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逮捕制度之完善论文
浅论我国逮捕制度之完善
摘要:当前,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侦查环节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逮捕适用过于广泛、捕前羁押和捕后羁押缺乏完善的审查监督程序等,必须予以进一步完善,明确逮捕的目的,禁止把逮捕异化为侦查手段;建立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为中心的逮捕前及逮捕后羁押审查制度等。
关键词:逮捕权利保障侦查监督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在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在存在逮捕措施被大量滥用的现象,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本文试就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
㈠侦查环节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负责侦查的机关是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直接发动国家机器来追究犯罪,犯罪嫌疑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造成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过小。加之人们传统观念上只是将辩护与法庭辩论联系在一起,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关心。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可以委托辩护人,但在侦查阶段还没有必要或不允许通过委托辩护人来行使辩护权,刑事诉讼法虽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接受第一次传讯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但是律师的职责也只是局限于提供法律咨询,代为控告或申请取保候审,而不能直接代替犯
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措施
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措施 [ 论文关键词]逮捕超期羁押批捕权 [论文摘要]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它完全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密切相关。逮捕本身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但不当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尤为重要。我国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有关制度设计方面尚有完善空间。 逮捕是公安司法机关在一定时间内依法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并解送到一定场所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正当法律程序下的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滥用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现代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逮捕制度予以明文规定，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主体、适用条件以及羁押期限等，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逮捕制度的积极作用，减少其对基本人权的消极影响。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批准权或决定权属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公安机关要求审查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批准权。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及审查起诉中，认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有权自行决定逮捕。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中，需要逮捕被告人的，人民法院有决定权；对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发现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有权决定逮捕。公安机关无权自行决定逮捕，只享有逮捕的执行权；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都必须交付公安机关执行。 一、我国逮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规定不合理 逮捕是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于特定对象的预防性措施，其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自杀、逃跑、串供、隐匿或毁灭罪证、阻碍证人作证等方法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止其继续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逮捕的这一基本功能，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行为，就应当采取逮捕措施，而不应考虑其是否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2.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受到了重重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该条规定是人权保护理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体现，然而在实践中，会见
关于完善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探讨
关于完善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探讨 [摘要]学界对审查逮捕机制的异议由来已久，现行的审查逮捕制度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权力配置，而在于权力正确实施的程序保障。在这里笔者从法律规定的实然层面去探讨当下审查逮捕制度运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审查逮捕；侦查监督；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审查逮捕机制的异议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我国逮捕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建立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机制，对逮捕实行司法审查应成为对审查逮捕机制改革的方向。①无疑，任何法治国家的审前羁押制度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制度本身合理化，在这里笔者并不试图在“宪政”的视角下对检察权的配置问题做一些制度层面上的应然设计，而是从法律规定的实然层面去探讨当下审查逮捕制度运作方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审查逮捕制度运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缺少对自侦案件审查逮捕的程序性制约。2.书面审查的逮捕方式带来的批捕决策信息来源的单方面化。检察机关原则上只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及其卷宗材料或者自侦部门移送的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及其卷宗材料进行书面审查。3.救济方式的单向性导致犯罪嫌疑人缺少程序参与及救济的机会。 二、逮捕功能及其异化可能的考察与反思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逮捕功能异化的危险，案件承办人片面理解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往往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置于“防止社会危险性发生”之前予以考虑作为逮捕的首要功能，对保护性功能有所忽视，这种对逮捕功能错误认识导致一些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把关偏重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判断，而对于“逮捕必要性”、“采取其他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条件审查不严，甚至不做审查。这导致检察机关在对逮捕条件的把握上，常常忽视“有逮捕必要”这一条件，致使不符合慎用逮捕措施的刑事政策，侵害了部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偏离了逮捕制度的司法审查特征和立法本意。 对现代逮捕的功能有理性、科学的认识，摆脱落后的、陈旧的刑事诉讼观念枷锁的束缚是完善现行审查逮捕制度的前提。需要指出的是从立法层面上看，法律规定逮捕条件的设置存在缺陷。逮捕的刑罚条件与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不协调。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中最低的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没有只规定拘役、管制的法定刑，这样一来，只要构成犯罪，就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如此，当案件具备了逮捕的第一个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就可以直接推导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一条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对逮捕必要性缺乏操作性强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抽象，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对何为逮捕必要虽作了列举，但将必要的范围规定的极为宽泛且没有对“可能”的含义量化界定和提出证据要求。 三、完善现行审查逮捕制度的构想 （一）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改革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审查逮捕时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将讯问规定为必经程序环节。按照批捕权的法理逻辑与司法属性，审
论文：浅谈行政诉讼时效
浅谈行政诉讼时效 行政诉讼时效是当事人能够向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有效期限，超过了这一期限，则当事人丧失了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一般诉讼时效和法定诉讼时效的规定。行诉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行诉法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为三个月。法定诉讼时效即法律有规定的诉讼期限从其规定。中国行政法律所规定的行政起诉期限有5天、10天、15天、30天等不同期限的规定。 行政诉讼时效分为三种：有普通诉讼时效，特殊诉讼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这里我就行政诉讼时效的特殊性做一下说明。提起行政诉讼期限有三种情况：1、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诉讼或者自由选择诉讼的案件，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决定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必须先提起行政复议（复议前置）或者当事人选择行政复议后诉讼的，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3、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诉讼时效作为依法得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民事法律事实，具有如下法律特点，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 1、行政诉讼时效具有严格的法律强制性。即有关诉讼时效的民事法律规范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其内容（时效期间长度、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一经法律规定，当事人就必须遵守执行，当事人不得以其意思排斥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协议变更法定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内容或者约定预先放弃时效利益等均为法律所禁止。 2、行政诉讼时效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以法定的事实状态——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的连续存在作为适用依据，不为当事人的意志所决定，故不同民事法律事实中的行为。 3、行政诉讼时效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消灭了权利人的胜诉权，故区别于以当事人取得民事权利为后果的取得时效和消灭实体为法律后果的除斥期间。 我国的行政诉讼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我国对行政诉讼时效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诉法)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中又作了补充规定。主要规定如下： 第一，一般诉讼时效和法定诉讼时效的规定。行诉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行诉法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为三个月。法定诉讼时效即法律有规定的诉讼期限从其规定。目前我国行政法律所规定的行政起诉期限有5天、10天、15天、30天等不同期限的规定。
我国逮捕守则的改革.doc
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 笔者试提出关于改革我国逮捕及其相关制度的若干建议。这其中的内容体现了诉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被视为人类诉讼实践的文明成果，而且许多内容已被规定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并正为现代国家所实践。其中有些内容或许短期内在我国还无法实现，权作对未来改革的展望。笔者相信，一切进步的、符合人类根本利益、体现程序正义精神的制度都会成为现实。 一、改行司法令状主义，实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承担着控诉职能。而职能分工必然要求其以实现罪罚为目标，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庭审方式实现了控审职能的分离因此大大强化了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这必然加强检察机关的控诉倾向。同时，我国宪法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它并未能保持监督者应有的客观、中立、超然的地位，因为它就是诉讼的一方，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控诉倾向。司法实践中曾发生过检察机关在庭审中故意隐藏被告人无罪证据而不予出示的现象，即是最有力的证明。由此可见，控诉职能的担当阻碍了检察机关所谓监督职能的发挥，事实上检察机关已沦为单纯的控诉机关，它在刑事诉讼中的活动完全可以为控诉职能所包容。
笔者认为，需对检察机关重新定位，至于如何定位需要深入研究。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应是司法权的独立，司法程序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包括刑事犯罪）的最终程序。而司法权应由而且只能由法院、法官独立行使。我国的现状，法院因受制度缺陷与法官素质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尚难以独立担当行使司法权的重任，因此由检察机关对法院进行制约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与行长远来看，确立以法院为中心的诉讼格局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 依我国现制，公诉案件审前阶段的审查批准逮捕权归属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以及检察机关自侦察件中的逮捕须由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检察机关一方面承担着控诉职能，同时又享有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权力，这样做实在太危险。因为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可以自己作出剥夺被指控方——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的逮捕决定，这无疑置嫌疑人于诉讼客体的地位。试问，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控诉利益上的一致性以及二者之间法定的互相配合关系，使得这种制约能存几分价值？对于检察机关自侦察件中的逮捕，虽由审查批捕部门决定，但逮捕决定事实上都是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作出的，此时检察机关既是控诉机关，又是批捕机关，看来只有实行自我监督了，然而这种自我监督究竟有多大意义？ 还须指出的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作为行为动词使用（意为“捕获”），更为重要的是，它兼具状态动词的用法（意为“羁押”）。易言之，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逮捕后进
行政诉讼法初步的论文
行政诉讼法初步的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4月4日经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它的诞生在我国民主与法治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注:《人民日报》评论员曾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是衡量这个国家民主与法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初步建立。台湾地区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以历时11年之久修订,并于1998年10月2日得以通过。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建立了不同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区别也较大。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大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经验,(注:台湾蔡志方在其《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一)》一书中就用较多的篇幅介绍大陆行政诉讼法并对其进行评析。一些台湾学者也曾来大陆实地考察行政诉讼制度。)甚至在某些方面已超出了大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水平。对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比较研究,既有利于了解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大陆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大陆和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出台背景比较 1.大陆行政诉讼法的出台背景 新中国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既没有行政诉讼制度,也没有行政诉讼法。虽然建国初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条例》中存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行政审判庭的规定,但实际上长期以来不存在行政诉讼。直至1982年《民事诉讼法》出台才正式开启行政诉讼的历史。但行政诉讼基本是沿用民事诉讼程序。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大陆的法学也得到蓬勃发展。在广大行政法学者的理论研究推动下,在理论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在1989年终于出台了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而且这部法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是一次成功的立法。但也不可否认,由于我们没有长期充分的行政审判实践为依托,也没有行政诉讼法立法经验,甚至当时民事诉讼法自身也处于待修订状态,使得这部行政诉讼法在立法技术上显得有些粗糙,有些规定显得过于理想,在操作性方面也还存在一些欠缺。 2.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背景 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一直沿袭使用1933年6月23日国民党政府平政院成立的同时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后经多次修订,最近的一次修
论我国逮捕制度之现状及完善
论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 —从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视角来看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被逮捕者权利的比较，介绍了我国逮捕制度现存的问题；然后归纳了西方国家关于逮捕制度的规定，以此作为借鉴。最后，从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角度，对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逮捕制度人身自由权利 审查分流羁押救济 逮捕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它是侦查犯罪、震慑犯罪、控制和 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同时，它又与公民德人身自由息息相关，因为它的实质 是在特定时间内剥夺特定人的人身自由。 逮捕的历史与国家与法的历史一样悠久，随着国家形态和法的历史类型的 转换，逮捕也在发生着变化。逮捕从它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的随意逮捕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限制逮捕，再到以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 为基石、以宪法形式规定国家逮捕权的现代意义的逮捕制度。 我国现行的逮捕制度经过了5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重要法 律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对包括逮 捕在内的强制措施的很多方面作了修改和完善，强化了对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 的保护。这标志着我国立法界司法观念的更新，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日益民主 化和科学化的发展方向以及与国际潮流的趋同。然而，由于工具主义和有罪必 罚的价值理念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上仍占据主导地位，与相关国际准则的规 定相比，我国的逮捕制度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亟待改善。 一、我国逮捕制度现存的问题 与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及西方有 关国家的立法规定相比，我国的逮捕制度在确保公民权利方面的设计还有一定 的不足。将逮捕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联系起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制 度的规定尚存在以下问题。 1.逮捕适用的条件过于宽泛 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 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论文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出处】《法学》2009年第2期 【摘要】在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的表面繁华背后，行政法制建设中的“立法万能主义情结”和行政法学研究中的“应然法中心主义倾向”尤应值得反思。叶必丰教授所著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超越单纯的应然行政法理论的阐释，全面展现了司法视域中实然状态的行政法，令人耳目一新。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运用法官所判真实案件的判词部分来真实展现司法过程中的行政法，通过对大量样本的收集、解读、概括和总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基本上是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现状。阅读与学习这本著作能够尽快拉近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学生走向社会之后，尽可能缩短适应实务工作的过程。这本书是真实和全面了解我国行政法的现状，尤其司法领域行政法现状的典之作，值得深入研读。 【关键词】实然行政法；行政法学教材；实证研究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改革开放已逾三十周年，各行各业都进行了回顾、总结与展望。反观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三十年来，我国践行了一条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的行政法制建设之路，行政法制建设可谓硕果累累，成就斐然。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学，行政法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壮大，几成显学。但受制于历史文化、法制传统和经济基础的“先天不足”，加之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后天失调”，在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的表面繁华背后，行政法制建设中的“立法万能主义情结”和行政法学研究中的“应然法中心主义倾向”尤应值得反思。叶必丰教授所著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1]超越单纯的应然行政法理论的阐释，全面展现了司法视域中实然状态的行政法，令人耳目一新，值得深读。 在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中，一种惯常的思维定式是：法律缺位，那就立法吧！法律滞后，那就修法吧！制度缺失，那就创设吧！至于法律实施不佳、制度运行不畅，那就再立法、再修法、再构建制度吧！周而复始。似乎立法、修法和制度构建是一把万能钥匙，只要立了法、修了法、创设了制度，法治政府建设便万事大吉了。 从行政法制建设的实践来看目前行政机关可依之法，不可谓不完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重要的基础性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大量的单行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已基本实现“有法可依”，给政府行政权的运行编织了一疏而不漏的法网。此外，行政法制领域的改革与创新也可谓轰轰烈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对集中处罚权改革、行政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改革逐步推进；行政听证、政府采购、政务公开、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等机制也相继设立。然而检视现有立法的实施情况与具体机制的运行实效，我们会遗憾地发现，行政实践中可依之法虽有，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难究”的情形却常存：价格听证，意味着必将涨价；政府采购，只采贵的，不采廉的；信息公开，成常态，公开成例外……更为甚者，行政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与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尤为明显。行政部门已经从以前的无法可依、依权便宜行事的“初级阶段”过渡到牢牢掌控立法主导权，将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写入立法之中的“高级阶段”。行政权以合法的名义运行，损害的却恰恰是公共利益与公众的个人权益。换言之，这种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绑架之下的行政立法，实非“良法”。如此这
我谈我国的逮捕制度
我谈我国的逮捕制度 一．逮捕决定权 对于我国的逮捕决定权的问题，学者和各界人士均有不同的见解，在此我也想谈谈我国逮捕决定权（即批捕权）的现状及其改革问题。我的观点是：赞成将逮捕的决定权交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但不同意在现行司法体制下实行，应当在司法改革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欧美大陆国家，逮捕的决定权无一不是赋予法院的，反观我国，我们发现逮捕决定权既有人民法院的又有人民检察院的，明明只能有一个机关负责的而不该共同决定的现象却偏偏在我们国家存在了60年了。由此看来，批捕权归属于法院应当是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在这一点上我本人也是赞成的。 中西方的司法体制是不同的，在西方三权分立司法绝对独立的体制下，将批捕权赋予法院自然是没有问题。然而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如果这现行的司法体制下由法院负责批捕权那样我们相信会发生很多的问题，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及立法者持反对态度的原因。其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思想——这极容易造成司法审判的不公。还有法官的任务比较繁重，如果在赋予批捕权，这无疑给法官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等等问题。鉴于此，正印证了我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在现行的逮捕制度下赋予法院批捕权，而应该对司逮捕制度做出一些改革，以便于更好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改革呢？我认为首先应当改革的是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我们可以将人民法院划分为两个科，既审判科和批捕执行科。
审判科毫无疑问是负责审判工作的。而批捕执行科则负责对所有案件的逮捕决定权，由于考虑到工作量和司法判决执行困难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公安机关分出一批人给批捕执行科，负责对判决的执行工作（对于案件的赔偿可由此机关持法院判决对行为人的财产实行拍卖以执行判决）。同时在法律条文上要明确规定出两科工作人员定期轮换（遇案后延），以及任何批捕的法官不得对同一案件进行审判工作。 二．逮捕的条件 逮捕的条件问题。在西方，逮捕只是一个动作性法律词语，而在我国，逮捕是兼具状态性的，这样一来必然会导致长期羁押的后果，使得被逮捕人从诉讼主体直接沦为了被推定有罪的对象，与刑事诉讼法中的“任何人未经法律程序被确定有罪之前推定为无罪”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从人权保障角度来说也是很不利的。因此，我认为必须对逮捕的条件进行变动才能更好的适用社会需要。 首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人被羁押长达数年的时间，远远超出了一般的逮捕期限，这中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归根到底来源于法律中明文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这一规定我认为应当作如下修改：第一，在批捕权归属法院之后，对于另行发现的罪行公安检查机关需要继续羁押的须向法院批捕执行科提出申请，经过审议认为确有羁押必要的开示继续羁押证明。第二，两次羁押期满后，不管是否发现新的罪行，必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侦查机关所发现的新的罪行另行立案侦查，在终审程序后重启新的刑事诉讼程序。
浅谈刑诉法修改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浅谈刑诉法修改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摘要]逮捕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正确理解和适用新刑诉法逮捕制度，对于打击犯罪，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现行逮捕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新刑诉法构建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逮捕制度，但尚需继续完善及细化。 [关键词]制度；逮捕权；问题；立法完善 一、现阶段逮捕制度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逮捕适用过于广泛，羁押比率高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逮捕被当作一种侦查措施而使用。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审查起诉案件，94%—95%是经过逮捕强制措施的。因为公安机关对所有涉嫌构成犯罪案件，基本一律呈捕。同时逮捕率又是作为考核案件质量主要依据。这就使侦监部门存在很大逮捕压力。因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对不捕后可能发生的犯罪嫌疑人逃跑过于担心，侦监办案人员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捕了之。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为慎捕、少捕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但侦监部门在适用上还是非常谨慎。笔者所在检察院侦监部门在2010年逮捕1385人，但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仅8人，占0.58%；2011年逮捕1555人，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27人，占1.74%。2012年1—5月逮捕668人，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8人，占1.2%。 （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与逮捕相脱节，诉讼保障手段相互衔接不足 《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规定，过于笼统。另外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提请批准逮捕。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及保证人，没有强硬的制裁措施，难以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所以侦查机关为确保犯罪嫌疑人到案，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一般不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而是直接刑拘后呈捕。 （三）捕前羁押和捕后羁押缺乏完善的审查监督程序 如前所述，侦查机关希望呈捕案件，侦监部门都能批准逮捕以确保其高逮捕率证明其办理案件质量高，所以侦查机关并不积极提供逮捕必要性材料，导致审查逮捕中存在捕前羁押审查监督程序不完善问题。捕后羁押的审查不完善，其一是捕后改变强制措施缺乏必要的监督审查程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可以不经检察机关审查同意就自行改变逮捕强制措施，事后只需通知检察机关即可，检察机关只能是事后监督。而且公安机关如果不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便无从得知其变更，使得审查逮捕失去法律的严肃性。其二是捕后没有定期的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使得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可能存在不需要继续羁押而羁押犯罪嫌疑人。 二、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一）细化了逮捕的必要性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的必要性条件作了修改，明确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予以具体化。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应当予以逮捕的五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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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论文 [摘要] 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得到迅猛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我们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也会对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失，合法的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损失，人民的权利意识的复苏和追求个人利益欲望的膨胀，这个都需要我们对我们国家的行政补偿惊醒深入的思考。国家赔偿和行政补偿有什么区别。我们相信单纯的行政违法现象造成的对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的伤害还是应该少于合法的行政行为造成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损失的。行政补偿对于完善中国当前的行政法和对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 矛盾行政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国家赔偿行政补偿 如何协调和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中国现阶段需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行政法上的行政补偿制度恰好是一个能为我们提供协调和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平衡器的一个法律制度的一个方面。 “对立统一规律也称矛盾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它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规律，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①“所谓矛盾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相反相成的两个对立面，对立面是平等的，又是统一的；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联系的”。②“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③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相对人合法利益的损失，行政机关（或者说国家政府）和相对人就是一对矛盾，或者二者之间产生和或者产生着矛盾，或者是彼此一直都是矛盾在维系着的。 “‘行政’一词的英文是Administartion，源于古希腊文Administrare，原意为‘事物的执行’”。④‘行政’在中国古代指执掌政务，《史记·周公》：“召公、周公二相行政”⑤，《左传》也有“行政政事、行其政令”⑥的说法。近代意义行政是国家权利分立的产物，而现代国家权利又出现了交叉和混同的状况，要定义行政的含义十分困难，全世界的学者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见解，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致有“国家意志执行说”、“排除说”、“形成意义说”、“实
我国逮捕法制的健全途径论文
我国逮捕法制的健全途径论文 摘要：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刑诉制度相比，我国的逮捕制度存在两个根本缺陷：没有司法审查，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设立司法审查制度与制定科学的操作标准是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逮捕制度司法审奋操作标准 “逮捕存在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剥夺具体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为条件的。逮捕既可以成为保障大多数人生存权、自由、财产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凶手。鉴于逮捕制度的双刃，有必要对我国的逮捕制度加以探讨。笔者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逮捕制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主要缺陷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求教于前辈同仁。 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刑事诉讼国际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形成了一系列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刑事诉讼国际准则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作为一种最低限度意义上的正义要求，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准，也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 对照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我国逮捕制度具有两个根本的缺陷：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缺乏科学的操作标准。 一、司法审查原则的缺乏与对策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原则的基本涵义指为了防止控机关滥用强制权、非法侵犯公民的权利，必须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法院要求审查的权利，由法院来对刑事追诉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刑事追诉机关对公民的重大权益进行强制处分，必须由法院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加以审查才能作出；未经法院的审查，不得对任何人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刑罚；未经法院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从而以这种方式使公民在国家的强制权面前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司法审查原则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对司法审查原则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引言 “逮捕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剥夺具体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为条件的。”由于逮捕与公民的人身权利密切相关，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逮捕制度。 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进行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或者发生社会危险性，而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将其羁押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做出了一些限制：（1）明确规定了逮捕必须符合三个要件：一是证据要件；二是罪责要件；三是社会危险性。（2）确立了逮捕的权力分配规则：决定权由检察机关或法院行使，批准权由检察机关享有，而执行逮捕权则由公安机关行使。（3）规定了逮捕的适用程序。（4）明确界定了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以及延长羁押的程序限制：一般情况下，逮捕后的羁押期为两个月，但在法定情况下，经上级检察机关或者省级检察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五个月的羁押期限。 一、我国逮捕制度的现状 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较大的修改，对我国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
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以下是我国逮捕制度的一些司法现状： （一）逮捕措施成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 我国公安机关“一身兼二职”——既是维护社会治安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刑事追诉机构，它同时拥有采取行政性强制措施和刑事侦查的权利。在现阶段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架构下，公安机关更充分地发挥了它二职的本质，既承担了收集证据的责任，又是强制措施的执行者，这些权力职能的集中交错诱发了公安机关将逮捕作为收集有罪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从“有罪推定”的观念上来看，不少的司法人员把口供作为破案的基本证据，不愿在其他方面下功夫，且认为取得口供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嫌疑人羁押起来，通过不断的审讯获得所需的口供，或者双管齐下，一边口供一边调查，认为只有这样才最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因此，逮捕就成为司法机关破案的最常用的一种手段。这种“以捕代侦”的方式虽然节省了司法资源，但对于嫌疑人则是一种不公平，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同时也容易诱发公安机关的惰性，不积极的改进刑侦手段，不发展先进的破案方法，以后很难应对日益变化的新型犯罪。 （二）司法实践中出现任意羁押，超期羁押 逮捕既是一种行为又是一种羁押状态的启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被逮捕的嫌疑人都是受到长期的羁押的。按照2012年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后，羁押期间可以从侦查人员在侦查期间发现嫌人的真实身份开始计算，而且侦查人员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
浅谈行政诉讼法合法性审查原则
浅谈行政诉讼法合法性审查原则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该条规定去掉了“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具体”二字，该变化对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对象的范围有一定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在行政诉讼方面的进步。合法性审查原则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其在行政诉讼法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本文将对合法性审查原则进行简要分析。 一、合法性审查的含义及其产生原因 合法性审查原则作为司法审查的一个子原则，其含义为: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判的诉讼行为。由此观之，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中并不享有完全的司法审查权，而是只能在其法定允许的范围内对行政机关进行审查。 与国外的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制度不同，合法性审查原则作为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特有原则有其产生及存在的现实意义。首先，从我国的历史发展来看，
民与官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可见，自古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阶级思想很强，而1989年《行政诉讼法》出台规定了民可以告官，人们在欣喜之余，仍存在不敢告、不会告的情况。同样，行政机关作为被告也需要一个渐进地适应过程。其次，从当时我国的国情来看，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期。同时考虑到我国行政法制度起步较晚，不太完善，人民法院行政庭还不够健全，故留给行政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最后，从我国的现实发展来看，2014年的《行政诉讼法》对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有多处修改，对合法性审查原则也有变动，但对其实质精神仍予以保留，足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可喜的发展以及立足国情的务实态度。 二、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具体内容 合法性审查原则包括仅对被诉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即审查对象是行政行为，以及仅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审查两方面内容，下文将分别予以探析。 1.合法性审查仅对被诉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以不特定的人或事为管理对象，制定
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1)
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1) [摘要]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它完全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密切相关。逮捕本身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但不当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尤为重要。我国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有关制度设计方面尚有完善空间。 [关键词]逮捕超期羁押批捕权 逮捕是公安司法机关在一定时间内依法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并解送到一定场所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正当法律程序下的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滥用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现代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逮捕制度予以明文规定，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主体、适用条件以及羁押期限等，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逮捕制度的积极作用，减少其对基本人权的消极影响。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批准权或决定权属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公安机关要求审查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批准权。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及审查起诉中，认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有权自行决定逮捕。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中，
需要逮捕被告人的，人民法院有决定权；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发现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有权决定逮捕。公安机关无权自行决定逮捕，只享有逮捕的执行权；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都必须交付公安机关执行。 一、我国逮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规定不合理 逮捕是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于特定对象的预防性措施，其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自杀、逃跑、串供、隐匿或毁灭罪证、阻碍证人作证等方法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止其继续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逮捕的这一基本功能，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行为，就应当采取逮捕措施，而不应考虑其是否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2.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受到了重重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
毕业论文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毕业论文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姓名： 专业： 08级法律（本科） 学校：中共新乡市委党校 时间： 2010年月日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完善和健全，证据在各种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决定当事人胜诉或者败诉的关键因素。而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制度又与民事、刑事诉讼中的举证制度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又集中体现在诉讼当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上。民事、刑事诉讼当中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而行政诉讼当中的举证原则是被告负举证责任，并兼顾原告、第三人合理分担举证责任。这是由于行政诉讼具有它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行政诉讼中的被告都是具有某种社会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特殊的地位决定着在行政诉讼当中特殊的举证责任分担。本论文试从行政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一般性规定入手，论述了行政诉讼当中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制度的现实意义。并分别从被告，原告和第三人分担不同的举证责任的理由，分析对诉讼结果所产生的效力和影响。同时也对行政诉讼当中法律对举证责任所作规定的一些不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通过以上内容的论述，说明了行政诉讼举证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 【目录】 一、举证责任的一般性原则规定 二、举证责任的涵义 三、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中的分配 四、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时限 【正文】 一、举证责任的一般性原则规定 我国行政诉讼法针对行政诉讼的特点，对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在行政诉讼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民事、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二、举证责任的涵义 举证责任是执行政诉讼当事人必须承担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①。举证责任的基本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由谁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即提供证据责任的承担；二是指当时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的法律后果由谁承担。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略论逮捕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略论逮捕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的逮捕制度,包括了实体与程序方面的规定,其中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是该制度的核心,逮捕制度的其他一系列规定都是围绕逮捕条件而设定的。因此,论及逮捕制度,也应当围绕逮捕条件的规定和适用来展开。从我国《刑事诉讼法》设定的逮捕三要件看,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不仅需要具备证据要件及刑罚要件,还要具备“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的必要性要件。可以说,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规定采用了非常严格审慎的态度,是把逮捕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最后的例外的选择,避免过度或不当适用,这一规定符合国际通行原则。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整个社会固有司法文化和司法理念的影响,由于逮捕制度配套的一些制度保障的缺失,更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社会危险性”本身并未给出明确的内涵,司法实践中“社会危险性”被随意放大,必要性要件经常被忽略,逮捕适用的重心落在了证据和刑罚要件上。正是存在着诸多立法与司法、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逮捕适用被泛化、被普遍化,“有罪必押”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特色。本文在借鉴国外关于逮捕与羁押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逮捕制度现状进行对比思考,立足于郑州市检察机关逮捕工作实务,提出完善逮捕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国外关于逮捕与羁押的相关制度 许多国家在羁押之前,先行逮捕。这些国家的逮捕,是一个将犯罪嫌疑人带至警察局或相关地点的过程。逮捕后通常有简单的登记与讯问,但警察所能控制嫌疑人的时间非常有限,一般要尽可能快地送交辖区法院,由法官决定是否进一步羁押或保释。故我国也有学者指出这些国家的逮捕实际只相当于我国的拘传①。 逮捕之后的羁押国外有不同的称谓和意义。比如,法国现行法称之为“先行羁押”,德国法称之为“待审羁押”,意大利法称之为“预防性羁押”,日本法称之为“勾留”,直译应为“羁押”,英美法通称“审前羁押”,并且一律实行“逮捕前置原则”。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称谓通常指“未决羁押”,即有罪判决生效之前的羁押,既包括正式审理开始之前的羁押,也包括审理程序、有罪判决之后的上诉或其他救济程序中的羁押②。由于我国现行法上的逮捕羁押制度并未区分审前羁押与审判阶段的羁押,本文使用大陆法系“未决羁押”的提法。 未决羁押集中体现了保障个人人身自由与成功追诉犯罪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关系。为了平衡这种关系,法治国家普遍对未决羁押规定了一套专门的程序法制度,该制度构成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现代各国法律制度解决如何协调羁押的必要性与人身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把未决羁押作为一种例外的程序性保障措施,通常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有权在人身自由的状态下等候听证或审判。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7条明文规定,“先行羁押”只是“作为例外”而根据法定的程序和条件所采取的措施,通常情况下应当对被审查人宣布释放或“司法管制”。《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75条规定,只有在其他人身强制措施均不宜采用时,才能适用未决羁押。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明确指出:“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地短暂。”
行政法小论文
行政法论文 我认为行政是行政主体依法对国家和赎回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集合和分配公共利益的一种国家职能。 行政的主体是一定的国家组织或社会组织，行政是对国家事务或社会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定的法律主体来进行。所以行政具有主体特定性。行政并不是国家的所有活动，而是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权的活动。所以行政具有执行性。现在行政管理首先是依法管理，行政活动不能超越法律，要受法律的约束。所以行政具有法律性。行政是国家的活动，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行政的实施以国家的政权为后盾，以法律的强制力为保障。所以行政具有强制性。行政是一种与公共权力相联系的国家行为。所以行政具有公益性。行政活动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这种监督既有来自权力机关的监督，也有行政机关自身的约束，还有来自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自然人的监督。所以行政具有受监督性。 我国行政法是在我国特定的国情条件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与其他国家的行政法有共同特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在确定我国行政法的概念的时候，应当既有合理吸收外国的理论营养，又要符合我国行政法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基于此，我们认为，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权力的授予、行使以及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法的规范的总称。 行政法有3个特点：由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非常广泛，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关系极为繁杂并且总是处于迅速变化之中，因而很难制定一部统一的、包罗万象的行政法典。而且行政法形式多样，数量庞大。另外，行政法的实体规范与程序法规范相互交织。当然，行政法律规范的这一特点并不影响把共同的行政程序独立出来，不影响行政程序法的独立存在。 对于行政法的发展历史，我认为有必要着重讲述一下。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尤其是行政法的发展历史，所以我决定将中外行政法的发展历史进行比较。本人认为，为了更好地比较中外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应该首先了解各自的发展历史，这是前提所在，然后再分别对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 一、新中国建立以前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在中国产生于民国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条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编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质，行政审判权不属于普通法院，而属于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行政诉讼法》，1945年4月16日又颁布了《行政法院组织法》，这两个法律规定，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分立，专门处理行政诉讼案件。它规定行政诉讼有三个步骤，当事人必须先向行政机关提出诉愿和再诉愿，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二、新中国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新中国行政法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行政法的初创阶段（1949－1956年）。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初创阶段，没有制定系统的行政法体系，甚至对行政法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与破坏阶段（1957－1977年）。这一时期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坏殆尽。 3、行政法的恢复阶段（1978－1988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82宪法开始，行政法进入了恢复阶段。许多领域的行政法律规范相继制定，初步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审理行政案件，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行政诉讼制度诞生的。 4、行政法的发展阶段（1989年－）。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具有重大意义，确立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给公民的合法权利以切实的保障，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