拜的英雄人物，自然要恪守忠君爱国、义不负心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很大程度是排斥女色和淡化家庭情感的。在这一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两书所极力推崇的英雄都是这方面的楷模。“大义为先，私情为后”成为了英雄们的共识。

在《三国演义》中，花尽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英雄鏖战、虎帐谈兵和权谋相争的画面，极少有关于英雄儿女私情的描写。我们常说的“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这句话似乎在三国世界里并不受待见，就连几个比较有名气的女人，如诸葛亮之妻黄氏、江东两大美女大小乔的描写也只是寥寥数笔而已，就算是真正花了笔墨所写的貂蝉，也只是被王允利用来行使“美人计”、使董卓与吕布反目，从而逼吕杀卓的棋子而已。后来董卓和吕布死后，貂蝉的故事也随即戛然而止，没有再进一步的描写。而关于貂蝉的描写，也并非是交代英雄爱情的故事，相反却是应了上文的“红颜祸水”一说。正是因为董卓贪图美色，才会被王允设计遭吕布杀害；因为吕布的好色，才会自成一方势力后，终日饮酒

作乐，只听貂蝉之言，不闻下属之谏，最终被曹操所俘，死于白门楼下。在三国世界中，因为念念不忘情色，所以董卓、吕布皆非英雄。真正的英雄，不能有丝毫的儿女态。他们在大战前，绝不可能被妻儿之情所羁绊。比如庞德。庞德要与关羽决一死战时，不带妻儿，只带了一口棺材。临走前对妻子说：“吾今为先锋，义当效死疆场。我若死，汝好生看养吾儿。吾儿有异相，长大必当与吾报仇也。”他妻子大哭不止，而庞德却是冷冷作别。他看重的不是恐怕再也见不得妻儿，而是要妻子照顾好孩子，日后好为他报仇。同样的，刘备也是一个只重义气，不讲儿女私情的典型例子。当初张飞失了徐州，丢了嫂子，悔恨难当，拔剑就要自刎。被刘备一把抱住，夺剑掷地说：“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从这番话可看出，妻子在刘备心中并无地位，妻子只是一件衣服，破了就补，丢了就再找，但手足缺一不可。张飞的地位无异于是远高于自己的妻子的。还有长坂坡一役，赵云冒死救回阿斗。可当刘备看见忠肝赤胆、浴血奋战的赵云险些因为救阿斗而丢了性命时，接过儿子就猛掷于地，说：“为汝这孺子，几损了一员大将！”尽管刘备此举多少有些收买人心的嫌疑，但要想到他当时仅有这一亲生骨肉，敢于做出这一举动，也多少可看到刘备确实看重赵云多过于阿斗。此外，赵云坚决不娶结拜兄弟赵范之嫂为妻，认为此举有悖伦理常情，甚至不惜与赵范翻脸；关羽身居曹营，坚决不与两位嫂嫂同屋共处，对于曹操所赠的美女毫不动心等事迹都说明了英雄在情欲方面的强大自制能力，尽管在现在看来未免有点“傻”，但在封建社会，这反而显示出了英雄本色。

“不谈爱情”可以说是《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的一大特色（王英和扈三娘例外）。梁山聚义的一百单八人，除却三对夫妻（分别是王英和扈三娘、张青和孙二娘以及孙立和顾大嫂），剩下的一百零二人，清一色全是男人，而且绝大部分没有家庭，没有妻子。他们心里只有哥们义气而没有爱情私欲，平日只惦记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却不知道讨个老婆生儿育女。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甚，几乎不屑于对好汉们的私人感情进行描写，而且书中贪图女色的人物必然都会被作者所嘲讽和鞭挞：比如小霸王周通，就曾经因为欲强娶刘太公的女儿而挨了鲁智深一顿好打；矮脚虎王英欲抢占刘高之妻为压寨夫人，而遭到宋江的批评：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贪美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可见，在宋江、鲁智深等深明大义的人看来，近女色绝非英雄所为。相反，不近女色的人物，往往就是书中竭力塑造和刻画的英雄，我们不妨看看梁山的领导阶层是如何看待女性问题的：晁盖平生“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得打熬筋骨”；宋江则“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从这三位头领来看，对女色都是持漠然的态度，上行下效，其他大小头领自然也是不近女色了。在作者看来，好汉一心不能二用。只有忽视女性，才能在替天行道的大

业中同仇敌忾，一旦分心于儿女私情，则会破坏男性的攻守同盟。比如第七十三回，李逵以为宋江强抢刘太公的女儿，气得手持双斧，砍倒杏黄大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撕得粉碎，甚至大骂他平生最为敬仰的宋江：“当初敬你是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正是酒色之徒！”连李逵这种目不识丁的莽汉都认为，重女色和英雄好汉的作为是相悖的，贪图情欲绝非英雄作为。因此作者出于塑造英雄行侠仗义的形象和替天行道的义举出发，就有意安排英雄远离女色了。

可见，无论是在《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中，“英雄本色”和“儿女情长”确实相互排斥，难以协调。正因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只能是“英雄气长，儿女情短”了。

2.3英雄的悲剧

自古英雄多悲剧。我国古代的英雄，或因为能力太强遭人妒忌杀害，或因为空有抱负能力不为人所用而郁郁而终，亦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衰亡。在大部分英雄的身上，都散发出一股浓厚的悲剧色彩，似乎都是英雄们的宿命。在这一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惊人的相似，在这两部书中，在竭力讴歌的英雄身上，都体现了一部有血有肉的血泪史。鲁迅先生曾说过：“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悲剧则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透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的命运是悲惨的，封建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灾难是深重的，同时了解到作者对命运悲剧的深刻思考。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与命运顽抗，逆天而行在古代封建社会被公认是愚蠢至极的做法，按理说“千古第一奇人”、“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应该深刻明白这个道理，但诸葛亮却偏偏不顺应天命而动，逆天而行，而这正是诸葛亮命运的悲剧所在。诸葛亮自出山相助刘备以来，接连战赤壁、袭荆州、伐西川、取汉中，势力不断拓展，乃至建立了蜀汉的基业。但荆州失陷和彝陵惨败后，蜀汉元气大伤，从这以后诸葛亮已经开始忧虑蜀国的命运，经常长吁短叹，眉头紧锁，难见往日的意气风发，他隐约也预见了日后的悲剧命运。此后的六出祁山，似乎已无关痛痒了，蜀汉劳师远征，劳民伤财；曹魏以逸待劳，国富民强。两国强弱明显，实力悬殊，但诸葛亮明知打不过，却仍坚持不可为而为之。坚持伐魏，这其实是时势的矛盾所引发的悲剧。当时蜀国内忧外患，内部矛盾重重，只有伐魏，才能凝聚民心。而即便不出祁山，曹魏也会进攻蜀汉。与此同时，诸葛亮知道自己身体每况愈下，此时不伐魏，日后自己不在，蜀汉的灭亡也是在所难免。所以他只能强打精神，六出祁山。一方面为了延迟蜀汉的灭亡，另一方面则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和兑现当年刘备托孤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在六出祁山过程中他自己也经常流露出强烈的死亡意识，在作战方面多次体现了命运的无常：如上方谷困司马，忽然天降暴雨；五丈原攘垦，主灯却意外为魏延所灭；首出祁山即有孟达之失，这之后张苞和关兴也英年早逝。在内政方面，

由于刘禅平庸无能，以致于大事小事诸葛亮都无事无巨细地张罗谋划，此乃身劳；明知忠言逆耳却又不得不谏，屡遭刘禅白眼，此乃心伤。最后终于导致自己积劳成疾，病死五丈原，寿五十四岁，中道丧亡。一个三国中最耀眼的人物却落得如此悲剧的结局，实在让人不得不叹。除了诸葛亮，三国中典型的悲剧英雄还有“忠不顾死，义不负心”、为了替兄弟关张报仇，起举国之兵最后惨败以致病亡的仁君刘备；作为降将，在诸葛亮死后仍坚持作战，但因蜀中没有根基和嫡系屡遭排挤的姜维；空有抱负却不得重用的猛将魏延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举例阐述了。

《水浒传》全书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逼上梁山”，另一个是“招安”。恰恰是因为这两个词，全书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悲剧色彩。其实，梁山众英雄好汉大多都不是主动上梁山聚义的，“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这是他们的内心真正的声音。他们上梁山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压迫，导致他们无法在各自的环境中继续生活，才不得已上梁山聚伙的。比如卢俊义、林冲、鲁智深、武松等，这里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林冲了。林冲本是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有一定社会地位。家庭美满，生活和谐。正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无奈祸从天降，高俅之子高衙内意欲霸占林冲的妻子，甚至在大庭广众下调戏她，林冲怒冲冲拳头举上去，一看是自己顶头上司高俅的儿子，“手先自软了”。这样厚实退让的性格使得他只能忍辱负重，不断的忍气吞声的结果是助长了罪恶的气焰。而后高俅设计使得林冲带刀误入白虎堂而背上罪名被发配沧州，林冲不仅官做不上反倒成了罪犯。接着高俅又买通押解欲取林冲性命，所幸有鲁智深相救逃过一死。野猪林没杀死林冲，高俅又使陆谦放火，欲烧死林冲。一再的压迫终于使林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当世英雄终于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坏人的嘴脸，他不再委曲求全，而选择了快意恩仇，杀了陆谦等三人后终于上了梁山。林冲从堂堂朝廷禁军教头沦为梁山草寇，可以说是从是一个“逼上梁山”的典型例子，是这一时期很多遭受社会压迫的英雄的缩影。如果说“逼上梁山”拉开了英雄悲剧的序幕，那“招安”则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招安”是宋江认为的梁山好汉最好的归宿，是梁山聚义的最终目的。只有招安，才能实现“报国安民”的理想，博个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正果。宋江的本意是好的，他确实在为兄弟们谋求最好的出路，但他没有清楚地了解和尊重其他人的意愿，也没有突破封建思想的桎梏，领悟忠义不能两全的道理。结果，在他几乎可说是一意孤行的决定下，带着梁山众弟兄走上招安之路。众人尽管认知有分歧，但仍不遗余力地表示支持。在与方腊周旋了十余战阵后，终于活捉了方腊，平定了江南叛乱。可在征方腊一役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死伤无数，最后仅剩二十七人！而存活下来的二十七人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阮小七只拿了个芝麻绿豆小官；宋江、卢俊义等人虽受朝封，却未能逃脱被迫致死的厄运；李逵随宋江而死；吴用，花荣最后也在梁山上吊身亡。如果说牺牲换来了胜利，那么牺牲

还是值得的，可问题是梁山标榜的“替天行道”，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没有触动过蔡京、高俅等大奸臣的半根汗毛，所谓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头来只化作一张空头支票，让人不胜唏嘘。招安的悲剧，既是梁山英雄好汉的悲剧，也是这一时期所有英雄的悲剧。

3《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英雄观的不同点

3.1 能力侧重点不同

金圣叹曾说过：“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前一句的意思是因为《水浒传》太多描写打打杀杀的画面，专以攻城破狱为能力，以打家劫舍为豪举。而青少年血气方刚，易于冲动，看了水浒怕会学习好汉打杀的一面，惹是生非，因此不适合看水浒。后一句指的是《三国演义》里面充斥着谋略博弈，而老年人已经已经有了丰富人生阅历，若还钻研三国，恐怕会更加老道，变得老奸巨猾。金圣叹的这句话尽管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所说的确实不假。在三国乱世，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是难以建功立业的，因此智谋是放在第一位的。而《水浒传》则是将好汉的行侠仗义和替天行道渲染到了极致，因为力当为第一重要的存在。

3.1.1三国英雄尚智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动荡的东汉乱世中，出场的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百，但真正有所作为并建功立业者却不多，比如曹操、刘备、司马懿等，在这些人身上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拥有智慧和谋略。而那些功败垂成者，则无一例外都些有勇无谋的人。曹操在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曾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者也。”我们知道，曹操正是这样的英雄。他曹操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纵观曹操的一生，他动员诸侯组成联盟伐董卓、擒吕布、灭袁绍、败马超，统一了中国北方。特别是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威震天下，尽显其智谋过人的一面。欲借献刀而行刺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梦中杀人等则淋漓尽致地展现其奸雄本色。尽管曹操玩弄权术，在“拥刘反曹”的《三国演义》中是作为反面的人物而存在，但他却无疑是刻画得最为丰满的形象。抛开曹操奸诈的外衣，曹操绝对可以称为一个名垂千古的英雄。说到智谋，决不能少了“智绝”的诸葛亮。诸葛亮才多智广，三国英雄无能能出其右。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未出隆中早谋定三分天下之计。一出山即大败曹军于新野，几凭一己之力令孙刘结为联盟，帮刘备取荆州，谋西蜀，为蜀汉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真的可能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典型代表。其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作战，轻描淡写间克敌制胜的睿智儒雅的英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除了曹操

和诸葛亮，三国中智谋过人的还有陈宫、郭嘉、贾诩、荀彧、周瑜、吕蒙、陆逊等等，都以自己出色的谋略为自己的君主出谋划策，取得了一番成就。相反，像有勇无谋的代表袁绍，曹操的评价一针见血：“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这样空有抱负而没有谋略，外强中干又决而不断的人，注定只能是三国历史长河的匆匆过客，纵然出身名门望族、位列三公，又有何用？可见，在尚智的三国中，智慧如同一张身份证，没有了它，到哪里都是行不通的。

3.1.2 水浒英雄尚力

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提到：“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认为侠客总是以武力触犯律例，其行为违背了封建法纪和社会统治秩序，是不可取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却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北宋末年，在奸臣当道、权钱勾结的背景下，受到欺压想要单靠报案申诉来讨回公理是一件痴心妄想的事，如果这种做法有效，也就不会有林冲被逼上梁山这样的事发生了。因此以武立世，声张正义是必要的手段。梁山好汉正是顺应这样的时势而生的，替天行道的大旗也是基于此而立的。天海藏《题水浒传序》就赞美梁山好汉“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而起伸之，囚困者斧而处之”。认为他们行侠仗义的做法，与“君子”无异。可见在《水浒传》中，要重新点燃重构理想政治秩序的火花，实现自身抱负，就必须以武犯禁，用正义的力量推倒旧的秩序，重铸道德的法纪。这样也就形成了《水浒传》尚力的特点。全书看下来，梁山英雄都是一些崇尚武力，凶狠斗勇的阳刚之人。就连以扈三娘为首的三位女性，也都练就一身本事，绝无半点阴柔之气，其言行举止与男性并无多大差异。而且梁山英雄做事大都光明磊落，敢作敢当，很少有像三国人物一样重谋略、玩心计，人前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比如武松，就是一个典型的武勇过人、尚力斗狠的人物。武松从二十三回出场到三十二回落幕，都是以武治暴的表现。他用一双嫉恶如仇的铁拳、除尽天下恶人。杀嫂祭兄、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单臂擒方腊等，极大地渲染了和突出英雄靠武力除暴安良的正义性。除了武松，鲁智深也是作者花大笔墨刻画的英雄。他看到金老汉父女被郑屠欺压，他就三拳打死郑关西；在桃花村，他痛打抢占民女的小霸王周通；在瓦官寺，杀死无恶不作的丘小乙和崔道成；看到高俅加害林冲，他愤怒不已，扬言要杀死高俅为林冲出气……除了武松和鲁智深，其他好汉这样路见不平，该出手就出手的打斗描写全书通篇可见，这大量的描写使得《水浒传》尚力的风格力透纸背，读起来让人不禁要拍手称快。

3.2 对英雄的审美观不同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描写刻画英雄方面可谓有

天壤之别。《三国演义》是站在史实的基础上加工写成的演义小说，却在有意在史实英雄的刻画上神话英雄，拔高英雄的形象；《水浒传》的英雄多为虚构，但作者却无意美化英雄，相反却多以狰狞粗犷的粗线条描绘英雄。

3.2.1 以正面描写刻画三国英雄

《三国演义》是一幅在东汉乱世中，群雄割据的局面下，各势力的英雄在中原逐鹿的历史舞台上展现风采、建功立业的历史画卷。为了进一步凸显他们的英雄气概，有必要对英雄美化，从正面突出英雄的雄壮美，使要讴歌和赞美的三国英雄成为人中之龙，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和《水浒传》中凶神恶煞的好汉不同的是，《三国演义》介绍英雄人物是毫不吝啬赞美之词的。比如刘备，小说里写他“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刘备貌美自不必说，更绝的是这种外貌正是帝王之相。所以小说借吴国老一语道破：“玄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还有关羽，他“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在这种正面烘托下，一个一手持刀，一手绰髯的关羽就威风凛凛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小说对武将的描写极少有像黑旋风李逵那样的粗犷凶恶，即便像张飞这样的大汉，也只是写道“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并不给人以狰狞之感。这是一类对君主、武将的描写，立意明显，是为了凸显他们的威严和神勇。还有一类是对谋臣、儒将的描写，也是从正面描写的，像诸葛亮，书里是这么写的：“身高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周瑜则是“资质风流，仪容秀丽”等等，此外像鲁肃、陆逊等的描写也都大同小异，这是为了突出儒将谋臣的儒雅风采。即使像庞统这样的丑男，也不过是“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罢了，看着也就是和宋江差不多，作者只是如实叙述，并没有进一步丑化。此外，和水浒英雄好勇斗狠，嗜血成性等行为相比，三国英雄的舞刀弄枪就显得“高雅”了很多。关羽诛文丑，并无什么血腥描写，只是写道“脑后一刀，将文丑斩于马下”；曹操杀吕伯奢一家，也只是描述“一连杀死八人”。这和水浒里面经常读到的“一刀劈作两半”，“乱刀将人剁成肉泥”等杀戮画面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差，有两书时代背景不同的原因。三国是一个群雄并起、争夺天下的时代，各路英雄捉对厮杀，并无对错之分，英雄们的上阵杀敌都是合乎道义的，并无过多私人恩怨夹杂其中，不像水浒好汉的杀人往往是带有报仇雪恨、除暴安良的因子。杀人只是一种形式，胜利才是真正重要的，演义追求的是历史感和理性深度，因此多以标准、正面的描写来塑造英雄。

3.2.2 以反面描写塑造水浒英雄

《水浒传》则从反面塑造英雄好汉。《水浒传》开卷的楔子就写道：“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这里的妖魔指的就是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

正是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妖魔本是邪恶的化身，应该被一除而后快，这里居然以妖魔来指代梁山英雄。这是何故？其实此妖不同彼妖，作者意欲使好汉披上妖魔的外衣，来烘托反衬时代的黑暗和不公，竟使得“人变成妖”，甚至要逼得“妖魔”来对抗“正道”，为全书打下以暴制暴的基调。作者并不反感他笔下的这群“妖魔”，相反却对他们歌功颂德，原因在于当时的大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名义上是朝廷高官，身份显赫，实则才是真正祸害百姓的魔头。正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等人也是猴精、猪精一样，他们本是妖，却以降妖除魔为己任。所以在这里水浒英雄看似是穷凶极恶之徒，其实行使的却是替天行道的义举。在《水浒传》中，作者几乎不从正面来描写梁山英雄的外表和举止，他们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忠君爱国、正气凛然的影子。甚至连他们的绰号，也没有多少儒雅和义勇的味道，相反体现的却是一种狰狞丑怪之美。比如花和尚鲁智深，本来一个出家人，多少该有些清真寡欲的样子吧，在书里却尽是“这个人不似出家人的模样，一双眼却恁凶险”、“腮边新剃暴长短须，戗戗地好渗濑人”这样的描写；赤发鬼刘唐“一身黑肉”，“两条黑魃魃毛腿，紫黑阔脸，鬓边一搭朱砂记”；丑郡马宣赞，“面如锅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就连梁山第一把交椅宋江，也好不到哪去，人不仅一点不好看，而且还又黑又矮，被人唤做“黑三郎”。从头目到领袖的描写，都和三国的威风凛凛的关羽、帝王之相的刘备等相去甚远。除了外貌描写外，好汉们的出手也是粗鲁蛮横之极。武松杀嫂，可谓毫无叔嫂情分，挖心割首，残酷至极；李逵得知狄太公女儿与人通奸，将二人杀死并砍成十来段；青、孙二娘的黑店，逢人便杀，“肥的作黄牛肉卖, 瘦蛮子作水牛肉卖”等等。书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杀戮描写，从这些描写来看，作者不仅不写好汉的外貌和举止有侠义风范，却是反其道而行，穷尽一切笔墨写好汉的丑，我认为这是作者有意打破传统审美习惯。这种剑走偏锋的写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带来一种刻画英雄的暴力美学，营造一种惊心动魄之美，使狰狞可怖成为审美的对象。因为尽管梁山好汉杀人如麻，但所杀之人确实大部分乃极恶之徒，写杀一人，实则乃意欲杀尽同一类人，因此手法更显残忍和泄愤。就如同铁目虫鬓的钟馗捉鬼、怒目狰狞的金刚除魔是一个道理。正面的英雄固然有传统之美，但粗粝的英雄也有其可爱之处。

3.3 英雄的局限性不同

在塑造英雄方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写出了各自的特色，塑造刻画了一系列高大无比的英雄形象，但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英雄也是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必然会有不足的地方。

3.3.1 三国英雄过于完美，有失偏颇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立足东汉三国历史并借鉴史料而进行的艺术创作，为了凸显英雄对战争和时局的影响力，因此对英雄的能力进行了多方面的渲染，人为地将英雄的形象拔高了不少，其本意是为了神化英雄，殊不知这样反而拉远了英雄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对人物的认识存在很多疑惑，有一些夸张描写在很多评论家看来更是离奇荒唐。而且作者基于“拥刘反曹”的中心思想，对蜀汉集团的人物始终偏爱有加，因此在讴歌蜀汉英雄方面更是不遗余力。鲁迅先生在评价《三国演义》时曾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4]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所谓“物极必反”，量变必然引起质变。像刘备，我们都知道他以仁义立国，其仁义广播四海，天下皆知。从其放徐归曹、逃而不弃百姓、不谋刘表、刘璋之地等都感受得到刘备之仁。本该点到即止，但作者为了进一步表现刘备之仁，不断处处加以强调，反而使刘备的“长厚”变得“虚伪”。比如放徐庶归曹一事。刘备得知徐庶将走，立刻“泪如雨下”；送徐庶一行，更是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这都还可以接受。但最后徐庶远去，他还要命众人砍倒树木，众人不解，他说“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这是何等矫情！刘备与徐庶初识不久，何来这等深厚的感情？除此之外，还有三让徐州、汉中称王的一再谦让。既然天意、人心都认为非你莫属，而自己也有欲取之意，何故再三推托？不免有些虚情假意；白帝城托孤，明知诸葛亮忠心不二，直接交代诸葛亮辅佐刘禅就可以了，他偏要说什么如果刘禅无能，诸葛亮可废禅而自立这样的话，作者这么做还是为了要突出刘备的仁义，但换个角度思考，这不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成刘备对诸葛亮有猜忌之意吗？实在是画蛇添足。除了刘备塑造得过了头，诸葛亮也是如此，罗贯中为了凸显诸葛亮的杰出才干，可谓煞费苦心。不仅为其虚构了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巧设空城、七擒孟获等子虚乌有的情节，还让诸葛亮身怀呼风唤雨、奇门遁甲之术。如果说单是一个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倒还可以让人接受，但如果还会以石为兵，甚至死后还能让自己魂灵控制天上的将星不陨，就实在太过夸张了。这不是人能做到的，真的是“妖怪”才能有这等本事。除此之外，为了彰显关羽之道义，关羽可以出阵前立下军令状，可回过头就华容释曹，弃国家利益于不顾；为了烘托赵云之骁勇，他可以在长坂坡七进七出而毫发无损，简直是金刚不坏之身；为了表现张飞之威武，居然能以单枪匹马挡曹操十万大军。豪不夸张地说一句，只要曹操拿出百名弓箭手，一人一箭，任你张飞再猛，还不也得变成一只刺猬？如此夸张的描写还有很多，只是在刘蜀集团特别集中罢了。这样写的后果，一定程度上确实更提升了三国英雄的高大形象，但也使得这部小说失真不少，不能不说是一个硬伤。

3.3.2水浒英雄杀抢成性，有失形象

相比《三国演义》那些近乎完美的英雄，《水浒传》的英雄好汉们就显得真实很多。在施耐庵的笔下，一众绿林好汉以武行世，行侠仗义，他们身上闪耀的

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值得我们崇尚和学习。但他们的劣根性也非常明显。由于他们出身不同的阶层，三教九流，成分复杂，很多好汉甚至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他们干尽杀人放火、抢财劫掠等勾当，因此在他们身上匪气十足，有抢杀成性的一面，这也是好汉们历来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有人就曾指出：“一部《水浒传》说的都是强盗逻辑”。这话细读很有道理。梁山好汉从不自力更生，他们没钱，就去抢，这就是他们的生存逻辑。像李逵，他嗜赌成性，别人不肯借钱给他赌博，他就抢钱，而且对别人大打出手；为了宋江有鱼吃，二话不说就去抢夺渔民的活鱼；史进练就了一身本事，但没钱就半路劫道寻盘缠；戴宗作为押牢节级，却勒索囚徒钱财，对稍有不服管教者就打杀威棒；周通、李忠等为了给鲁智深弄盘缠就下山劫杀过路商旅；施恩经营“快活林”仗着势重人多，每日都从“许多去处”勒索“闲钱”，连妓女都不放过；李俊、张横等人在长江见人就抢……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的抢，如果是像夺“生辰纲”等不义之财倒也罢，但他们的行抢劫掠从不分青红皂白，不考虑对象和后果，只要性起，则“抢了便是”，从不手软。而且他们不止抢钱，女人也照抢不误。董平屡次求婚不果，就杀了程太守，抢了太守女儿；王英抢了知寨刘高的老婆，当自己的压寨夫人；周通看上刘太公女儿，就强娶过门等等，在他们看来，抢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说抢掠仅是一部分好汉所为，只是“个性”；那么凶残嗜杀，就几乎是所有梁山弟兄的“共性”了。梁山好汉上至三十六天罡星，下至七十二地煞星，无一例外皆满手血腥，无愧为魔君现世。梁山的灵魂人物宋江，为了逼秦明入伙，居然让人假扮秦明, 到青州城外杀人放火，把几百家无辜百姓杀得一个不剩，一时间血流成河；打下祝家庄后，和吴用商议要把庄园“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时，“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清风寨王英、燕顺等一伙，抢钱掠人后要宰人心肝做“醒酒汤”；催命判官李立麻倒宋江后，就要将宋江剥皮做人肉馒头；杨雄杀潘巧云，先割舌，后剖腹，再取心肝五脏挂于松树上……如此杀人手段，简直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凶残之极，令人发指。对待生命，他们缺乏最低程度的尊重和爱惜，视他人生命如草莽。难怪金圣叹评价众人时说：“狠毒之极，我恶其人”。这样的杀抢成性，为梁山好汉的英雄侠气蒙上一层阴影，为其后来的替天行道打了不少折扣，这是梁山英雄带给读者的消极影响，是他们性格中“恶”的一面，是不值得读者学习的。

4 结论

从上文可知，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英雄观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在尚义、重情义轻私情、英雄悲情结局等方面，两书体现了惊人的相似；而在表现英雄能力、个性、形象等方面又有各自的特点。中国传统英雄具备了我们民众所推崇的爱国、正义等优秀品质，所以他们大多受人敬爱。但他们身上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愚忠、斗狠等各种劣根性。所以我们用一种辨证的眼光来审视他们，汲

取他们身上积极的品质优点来鞭策和提升自己；同时过滤他们身上不足的一面，不能盲目地进行模仿学习。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结构都异常庞大，故事情节错综复杂。通过梳理和分析两部巨著中的英雄观，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三国和水浒社会背景、矛盾冲突、人物特点等方面都有积极的帮助，可以让我们对这两部书都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