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文献综述1

政治关联研究述评与展望

摘要：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尤其在正式制度欠发达的转型经济和新型经济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在政治关联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在分析政治关联的内涵、获取途径以及度量方法的基础上，阐述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构建动机，最后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政治关联；获取途径；度量方法；动机

一、“政治关联”的提出：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Ports，1998；张宏文，2003；周晓红，2005）最早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现有的与可能存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是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网络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个体提供支持，提供他们赢得名誉的证明。”（Bourdieu，1986）。而后又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社会资本，包括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功能观（Coleman，1990）、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的社区观（Robert Putnam，1993）以及林南的社会资本的资源观（Lin，2005），现在影响较为广泛的是林南的社会资本的资源观，它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释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活动中获取或调动的资源”。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主要应用于宏观层面的讨论分析，见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Zak& Knack，2001）。而在管理学的研究中，“社

会资本”多从微观层面入手。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社会资本”的研究又分为以个体为对象和以组织为对象的研究。前者主要关注个体（如企业家）镶嵌于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资源是否能够影响组织的发展（Peng & Luo，2000；Moses Acquaah，2007）。后者主要关注组织外部资源及组织内部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Nahapiet & Choshsl，1998；Landry，2002）。

高阶理论认为一个组织的决策首要领导者——高管团队对组织的发展发挥

着重要的指挥和协调作用。Hambrick和Mason(1984)指出：组织是其高层管理者的缩影。高管团队的内在认知、价值观、洞察力以及预测能力等特征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绩效。高阶理论让我们开始重视高管团队的作用，也为企业的人才招聘提供了参考依据。

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在企业高官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在企业成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Buderi & GT Huang, 2006；Vanhonacker，2000）。Faccio(2006)的研究发现，企业高管

具有政府经历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要好于高管没有政府经历的企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作为一种概念被正式提出来，Faccio(2002)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成为企业获取政府

手中稀缺性资源（税收优惠、政府补助、行业准入等）的重要途径，从而提升企业最终的经营业绩。（Chen，2007；Mian & Khwaja，2006；Goldman et al.，2009；Betrand et al.，2006；Johnson and Mitton，2003）。

二、政治关联的界定

“政治关联”源于英文political connection，political relationship，

/politically –connected，国内文献中有的学者称之“政治关系”，或“政治资源”，有的称为“政治联系”，甚至将其译为“政府背景”（刘晓薇，2008）。

自1974 年Krueger建立了一个上市公司与政府关系的寻租模型，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财务行为所受到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提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利益的观点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政治关联与企业行为的研究在2000年前后达到高峰。国内近几年来众多学者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针对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或财务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了众多不确定性，包括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不确定性（Guthrie，1997）。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在降低企业经营的外部风险中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规避风险，获得政策信息、获取稀缺性资源等。Faccio最早将这种关系界定为政治关联，他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企业与执政者苏哈托家族的密切关系时候，提出政治关联一词（Faccio，2001）。虽然他没有给出政治关联的具体定义，但是在后续的研究中，他对可能存在政治关联的情形进行了大致地描述，这些情形包括在企业的大股东（至少控制了企业10%的）或企业高管（包括CEO、总

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中的一人为议员、政府官员或与政府部门或政党有着“密切的关系”。Johnson 和Mitton (2003)认为政治关联是指企业的高

层或大股东与首相、副首相或者财政部长具有密切关系。Betrand et al（2004）

则认为，在法国，只要公司的CEO 毕业于精英学校，同时也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或者是现任高官，则具有政治关系。Goldman et al（2006）以企业在政治竞选

中对候选人的政治捐赠为度量标准，从是否提供政治捐赠和捐赠金额以及捐赠比例等方面作为实证研究指标。此外，有些研究以企业总部是否与政治家的生活地或出生地相同或企业国有股比例为政治关联的度量标准。

在中国，学者Fan 等（2007）就对国有企业政治关系进行了研究。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大多是靠企业家关系网络构建的，是外生的。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通过政治参与而形成的关系，如民营企业的经营者通过“竞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或聘请前任政府官员作为董事会成员等”（罗党论，唐清泉，2009）。吴文峰等( 2008、2009)的定义是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曾经在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或军队等部门任过职。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关联可以按企业性质分为两类，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和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这是由于国有企业本身与政府就具有内生性关系，因此，国有企业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是较为常见的，

虽然目前为止政治关联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但学者一般认为是企业的关键人物与拥有政治权力的政治人物之间形成的密切关系。这种特殊的政企密切关系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可以表现为企业与政治人物的私人关系，也可能表现为政治人物的经济参与或企业关键人物的政治参与。借鉴现有的研究，针对中国国情，不难发现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一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企业高管或实际控制人现任或曾任政府部门官员；

②企业高管或实际控制人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即有参政议政权利；

③企业高管本身不是现任或曾任政府部门官员也没有参政议政权利，但与

政府人员有私人关系。

三、政治关联的获取途径与度量方法

（一）政治关联的获取途径

总体来说，企业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获取政治关联：

①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主动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例如企业高管通过人大或政协等途径参与政治所形成的政治关联，这种形式在民营企业中较常见，企业出于自身利益为获得支持主动建立的政治关联，这种政治关联能够提高企业价值。

②企业囿于性质等原因与生俱来的被动政治关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对企业施加的政治关联，即政府官员通过选举或由政府部门、国有控股股东委派直

接担任企业高管形成的政治关联，这种形式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这种政治关联的建立是为了满足公共管理的目的而非提高企业的价值。

③由于企业家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非官方的柔性的政治关联。曾在政府机构等部门任职的官员辞职或退休后到民营企业出任高管形成的政治关联，这是伴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国家政策的鼓励而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

（二）政治关联的度量方法

目前还尚未有完善的方法对政治关联进行度量，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将政治关联变量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来界定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Faccio et al.，2006；Fan et al.，2007；Bobakri，Guedhami，Mishra & Saffar，2008；Rocholl & Goldman，2009）。后来，一部分学者提出用行政层级的方法来度量政治关联的程度（Faccio, 2010；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邓建勇和曾勇，2009；梁莱歆，冯延超，2010）。但是，这种方法仍然存在不足，一些学者用内容分析法对企业高管政治网络中的各种维度进行编码，叠加计算出最终的政治关联度（巫景飞等，2008）。因此，根据对以往政治关联研究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将现有政治关联的度量方法主要分为三种：虚拟变量法、比例法和评分法。

1.虚拟变量法。以公司的大股东、高管或董事会成员是否现在或者曾经在政府或者议会工作为衡量标准，如果公司的高管曾有或者现有政治经历，则虚拟变量取1，否则取0（吴文峰等，2008；邓建平和曾勇，2009）。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区分公司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缺点是无法刻画出政治关联强度。

2.比例法。以公司高管中具有政治关联高管的比例作为政治关联的衡量标准，比例越高，则政治关联程度越高（陈冬华，2003；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邓建平和曾勇，2009）。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从数量上刻画政治关联的强度，缺点是未能充分考虑政治关联高管级别的差异，政治关联强度大的公司对其财务和业绩的影响不一定大于政治关联强度小的公司。

3.评分法。对公司高管的不同政治身份级别赋予不同的分值为1，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吻合。胡旭阳（2006）将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按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级别分别赋以0到5的分值，并且“考虑到不同企业家政治身份传递信息的能力不是线性递增而是以级数方式递增的”，又将这些分值平方后作为政治联系变量。邓建平和曾勇（2009）采取了类似的评分方式（没有取平方）。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按照公司高管曾经或现在在行政系统任职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政治影响力进行赋分，并将公司每个高管的得分简单加总，作为公司政治影响力指

数得分。杜兴强等（2009）拓展了胡旭阳（2006）、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的方法，对政府官员类的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的政治联系进行明确区分，然后根据行政级别进行评分。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全面反映公司的政治关联强度和实际影响，缺点是不同的研究其主观差异较大。

四、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

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具有很大的话语权，“首先是项目审批权，在大中规模项目上马决策方面，我国企业是没有完全自主权的，政府通过各种审批手续，控制着大中规模项目的投资方向”“再有是对企业融资的干预权。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融资，企业的投资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被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政府在宏观上充当着社会资源分配者的角色，在微观上干预着企业行为，市场机制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政治关联的产生就是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离不开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的管理和监督。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治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保护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金融机构等的支持，从而促进企业发展。因此，促使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主要为以下两点。

（一）减少企业发展阻力

因为制度的不完善，所以才有政治关联的产生，企业通过构建政治关联，减少政府、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对企业的非制度因素影响。这可以从企业通过构建政治关联可以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和容易取得银行贷款或者取得优惠的银行贷款两个方面得到验证。

企业可以通过高度的政治关联进入管制行业，从管制行业的垄断中获取高额收益，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罗党论、刘晓龙（2008）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发现在最大化自身收益的决策前提下，政府更会允许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进入管制行业。民营企业采取政治关联确实能有效帮助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显著提高企业业绩。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Keim和Baysinger （1988）发现，企业参与政治会带来有利于其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此外，企业高管可以通过建立政治关联来谋求企业发展目标在某种程度或者形式上与社会价值相符，从而增强企业的合法性以获得社会认可和关键资源。胡旭阳（2006）以浙江省2004年民营百强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向外界传递了企业良好的质量信号，从而降低了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胡旭阳和史晋

川（2008）以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04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多元化之间显著正相关，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越多，越有助于企业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罗党论等（2009、2009）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有助于其进入高壁垒行业。

而对于银行业来说，“政治关联”是一种有保证的抵押物，可以消除银行对私营企业的歧视，减少银行信贷风险，使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而且长期贷款融资成本较低，能减少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成本。Kwahjia和Mian (2005) 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借款和利率优惠，他们认为，在政府有很强动机通过干预银行信贷决策的地区，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Fan et al（2006）研究了中国23位省部级官员的腐败案例，发现在这些官员落马前，与其有关联的上市公司能够获得的银行贷款率较高、债务期限结构较长，而落马后，相比较于没有关联的上市公司，与这些腐败官员有关联的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明显下降。同样，吴文锋等（2008）也发现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有助于企业贷款融资，尤其在短期借款方面。由于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同，政治关联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在越落后的地区，制度环境越不完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替代机制，其表现的融资便利效应越显著。

（二）规避制度风险

制度理论认为企业的行为受到制度的影响，制度是维持一个稳定的系统所需要的环境和限制条件。中国正处于转轨经济中，改革没有蓝本可依，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正式制度往往是流动的、不连贯的、模糊的、不完善的，由于经济转型中正式制度和规则的变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制度环境往往缺乏稳定性，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会阻碍企业通过内部扩张或对外并购等常规方式来获得快速发展。因而给政治关联的自发规范能力提供了作用空间。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则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空白”，而且企业政治关系的强度决定着企业能力的大小，进而导致企业绩效的明显差异。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用于缓和现实的和潜在的制度性问题，争取合法性来建立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

当企业高管自身和企业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最简洁的方式是诉诸法律，寻求相关法律的保护。但是在许多现实情形下，企业被置于不平等的制度环境之中，使用法律手段处理商业纠纷，实际上既浪费资金又消耗时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此，在正式的制度规则不能提供稳定秩序和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转向从经验看来更为有效的组织保护和关系保护，并且通过高管的政治关联

行为来作为法律保障的替代机制。同时在经济转型中，正式制度的变动通常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可以及时了解政策动向，甚至帮助政府完善相关政策，以规避制度风险（Ang和Boyer，2007）。Leuz和Oberholzer-Gee （2006）等的研究也表明，政治关联是一种非正式替代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产权保护不力、法律和金融发展落后等不足，促进企业发展。如何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负面效应，为企业营造一个更有利的资源环境，一直是民营企业高管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而他们的政治关联过程则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通过各种交换得到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平台。

五、研究评述及未来研究展望

在政治关联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关注时间长，研究成果多，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而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与西方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结合我国转型经济背景，审慎地对未来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一）政治关联是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8），如政府官员的某些亲戚或关系密切的朋友担任企业高管人员等，这些隐性的政治关联同样会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识别隐性的政治关联行为，甚至把它视为非政治关联，那么我们很可能对企业政治关联行为做出错误评价。但是在进行研究论证的过程中，对于因私人关系而产生的政治关联的衡量以及数据获得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对有无政治关联的公司分类时会造成看似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其实是含有私人关系等隐性政治关联，这会使得实证研究的结论受到影响。因此多数研究以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等主要高管是否曾经或者正在政府部门任职作为政治关联的替代，但这显然大大缩小了政治关联的范畴。董事、监事以及公司管理层的政府背景也可以纳入政治关联的统计范畴，另外，在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以及各国对官员权力监管逐步加强的背景下，政治联系可能通过中介或者代理人实现，这将使政治关联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识别隐性的政治关联行为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二）目前已知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那么反过来，企业绩效会影响政治关联的产生么? 在中介作用方面，迄今为止没有受到重视，是因为不存在中介作用，还是尚未发现? 在确保理论的完整性方面，有关政治关联执行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并且通过演绎推理得出的命题尚未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这也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空间。

（三）利用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行政关系和任命机制，这为研究不同强度的政治联系对企业的影响提供了天然的研究环境。不再局限于研究有无政治关系对企业的影响，可以从“有无政治关联”转向“政治关联强弱”的分析，综合考虑影响政治关联的各种因素并运用科学的计量方法进行筛选，或者构建多元指标体系来度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另外国有企业既然都具有政治关联，那么它们之间因为不同强度的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与具有不同强度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两者之间因政治关联强度不同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一致性。

（四）大量文献证实，政治关联不仅存在于制度不完善的国家，也存在于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有效减少或抑制政治关联对正式制度的替代？未来可把研究视角转向政治权力或政治制度层面，以深化对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政治关联行为影响机制的分析。

（五）政治关联资源要转化为企业的动态获利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具有强烈的意愿和动力来动用其私人政治关系为企业谋取利益。另外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自然无法使用，但是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不一定都使用这种关联，需通过调查使得那些具有政治关联并且使用了这种政治关联关系的公司成为研究的样本。

(六)拓展政治关联研究方法。在西方国家，事件研究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关联研究领域。而目前在国内这一研究领域，利用事件研究法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从而无法有效揭示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前后或者失去政治关联前后其财务政策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横向比较政治关联企业与非政治关联企业之间的静态差异，还要利用事件研究法纵向研究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前后或者失去政治关联前后财务政策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的动态变化，从而更加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看待企业政治关联现象。此外，目前国内大部分文献是利用经验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忽视了规范研究在企业政治关联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未来可以考虑多进行规范研究，通过归纳、演绎等方法探索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作用机理，以及治理机制等，深入剖析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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