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罪的数额应如何确定

《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四条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有关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重大修改:一是删除了1997年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三种情形，分别规定了从拘役并处罚金到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的三档法定刑;二是将1997年刑法规定的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修改为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修正案的上述修改,在立法过程中有过争论,立法机关最终采纳了删去具体数额，原则规定数额标准加情节标准的立法模式，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两高”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改是合理、科学和符合国情的，有利于惩治贪腐犯罪和实现量刑均衡。立法上之所以作这样的修改，主要基于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公正的考虑。一是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虽然对于贪污受贿犯罪规定明确的数额标准,有利于司法办案操作，但由于此类职务犯罪案件情节差别很大，情况复杂，单纯考虑数额,难以全面反映具体个

案的社会危害性。二是刑法对贪污、受贿不满5万元的，没有规定财产刑，容易出现轻罪重判自由刑，使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得不到应有惩戒，不能很好实现罪刑相适应。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集中查处了一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案件。但由于1997年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即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导致实践中贪污、受贿十几万元、数十万和贪污、受贿上百万、上千万的案件可能判处刑期差别不大，没有实现罪刑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效果。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有关规定，对犯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应当由司法机关根据数额和情节综合考虑。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问题，应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贪腐案件发生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档次和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以实现罪刑相适应。比如说,贪污罪、受贿罪的起刑点标准目前不宜有大的提高。入罪门槛可以保留5000元标准不变，也可以考虑适当提高，比如提高到1万元。在5000元以下或者1万元以下的可纳入党政纪律处分的范畴，把党纪挺在前面，这样可以更好实现党纪与国法的衔接;“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肯定不能是10万,这个标准太低，既挤压了量刑的合理空间，又容易造成罪刑失衡,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所调

整。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规定一定的幅度，由各地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自行确定具体标准。笔者认为，各地关于贪污受贿犯罪执行的数额标准应当全国统一，不应有地区差别，因为贪污受贿犯罪与盗窃罪、抢夺罪等侵犯财产犯罪不同，其更主要的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因此,对各地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犯罪应当一视同仁，不能在定罪量刑上搞区别对待。

检察机关在办理贪污受贿犯罪案件中，关于数额认定问题，还应当注意避免唯数额论。犯罪情节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犯罪数额、犯罪手段、犯罪后果、赃款赃物的去向、社会影响等多种因素。对贪污受贿犯罪不能唯数额论，对于犯罪数额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具有“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也应判处相应档次的刑罚。另外，还有关于“财产性利益”的数额认定问题。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文件规定，贿赂犯罪的对象指财物，包括金钱、有形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笔者认为,“财产性利益”,应当包括可以替代金钱使用的凭证，如可以直接折算为金钱使用的购物卡、代金券、电子货币(比特币)等，以及其他需要金钱购买的物质利益或者服务，如医疗服务、色情服务、旅游服务、房屋装修服务、高尔夫球、马术俱乐部会员服务等。财产性利益的折算金额计算，原则上应以请托人实际支付的金额为标准，但有

的案件可能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以合理性为原则。对于“财产性利益”能够折算为金钱的，应当计入数额;不能折算的，可以作为犯罪情节予以考虑。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加大反腐力度而在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的一个罪名。该罪名的出台本来就是为弥补原有受贿罪规范的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缺点，且实质上也能够达到这一效果，但是任何一个新条文的出现都应与刑法整体，尤其是原有的特别规定相适应。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此通常会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相似，客观行为方面也有重合，因此两罪易发生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案情概述任某系某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某的妻子，某日晚上赵某出差未归，一位老者来到赵某家，想谋求赵某释放他因聚众斗殴被抓的儿子。老者说明来意，并留下现金两万元，请任某转告其丈夫赵某，任某将钱收下，等赵某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赵某，赵某欣然将钱收下，不久便释放了老者的儿子。分歧意见本案中，对于任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受贿罪共犯；第二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评析意见：笔者认为，本案中任某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确认识受贿罪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具体内容是正确定性任某行为的关键。意见一：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

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纪要》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意见》指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纪要》与《意见》对受贿罪共犯标准的规定存在冲突，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第一，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帮助犯；第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加以制止，仍按照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教唆犯。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及特定关系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者，应先查清他们和

岗位职责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的区别

（岗位职责）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的区别

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的区别李宇先【基本案情】被告人李已轩，男，1949年4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任湖南省洪江市二轻工业局局长、二轻工业总公司经理、二轻集体工业联社主任。2005年4月18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同月25日被逮捕。湖南安塑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塑公司”)是由原湖南安江塑料厂等单位改制组建的。其中原湖南安江塑料厂转为原安江塑料厂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资管会”)成为“安塑公司”第壹大股东，持有3380万股，占82.4%。原湖南安江塑料厂上级主管单位洪江市二轻工业局及洪江市二轻集体工业联社(以下简称“洪江二轻”)持有“安塑公司”法人股共计59.4万股。2000年1月，时任“洪江二轻”负责人的被告人李已轩找到时任“安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资管会”理事长的何述金(另案处理)，提出且和何述金商定将“洪江二轻”所持有的“安塑公司”59.4万股法人股以每股1.1元，总价款为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资管会”。不久，“洪江二轻”派人于2000年1月21日和“资管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的主要内容是：“洪江二轻”将其原持有的“安塑公司”59.4万股法人股全部转让给“资管会”，“资管会”接受“洪江二轻”的转让，且支付给“洪江二轻”总价款为66万元。协议生效后，“洪江二轻”不再享有于“安塑公司”的权益，其权益由“资管会”享有。随后，何述金安排时任“安塑公司”董事、财务处副处长的刘亦萍(另案处理)付款给“洪江二轻”。因“资管会”暂无钱支付，且为了做账、规避有关银行的审查，刘亦萍便按协议安排从“安塑公司”下属的长沙安塑塑料制品厂的账上，以仍借款、付货款、咨询费的名义，代“资管会”支付给“洪江二轻”股权转让价款共计66万元。2000

职务侵占罪的认定及处罚

职务侵占罪的认定及处罚一、概念及其构成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一）客体要件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此处所称“公司”，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设立的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称“企业”，是指除上述公司以外的非国有的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设立的有一定数量的注册资金及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如商店、工厂、饭店、宾馆及各种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经济组织；其他单位，是指除上述公司、企业以外的非国有的社会团体或经济组织，包括集体或者民办的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团体。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所谓“动产”，不仅指已在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占有、管理之下的钱财（包括人民币、外币、有价证券等），而且也包括本单位有权占有而未占有的财物，如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拥有的债权。就财物的形态而言，犯罪对象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如厂房、电力、煤气、天然气、工业产权，等等。（二）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必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及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作。职权，是指指本人职务、岗位范围内的权力，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务或岗位上的权限，但却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或通过其他人员利用职务或地位上的便利条件。包括：（1）利用自己主管、分管、经手、决定或处理以及经办一定事项等的权力；（2）依靠、凭借自己的权力去指挥、影响下属或利用其他人员的与职务、岗位有关的权限；（3）依靠、凭借权限、地位控制、左右其他人员，或者利用对己有所求人员的权限，如单位领导利用调拨、处置单位财产的权力；出纳利用经手、管理钱财的权利；一般职工利用单位暂时将财物，如房屋等交给自己使用、保管的权利等。至于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仅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熟悉环境、容易混人现场、易接近目标

经验总结：如何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事后的共同受贿

如何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事后的共同受贿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正通过《刑法修正案》和相关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范围，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事后明知特定关系人受贿，未退还或上交，可以认定为具有受贿的故意；而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如何与《刑法》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相区分还存在争议。本文将主要以实践中如何区分前述两种情况为讨论重点，明确事后共同受贿的认定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贿款物的处分意识表示，否则应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 2016年4月18日两高配合《刑法修正案（九）》中职务犯罪的相关条文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贪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对检法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但由于该解释出台时间较短，在实践中，对个别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的情况较为突出，笔者借该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和认定进行分析，抛砖引玉，以期能有更多的探索和思考。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立法背景

在刑法修正案颁布之前，实践中有大量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收受贿赂的案件的认定，必须依托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该“身边人”构成共犯，利用共犯理论来处理这类案件，追究相关“身边人”的刑事责任。早在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贿赂意见》）中，就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通过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第三人，第三人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形。实践中的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包括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这类“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接受被国家工作人员授意的请托人给予财物，按照共犯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受贿罪。但是实践中还有一些案件存在“特定关系人”直接绕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形成的身份和地位，完成请托人的请托事项，收受贿赂的情形。这类案件，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事先知晓，构成受贿共犯毋庸置疑，但事先的知晓和共谋的证据往往难以查证属实，无法找到确实的证据予以支撑；而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对“特定关系人”的贿赂行为并不知情，共犯的成立就存在一个共同犯意的缺失，难以使“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而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非国家工作人员即使实施了贿赂行为，因为主体身份的缺失，亦无法定罪处罚。于是，为了扎紧反腐败的“篱笆”，《刑法修正案（七）》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直接定罪，突破了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定罪的局限性，直接将那些共同犯意不明的特定关系人定罪处罚。于是在实践中，那些有证据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的“身边人”，直接以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而那些无法证明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贿赂案件，则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填补。

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

《刑法》第383条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胡燕来律师提醒：点击返回《刑法》目录 ◆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1989年11月6日）一、关于贪污罪的几个问题（一）关于贪污罪主体中，“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应如何理解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一条规定：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1.集体经济组织，即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是指在政府主管部门管理之下，按照一定的组织章程建立起来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全体组织成员，公共积累为集体公有，并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形式的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是指在集体经济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户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其人员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经济组织的所有制性质不明确或者上述私人经营的工商户持有集体营业执照的，应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重新核定。 2.“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包括：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的“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承包经营者；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的股份制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中方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直接从事生产、运输劳动的工人、农民，机关勤杂人员，个体劳动者，部队战士，经手公共财物的，如果他们所从事的仅仅是劳务，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二）关于共同贪污个人所得数额不大或尚未分赃的处罚问题《补充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其他共同贪污犯罪的主犯，

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关系及评价

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关系及评价黄xx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受贿案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龙岩金磊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黄xx妻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黄xx 的辩护人。开庭前，我们多次会见被告人，查阅研究案件材料，并进行了有关调查，现根据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除对《起诉书》受贿部分第一起的事实有异议外，其它的基本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但对法律的适用与《起诉书》的指控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一、关于数罪的问题，辩护人认为只能择一受贿罪处罚，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公诉机关在龙新检公刑诉[2008]135号《起诉书》中认为被告人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三个罪名,应当数罪并罚，但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仅仅构成受贿罪。因为从被告人的行为特征来看，其犯罪行为属于典型的牵连犯，只能择一重罪受贿罪处罚，而不能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三个罪实行数罪并罚。从法庭调查来看，被告人所实施的三个行为同时具备了牵连犯的四个基本特征： 1、牵连犯必须基于一个最终犯罪目的，而被告人的最终犯罪目的非常清晰，即收受他人贿赂。被告人是因为收受贿赂以及干股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被告人受贿的数额达5000元以上。 2、牵连犯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行为，被告人对廖义龙擅自砍伐山林树木的行为疏于监管、又违规向伊关清、徐锋办理福建省木竹金、费收费专用票据(简称“两金发票”)且又收受他人贿赂。 3、牵连犯所包含的数个危害社会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即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危害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并且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关于这一点，可以在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提供的证言中相互印证：关于玩忽职守部分，2007年6月9日黄xx《询问笔录》问“你既然有想到廖义龙可能会私自砍伐树木，为何没有去监管?”答“当时由于二类资源清查，站里抽不出人员来巡查，另外林业局林业执法中队的赖靖有打电话给我，说廖义龙申报采伐的山场他也有股份，叫我帮忙报指标，且廖义龙有送给我一万元，所以我们就没有认真去监管这个山场了。”2007年11 月22日被告人《询问笔录》第三页问“那你认为廖义龙为什么要送钱和礼物给你?”答“他送我钱和礼物就是要我对他多关照。”廖义龙在2007年6月27日的《询问证人笔录》问“你为什么要送钱和物给黄xx”答“因为我在黄斜村有买2000亩的山场，想砍伐林木，要和黄xx搞好关系”;问“你为什么要和黄xx搞好关系?”答“因为他是林业站长，办指标要他帮忙，偷砍和运输林木都会被抓，所以要送钱给他搞关系”。由以上分析可见，被告人对非法砍伐树林疏于监管和违规办理“两金发票”都只属于手段，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收取廖义龙、伊关清、徐锋等人的贿赂。 4、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是触犯不同的罪名。根据公诉机关的控诉：被告人没有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山场林木的行为触犯第一个罪名即玩忽职守罪，违反法律规定出具“两金发票”的行为触犯第二个罪名即滥用职权罪，收受伊关清、徐锋、廖义龙钱物的行为触犯第三个罪名即受贿罪。虽然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但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完全符合牵连犯的构成要件。根据犯罪的手段和目的，依照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论处，对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因此，对被告人不实行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只能以受贿罪处罚。二、《起诉书》指控的受贿部分第一起被告人有投资，不是空股，不构成受贿。根据2007年11月25日上午的庭审，从公诉机关提供的对邓爱明的询问证人笔录和黄益林与邓爱明于2002年8月16 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邓爱明2008年8 月17日写给被告人“兹收到黄xx交来邓爱明与邓德森转包后投资款叁万元整”的收条结合1988年6月1日和1994年4月5 日邓德森与小池乡卓洋村委会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山林承包补充合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是空股，而是投资人。理由如下：第一，被告人从邓德森处转包时，根据《山林承包补充合同》第三条：“2001 年至2010年采伐甲方得60%、乙方得40%，” 这里的乙方是指邓德森。因此，被告人承让后就享有山林采伐承包40%的股份。第二，根据2002年8月16日被告人与邓爱明签订的《协议书》，双方约定： “将承包山场参与投股，其中邓爱明占总山场2685亩股份的捌分之壹，按八分之一利润(纯利)与黄益林分成”，说明被告人是须要承担支付邓爱明三分之一投资利润的民事责任的义务。第三，2002年8月18日卓洋村委会与邓爱明签订《山林承包合同》终止协议书，与龙岩市绿源人造板有限公司签订的《山场租赁合同》均是名义合同，不是实体合同，实体合同是卓洋村委会与黄益林，绿源公司不享有实体上的权利与义务。第四，伊关清在2002年9月之前并没有与黄益林就该山场的承包进行任何协商，都是在被告人受让邓德森、邓爱明承包权后才接触。所以，关于伊关清“委托” 被告人跟原承包人谈买山场的事并承诺给他三分之一的股份是不成立的。第五，被告人付给邓德森投资款3 万元，付给邓爱明转让款2万元，这5万元并不是伊关清支付的。从《协议书》收条和邓爱明的证言来看，这些钱和所谓的八分之一利润的风险都是被告人支付和风险承担的。第六，被告人在2002年9月有向伊关清借款六万元，他称是购车所借，不能当然证明这是伊关清给被告人先垫付给原承包户邓德森、邓爱明的5万元，这从法律上来说是股东之间的预支款项、预借款项，因为双方在承包项目还没有完成结算的情况下，所有费用都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双方并没有进行结算。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内山背”山场的收益不是空股所获，而是有投资的，所以这一起不构成受贿。三、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受贿部分的第二起1万元，第三起1000元有自首情节。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 年05月29日以龙新检反渎拘[2007]3号《拘留决定书》将被告人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刑事拘留，在询问过程中，被告人如实供述公诉机关当时还未掌握的起诉书所指控的受贿部分的第二起1万元和第三起1000元的受贿罪行。第二起的1万元，被告人是在2007 年6月9日交待的。2007年6月9日被告人《询问笔录》问“你今天有无什么问题要主动向检察机关交代的?”，答“2006 年4月份，廖义龙要申请办理‘大炸’山场的采伐许可证，廖义龙为了我们林业站能把申报指标的材料往上报,在林业站门口,廖义龙送给我一万元…”。第三起1000元，被告人是在2007 年6月27日交待的。2007年6月27日黄 xx《询问笔录》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主动向我们检察机关交待的?”答“ (2006) 年中秋节，廖义龙在小池镇一村道上，在我车上送给我1000元，我将这1000元收下…”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龙新检重计 [2007]01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决定书》和《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证实：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以受贿罪立案调查是在2007年7月31日。由以上可见，被告人供述的受贿行为是在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涉嫌受贿罪立案之前，被告人的供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二款“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四、被告人揭发同案犯黄梅荣，具有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被告人到案后主动揭发同案犯黄梅荣受贿10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有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待查证属实后处理有利于量刑。被告人到案后，检举揭发了刘春、邱江维的犯罪行为，为其他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线索。虽然查明邱某的仅有4000 元，不构成犯罪;对蔡某贩毒行为，仍在查证过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若等查证属实后再判决，就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六、被告人积极如实交代犯罪行为，具有悔罪表现。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及其认定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及其认定笔者拟从职务侵占罪的概念、渊源、构成及证据规格等方面谈一些体会，以期对执法实践有所裨益。一、职务侵占罪的概念与渊源通说认为，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触犯我国刑事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广义上，目前该罪的法律渊源有我国的刑事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明确这些法律渊源将为我们侦查、检察及审判实践提供准确的执法、司法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由于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没有明确规定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的起点，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发布。因此，在实践中，对职务侵占数额较大的起点，仍是参照1995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条规定，“根据《决定》（笔者注：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的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企业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侵占罪。《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是指行为人以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实施《决定》第十条规定的行为，侵占公司、企业财物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侵占公司、企业财物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该解释第六条又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本解释规定的受贿、侵占、挪用的定罪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0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这也是职务侵占罪的法律渊源之一。此外，从该罪的相关立法过程可知，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是根据1995年2月28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罪演变而来。二、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与认定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挪用资金罪、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等都属于侵犯财产类罪名，但如何区分上述同类不同性的罪名并准确认定职务侵占罪，关键在于认清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即职务侵占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等四个要件。（一）职务侵占罪的客体与对象1、职务侵占罪的客体。犯罪客体是为我国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侵害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公司”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依法设立的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如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外国公司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其他单位”是指公司、企业以外的群众团体、管理公益事业的单位、群众自治性组织，如学校、医院、社团、居（村）委会等。曾有观点认为，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还包括出资者的财产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基于物权而形成的一种法律上的物的支配关系，在积极方面，表现为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消极方面，则表现为独占或排除他人干涉、侵夺和妨害的权利。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依法成立后，依法对各出资者的出资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对外的责任承担上，也是以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依法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承担责任，而出资者仅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对内承担责任。因此，两者的法律地位是不一致的。而且，在犯罪客体的认定上，只能以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为依据。所以，职务侵占罪的客体就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 2、犯罪对象。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本单位即犯罪行为人所在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物。在法律属性上，“本单位财物”应当解释为不仅指本单位“所有”的财物，而且还指本单位“持有”的财物。其包括：⑴、已经在本单位的占有、管理之下并为本单位所有的财物。⑵、本单位虽尚未占有、支配但属于本单位所有的债权。⑶、本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和契约约定临时管理、使用或运输的他人财物。因为单位人员侵占了这些财产，行为人所在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行为人实质上仍侵犯了本

【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点合集(刑事实务干货)

【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点合集（刑事实务干货）每天为你推送智豪团队呕心整理编辑的最高法及各地法院裁判要旨、观点集成。(记住！每天都有哦) 【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点合集（刑事实务干货）编者按：贪污罪因其特殊的犯罪构成使得其在实务中存在大量认识上的分歧。现笔者基于个案引发的争议，整理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1-102集）》裁判规则，以供阅者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指正。1.银行临时工与外部人员勾结监守自盗应如何定罪关键词：临时工监守自盗贪污罪侵占罪规则：根据《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有关规定的精神，内外勾结伙同贪污的，应以贪污罪的共犯认定。本案被告人钟国华、卢欣阳均是计划内临时工，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1997年刑法施行以后，贪污罪的主体有所扩大，即不再以“干部身份”确定国家工作人员，而以其是否从事管理职责，即在国有企业中是否从事公务来判断。钟国华、卢欣阳在国有公司、企业中承担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职务，系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本案案发时为1995年，以侵占罪定罪量刑正确。案例索引：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陈贵杰等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4期。2.具有两种不同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侵吞企业财产、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关键词：共同犯罪特定身份职务便利规则：虽然本案为共同犯罪，但应当按照他们各自的职务便利和身份构成的不同犯罪定罪量刑。因为身份犯是刑法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构成犯罪所作出的特殊规定。由于身份的不同，直接影响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既然法律对不同的身份所构成的犯罪都已经明确作出规定，就应当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来处罚。从司法实践来看，类似问题是较常见的。须特别指出的是，共同犯罪中同案犯具有不同的特定身份，不是一律依其不同身份分别定罪，关键是看各被告人是否分别利用了本人的职务便利实施犯罪。案例索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苟兴良等贪污、受贿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期。3.定额承包者占有或者支配本人上缴定额利润后营利部分是否构成贪污罪关键词：定额承包集体所有制肖元华无罪规则：上诉人肖元华兴办的经济实体，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营业执照，因抚顺市司法局没有投资、没有贷款和集资，也没有按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机制进行管理，完全由上诉人自筹资金、自聘人员、自主经营，对剩余的所创利润，按承包协议，应由承包人肖自主分配，其有权处分，原审法院对其占有上缴定额利润后的营利部分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不当。二审改判上诉人肖元华无罪。案例索引：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肖元华贪

受贿罪

受贿罪上传时间：2011-12-29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一、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二)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收受财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至于前两种情况，利用的主要是血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人职务无关。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与本人职务有一定关联。受贿人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必须以自己的职务为基础或者利用了与本人职务活动有紧密联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贿人从中周旋使他人获得利益。根据司法实践，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或者相互影响关系的场合。

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几点比较与界定

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几点比较与界定泰兴市检察院任慧民贪污贿赂犯罪作为腐败的极端表现形式，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机体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贪污罪与受贿罪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主体都是特殊主体、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侵害的客体都是公务人员的廉洁性等。在我国刑事立法的沿革中，受贿罪曾经是贪污罪的一种行为方式，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二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积极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谋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直至1979年刑法，才正式将贪污与受贿分开，分别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刑法分则第八章渎职罪中设置这两个罪名。1997年刑法修订时，为了加大惩治贪污贿赂罪的力度，又将贪污罪和受贿罪一起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一章中，从而使贪污罪和受贿罪既相区别又有一定的共同之处。根据我国刑事法律和通行的刑法理论，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客体不同、主体的范围不同、非法占有的性质和来源不同、获得财产的方

法不同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犯罪经验的日益积累与丰富，贪污贿赂行为人规避法律的种种变相贿赂行为愈来愈多，受贿行为和贪污行为难免出现一些交叉的情况，仅凭以上这几点来有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区分，因此，笔者就从以下几个角度对贪污罪和受贿罪进行简单的比较和界定。一、贪污罪和贿赂罪的对象问题受贿罪的对象及可以是公共财物也可以是私人财物，没有所有权的限制，只要这些财产都是他人所有的，不属于受贿者本人主管、经手的公共财物，这一点没有争议。对于贪污罪的对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必须是公共财物，且其主要来源是自己主管经营的公共财物。但是，这样的限定会对司法实践造成困境，例如，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占有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财产的情况，成份混合后难以精确区分是公共财物还是私有财物。要避免以上矛盾，就必须摒弃以公共财物作为贪污罪唯一对象的观点。从世界各国刑法看，大多数国家刑法对受贿罪和贪污罪的对象均不作所有权限制，可以是公共财产也可以是私人财产，如《法国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巴西刑法典》、《瑞士刑法典》、《日本刑法典》以及《韩国刑法典》等都没有对财产权属作限制。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对于贪污罪对象的认定应当和受贿罪统一起来，不必囿于所有权的限制，这也是当今各国惩治贪污犯罪的通例，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既有力地打击了这类犯罪，又减少了查证、举证环节，提高了司法效率。二、无明确请托事项、非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行为如何认定

职务侵占的量刑标准2020

职务侵占的量刑标准2020 一、新职务侵占罪量刑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二、职务侵占罪最新数额规定按照《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来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所以现在关于职务侵占罪的数额标准就是： 1、数额较大：6万元以上； 2、数额巨大：100万元以上。三、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的区别 1、相同之处： A、侵犯的对象有重合之处。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这里的公司、企业不受所有制性质的限制，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的财物，对象是本单位的财物。关于贪污罪的对象，无疑是“公共财物”。但《刑法》第271条第二款、《刑法》第183条第二款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构成贪污罪的，显然其贪污的财物也包括非公共财物。 B、行为特征有相同之处。都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财物。 2、不同之处： A、职务侵占罪的对象只限于本单位财物，而贪污罪的对象不仅是本单位财物，公务活动的礼物未按规定上交等。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论文摘要：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已成为当前官员****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公布的时间比较短暂，刑法理论界没有深入研究，实务界不能正确适用。本文将对本罪的构成要件作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同时指出本罪相关立法上的不足，以期完善本罪立法并对司法实践上的灵活适用有所裨益。论文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构成要件立法完善一、立法背景、意义和定义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大反****的力度，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公约，确认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特别是《联合国反****公约》(以下称《公约》)中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故意地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型****现象，我国有必要对这种身边人的受贿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加大反****的力度。本罪的确立是对我国受贿犯罪法律体系的完善，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内容，是刑法界的一大进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

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本罪的主体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二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理论和实践上的定性都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必须对关系密切、近亲属等弹性概念做出明确量化，准确确定它们的范围，这样才能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更好的惩治****犯罪。 (一)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近亲属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上的内涵确定，但是在法律文化上却是见仁见智，究其原因，不外乎在我国法律文化中不同法律部门、不同法律位阶对近亲属这一概念的规定不一致，以至于产生适用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民通意见》加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更是扩大了范围，包括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这种现象使得原本确定的近亲属概念变得十分不明确或宽或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胡燕、徐建设贪污、挪用公款一案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https://www.360docs.net/doc/502172143.html,/souask/ 胡燕、徐建设贪污、挪用公款一案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02)鹤刑初字第2号公诉机关河南省鹤壁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胡燕，女，1953年5月4日生于河南省郑州市，汉族，硕士研究生，原系河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代理总经理。住郑州市经五路18号院1号楼49号。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于2001年8月27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犯罪，于同年9月11日被逮捕。现押鹤壁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张思之，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李会更，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徐建设，男，1952年8月25日生于山东省龙口市，汉族，研究生毕业，河南省博弈实业有限公司、博弈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森伟有限公司业主，住郑州市丰产路社科联五楼，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犯罪，于2001年9月12日被逮捕。现押鹤壁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刘长栓，河南铭高律师事务所律师。鹤壁市人民检察院以鹤检起诉(2001)27号起诉书于2001年12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月6日指定本院管辖，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https://www.360docs.net/doc/502172143.html,/souask/ 进行了审理。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关庆林，检察员苗雨、管明卫、王丽红、刘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燕及其辩护人张思之、李会更，被告人徐建设及其辩护人刘长栓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1998年9月，被告人胡燕得知司法机关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后，便安排叶太顺、郭菊花先后两次从河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取出现金80万元，作为非法活动经费，欲阻挠司法机关对其调查。后被告人胡燕又指使公司有关人员将证券公司的帐目作平。 2、1997年11月，被告人胡燕与徐建设共同挪用河南证券公司资金200万元，用于徐建设开办的河南博弈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进行营利活动。后胡燕为达到占有此款的目的，便安排他人以支付装修款为名，将河南证券公司的帐目作平，从中骗取公司资金156.1万余元，挪用43.8万多元。 3、1998年5月，胡燕为帮助徐建设归还欠款，挪用河南证券公司资金200万元。后被告人胡燕为达到占有此款的目的，指使有关人员从河南证券公司自营帐户上提款将帐目作平，从中侵吞河南证券公司自营帐户资金169.7万余元，挪用30.2万余元。 4、1998年9月，被告人胡燕与徐建设共谋用河南证券公司的国库券偿还徐建设欠河南证源公司的借款利息，后胡燕以河南证券公司的20万元国库券属徐建设所有为由，安排河南证券公司有关人员让徐建设取走据为己有，折合人民币28.7万元。 5、1994年9月，胡燕伙同徐建设共同挪用河南证券公司资金310万元，用于徐建设开办的河南博弈实业公司进行营行活动，至1994年12月归还。 6、1996年12月，胡燕伙同徐建设共同挪用河南证券公司资金300万元，用于徐建设开办的河南博弈文化用品商场进行营利活动，至1998年7月归还。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出示了二被告人的供述，证人李建国、郑天赏、金五一、叶太顺、郭菊花、高询、吉东升、王静、冯文娟、韩玉波、周显扬等人证言、帐目凭证、司法会计鉴定等证据，认为被告人胡燕单独贪污405.8万余元，伙同徐建设共同贪污28.7万元;单独挪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