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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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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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

作者/吴定敏

翻译作为人类活动形式之一,从人类诞生起就已经出现了。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已经出现了多次翻译高潮,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汉代以来到唐朝宋朝的佛经翻译,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翻译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翻译为我国的对外对内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以及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翻译不仅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翻译史。作为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一的《圣经》在西方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影响颇大,而《圣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同样仰仗翻译的贡献。从希伯来语、希腊语转化为拉丁语、德语、英语等,进而普及整个西方世界,无不是翻译的功劳。总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人类世界,翻译活动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类活动,到现今已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为人类文明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翻译作为一门标准从诞生之日到今天都无法统一的活动或科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尤其是在翻译活动中占有相当地位的文学翻译,其标准更是难以统一,也就出

现了译作中原著“魂”的缺失现象,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探讨文学翻译中“魂”的缺失现象。

一、原著之“魂”缺失的成因

从翻译的出现一直到翻译成为一门科学,最初的纯实践活动已演变成了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随之而生的翻译理论也是五花八门,不同的理论都有着各自特定的优势,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缺陷。比如说影响极大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该理论是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种翻译理论,并很快在西方传播蔓延,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理论主要是针对传统以语言形式为主的翻译理论,提出翻译当以目的为纲,弱化翻译的语言形式,首先达到传输某种思想、观点、事实的目的,然后再顾及其他因素,这就在无形中降低了语言的多样化与色彩化,必然会在翻译过程中使原著失色不少。更为重要的是,功能翻译理论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导向,没有具体的翻译准则,即为了达到译者的目的,可以灵活决定是直译还是意译。这就说明,为了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同一个作品可以由不同译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做出风格迥异的译作。同时,就是同一个译者,也会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对同一个文学作品作出不同版本的译作。当然,我们无法判定谁是谁非,只有说哪一个版本的作品更适合哪一个目的,目的在翻译中决定了我们的翻译手段、翻译视角,甚至翻译工具等。根据克里斯蒂安娜,诺德的说法:“目的原则解决了直译还是意译、动态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灵活的译者还是保守的译者等让人进退维谷的问题。”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外来文化在目的语国的发展,接纳了世界文化。它是以目的为导向的,翻译活动的前提是确定导向,即目标——为什么要做出某一具体的翻译活动。这样一来,翻译的完成是以某种目的的实现为标志的,也就是传输了某个具体文本的基本信息,而很大程度上会遗漏或忽略一些译者认为不重要但有民族色彩的东西,也就是作品中“魂”的表现形式之一。

《红楼梦》是我国经典的四大名著之一,称得上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从场面到人物刻画,不仅气势恢弘,更是在细节之处刻画技艺炉火纯青,绝对是中国少有的鸿篇巨制,在中国文学界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把这样的传世佳作传出国门,更是意义非凡。但是,想把这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巨制翻译成外语绝非易事。小说中不仅有100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还有相当部分的中国诗歌、对联、习语、典故等,这些异域文化特色的元素给翻译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逾越的。其中,外国学者库恩在其《红楼梦》译作序言中如是说:“一座难以征服的高山——神秘而险要。”当然我们要弄清楚库恩等一批外国学者翻译的《红楼梦》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使外国读者有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和机会,就是使中国古典文学典籍本地语化,而不是给西方人呈现一个对等的而充满脚注的蹩脚作品。基于此种目的,像库恩等一批外国学者采用了改写翻译理论,大胆地把原著120回的鸿篇巨制改写成了只有区区几十回的外语版本。单从篇幅上我们就可以确定,大作《红楼梦》已经物是人非,中国特有文化元素肯定丧失殆尽,译作最多只是一个引介

版本。确实如此,他们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该修改的修改,该合并的合并,该删除的删除,他们只是通过删减版本让目的语读者知道故事是围绕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纠葛这个主线的,而对其他的人物情节不作以重点突出。这样一来,他们翻译的《红楼梦》就成了一部“宝黛钗”的单线爱情故事,不仅没有恢弘之气势,更没有独到之灵魂,不可避免地使原著失色不少。

《红楼梦》中有人物100多个,不仅名字朗朗上口,没有重复,而且每个名字也不是随意编写的,它们都是有深刻寓意的,除了主要人物的名字寓意深刻之外,其他众多小人物的名字也是暗意十足,直指当时社会现实。这也为外国学者翻译《红楼梦》造成了不小的难度,使其被迫采用改写翻译理论,使其作品仅仅停留在引介阶段,而无法达到接近原著是一个文学经典的高度。比如说故事中的小人物甄英莲,她名字的双关意义是指“真应怜”,不仅指出了当时小人物的命运,也道出了当时社会的悲惨现实,更让我们体味到了原著作者曹雪芹创作的匠心独到之处,他似有难言之隐。贾雨村的名字含义更是丰富至极,其双关意义在于“假语存”“假语村言”等,他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人物。在他们的译作中,尽可能地采用意译的方式,如把“黛玉”译成“Bluejewel”,意思是“蓝色的宝石”;而把“甄英莲”译为“Lotus”,意思为“莲花”;把“王熙凤”译为“Phonix”,意指“凤凰”。他们这样的翻译很巧妙地避开了中国的姓氏因素,直接用栩栩如生的形象给予命名,有一定的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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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翻译原则

儿童文学翻译原则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中的规定,儿童就是指18岁以卜的任何人,因此从广义上讲,儿童文学就是幼儿文学(3-6岁)、儿童文学(6-12岁)、少年文学(12-17岁)的总称,就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适合各个年龄段儿童阅读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主要类型有:儿歌、儿童诗、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曲艺、儿童戏剧、儿童影视等。 一、儿童文学的特点 1、教育性。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儿童的情感可得到熏陶,小良的行为可得到矫正,同时还能够激发儿童的思考能力与自我辨识的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儿童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发育以及人格的培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儿童文学特别注重教育性。 2形象性。形象性就是儿童文学作品有别于成人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之一。根据儿童的认知特点,儿童文学作品中各式各样的形象应容易被接受。儿童年龄越小,作品越要重视形象性。无论就是儿童故事还就是诗歌作品,在人物的心理活动及人物性格的表现上都

要注重富于动作性,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创造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 3趣味性。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可以使儿童通过轻松有趣的故事情节明白一些深刻的道理并得到快乐的体验。儿童对文学作品的喜爱主要来源于兴趣,复杂的小易理解的内容很难对儿童产生吸引力。因此无论什么形式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都要考虑其趣味性,失去趣味性的文学作品对儿童起小到千日可潜移默化的作用。 4、故事性。儿童文学作品吸引儿童的主要原因在于故事的生动有趣。任何形式的儿童文学里而都会有个主人公,因为主要就是针对儿童的,这个主人公小一定非得就是人,也可就是动物、植物甚至就是一些无生命的物品,这史能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因此我们瞧到的优质的儿童文学很少用大量的环境描写或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而就是借助有趣的故事情节。 二、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 1语言简洁易懂。文学作品应向儿童展现丰富多样的语言现象,但就是因为儿童的理解能力有限,难以理解复杂的语言,)听以,优秀的儿童文学的语言总就是在简洁清晰、通俗易懂的基础上展现语言的多样性。比如在安徒生童话《约翰奈斯的故事》里,约翰奈斯的

文学翻译论文

从形合与意合辩证法角度观古诗翻译策略 (潘静20084033042 英语师范三班) 摘要:形合( hypotaxis ) 和意合(parataxis)是英语和汉语篇章组织的常用手段,也是英汉两种语言的重要区别所在。本文提出应当运用哲学中的辩证法原理看待语言中的形合与意合,真正做到学术研究全面、客观、严谨以及科学。一方面,要重视句子及其以下层面的语言特点:英语侧重形合,汉语侧重意合;另一方面,更要研究英汉语的意合与形合在句子层面以上(段落、篇章)所具备的不同作用:英语篇章使用词汇手段等意合组织方式,而汉语篇章中则采用重复和骈偶等形合手段【1】。本文利用对《枫桥夜泊》这首古诗的英译研究分析,强调辩证地、动态地看待英汉语中的形意合问题,改进汉语古诗翻译策略,使译作体现并契合原诗作者的思想与内容,使译作读者明白并理解原诗的内涵与文化。 关键词:形合意合辩证法古诗翻译 Abstract: The very common mean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discourse are hypotactic and paratactic,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differen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ypotaxis and parataxis in a language should be researched in a dialectic way. Only in this way, can academic research become more complete and objective. On the one hand, ou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sentences and structures below the sentences leve l–English is more hypotactic while Chinese is more paratactic.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study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hypotactic and paratactic structures at the level of paragraphs in the two languages. Lexically paratactic structures are often found in English paragraphs, and hypotactic structures in the form of repetition and parallelism are frequently employed in Chinese. The author attaches the high importance to research languages in a dialectic way by the analysis of Mooring at night by Maple Bridge. So that we can find some strategies about the poem translation and make the successful exchange of two kinds of people with various background. Key words: hypotaxis, parataxis, dialectic way, poem translation 1.引文 形合与意合是英汉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英汉语篇组织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形合就是依仗形式(包括词的变化形态,词汇的衔接等)将语言符号由“散”(个体的词)到“集”(组织乃至语篇)的语言组织手段,具有外显性和刚性;而意合则是依仗意义,即内在的逻辑关系组织语言的手段,具有内隐性和柔性。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_史倩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史倩 (周口师范学院外语系 河南周口 466001) [摘 要]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又有了新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研究。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视野下迥异于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是从跨语言、跨 民族的角度,从文学和文化的层面来研究翻译这一实践活动的,对于“文化转向” 下的文学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比较文学;译介学;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文学翻译 一、引言 由于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的必由之路,以对具有跨越 特征的文学关系的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自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 翻译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翻译研究已发展成为比较文学(译 介学)的一个自成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分支。然而,随着中外翻译 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翻译研究究竟应该自成一派还是被视为 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争议。 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范畴,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 的一门学科。从宽泛意义上来讲,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 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 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 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 在中国,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很多人对比较文学的认识 还不清楚,对于把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联系在一起也表示不可理解。 很多人至今尚未弄清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有何关系,或者说不明白 译介学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何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译介学和 翻译研究这两门学科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二、何为译介学 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 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 行研究(谢天振,1999:1)。其意思是指,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 及其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也可以说,译介 学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 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 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如 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 落、变形、增添、扩神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 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 天振,1999:1)。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研究是比较文学 研究中语言、文字与文学性相结合的部分,主要指文学翻译、翻译 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也是把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 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由于原语和译语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是各自社会的文化载体,译介学从文化角度入手对翻译研究进行审 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译介学也因此越来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 学者的重视,成为比较文学中的热门分支学科之一。 三、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与译介学 古今中外,传统的翻译研究都普遍认为翻译的实质就是语言间 的转换,是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 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是把一种 文字材料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的过程。由此可见,传统翻译研究视 任何翻译行为的实质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等转换,视对原文语 言的对等转换为传统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文化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 出了“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 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研究 视点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 译”转向“为何译”、“为何如此译”等方面上来,注重异语文化对 翻译的操纵。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勒弗菲尔、巴斯奈特等比较文学学者为翻译研究引入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和方法。 并且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也认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而每种语言都无可避免地带有某一民族文化的积淀印证,而作为对另种语言的理解和阐释的活动——翻译以及在此活动中产生的误译,也即对另一种语言的误解与误释,就必然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谢天振,1999:196)因此就要求翻译者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翻译史上,在译介文学作品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晚清时期的林纾,他不懂外语但却成为闻名中外的翻译大家。再如: 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出版于1940年,吸引了几代读者,在翻译圈内占据近半个世纪的地位,直到1989年才有另一个新译本问世。谢天振先生认为,尽管现在新译本很多(至少5个),但是新译本是否真能超出旧译本仍有待时间的检验(1999:148)。该译本之所以如此富有生命力,除了傅先生优美的文笔,地道的译文以外——小说中的中国化倾向十分明显,如美国南方的人物与地点都统统“穿上中国服装”,从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南方庄园主的口里可以说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中国先哲的名句格言,而且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十足的“牌楼、大地主、营丁”等词语。因此译语读者面对大量的中国化的信息,恐怕会觉得在读一本中国的近代故事,而不觉得在读一本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小说。 翻译永远是对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译者只有尽可能接近原作所反映的艺术现实,并在译作中创造性地加以“再现”,才能使译作成为一件堪与原作媲美的艺术品。当然,若译者只精通原作语言而不了解原作所描写的生活,不熟悉作品中的人物,不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或者缺少对原作内涵的感悟力就不可能胜任文学翻译工作,则不可能呈现给读者一部与原作具有大致相同价值的译作。因而就要求译者必须对原作进行重新创作,凭自己的创作天赋来再现其艺术魅力。 并且,从译介学的研究角度看,文学翻译毫无疑问是再创作,是译者在翻译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再创作的结果就是把外国文学作品变成本国文学作品,同时还要保留其在原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一部译作,如果不能作为艺术品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那它就不会融入并成为译入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果不能保留其原民族作品的地位,它也就不能被称为译作。可以说,文学翻译不仅延长了原作的艺术生命,又赋予它第二个生命。 因而,译介学研究的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是把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民族和文化的背景之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交流的。它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不去研究翻译的标准和不同的翻译方法,而是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强调翻译作品中的形象、情感、印象以及其艺术效果是否与原文有等同性和相同的感染力,翻译作品其影响与效果是否与原作品有一致性还是另有独创性,抑或是没有达到原作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 四、结语 正如前面所说,译介学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它研究的是翻译的结果作为历史事实的译本,而不是翻译的过程。译介学描述分析译本,比较同一个作品的各种译本,但不是如传统翻译研究那样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评论其优劣;不是对翻译过程进行规范,而是从更广阔的背景上 136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_苏珊_巴斯奈特访谈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 ——苏珊·巴斯奈特访谈 [英]苏珊·巴斯奈特1黄德先2 (1、英国华威大学2、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广汉 618307;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上海 200083) 摘要: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的交织,在苏珊·巴斯奈特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对这两个学科的看法会引领学科的变动与发展。在她彻底否认这两个学科属性之后,它们该分别走向何方是学界迫切关心的问题。她对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未来的看法,无疑会再次推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翻译 Abstract:The interweaving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been best illustrated by Susan Bassnett’s academic research. Her views always determine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disciplines. Where to move next for the two disciplines has become the urgent concern among translation scholars and comparative scholars after her dethrone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nature of the two fields. Her views on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ll undoubtedly push them forwards once again. Key words: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2-0015-8 苏珊·巴斯奈特不论是作为比较文学学者还是翻译研究学者,她的个人观点总是很容易变成这些学科的公共行为,引领这两个学科的变动与发展,这也足见其影响力。自1980年出版《翻译研究》以来,她一直是翻译研究这个学科的旗手,极力推动翻译研究的学科独立。1990年她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98年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些都是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在上世纪90年代繁荣的标志。1993年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死亡,竭力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之后,她的研究兴趣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直到2006年再次回到比较文学,又彻底否定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学科属性,认为两者都只是研究文学、阅读文学的方法而已。这次彻底的否定到底是

儿童文学翻译原则

儿童文学翻译原则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中的规定,儿童是指18岁以卜的任何人,因此从广义上讲,儿童文学是幼儿文学(3-6岁)、儿童文学(6-12岁)、少年文学(12-17岁)的总称,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适合各个年龄段儿童阅读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主要类型有:儿歌、儿童诗、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曲艺、儿童戏剧、儿童影视等。 一、儿童文学的特点 1.教育性。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儿童的情感可得到熏陶,小良的行为可得到矫正,同时还能够激发儿童的思考能力和自我辨识的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儿童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发育以及人格的培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儿童文学特别注重教育性。 2形象性。形象性是儿童文学作品有别于成人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之一。根据儿童的认知特点,儿童文学作品中各式各样的形象应容易被接受。儿童年龄越小,作品越要重视形象性。无论是儿童故事还是诗

歌作品,在人物的心理活动及人物性格的表现上都要注重富于动作性,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创造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 3趣味性。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可以使儿童通过轻松有趣的故事情节明白一些深刻的道理并得到快乐的体验。儿童对文学作品的喜爱主要来源于兴趣,复杂的小易理解的内容很难对儿童产生吸引力。因此无论什么形式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都要考虑其趣味性,失去趣味性的文学作品对儿童起小到千日可潜移默化的作用。 4.故事性。儿童文学作品吸引儿童的主要原因在于故事的生动有趣。任何形式的儿童文学里而都会有个主人公,因为主要是针对儿童的,这个主人公小一定非得是人,也可是动物、植物甚至是一些无生命的物品,这史能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因此我们看到的优质的儿童文学很少用大量的环境描写或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而是借助有趣的故事情节。 二、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 1语言简洁易懂。文学作品应向儿童展现丰富多样的语言现象,但是因为儿童的理解能力有限,难以理解复杂的语言,)听以,优秀的儿童文学的语言总是在简洁清晰、通俗易懂的基础上展现语言的多样性。

文学翻译专题研究

文学翻译专题研究 ——散文跨句翻译和文学翻译语言表达 散文跨句翻译专题——以张培基先生译作为例 定义和必要性 跨句翻译是指把若干汉语句子看作一个整体,将其译成一个或若干个英语句子的翻译技巧与方法。 汉英对比研究的成果表明,汉语句子的断句有明显的弹性,而英语句子的界线则非常明确。用中文写作的人,不论他是多么有名的作家,都没有句子的概念。汉语中同一段话,各人的语感不同,可以断成不同的句子。相反,英语中的一段话,任何人都会把句号安放在相同的位置上,可见英语句子的断句缺乏弹性,句子的界线是明确的。 跨句翻译与译文表达效果 1.突出语义关系表义清楚明白 (1)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巴金(《朋友》) Friends are transient whereas families are lasting-that is the tenet, as I know, guiding the behavior of many people.(张培基,1999:98) 译文的前后两半个句子由一个破折号(the em dash)连接,破折号把这两半句子的语义关系表达得很明确,即后半句是对前半句的总结。 跨句翻译与译文表达效果 2.呈现逻辑关系推理思路清晰 跨句翻译还可以把逻辑关系传达得更明确。西方人思维重理性、重逻辑,这一特征也体现在语言表达上(陈宏薇,1998)。 (2)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 (朱自清《匆匆》) Perhaps they have been stolen by someone. But who could it be and where would he hide them? (Transient Days by Zhu Ziqing)(张培基,1999:75) 译文体现了作者极强的逻辑性思维。既然有人偷,就存在另外两个命题:那个人是谁?偷去后如何处理?译文把这两个命题放在同一个句子,就把这种逻辑推理完美地再现出来了。 跨句翻译与译文表达效果 3.语句连贯层次更加分明 (3)祖父起得很早也睡得很早,每晚九点钟就上床了。他上床之前,就把电闸关上,于是整个大家庭就是黑沉沉的一片! (冰心《祖父和灯火管制》) Grandpa, who kept early hours, would switch off all lights when he went to bed at 9 o’clock in the evening, thus plunging the whole big house into deep darkness. (Grandpa and Nightly Blackout by Bing Xin)(张培基,1999:148)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使译文把祖父的作息特征描述出来了,他喜欢早睡早起。接下来译文说出了祖父早睡的表现,每晚九点上床并随手关灯。ING-分词短语把祖父早睡对全家人的影响讲明了,面对祖父的权威,全家人显得十分无奈。译文的语句很连贯,层次也分明。 跨句翻译法的具体运用 1.译成并列句 (5)佃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很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却舒服。(朱德《母亲的回忆》) The life of a tenant farmer’s family was of course hard, but we somehow managed to scrape along because mother was a clever and able woman. (Loving Memory of Mother by Zhu De)(张培基,1999:335) “很苦”与“舒服”并存,故译成并列句。 跨句翻译法的具体运用

文学翻译变异研究

文学翻译变异研究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以其巨大的理论魅力影响着人类发展的 各个领域。生物界普遍存在的变异现象在语言、文化乃至纷繁复杂的翻译活动中也比比皆是。本文通过总结其他学科对生物变异的引用规律,将生物变异相关理论有效的纳入到翻译研究中,试图通过生物科 学的研究成果为翻译研究找到新的突破口。我们将努力证明,翻译变异发展规律可以找到生物变异发展规律的痕迹,它同生物变异一样具有自身的相关性、历史性和连续性特征。翻译变异的相关性体现在,当我们把文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时候,文本中无论是形式、结构或者内容上的改变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诸如风格、韵味等的相关变异。翻译变异的历史性体现在,翻译变异蕴涵着时间的概念,它可以把跨 越几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翻译活动用时间的链条串在一起,对其历史性的认同可以使我们避免孤立的看待翻译活动。翻译变异的连续性体现在,各种翻译变异并不是孤立、杂乱无章的,它们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相互联系的地方,这些变异虽然并存,但不互相排斥,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文本自身的开放性、语言差异、文化差异和译者个性是引起翻译变异的原因,但同时我们也发现,翻译变异不是天马行空的随意行为,而是受到文本自身的确定性、翻译规范限制的翻译行为。换句话说,翻译变异是一种有限度的变异。翻译变异对翻译对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受到生物变异和生物遗传之间相互转化关系的启示,我们认为翻译对等和翻译变异不应该是非此既彼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转化的关系,

翻译对等是以大量的翻译变异为基础的。这样,当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完成多次转化以后,一部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就呈现在读者的面前。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关系问题一直翻译理论研究的焦点,而翻译变异的存在使我们意识到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应该是一种既同又异的关系。同时,由于翻译变异自身的连续性属性将那些浸润着无数翻译变异的不同目的语文本联系在一起,使不同的目的语文本之间呈现出互为补充的关系。本论文共分前言、正文、结束语、参考文献四部分。前言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动机、本文的任务、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目的论与儿童文学翻译

目的论与儿童文学翻译 字数:2613 来源:首都教育学报 2013年1期字体:大中小打印当页正文摘要:儿童文学的翻译应在在理解儿童文学的特点基础上,以目的论为指导进行,以达到真正服务于儿童读者的目的。本文首先简要概述了翻译目的论的内容,接着简述了儿童文学的特点,最后讨论了目的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关键词:目的论;儿童文学;翻译 1.引言 对于传统的翻译理论而言,目的论是个重大的突破。目的论着重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并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翻译目的论有三个重要的原则,即“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以及“忠实性原则”。其中决定翻译的首要因素是“目的原则”。儿童文学的翻译虽然是文学翻译的一部分,但是常常被人们忽视。事实上,同成人文学翻译比较起来,译给儿童们看的童话更有难度。儿童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特定的目标读者,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中应该重视这一特点。目的论指出,同一原文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不同的译文,所以目的论适合应用于儿童文学的翻译。 2. 目的论 长期从事翻译研究和语言的汉斯·威密尔教授是目的论的奠基者。他认为,结果决定方法,翻译所要遵循的最重要的法则就是目的原则。目的论其他的两个重要原则是连贯性原则和忠诚性原则。根据连贯性原则的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的连贯,即译文的接受者必须能够理解译文,并且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

以及目的语的文化中要有意义;相对于连贯性原则,忠诚性原则要求原文与译文之间要有语际的连贯,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以及译文的目的决定了忠实性的程度。(吴文安,2003) 目的原则是目的论的首要法则,其他两个原则要从属于目的原则,并且,忠诚性原则要从属于连贯性原则。目的决定一切,如果目的原则要求原文和译文的功能不同,那么忠诚性原则则被弃用。所以,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决定翻译的最首要的法则,是翻译所要遵循的最终的、唯一的法则。(钟伟合、钟钰,1999) 3.儿童文学特点 儿童文学是为儿童读者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的翻译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翻译,尽管儿童文学的译者都是成年人,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都要尽量的贴近儿童的理解水平以及他们的思维特征,尽量的少受成人认知水平和思维的干扰和影响。为了能够选择更好的翻译策略,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儿童文学的译者首先要对儿童读者的思维特征,认知水平以及审美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3.1 儿童文学接受特点 根据年龄的划分,儿童读者可以分为不同的三个阶段,并且这三个阶段的儿童文学具有不同的接受特点: 幼年期读者(1~6岁):幼年期的儿童文学大多非常短并且简单,有的还配有具有鲜明色彩的插图。因为在这个时期,儿童读者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童年期读者(6~12岁):童年期的儿童文学将艺术性、知识性以及思想

对于英国文学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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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文学翻译研究 伽达默尔是德国最着名的哲学家、翻译家、理论家,1960年以出版着作《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因其在哲学、翻译学等领域的重要成就而闻名于世。他对诠释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哲学精神和人生实践统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伽达默尔认为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并不是一种向作者原意的回溯运动,相反,它是一种借助于文本而实现的此在的存在方式。伽达默尔认为关键不在于把握作者的原意或重建作者的思想,而在于如何在理解中实现过去真理与现时态生命的思维性沟通。沟通是伽达默尔最大的成就,也是他一生的追求,《真理与对话》强调对话和沟通是翻译的真实存在,在翻译过程中只有注重了对文本对话和真实的梳理,才能驾驭文本。原着是作者通过对生命和生活的体验和智慧的结晶凝结成的结果,任何作品都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写照,尤其是小说等大框架作品,更需要作者去发现自我,发现生活的本质。这表明译者在重新唤醒对原作者和文本意义的时候,也会把自己的思想灌注于他的理解中。哲学诠释学代表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本质不是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对作者意图的单方面理解、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理解应该是相互理解,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理解的双方,即作者和译者有各自的视界。这种视界是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历史理解。源语文本代表的总是作者的视界,而译者的视界是在其自身的时代氛围中形成的。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隔离,两种视界肯定存在着一定差距。伽达默尔主张译者应在理解过程中,使两种视界融合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译者和原作者都得到提升,到达一个全新的视界境界。因此,翻译时已不是以文本为主体,而是以译者为主体。英国文学的代表作莎士比亚为例,莎士比亚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剧作家,同时,莎士比亚也是诗人,他通过自己对生活的感触和理解创作出很多优秀的剧作,这些剧作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考虑莎士比亚所生活的环境以及莎士比亚本人的思想活动,只有了解了这些全部译者才能通过伽达默

比较文学对研究文学的意义

比较文学对研究文学的意义 篇一:比较文学课后答案 比较文学课后答案 第一章 1、什么叫流传学?试分析它的特征及研究范围。 流传学也称誉舆学,是传统的影响研究模式之一。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首先将它引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使之成为比较文学实践中的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基本方法。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从给予影响的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为终点的接受者的“他者“情况,包括文学流派、潮流、作家及文本等在他国的际遇、影响及被接受的情况。 特征:首先,流传学研究的“文学关系”是多元文学关系。梵·第根对这一点有经典的阐述,他把这种关系限定在“两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上”。其次,流传学具有实证性。因为其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建立在事实性基础之上才能成立,否则就无所谓“关系”。这种研究既然是以“事实”为依据,就必然要强调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既注意文学现象、观念、作品、文类的纵向发展、流变,又要注意这种传承流变与横向的各种关系。 研究范围:(1)、接受者国家和作者对作为放送者的外国作者的认识(包括其评价、介绍等)。(2)、接受者所受到放送者那些具体作品的影响及对放送者的评价。(3)、接受者是否摹仿放送者,摹仿了

那些方面,如文体、风格、思想、情感、主题、背景等。(4)、接受者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作品,是直接阅读原文,还是通过译文或评论了解作品,译本在其影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5)、文学界、出版界、读者是怎样接受这些作品的,他们的反映和情感是怎样的。(6)、作品的传播情况如何,哪些阶层受影响最广。(7)、影响的程度是肤浅的,还是深刻的。(8)、影响的时间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9)、是什么帮助人们接受影响并使影响成熟;是什么造成接受者对影响的选择。(10)、是什么影响确立了放送者在接受者眼中的形象和地位。 2.举例分析交叉影响和循环影响的双向互动性。 中国元曲在欧洲的流传,就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交叉影响和循环影响的双向互动的典范。它先是经历了在英法两国的流传与接受,约两个世纪以后它又“返销”中国,即1990年天津人艺又把它作为西洋话剧的搬上舞台。于是作为起点的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经历了在法国、英国的改编和再创造,最后又返回它的故乡。 在中、法、英三国的流传中存在着两种方式:一是双向互动直线式交叉影响。英国人通过法国而认识中国文化。曾经有学者指出,英国剧作家谋飞的,是根据伏尔泰的改编创作的,在角色、场景和台词上不少地方与伏氏相同或相似,但谋氏之作在结构上更多的是直接取材中国的。可见,作为放送者的在英国人那里变成了接收者,即它接受了法国的和中国的的影响,形成了它与法国、中国戏剧之间的互动,呈现出一种交叉影响和互动关系。二是双向互动的循环交流。从中国的到伏尔泰的,直至再返回中国,这既是一种循环互动,也有交叉影

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

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讨论了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然后以一个实例指出,实际翻译过程是一个决策过程,对比功能分析可以为分析在翻译中可供选择的各种语言选项及其形式、语义特征和篇章、语用使用条件提供一个总体描述框架,因而对指导具体翻译和分析译文所作选择的得失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1. 引言 对比语言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方法问题。虽然从事语言对比的研究者很多,但是思考和提出系统的、专门用于语言对比的理论模式和框架的研究者却屈指可数。波兰格但斯克大学的Krzeszowski教授是其中的一位,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Chesterman教授是另一位这样的学者。如果说前者(1979, 1980)提出的“对比生成语法”模式(简介见许余龙1992: 180 -181; 2002: 163 -164)主要适用于句法结构对比的话,那么后者(1998)提出的“对比功能分析”模式的适用范围则要广泛得多,不仅可以用于词汇、形态、句法、语义、语用对比,也可以用于话语分析、文体、修辞和社会语言学对比(关于其研究方法以及在英汉对比中的应用,见许余龙2005)。而且,由于Chesterman是一位多语交际和翻译研究专家,出版过多部语言学和翻译研究方面的专著(如Chesterman, 1997; Chesterman & Wagner, 2002; 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2004),因此他更加强调对比研究与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将从翻译和对比功能分析的性质和特点出发,讨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以一个实例来说明对比功能分析对翻译的指导意义。 2. 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 2. 1翻译的性质和特点 著名捷克学者Levy (1967/1989: 38)指出,“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翻译是一个交际过程:翻译的目的是将原文表达的知识信息传递给外国读者。而从译者在进行实际翻译工作时的任何一刻来看,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一系列的情景需要译者在一组(通常可明确定义的)选项中作出某种选择”。 翻译的这两个基本性质和特点在以后的一些研究中,特别是功能主义取向的研究中(如见Hatim, 1997/2001; Hatim &Mason, 1997; Nord, 1997/2001),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也正是翻译的这两个基本性质和特点,使得语言文化之间的对比分析和翻译成为两种具有密切联系的研究。正如Hatim (1997/ 2001: 1)所指出,“要知道对比语言学是如何运作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翻译;而要了解翻译的过程,一种有趣的方法是看译者在处理篇章时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2. 2对比功能分析的性质和特点 所谓对比功能分析,广义而言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对比分析模式的特点是从察觉到的两种(或多种)语言可表达的相似意义出发,致力于确定这种相似的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是如何表达的,不同表达方式的句法、语义、篇章、语用、语境的使用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会优先选用哪种形式,等等。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表现为:两者都旨在确定哪种形式在什么样的使用条件下是表达某一意义的最佳形式。而两者之间的区别则在于:翻译的任务是要确定,在某一特定使用条件下的一种源语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在目标语中的最佳表达形式是什么;而对比功能分析则致力于探

关于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研究的设想

《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总第120期) 南京大学 教 授 许 钧 关于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研究的设想 中国文学翻译最早可追溯到六朝时期,较为系统地译介外国文学的历史已近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的译家奉献了大量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为吸取外国文学养分,丰富、促进我国文学的发展,增进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拿季羡林先生的话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在长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中,众多译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就译事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思考,对翻译活动、文学翻译的特殊本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近20余年来,我国翻译界日益重视对这些宝贵经验和独特见解的整理和思考,一些译家和翻译研究、教学工作者还对文学翻译进行了理论探讨,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如王佐良的《论诗的翻译》、许渊冲的《翻译的艺术》、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和申丹的《小说文体学和小说翻译》等,为我们研究文学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能通过学习比较前辈优秀的译作,对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翻译经验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和研究,借助文艺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文学翻译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基本问题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比较,进而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作出合理的、科学的描述和阐释,对我们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把握、处理好翻译中面临的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可资借鉴的手段,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好翻译中的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同时对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系统、科学研究,可以提出比较可靠的依据,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 我们认为,文学翻译,有其特殊性。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字中,又有文化的沉淀。文学翻译既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这一复杂的活动中,无论哪个译家,都必然遇到与上述三个活动过程相关的客观问题。不同的译家,虽然对文学翻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无法回避文学翻译的语言、艺术审美以及文学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方面所面对的基本问题,诸如如何对待原作,是“忠实”还是“再创造”?是致力于原作的文字形式转换的对等,还是寻求艺术效果传达的近似?是“异化”还是“归化”?翻译家如何处理协调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如何发挥翻译主体的作用和保持客观性?如何认识文学翻译的目的、功能和艺术本质?如何衡量、评价一部译作的成功与否?对这些具有共性的基本问题,不少译家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理性的思考,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若能立足于中国译坛,从中国文学翻译的实际出发,通过学习、比较和分析一百年以来我国公认比较成功或有特色的译家,或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有着重大影响或争议颇多的译家对翻译的思考和看法,结合他的代表译作,看他们在各自的翻译中如何处理各种基本问题和作用于翻译活动的各种因素,对此加以历时和共时的分析与描述,整理、归纳出他们的基本思想、原则和处理方法,必将有助于对之作出合理科学阐述和理论的系统化,以得出一些确实具有客观基础和依据、可以借鉴、能够给翻译者以启发和指导的普遍规律来。 就我国目前的文学翻译研究状况而言,我们充分意识到,对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的探索,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这种障碍既有学术方面的,也有非学术方面的因素。我们的研究试图突破两个方面的难题:1.通过对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的研究,帮助克服“文学翻译无理论”的思想。文学翻译作为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之一,其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许多人认为文学翻译无理论,无规律可循。要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文学翻译活动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就要求我们的研究所搜集、整理、归纳、总结出的众译家的翻译经验和思考要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2.通过研究,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作为个人的翻译经验的结晶,各译家的看法往往是一家之言,对同样的问题常有不一致甚至迥异的观点,且缺乏理性的把握和理论的深度。因此对初学翻译者来说,他们的经验有时难得要领,难以掌握使用。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充分注意到要从各个译家不同观点之中找出共同点,加以科学的阐释,通过大量个别的经验的对比、分析,进行系统的概括,使之上升为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 就研究的总的思路和具体方法而言,我们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1.文学翻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实践活动,在研究中首先要克服一种危险的倾向,那就是不以具体的翻译实践和现象为研究对象,不重视前辈留下的宝贵经验,而追求所谓理论体系的大而全的构建,先设立一个理论框架,引进一些新的术语,再逐一加以“填塞”的做法。这种笼而统之,从抽象到抽象,为理论而理论的大而无当的做法,不符合文学翻译研究的客观实际。2.既然文学翻译研究要以实践为基础,就

浅谈语言学与比较文学

浅谈语言学与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与文化语言学 比较文学之所以作为一门国际学术研究的学科得以成立,与语言的跨界和学科的跨界有关。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交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不同语系之间,因此他们必然是本土文学与异质文学的对话者,而文学建立在语言的书写形式——文字的基础上。所以,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本土的语言及其思维观念来透视异质语言书写的文学现象时,他们第一时间所无可回避的就是语言问题,也就是文字的问题。不同的语言必然造就其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也正是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在跨界中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点。 我们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首先面对的是作为母语的中文与外语的差异。 汉语在书写的形态上是由语素文字构成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文化的思维观念上,汉字文学一定不同于由音素文字与音节文字所书写的两种文学现象。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语言身份决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及其思维观念。国际语言学界将文字划分为语素文字、音素文字与音节文字,则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是运用音素文字从事国际文学研究,而把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则运用语素文字从事国际文学研究。 有学者认为,“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就西方印欧语系的音素文字来判断,书写的字母只是对语音声波的连续带的记录,而不是一种直接参与思维的表达方式,也因此,音素文字的字母延缓与遮蔽了声音表达意义的鲜活在场性。汉字思维应该成为现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及西方的汉学家或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前沿学术问题。 二、语言学与比较文学译介学实践 比较文学派强调文学的多元体系,认为翻译是译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不仅仅是另一文本的再现。作为翻译研究来说,其对象不仅是文学文本,还应包括普通语言文本和特殊语言文本。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也是文化转换,不仅仅是解码过程也是交际行为。以国人翻译外国文学的初期状况为例,“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前,文言在中国语言文化系统中占统治地位,与之相对的,中国早期的文学翻译大都采用文言作为译入语。但是从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发展的总体来看,以文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翻译作品使用的译入语都是现代白话——现代汉语。文言和白话虽同属于汉语语言文化系统,从文言到白话的变化也是汉语语言文化系统内的变化,但这两者之间却有很大的区别。它们的不同涉及到语言观、社会观乃至文化观的不同。 文言有着鲜明的稳定性,首先是语言层面上的稳定性。文言有它常用的字眼和词汇,有相当严格的句法系统,对所有使用它的人都具有约束力。文言自汉代基本定形后,就成为一个可以不随时间和地域而变化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前,在此之前,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基本都是用文言作载体的。长期的两相结合,使文言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形成牢固的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关系。现代汉语则吸收了文言、外语的因素创造出了浑然一体的新语言风格。与相对固定的文言相比,现代汉语紧随时代的发展,表现新意的力量要强得多。但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虽然可以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却不一定真的能与现代汉语相溶合。文学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翻译文学中甚至含有两种或多种文化的成分。早期的中西文学文化交流首先表现为文学翻译,这两种彼此存在巨大差异又相互不了解的文化就在文学翻译中直接交锋,使得误译、错译的现象时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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