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
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98岁的钱学森大师刚刚远去，但是他留下的这个问题却成为了中国教育界绕不开的一个难题。钱学森博士带着他的疑问，其实不如说是遗憾，离开了我们。是我们，是这个社会，真的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真正解答吗？我想事实绝非如此。
如今，不论是中学还是所谓的高校，都始终存在着教育效率低下，教育成效不明显，学生学习热情低等很多阻碍杰出人才培养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在驱使着这些现象一再猖獗呢？追根到底就是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在口口声声说着素质教育的背后，却反复着机械化操作、死板的有着很强筛选性质的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看起来正符合中国现阶段人口基数大的国情，所以想要改革之是难上加难。因此，这么多年来，经济不断发展了，而人才培养的脚步，却根本跟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杰出人才更是屈指可数。综观当今教育现状，分数承载了太多的期望；学习承受了太重的压力；童年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在不少地方，学习活动常常远离了学习者的现实生活；整齐划一的学习任务，偏离了学习者的兴趣、爱好、自主性以及承受能力的差异；学习活动的要求常常违背学习者身心发展的规律。这种现象能说是符合教育合理性、科学性的要求吗？能说是适合每个学生发展的需要吗？
作为一个学生，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长久以来给我们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以自身为例，很早我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从书本上学了这么多知识，到底有多少对今后的生活派得上用场？到以后几十年后，我们还可以记得多少？学习永远都是为了应试，而总是有做不完的试卷，解不完的习题，背不完的课文和公式。重重应试压力下，即使想有创新的想法，还有多少人顾得上呢？课堂不知从何时变得不再活跃，老师的讲述也是死气沉沉的不停重复炒冷饭。高中过去，步入了大学，但是几个月来感觉日子过得与自己设想中的模样有太多不同。复杂且繁多的课程，有多少学生可以自觉到每节课都到场，不迟到不旷课？有多少学生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不去做另外的事情而是听老师的讲解？坦白的说吧，这样的学生真的是少数。而以我们的习惯去给杰出的人才下个定义，优良的行为习惯和严于律己的态度一定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如今的大学生可以自信的大声宣布自己拥有这些优良品德的，又有多少呢？由此可见，其原因之一是当今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个人品质日渐低下，大部分学生学习生活迷茫没有方向也根本没有效率可言。这种条件下叫我们如何去奢望还能给钱学森博士一个令他满意的答案呢？另外，教育的急功近利又是一个既十分普遍又十分严重的问题。浮泛的心态，躁动的情绪，驱使许多地方的干部、校长、教师、家长涌入功利大潮，不能自拔。教育是典型的长期事业，是百年大计。急功近利、争名夺利、拔苗助长、商业炒作对于育人来讲是祸害无穷的。
如何处理好这些中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给钱学森之问一个解答，需要有高度智慧，需要作冷静思考，需要下狠心革除种种弊端，需要创建人才可以脱颖而出的法律、规章、评价制度乃至文化环境。但有些高校的应对之策，却是开展一场新的生源争夺战，纷纷拨出专款到中学去重金预定高分尖子。这种结果，我相信不会是钱老所愿意看到的，也不会是人民群众所愿意看到的。
直面钱学森之问，刻不容缓。唯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推进教育改革，促使学校培养出真正的杰出人才。首先应该从教育思想入手，实际上，无论在哪个时代，培养杰出人才的基本规律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杰出人才具备的品质也基本相同，比如具有能够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经典和权威，具有强烈的科学探索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等。对于这些优秀品质的培养不能光依赖大学教育，应该从中学乃至小学阶段就有意识地进行。但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学生提问的兴趣和欲望在中小学阶段便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记、背标准答案的教育导向，而这些，恰恰是钱学森博士生前最为担心的，“对知识没有兴趣”，
继而丧失“独特的、创新的”能力。
破解“钱学森之问”，当务之急是要推动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它的关键在于：一要改革人才培养和管理的体制；二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育人模式；三要形成有利于人才大量涌现的社会文化环境；四要建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劳动人事制度。五要真正落实素质教育的本质，决不能只是停留于做表面功夫。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编辑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中文名 钱学森之问 外文名 the qian's doubt 问题出现时间 2005年 发问者 钱学森
发问对象 温家宝 提出背景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之际 目录 .1实质 .2专家回答 .3教育问题 .4解决方案 .?精神文化建设 .?德才兼备教育 .?孵化器建设 .?硬件建设 .?双向流动 .?规范升学入学 .5信件原文 .6相关评论 .?各方关注 .?出路何方
.7历史背景 .?大国衰落 .?功利因素 .?科学真理 .?道德良知 .?创新发明 .?李约瑟难题 .8其他 .?直面问题 .?心声 实质编辑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 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老 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财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钱学森在中国带动和推进系统科学发展，其实已经带来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自主创新成果，比如，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曾邦哲90年代国内提出的系统遗传学与系统医学、系统生物工程应用等已经成为国际发展的前沿科学。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摘要】 教育是钱学森最后的心结。 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晚年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起他的忧虑——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言之谆谆,意之殷殷。 “当你走近病榻上的钱学森,你能感受到的是:他虽垂垂老矣,却思维敏捷;他学识渊博,又历尽沧桑;他言简意赅,一张口就讲出人生大道理,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和世界大事,却又超凡脱俗,从不谈生活琐事。他想的都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钱学森的秘书、学术助手涂元季曾这样写道。 钱先生平和安详地离去了,并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但人们更愿意把老人关于教育的话看成他的遗愿,并称之为“钱学森之问”。 “在世纪之交以来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时,人们更加深切体会到钱老之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位专家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自主招生纷纷出台,中学推荐、学生自荐纷纷进入人们视野,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也已启动…… 《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引起人们的深思。有认识、有行动,还有人们内心深深的期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钱学森式的人才出现。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教育改革意见领袖精英培养 正文：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
《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震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此致 敬礼
如何理解钱学森之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首先，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夸大化。 中国教育认为学生只要用心就能成才，进行全面填压式教学，语数外政史地理化生，哪科都进行强化教学，生怕学生知识缺乏，但这样违背人的认知过程，人是智慧生物，有自己的喜好，对有些学科知识很喜欢，愿意去学习，对有些学科知识很厌烦，不愿意去学习。人与人的智力生来就有差别，这与遗传有关，有的人生来记忆力好，反应快，适合学习语言类知识，例如：语文、外语、政治、历史、地理。有的人记忆力差，反应慢，但具有很好的发散思维能力，适合学习逻辑性强的知识，例如：数学、物理、化学。可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却实行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忽视个体差异性。 其次，教材的缺陷性 中国的教材，都是由一些大学教授组织编写，他们的教材都是根据考试大纲编写，机械呆板，各个版本教材大同小异，缺乏实用性，很多知识都不是学以致用，而是为考试编写，考试结束，知识就可以忘记了，古人用一个成语形容“屠龙之技”，想想我们学习杀龙的本事，即使再高，又没有用，因为世界本来就没有龙来供你一试身手。所以教材要兼顾实用性，而不能仅仅为了考试。 再次，高考错误的导向性。 高考更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原来是考七科，后来是3+2，到现在是3+x，要求难度逐渐加深，学生为了考高分，没日没夜学习，即使考上清华计算机系的学生，也许以前他连计算机都没有摸过。他以前学习的知识大多数与计算机不沾边，而我们如何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使这些人成为精英（更何况大学与该专业不沾边的公共课要占一半时间），我们怎么能指望这样的大学毕业生的计算机水平可以超过美国那些从小就玩计算机的大学生呢？我们大学的教育不是为了学生的真才实学去教育，而是仅仅为了发文凭而教育，我们看不出这样的文凭有多少含金量。我个人认为，高考应该尊重学生的喜好，如果你喜好艺术，你可以完全让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去见鬼吧！如果你喜欢物理，你可以让英语去见鬼，你学好与物理有关的学科。在我看来，你要学的就是那些与你要考大学专业有关的学科，其它学科教科书都是你的科普读物。高考应该取消3+x这样的考试，让大学教授列出他的专业要求的知识，使之成为考试内容。 最后是中国学生动手能力缺乏。 中国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能让学生亲自动手去检验知识，一方面是中国教育硬件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是中国学生懒于动手，学校对学生缺乏管理权限，现在的孩子娇生惯养，擦破皮家长都会跑到学校闹腾，使学校不愿意惹麻烦怕担责任。课外实践活动，中国所有的中学都很难搞起来，毕竟中国学生，分分是命根。而美国等国家，学习是实践得真知。所以美国中学生动手能力强，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综上所述，我觉得以上四点可以很好回答钱老的问题，基于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去认真的探讨悟出解决之道，在后面我将给中国教育开一剂良方，解决问题，使中国教育摆脱困境。 可见，破解“钱学森之问”，培养杰出人才，让孩子们成为基础深厚、发展潜力巨大、创新思维活跃的高素质人才，是当下教育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教学需要深入探究的课题。作为教师要努力把握教学规律，在教学中博采众长，不断推动教学向前发展。
_钱学森之问_的启示
一门具体的科学技术一旦提升到哲学高度，就有利于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而且有利于学科的继承与创新。 钱学森的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大科学技术”的体系。关于科学技术的分类，不同的学术观点，可能有多种方案。但是，钱学森的“大科学技术”体系及其分类，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教育原理：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才可能创新。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及分类，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但是，变化中的不变性，就表现出规律性。进化原理是：继承与创新原理。 继承与创新原理可以简要表述为：生命的进化依靠“遗传与变异”，社会的进步依靠“继承与改革”。社会文明进化的基本过程，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真正的继承。继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继承。要领会前人的创新，自己才可能有创新。 钱老在论文中写道：“不久前见到查有梁同志写的一篇论21世纪教育的文章，讲到教育观念必须转变，教育体制灵活多元，教育模式综合互补，都很好。”钱老的鼓励对我的促进很大，20年来，我在上述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这一研究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重读钱老的论文，根据钱老的科学思想，我试图提升到原理上来认识。钱老离开了我们，但是，钱老的思想永存，精神永存，风范永存！ “钱学森之问”的启示 傅国亮（《人民教育》杂志总编） 钱学森先生20年前在《教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表现了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对中国教育的深切关注，今天读来仍深受启发。联系到“钱学森之问”，作为探讨，我的理解是，“钱学森之问”至少有三层意思，或者说，“钱学森之问”不是一问，至少是三问。 一问是“关于杰出人才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源于钱学森自青年时代以来追求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强国”理想，他深知中国要强大、中华民族要振兴，必须有一大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杰出人才作为领军人物，否则，中国的大国崛起只会流于空想。中国历史上“落后必然挨打”的惨痛教训还不让国人痛心疾首吗？因此，“关于杰出人才之问”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之问。 二问是“关于教育质量之问”。当前，中国教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其主要特征是：由数量发展为主转变为质量发展为主，教育质量的提升成为当前和今后教育发展的中心任务。“钱学森之问”之所以引起热议，就是因为它以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与教育发展方向相一致的问题。 三问是“关于教师水平之问”。实际上，教师水平或素质是教育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教师水平如何，决定了教育质量如何，也决定了杰出人才培养的状况如何。 研读钱学森《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的基本观点，从基础教育来说，我认为，当前至少要廓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教育工作的主题是什么？ 要办出钱学森追问的理想的教育，根本的一条是要牢牢地把握教育工作的主题办教育，不可动摇或偏离。 中国教育工作的主题是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上个世纪末中国教育面对21世纪挑战所作的战略选择，它既是新的教育理想，又是新的教育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素质教育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变，它决定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方向。实施素质教育，喊了十几年，不言自明吗？不，实际上时至今日仍有教育工作者包括一些局长、校长并不相信它，不相信素质教育有那么大的“威力”，不相信只有素质教育才能大面积、大幅度提高教育质量，不相信只有素质教育才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创新人才和杰出人才。这就是需要特别强调教育工作主题的原因。 我认为，必须始终清楚三条：中国教育发展的目标，是实现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的理想，是追求教育公平；中国教育工作的主题，是实施素质教育。这三条是回应“钱学森之问”的根本前提。 第二，教育政策的重点是什么？ 中国教育正发生着历史性的转折，教育政策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转向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如何在科技和人才上占领制高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钱老的疑问，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它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
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提问者心中早有问题答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说这是不久前驾鹤远去的钱学森先生为中国人留下的设问。最近这些日子,这个设问以“钱学森之问”的名称流传开来,成为许多人试图解答的命题。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颇有点类似古希腊神话中人面狮身女妖提出的“斯芬克斯之谜”:什么动物走路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而腿最多时最无能?其实提问者心里有着明确而实在的答案,只不过不愿说出而已。据报道,2005年温家宝看望钱老,钱老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造成人才“冒”不出来。不过,人们不太注意钱老此前还有一段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就凭这个感慨,我们就可以断言,在钱老心中,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何以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在随后“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的时期何以日月不光、山岳潜形,是有着清醒意识的,换言之,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钱老的自问自答,胸中早有现成的答案。 钱老是绝顶聪明的人,以他接受欧美现代教育而成为杰出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他不可能不明白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生前对人们一再强调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自由探索的经历,说明他对于造就科学大师——更宽泛些,造就大学者、大思想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亲眼目睹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鹦鹉学舌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他本人也在“科学为政治服务”那种咄咄逼人的政治氛围中,有违科学家的基本修养、写下那为后人诟病的“科学帮闲”文章,他不可能不明白,对杰出人才的致命戕害来自何方。以钱老本人那非同寻常的亲身经历,他不可能不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当局的一贯重视,成就一世的辉煌,虽历经一次次洪涛巨浪而安然无恙,风采依旧,而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代人那样遭受灭顶之灾,正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不仅与政治少有纠葛,更重要的是,他在自然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变成了政治家宣扬文治武功的资本。 很显然,集高度智慧和独特经历于一身的钱老,在来日无多的晚年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委婉地提醒当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前提下,现在是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的时候了。 为何不允许杰出人才“冒”出来? 时下流传的“钱学森之问”,原来是这样一个问题: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本来不是问题,而是事实陈述。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老,他的谈话——“钱学森陈述”——涉及的是现时大学教育在培养自然科学杰出人才的缺陷,涉及面很狭窄。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培养出杰出科学研究人才,同样也没有培养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大科学家与大学者、大思想家,所赖以涌现的土壤是相同的,这两类杰出人才的出现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相偕而来。一个不能长出杰出科学家的土壤,同样也不会生长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反之亦然。也许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人们才将“钱学森陈述”转变为一个设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表达
理解_钱学森之问_
卷首 E D U C A T I O N A L S C I E N C E R E S E A R C H 理解“钱学森之问” 一年前，科学老人钱学森离我们而去。他生前就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提出诸多疑问，集 中表述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时间，引起社会关注，议论纷纷，聚焦于教育弊端和教育改革，甚至有一些教授上书教育行政部门，再次强调“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已经有了基本的体现与回应，但解决问题尚待时日，“钱学森之问”可能还会问下去。那么，如何理解“钱学森之问”，看来还有必要继续探讨。 “钱学森之问”是历史之问。钱老的问题是针对社会现状和教育弊端提出的，切中时弊， 然而，这个问题是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中的老问题。李约瑟在其编著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所谓“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产生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显然，中国教育的发展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寻找“钱学森之问”的根源。 “钱学森之问”是国家之问。培养杰出人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迫切需要，也是一个国家的忧虑所在。2006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发表了联合报告《迎接风 暴：振兴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建设美好未来》 ，指出“我们的小学和中学，似乎并不能培养出足够多的有兴趣、有动力、有知识、有技术在这样一个世界进行竞争并获得成功的学生。……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否能够满足21世纪的需要？”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要彻底 地审视美国的教育制度，一个根本目标是培养更多的能够创造性思考的劳动者—— —从卫星定向汽车驾驶员到软件工程师。我国政府及有识之士认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之所在”。“钱学森之问”是基于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的呼唤，我们要研究和实践的是，如何培育有利于杰出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 “钱学森之问”是教育之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确有较大发展，但顽疾弊端仍然存在，以致于仍然要直面“钱学森之问”。重复发问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关键是要认真研究问题并切实改革创新。实际上，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已经发声了多年，为什么“钱学森之问”又呼声再起，其根本问题是教育改革创新尚未取得实质的进展，说的多，做的少；微观探索多，制度设计少，甚至通过所谓规范和评估等方式，使不利于人才培养的教育行为常态化。因此，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着眼于国计民生实现教育变革，是解读和回答“钱学森之问”的重要途径。 时龙 1
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
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98岁的钱学森大师刚刚远去，但是他留下的这个问题却成为了中国教育界绕不开的一个难题。钱学森博士带着他的疑问，其实不如说是遗憾，离开了我们。是我们，是这个社会，真的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真正解答吗？我想事实绝非如此。 如今，不论是中学还是所谓的高校，都始终存在着教育效率低下，教育成效不明显，学生学习热情低等很多阻碍杰出人才培养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在驱使着这些现象一再猖獗呢？追根到底就是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在口口声声说着素质教育的背后，却反复着机械化操作、死板的有着很强筛选性质的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看起来正符合中国现阶段人口基数大的国情，所以想要改革之是难上加难。因此，这么多年来，经济不断发展了，而人才培养的脚步，却根本跟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杰出人才更是屈指可数。综观当今教育现状，分数承载了太多的期望；学习承受了太重的压力；童年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在不少地方，学习活动常常远离了学习者的现实生活；整齐划一的学习任务，偏离了学习者的兴趣、爱好、自主性以及承受能力的差异；学习活动的要求常常违背学习者身心发展的规律。这种现象能说是符合教育合理性、科学性的要求吗？能说是适合每个学生发展的需要吗？ 作为一个学生，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长久以来给我们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以自身为例，很早我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从书本上学了这么多知识，到底有多少对今后的生活派得上用场？到以后几十年后，我们还可以记得多少？学习永远都是为了应试，而总是有做不完的试卷，解不完的习题，背不完的课文和公式。重重应试压力下，即使想有创新的想法，还有多少人顾得上呢？课堂不知从何时变得不再活跃，老师的讲述也是死气沉沉的不停重复炒冷饭。高中过去，步入了大学，但是几个月来感觉日子过得与自己设想中的模样有太多不同。复杂且繁多的课程，有多少学生可以自觉到每节课都到场，不迟到不旷课？有多少学生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不去做另外的事情而是听老师的讲解？坦白的说吧，这样的学生真的是少数。而以我们的习惯去给杰出的人才下个定义，优良的行为习惯和严于律己的态度一定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如今的大学生可以自信的大声宣布自己拥有这些优良品德的，又有多少呢？由此可见，其原因之一是当今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个人品质日渐低下，大部分学生学习生活迷茫没有方向也根本没有效率可言。这种条件下叫我们如何去奢望还能给钱学森博士一个令他满意的答案呢？另外，教育的急功近利又是一个既十分普遍又十分严重的问题。浮泛的心态，躁动的情绪，驱使许多地方的干部、校长、教师、家长涌入功利大潮，不能自拔。教育是典型的长期事业，是百年大计。急功近利、争名夺利、拔苗助长、商业炒作对于育人来讲是祸害无穷的。 如何处理好这些中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给钱学森之问一个解答，需要有高度智慧，需要作冷静思考，需要下狠心革除种种弊端，需要创建人才可以脱颖而出的法律、规章、评价制度乃至文化环境。但有些高校的应对之策，却是开展一场新的生源争夺战，纷纷拨出专款到中学去重金预定高分尖子。这种结果，我相信不会是钱老所愿意看到的，也不会是人民群众所愿意看到的。 直面钱学森之问，刻不容缓。唯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推进教育改革，促使学校培养出真正的杰出人才。首先应该从教育思想入手，实际上，无论在哪个时代，培养杰出人才的基本规律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杰出人才具备的品质也基本相同，比如具有能够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经典和权威，具有强烈的科学探索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等。对于这些优秀品质的培养不能光依赖大学教育，应该从中学乃至小学阶段就有意识地进行。但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学生提问的兴趣和欲望在中小学阶段便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记、背标准答案的教育导向，而这些，恰恰是钱学森博士生前最为担心的，“对知识没有兴趣”，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一、问题提出背景 李约瑟，著名生物化学家，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他在195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 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 世纪以后却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这类问题后来演绎成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萌发现代科学的“中国难题”，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无独有偶，2005 年初温总理在看望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时，钱老对总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来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出现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国民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所有的大学办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阻碍了人们创新思维的发展 尤其是在明朝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封建极权统治、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一大批思想者不得不沉默。“文字狱”使思想禁锢，封建极权统治的大刀，让诸多学者缄口停手，在漫长的寂寞中含泪悲叹。后来出于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清朝学者，以他们“没落”的心态抗拒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使中国人对近代科学的创建贡献甚微。原来的传统科学技术得不到飞快的发展，对西方新兴的科学又予以抗拒，结果使中国科技打打落后于世界水平。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因为目光短浅，因为不尊重知识，没认清形势、认清自己，而给我们的生活蒙上浓重阴影。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对人性持乐观主义态度，其主体部分是性善论，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性。从“人性本善”的信念出发，儒家学说进行了完美的道德设计，为理想主义道德的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将理想人格形象定位于君子和圣贤。这导致国家治理的理想主义方案，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清官明君”式的好人统治，保证选拔最优秀、最可靠、最完美的“德才兼备”者当政。这是“人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这种思路将“出相、入将”作为人生最大价值体现，科学和科学家没有社会地位，科学发现与发明没有厚重的社会土壤。尤其是宋代以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要求人们消除各种欲望，服从集权制度下“三纲五常”制度，杜绝非分之想和奇巧之念，从礼仪乃至从法律的层面禁锢创新意识和行为，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与动力。西方的文化观念对人性持悲观主义态度，一般主张性恶论，认为只有饥饿才能使人勤奋，只有法律才能使人为善。对公共权力也多持否定性倾向，认为公共权力本身就是“恶”，用好了能以“恶”制“恶”，用不好就更是变本加厉，雪上加霜。所以，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使“好人”不会变“坏”，使哪怕是“坏人”也无法“作恶”。这是“法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这种政治设计思路形成以“国”为特征和单位的西方政治学说，是被公认的现实主义治国方案。这种治理方案注重民主和科学，注重人的价值最大体现，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受到极大的重视，科学家受到应有的尊重。 (三)价值取向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特征。儒家思想提倡道德价值至上，关注的是人和社会，肯定人的至上价值不是以否定自然本身的独立价值为前提，形成了“重文轻理”、“重政治轻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形态。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重视儒家经典和偏爱文学，主张文以载道，崇尚立德、立功、立言。这种道德价值取向把人的兴趣和精力引向道德修养和政治活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技知识或无所用心，或斥之为淫技奇巧，不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己任。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并没有身为科学家的自豪感，相反，在中国科技史上做出巨大发明的科学家大多困窘潦倒，结局可悲。北宋时期的沈括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所著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他却连遭儒学大师朱熹强烈的人身攻击，其科学巨著也被贬斥为是乱说。追其根源，这可能和我们的核心价值取向有关，使得我们的民族对科学缺乏一种自发的兴趣，使我们对于科学总是有一些隔阂。三、问题给我们的借鉴与启示 (一)以人为本，重视国民科学素养 人类科技发展史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国民科学素养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水平。国民科学素养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斗争的产物，亦是一个国家、民族长期思想行为教育和统治的沉淀。我国家庭与社会教育长期以来注重实用和功利，忽视国民科学素养的培养。他们衡量教育孩子的标准是用有用和无用来划分。能帮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是钱、权、名，或曰“成功”的有用。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大学联考制度时说:“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近年来，迫于就业的压力，一些大学和大学生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大学生一入校，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长此以往，我们国民的科学素养很难提高，很难造就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因此我们应当注重科学和人文的动态平衡，转变用单一的模式和标准来塑造人才的格局，改革用人和容人机制，创造各类人才应运而生的环境和文化氛围。探求培养科学素养及新知识能力的机制，重视创造能力、动手能力，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使中国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人才。 (二)打破惯性思维，克服迷信权威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伦理专制主义色彩，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以伦理原则作为绝对价值尺度的衡量标准，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强调家长、师长、长官的绝对权威，要求一致性，反对多样性，忽视独立人格，打压个性化需求。受这样文化的长期熏陶，个人的利益和需要不被重视，从小就被要求听话，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大学，听话的就是好孩子、好学生。工作后听领导的话、听组织的话，凡听话的就顺达，不听话的就被纠正。这种削足适履的育人和容人方式不仅导致整个社会缺乏鲜活多彩的个性，在思维领域也会形成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和从众心理。我们常常习惯于引证权威和书本的观点，执着于执行领导、专家或是书本的方案和意见，导致思维僵硬固化，失去灵性和创意，注重继承和模仿，缺少原创动力。长此以往，抑制了人们探索性智慧和好奇心，阻碍了人格的全面发展，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潜能。思维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创新性的人才，首要的思维品质就是批判性。没有批判性的思维品质，一个人是不会有太大的创造力的，是不会取得抑或是取得大的创新性的工作业绩的。因此，必须打破“迷信权威”的局面，营造“批判探究”的氛围，消除人们的从众心理、惰性心理，培育大胆质疑、谨慎求证、勇于创新和探索的品格。要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弘扬创造性教育，重视人的个体发展对社会的创造作用，挖掘无穷的创新能力，大力培养学习型、创新型的人才，成就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式创新。 (三)尊重科技人才，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中国要真正崛起，掌握核心技术、成为技术大国是最明显的标志。而掌握新技术一靠重视人才，二靠资金投入。战后日本、德国、以色列的崛起都得益于重视人才和对教育的高投入。中国对教育、科技的投入既不如发达国家，也不如发展中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重视也远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2011 年11 月，中国人力资源强国战略高层论坛暨相关成果发布会透露，中国的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一万元，而企业人员的平均年薪又低于事业单位人员。这样的收入现状体现不出科技人才的价值，科技人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处于较尴尬境地。我国缺乏尊重科技人才的相关体制机制的支撑，大量的人才不愿意从事科学研究而流向公务员阶层。 另一方面是引进人才问题。中国引进人才往往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有些单位引进人才不是从需要出发，而是当作为政绩为自己贴金，向上交差，人才引进之后就完事大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益于全球战乱，全世界高科技人才都聚集到美国，造就了美国今日的辉煌。据统计，现在留在美国的顶级科技人才仍占全球的一半左右。而中国高校高科技专业的顶级人才更是成批量流向美国，学成回国者不及 30%。一段时间，中国最好的人才不在中国成为共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大力培养和引进有知识、见识和胆识的人才，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让科学家、教授成为最受人羡慕的职业。同时也要有开放吸收人才的眼光和气魄，面向全球 70 亿人中的人才开放吸收，给他们发挥个人潜力的平台和用武之地，真正发挥引进人才的作用，在开放的心态中成就中国式创新。
看中国教育改革如何解答“钱学森之问”
看中国教育改革如何解答“钱学森之问” 2012电子商务王浩鹏 2012334148 坐落于深圳改革特区的南方科技大学从筹备伊始，目标就定在要和香港科技大学一样，一步到位办成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为求一流大学的目标，南科大选择了体制创新，即学校管理体制的“去行政化”，同时聘请教授保证是亚洲一流，设置专业少而精、宁缺毋滥，使起点不输于香港科技大学。 我们情愿将南方科技大学看作是对教育界“天问”——“钱学森之问”的有力回复，甚至一不小心就可以解开。不论朱清时校长的南科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验最终能否成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问题本身都值得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关注和思考。一校之命运或可遗憾，但一国之命运则不能眼睁睁目睹其遗憾，那将是民族之悲哀。而论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就不得不面对关于中国教育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的确是最刺痛中国高等教育的利刃似的一句提问。在对这一伤口试图进行缝合之前，先让我们审视一下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现状及其背后所存有的问题。 钱学森直言不讳，他的创新精神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年轻时接受的大学教育—敢于挑战权威，鼓励提出与众不同的创见，更有浓厚学术氛围与竞争气氛。那么今天，中国教育如何才能充盈创新意识与科学精神，培养出源源不绝的顶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让“钱学森之问”迎刃而解呢？ 从1999年，国家作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决策后，10年间，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巨大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亦有所改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使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偏低局面的逐步扭转，人才活力竞相迸发，为国家发展的迅猛时期培养了一大批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才。 但高等教育产业化、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所带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源于巨大的学生数量与极其有限的教学资源之间的矛盾。中国大学走上规模飞速扩张的快车道的一面，是用相对较短的时间迅速提升了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激发了高校的办学活动主动性，但另一面它使得原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中所存在或隐藏的弊端与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被极大程度地放大——诸如人才评价机制失衡、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大学精神缺失、研究生泡沫化、大学行政化、学术腐败造假滋生蔓延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钱学森之问,我的回答.
钱学森之问，我的回答 姓名：张俭伟学号：1120111524 班级：05911101 摘要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本文将从教育方法的角度，通过论述和对比各种教育模式，从中寻找出差别，并借鉴国外的教育模式，从而给出一种在中国可以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教育方法创新教育改革 正文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针对此问题，我想先从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的角度来给出一种对中西教育模式的直观影响，然后讨论他们的特征和区别。 一、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 （1）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分类 这里根据各种资料，然后总结出三种比较主要的教育方法：灌输教育，引导教育，过程教育。但在提出教育方法之前，想先按照个人观点提出三种学习方法：记忆学习，熟练学习，发散学习。 1、记忆学习：通过背记等手段将知识掌握的方法，我称之为记忆学习。其特点就是方法简单易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学习知识。 2、熟练学习：通过不断实践掌握知识的方法，我称之为熟练学习。其特点是主要用于技能性知识的学习，且通常是必须经过的学习步骤，而且适合每一个人。 3、发散学习：通过其他已经学习过的知识而进一步发散至其他知识并且掌握这些知识的学习方法，我称之为发散学习，通俗点说就是“举一反三”。这种学习方式比较难，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是对于大量知识的掌握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里给出3种学习方法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学习主要依靠前两种方法，即记忆学习和熟练学习，而第三种由于难度的问题，我们是很少应用的。下面便说明3种教育方法。 1、灌输教育：只是一味的将知识教给学生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教育方法有利有弊。在缩短教育时间，加快教育进度方面来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如何从教育改革角度回答“钱学森之问”
如何从教育改革角度回答“钱学森之问” 摘要：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反映出了中国杰出人才培养乏力的问题，切中了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要害，该问题的解答需要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在对现状反思的基础上才可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关键字：教育改革钱学森之问创新型人才 “钱学森之问”深深的触及到了中国教育的痛处，也让无数中国人倍感困惑：政府每年投入那么多的经费，为何中国教育离我们所期待的反而越来越远呢？这使得我们的教育改革面临着无限的尴尬。我们现在的教育出现了哪些问题？原因为何？教育改革之路去向何方？ 当今的教育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等待我们去改善。首当其冲的是基层中学教育体系的问题，尤其是填鸭式教育。有些学校为了完成教育指标，不尊重学生个人的接受能力与接受方式，一律要求学生死记烂背，使用题海战术，导致学生的头脑僵化，思维单一。其次是高校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 现行的教育体制之所以问题重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以往众多次改革中，教育体制并没有彻底改变教育培养的人才目标，因此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既然改革需要经济的逐渐发展与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改革难以"一蹴而就"，我们不如从具体操作层面上做些实在的事情、想想当下可行的办法。我想这也是渐进式改革必经之路。 1、基础教育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人才培养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包括高中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坚持德育为先。坚持能力为重。坚持全面发展。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降低课程标准减轻课程难度，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让学生在学好课程的基础上有闲暇全面发展，有闲暇发展能力和培养创新精神。 2、学生缺乏自主独立性 中学教育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期间的各种经历经常影响人的一生。这个阶段的学生开始思考自己与世界关系、人生的意义等问题，是充满了理想激情的年代。对事物充满了兴趣与好奇。然而，我国中学教育长期以来把知识传授和考试检验作为中心，使很多学生日渐失去对世界事物的好奇心，让夺取高分的好胜心占据他们的头脑。当其中的一部分人胜利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后，也只会习惯于接受知识而缺乏创造力，在精神上也缺乏独立性。大师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个性突出，创造力丰富。其之所以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大都是因为在某种兴趣的导引下孜孜以求探索的结果。他们曾经是人们眼中失败者，或者凡品。如爱因斯坦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被看作平庸的学生。达尔文对于尊贵的神学和流行的医学都学不进。但是，他们却成了历史上的杰出人才。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文素养非常高。很多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艺术家。他们对人的尊严与价值有相当深的思考，正是这种素养驱使他们积极为人类做贡献、实现自身的价值。 最终，我们的学生也许能成为各个行业的专家，但是却成不了大师。 3、高校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 来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概言之，就是中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