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情的法伦理思考

法与情的法伦理思考

法律伦理所探究的是立法程序与法律规范本身的道德性，其目标在于使伦理要求在相应的社会机制中得以实现。

一般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则是最基本的道德。相对于道德，法律具有明确、时效、强制性的约束力与制裁力的特点，而道德则不然。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道德归根到底必须依靠有效的法律体系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与道德也会发生矛盾或冲突，如某种法律、法规本身并不公正、不道德。于是，就会出现两难抉择：人们是应当守法，还是违法并按照道德的要求行事？这大体上就体现了所谓天赋人权与现行法之间可能的矛盾与冲突问题。

解决这一难题的前提，是先要区分下述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在法制国家里，法律本身不够完善，并不合乎公正概念的所有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仍应遵守法律，因为此时法律在社会稳定与安宁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的某些不完善所带来的后果。况且公正概念本身也包含着对社会稳定的保全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换言之，对现行法律的恪守本身也就是公正概念的要求。第二种情况：虽是在法制国家，但法律已严重违背了基本的人权价值，甚至成了压迫民众的规范。在这种与公正概念根本冲突的法律面前，民众的不顺从便就是正当的了。如印度的甘地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对种族歧视政策的抗争等。公民公开的、非暴力的反抗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法律秩序。第三种情况是在法西斯国家，民众不可能也不应当守法，除了暴力革命推翻专制政权之外没有其它出路。但是目的与手段的合宜性也是一项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例如对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就不得伤害与破坏。然而上述三种情形往往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如何作出有效的区分便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苗民创制“五刑”应该是中国法律体系化的雏形。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法律模式也在不断的体系化、完善化，由于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造成中国古代法律仅有刑法独秀的尴尬局面，法律发展的单一性也成为了当代法律体制改革必须重视的弊端。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单一的法律体系已经不能应付大量的新生矛盾，人情，在这个时候替代法律解决了这一难题，从而新生了一句俗语——“私了”有矛盾不能。调和就要寄希望于法律去打官司来“公断”但是由于法律内容的，不完善和法律辅助机构的不完备，那些不能或者不必通过法律但是急需解决的矛盾就只能依靠一种非法律的手段来处理，如何“私了”人情的优越性此时开始体现的尤为突出并且无微不至，从解决婚姻矛盾的媒婆、家法、族规到解决商业矛盾的掮客、会馆；从解决战争矛盾的说客到解决斗殴矛盾的中

人；从解决人才利用矛盾的门人制度到解决资金矛盾的拆借行业的兴盛……在当时法律绵软无力的局面下，各类矛盾得以处理的井然有序，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重要媒介便是人情。

中国自古便是重视礼尚往来的国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情的力量得以不断壮大，各种人脉、关系最终呈网状覆盖了整个社会。在你来我往之中，加深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与依赖，也制约了矛盾产生的根源，最重要的是为已经产生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处理平台。

当代法律的不断完备化，使法律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环节，基本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法律来控制，人情也失去了它正式地位，此消彼长之下，人情是否不再被重视呢？通过诸多方面的研究，结论是否定的。

法律至上是当代中国法制改革发展的指导精神之一。法不容情，法不留情也是对法律的公平正义性的体现。但是从法律的终极目的的实现和基层实践中，却可以发现，因为情的因素的适当渗入，往往可以提高法律的效率性。法与情不应该成为对立的矛盾体，应该通过合理分配法与情的比重，从而更完善的实现社会的最终和谐。

法律的存在最终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庞德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控制的目的，就是能够实现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尽可能的合理的构建社会结构，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来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也即是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谐。通过合理调节个人、集体、国家间的利益分配，最终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

人情，也即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往本身就是利益分配的一个环节，是为了促成利益分配得以实现的手段。因此，人情也可以推导成是利益分配的产物。因此，我们首先有了这样一个结论：法律与人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分配，从而消除矛盾，实现社会的最终和谐。

法律实践中情对法的积极作用基层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民事纠纷双方斗殴导致原告方轻伤以上，侦查机关参与以后，在案件处理完成以前，原告反而需要通过人情疏通要求案件速度完结，或者主动要求调解处理。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三：第一，传统认识认为，民事纠纷闹到“惊动官府”是忌讳的，最终导致邻里不安，激化了矛盾，而且难以化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第二，一般民事纠纷导致的伤害以及损害赔偿数额不大，实际执行数额更低，而且难以执行。从案件侦查阶段到结案执行结束，因为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推诿、延误，导致时间过长，原告方最终获取的赔偿金往往不够支付整个审理案件过程中因为误工而导致的二次损失。第三，被告方因为仇恨未能化解而不提出调解且故意拖延时间，并给最后执行制造各种困难，纠纷滋生纠纷，使矛盾扩大化。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按照正常法律程序，一般情况下甚至会拖延数月，劳民伤财的同时，使原被

告双方矛盾加深，潜在冲突的隐患加大。如何顺利进入调解程序，人情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一般在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通过原被告双方反馈回来的各种信息，找到可以沟通双方的第三方甚至第四方，各个环节努力督促双方走调解路线，并切实化解矛盾，确保消除各种矛盾隐患。减少双方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和谐的目的。

仅就上述案例而言，民事纠纷导致轻伤，原则上要求检察院不予逮捕，尽量调解，就是法律中存在的情的成分。按照刑事案件轻伤以上应当予以逮捕的规定来处理的话，民事纠纷案件导致轻伤的处理会减少很多压力，赔偿也能切实到位，但是为什么还要区别对待？因为民事纠纷案件往往产生于邻里或者亲友之间，如果顺利得以调解的话，原被告双方握手言和的几率就会加大，反之，如果被告一方受到刑事处罚，那么，虽然当前矛盾得以解决，但是，留下的仇恨隐患必然生成更大的矛盾。

同时，调解程序也是情存之于法的最好例证。调解过程中，通过原被告双方真诚沟通，以感情为依托，使双方认识到利弊所在，被告道歉或者赔偿，使矛盾消灭，重归和睦。如果没有调解制度，所有矛盾都通过其他法律进行处理，反而降低了法律的效率性，增加了社会成本，加重了矛盾双方的负担。

在对判决的执行过程中，对于财产的执行而言，发现被告方确实经济困难得经其申请予以缓期或者减免执行的规定也是法律中包含的情。如果不顾人道坚持法律去惩罚施害人，必然导致家破人亡的局面，诱发施害人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实施更加危险的危害行为，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破坏社会和谐。

同时，法官被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必然附带着其个人的价值理念，个人感情因素对案件最终审判结果产生影响，但是并不能由此来限制其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这也是一种法与情不能完全剥离的客观现实。

我们平时说“法不容情”，似乎法律就是死板教条的，事实上，“法”与“情”并非水火不容，它们之间也有平衡点。公正的司法，不是毫无变通地蛮干，而应“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

河南内乡县有一个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封建县衙，县衙内悬挂着一个匾额，上书“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意为循天理、遵国法、念人情，这折射出中国古代某些开明官吏的执法理念。县衙虽成古迹，但“天理国法人情”的理念却穿越时空，至今仍不失启迪意义。

如今已是法治社会，但“国法”之外，亦有“人情”，这才经常有法与情的碰撞与磨合，从之前的许霆案、邓玉娇案，到目前的孙伟铭案、梁丽案，莫不如此。

据昨日媒体报道，刚刚获得取保候审的梁丽被医院检出患有附件肌瘤！这个消息足以让梁丽一家再次陷入迷惘的深渊，也必然让一直关注此事的公众萌生更

深切的同情。根据媒体报道，已经有人士称，梁丽案的处理很可能会出现“轻罪免罚”。

对于梁丽案，我们暂且不去争论“捡”与“偷”之间的法律界定，也不去揣测其“取保候审”背后的法律意图，根据以往事件来看，梁丽被医院检出患有附件肌瘤一事，无疑会让她获取更多的同情和“民意援助”，再加上一直存在的法律争议，梁丽案虽然仍“前途未卜”，但“人情”分量的加重，将使法律的天平更加向梁丽倾斜。

无须讳言，这种“倾斜”不仅无损法律的公正，反而会增强法律的人情味。事实上，“法”并不绝对排斥“情”，法律本身就是民情民意的反映，就包含着对“情”的包容和融合，法律规则的构建也必须基于情理的认同之上。

比如，我国的诉讼法中规定的回避制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等，均是“法”与“情”融合、互动的结果。再比如前不久有消息称，有望近期出台的最高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职务犯罪、商业贿赂犯罪等“公”领域犯罪将从严惩处；对于因恋爱婚姻、邻里纠纷、劳动纠纷等“私”领域矛盾引起的犯罪，以及因为被害人过错、义愤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情况引发的犯罪等，将尽量从宽。这也是法律融合了民情民意的结果。

在“许霆案”中，许霆之所以由无期徒刑被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意的介入和影响。再拿“孙伟铭案”来说，与其说由死刑改判无期是因为他“有真诚悔过表现”和“慎杀”的法律理念，还不如说是他的父亲孙林以罹患癌症晚期之身多方奔走，卖房、卖车筹款赔偿过程中所表现的悲凉以及真诚的“替儿赎罪”行为打动了公众，包括受害者家属。改判，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法律对于这份“情”的回应。同理，在“邓玉娇案”中，也是由于“情”“法”互动，法院虽仍然认为“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最后决定对她“免除处罚”。

可见，法与情的交融非但不会有损法律公正，还能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统一，我们平时说“法不容情”，似乎法律就是绝对的、死板的、教条的，事实上，“法”与“情”并非水火不容，它们之间也有平衡点。公正的司法，不是毫无变通地蛮干，而应“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正如法谚有云：“法乃善良公正之术。”或许正因如此，河南内乡县衙匾额上“天理国法人情”这六个字至今引人注目，为人所津津乐道。

法律必须公正，它要时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体现其“公情”性。

法律是准绳，但将该准绳与事实依据进行衡量的法官们责任重大，他们不能掺杂任何个人私情，或弄虚作假。一旦法律颁布了，他们必须公正执法，做到不容“私情”。

法律体现的是公众意志。倘若相反，法成为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工具，是少数人的杜撰，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那么这种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即便法官严格执法，但因法律保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就可能出现违背公众之情的现象，因而也便有了“法不责众”之说。法不责众也即体现了法也容情，而这所容之情，正是公众之情。

为此我以为现行的立法原则应该是：“立法必公，私法迅改”，而不应仅局限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种初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