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宗教改革：对中国西欧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对中国西欧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以近十年来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研究为例

缘起

中国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既古老又新鲜，因为圣公会的进入中国早在1844年即开始，差不多20年以后，这个教会就开始在中国扎下根来，当时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已经就对宗教改革做了阐释，但是令人遗憾的，这个教会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在中国的基督教派中，其不如天主教来到中国那么早，也不如路德宗如此普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就如同于公理会一般，因此，中国的历史学者对英国宗教改革长期的遗漏也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的历史学者对于西方宗教的研究最早实际上是出于以下的两个目的：近代以降，西方入侵中国，西方的宗教作为入侵者的一种工具，因此，有必要追根溯源；在意识形态和史学思想上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认为宗教对于西方来说，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以前，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因而，研究这一段时期的西方宗教，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指导思想更为贴近，并且可以借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西方。

但是，这仅仅限于马克思所注意的西方宗教的几个方面：中世纪教会的情况（对民众的压迫与愚弄）、经院哲学（往往被理解为是荒谬且不可理喻的）、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对宗教的批判。其中，宗教改革被认为是人民反抗教会权威的运动，而且往往与农民战争结合起来，因而很明显的，只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与之关系甚大，加尔文的改革就稍差一些，而英国的宗教改革，简直是乏善可陈：没有惊心动魄的农民战争，更何况保留了旧教的许多陈规陋习，因而被认为是“不彻底的”，长久以来就被富有激情的中国历史学家束之高阁。

真正愿意坐下来以学术姿态对此问题加以探讨的人乃是蔡骐，其在1997年出版的《英国宗教改革研究》可以说开创了对英国宗教改革研究和认识的新开端，蔡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就对过往的认识表示了遗憾；认为过往的中国历史学者“视野的宽度不够，”“大多数学者把研究范围局限在亨利八世时期”并且“对英国宗教改革研究的深度”“受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分析与描述上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政治上的定性代替了实事求是的学术分析，生动丰富的历史被简单化为一些枯燥乏味的概念法则”，这一切的结果当然会导致“研究无法深入下去”。

蔡在其文中承认对都铎王朝历史的研究和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在西方是显学，而中国学者由于思维定势和史学理论的桎梏，对这一点极为忽视，甚至可以说是闭目塞听。但是蔡很明显的充分利用了西方学者的论述，诸如G·R·埃尔顿的《都铎王朝改革》、阿特金斯的《都铎王朝治下的英格兰与威尔士》还有彼得·盖伊的《都铎英国》这些书都被介绍进来，并且为以后进行这一研究的人所借鉴和取法。可以毫不夸张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大陆对英国宗教改革真正在学术上的研究，是由蔡骐开始的。

对于时间的断限

蔡骐在其著作《英国宗教改革研究》中指出，旧时的大多数学者仅仅把宗教改革作为是亨利八世一个朝代的事情，而蔡骐则将时段大大扩展，把时间断限定为“1259年亨利八世改革议会的召开，至1571年《三十九条信纲》的颁布。”，从这以后，凡是所有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论文，都以此作为时间断限。这样，就开始有了研究爱德华六世时代的改革和研究玛丽一世时代的天主教复辟，还有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宗教宽容的确立期，都可以纳入到宗教改革的领域中去。

这使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领域更加扩展，而且对于不同朝代的不同政策加以比较，也可以使研究更加深化，并且更富有多样性。但是，令人遗憾的，如果我们不再把英国的宗教改革仅仅是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而将其作为一个与整个社会的演变转化相关的事件的话，或者在详细一些，将其再加上宗教因素的话，那么，被称作“宗教改革之晨星”的威克里夫与现在被西方历史学者大为称赞《詹姆斯王钦本圣经》就不会被遗漏。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关注于政治事件，而将宗教以及社会生活放在了一个角落里。如果，我们能更多的考虑这个原因的话，即使认为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而不把1381年威克里夫英文版《圣经新约》定稿作为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上限，那么英国宗教改革的时间断限，至少也应当像下划到《詹姆斯王钦本圣经》正式修撰完毕的1611年。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宗教因素的宗教改革是什么样子，尽管不得不承认的是，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的权力之争和经济上财富的划分。

关于起因

非常有趣的是，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在西方，更多的偏重于亨利八世的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所产生的各种后果，而在中国，则更偏重于天主教会在英国长期的恶行，其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乃是中国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认为英国的宗教改革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而西方学者则认为这是偶然的，而且很有可能不会发生的，或者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认为将宗教改革的原因只放在亨利八世的婚姻上是很具有局限性的，所以他们习惯按照一般的范式，寻找内因与外因。

典型的是烟台师范学院杨超于2001年5月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所发表的《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里面清清楚楚地将宗教改革的原因分为五点：

第一,英吉利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奠定了民族基础,提供了改革的推动力。

这一条其中包括：“民族国家反对任何外来的剥削压迫（即天主教会对英国的干涉）”、“民族国家支持王权,拥护国王的独立自主政策。”、“,民族主义震慑了英国内部的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迫切要求。

第三、威克里夫的思想与罗拉德派的活动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王权的强大提供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五、有利的外部环境推动并保障了宗教改革的发生和发展。

几乎所有其他关于宗教改革的论文，在谈到英国宗教改革的原因都会谈到这几点，如太原师范专科学院的周强在2000年第1期的《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上，只是对上述说法变换了措辞而已，仍然没有跳出这个范围。不过，其在文章的开头追述了宗教改革以前的英国教会一章，作为历史渊源，其主要内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英国早已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深受封建王权和教权的双重压迫，而且王权与教权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

2005年，福建师范大学的马亮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英国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研究》，这本长达106页的论文试图从各个角度论述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宗教改革，包括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讨论，在其中，他提到了异端与人文主义对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这其实与蔡骐在1997年所出版的《英国宗教改革研究》这本著作中的第一章第三节“异端与人文主义”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其将其拆成了“改革的异端传统”、“人文主义与新教学说”这两节，令人好奇的是，在这篇文章的参考书目中，只刊列了蔡骐的两篇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论文，即《论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科社版，1996年第6期）与《英国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述评》，（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科社版，1997年第5期），并没有提供《英国宗教改革研究》这本书作为参考书目。

另外还有赵林于2007年4月所出版的《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中第二部分的第三节，也承袭了上述的观点，但是赵似乎更加重视英国的民族意识的发展，认为“亨利八世时代的英格兰人对于他们的宗教状况和文化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插曲, 他们本来是不会进行宗教改革的。但是, ‘当时国民生活中有一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它后来成为亨利得到支持的基础。这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一种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感情, 要激发这种感情来抵制无论来自何处的一切外国侵略, 实在是易如反掌。’1”赵的思想与其它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亨利八世时代的英格兰人对于他们的宗教状况和文化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插曲, 他们本来是不会进行宗教改革的”这似乎预示着赵从某种程度上认同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一场偶然的改革，但是，在下文中，他接着写道“在这场看起来是由于偶然事件( 离婚) 而引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背后, 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这就是英格兰人民对于罗马教会一贯采取的盛气凌人姿态和教皇的狂妄傲慢行为的潜在的反感。”这就又回到了杨超在《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中的第一条。

但是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事件，总是作为直接原因而出现，而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由于其而导致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由此以来所凸现出的王权与教权问题，才是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2作出这俄个论断是很自然的，因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很明显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其表现必然是由国王一手推动，而只是单纯由民众对教皇与教会的厌恶和愤恨，只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属灵上的宗教改革。

有意思的是，尽管西方学者有意识地提出了英格兰与德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如北欧诸国所进行的宗教改革有着极大的区别，并且试图分析其原因，但是中国的历史学者似乎并不愿意将其扩大出英国的范围。仅仅举出一个例子：那就是是

1单引号的部分是赵林引自威利斯顿·沃尔克的《基督教会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第454 页。

2美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297 另由G·埃尔顿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二中提到“民众自发的愤怒并未给离婚带来多大的帮助”当然它也承认政治的因素是其基本，但是又说“当国王站在教会一边时，教会是安全的……亨利想要离弃凯瑟琳的重要之处在于，国王因此又叫教皇的保护者成为了教皇的头号敌人，这样他就把英格兰人反教皇和教会的情感爆发出来”阿克顿的《近代史讲义》中第六节“加尔文与亨利八世”中认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不是来自于宗教，而是国王对婚姻的敌视态度。”

否可以从地缘的角度来阐释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孤悬海外的岛屿对于罗马和其它的外来者有着天生鄙视和愤恨，只要翻开史书似乎很容易发现，每次国王与教皇或是其它外国君主的妥协都被视为是一种叛国行为，很明显的例子是约翰王时代盎格鲁人对收复英王在法国领土的态度：他们一面认为这是那个来自法国的征服者的财产，与自己无涉；而另一方面，当丢城失地的败绩传来时，他们又联合起来，反对国王。而且，如果翻看圣公会的教义，可能会发现，圣公会认为自己的教会所承袭的乃是凯尔特人的衣钵。这是否是因为作为一个岛国而具有的独立性所致？还是因为英格兰人已经养成了这种首鼠两端的民族性格？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改革的内容

被认为是权威之作的、由G·埃尔顿主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被命名为“宗教改革”第七章是由埃尔顿亲自撰写“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在简要了讨论了亨利八世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至尊地位后，很快的就开始谈论英格兰新教独具的特色：在教义上的、教规上的和在仪式上的，对宗教争论的核心问题：从公祷书到英文圣经，再到圣礼和教规，保守派与激进派以及中间派之间的斗争是关乎宗教之上的，政治是作为宗教问题发展的一个纽带而出现，它的作用在于能够把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当然，政治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起因是政治。事实上，从宗教本身的角度来看，亨利八世所谓宗教改革的前期，关乎《禁止上诉法》与《至尊法》以及后来的《解散修道院法》等等，都无法视为宗教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它们是关乎宗教事务的政治，所以就可以列入宗教改革范畴。埃尔顿应当看到了这一点“亨利的改革的本质在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对在英格兰教会的胜利，”埃尔顿写道“而宗教方面的改革——信仰、教义的变革——只是在亨利去世后才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这同样说明了中国大陆为何长久以来只把宗教改革局限在亨利八世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宗教改革是宗教的政治上变革，而中国学者对于政治上的演变有着天然的兴趣，他们对宗教事务本身并不十分感兴趣，在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将其视为“毒害人民的鸦片”。

蔡骐著作在这一问题上的改观使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亨利八世时代以后那个时期的改革，并且开始重新审视研究宗教改革的角度，但是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学者仍然对法律条文情有独钟，所以当面对如此多队对于亨利八世时期的法律条文的论文是不应当感到奇怪的，亨利八世时期的宗教改革确实是以成批的法律条文构成的，重要的不仅仅在于这些条文的内容是什么，对于条文的阐释也非常重要。例如对《禁止上诉法》中个别词句的阐释。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下面一段话：

“举凡古之信史、列王纪传之所述，兹乃彰明公告，而如是言：英格兰之土，乃一帝权之国（imperium），此举世公认，当为一至尊国王所治，其尊严崇位，于帝皇之威权（imperial crown），亦无二致。”

“imperial”

需要阐释的是imperial与imperial crown这两个词，在中古词汇中，

表示的不仅仅是在现世的领土上拥有权力，它的范围甚至达到了神圣的领域，所以这个法令在各个方面都宣布了英格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这个法令的重要之处，恰恰是这个词。斯坦福·莱姆贝格认为其“确定无疑是改革立法中最重要的

一项”3而G·埃尔顿也指出其是“都铎王朝宗教改革中最本质要素”，4因为其明白的宣称了英格兰为一个君主制主权国家。

这样的阐释实际上在研究宗教改革的论述之中并不多见，更多的人对法令的内容很感兴趣，并且采用概括的方式一带而过，很少对原文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现在还暂时没有看到分析亨利八世1534年《至尊法》与伊丽莎白一世1559年《至尊法》在内容、措词以及影响上的比较。

关于事件与人物的描述

对于事件的描述是非常必要的，它关系到法律实施以后的后果及其影响，还关系到对整个宗教改革的评价。关于这一点，中国学者的论文数量可观，其注意的方面主要是修道院的变迁和教会，主要是从经济和法律角度来观察的，例如李莹在1997年5月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亨利八世解散修院问题初探》与李自更在2003年3月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亨利八世对教会地产的剥夺及其历史意义》，这两篇论文都是从亨利八世颁布的诸如《教士首年圣俸法》、《解散小修道院法》等等诸如此类法律出发，来阐释亨利八世时期对教会和修道院财产剥夺的情况，在其中的一些措词中，认为是亨利八世顺应了“市民阶层和贵族的意愿”。并且最终的结果（常常被阐释为所谓的“历史意义”）一般来说是摧毁了罗马教会在英国的根基、巩固了王权（从经济上没收教产所得不菲，从政治上打击了教会的力量），并且促成了英国在经济上的改革。关于后面的一项，有一篇专门的文章来讨论教会纳税的问题，刘城在2002年6月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英国教会:从双重纳税义务走向单一纳税义务》中指出英国教会在宗教改革后，其纳税的义务由双重义务（向教皇和国王）转化为单一（仅向国王）认为“中世纪教会的税收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几乎每一种税收都与某种权力的行使有直接的联系.中世纪的英国教会处于教皇权与王权二元权力体系的统治之下,向两个权力主体履行纳税义务.16世纪宗教改革引发了教会权力的大规模转移,英国教会转而处于"至尊王权"的一元权力体系统治之下,教职界也由此前承担的双重纳税义务走向单一纳税义务.在这场教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中,教职界的纳税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成倍增长,国王政府也以法律形式将教职界税收固定化,使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资源。”这就把宗教改革之中的王权、教权以及税务结合起来。联系显得更加紧密，而且也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对于宗教改革期间的一些细节是否应当更加以关注呢？例如常常被认为是民间反抗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运动，很少有文章关注这个事件，即使提到，也被认为是一场在天主教会和修道院煽动下不成功的起义，最后在亨利的欺蒙和镇压下而以失败告终5。

其实这个事件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本来是可以籍此来探讨宗教改革时代大众的心态和他们的信仰这一问题，而且也可以由此对亨利八世时代的宗教改革进行重新的评估。在阅读当时所留下来的史料的时候，可以发现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而且其矛头也不是指向亨利八世，在当时人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当时英格兰的民众对国王的态度和对信仰的态度。下面的这段话引自爱德华·赫尔于1536

3英斯坦福德·莱姆贝格《宗教改革议会1529-1536》伦敦剑桥大学出版1970 P 175

4英G·埃尔顿《都铎王朝治下的英格兰》伦敦罗德里戈出版社1991 p 160

5王晋新《都铎王朝对教会地产的剥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p181-192

年11月所写的《求恩巡礼乃亨利八世治下最坏之起义》就是很好的说明：“……王上明察秋毫，查新近之起事，乃北方人所为，好战分子，自起影从，汇为大军……彼等作茧自缚，只知轻信首领，尽效愚忠……”

“彼公然宣称，其所行事甚是严肃，彼等之起义，于其范围，亦不过如下几事，即为，基督之信仰，须得维护；神圣之教会，压迫甚苦，须得解放；王之臣民，贫困交加，其公私要求，须得促成。……彼之战旗，一端所绘，乃基督钉于十字架上之形；其另一端，乃为圣饼圣餐杯之属，凡它类战旗，皆亦如是，伪为圣洁，或有士兵，见其袖口外衣，所绣纹章，乃为基督五伤，并纹我主名讳于其上……彼虽为撒旦之军，然以错讹伪赝神圣标志，混淆视听，欺蒙愚昧无知之徒。”6

这段话能说明什么？很明显的是求恩巡礼的民众所打的旗帜是，旧教的标志：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圣餐杯、圣饼、耶稣的五道伤口，还有神的名讳，同时也反映了民众的某些轻信的状态，还有政府对民众的态度，同时也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来叙述这个事件，如罗伯特·阿斯科所说的“我们不是造反者，我们是请愿者。”

如果能重视这一点，那应当对宗教改革时期大众心理、文化做一个全面而整体的分析。

关于人物也是同样，中国学者对于人物的描述往往重视这个人物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上，对于其思想方面的认识，则往往愿意使用某种范式，比如认为人文主义就应该是反教会的，所以在李阁于2006年3月在《乐山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托马斯·莫尔反对宗教改革原因探析》提到“面对国内外宗教改革,曾经尖锐批判教会及其制度的托马斯·莫尔,却坚定地站在了支持教会的立场上,甚至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傅新球于2002年8月在《江西社会科学》中发表的《托马斯·莫尔反对新教探析》中提到“莫尔对路德的作品了解不多，又受文艺复兴时期学术气氛的影响，互不宽容。因此他对路德新教和英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都持反对意见。”当然，最后他们都解决了这个矛盾之处，即改革可以在体制的内部，用一和平的手段推行，自我革新，这样可以避免社会的动荡。

其实，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态度，一般来说都是虔敬的，但这往往被认为是具有“局限性”，而打破一切的宗教改革者和无神论者往往受到赞扬。例如托马斯·克伦威尔，在英国历史上本无令名，却因为其在宗教改革中的激进手段而受到赞扬，这就是因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7故而他是“近代英国的崛起称雄即始于宗教改革。就此而言,托马斯·克伦威尔对英吉利民族的贡献难以估量。”8

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不是从道德角度，而是不问目的，单从其所做的行为及其后果来评价某个人的话，那么就暗含着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意味，如果认为手段并不足取，而目的有正当的话，那么该如何评价呢？这就是中国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

来看一下亨利八世的例子，他被认为是“雄才大略的”、“亨利的选择顺乎了历史潮流，符合大多数英国人的利益。”9“代表民族利益”10那么如果抛弃了这些作为对亨利八世历史功绩的词语，而从当事人眼中描绘亨利八世，又会如何

6阿根廷约格·H·卡斯特里《生活在都铎时代》论文集“战争与叛乱”中“求恩巡礼”一节

7赵秀荣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 年第2 期《托马斯·克伦威尔推行宗教改革的强制措施》

引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C]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赵秀荣《托马斯·克伦威尔推行宗教改革的强制措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 年第2 期

9马亮《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10李增洪、李慎令《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新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9 年第2 期

呢？

可以看到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亨利八世，从他自己的行为、在别人的眼中和在大众的眼中。托马斯·莫尔这样描述这位君主“如果一只狮子知道它的力量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会竭尽全力去攫住他”这句话里面透露出一个强而有力的君王的形象，当然还有残忍，莫尔的另外一句话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有一个无关紧要的城池需要用我的脑袋来换的话，他（亨利八世）会毫不犹豫地砍了我的头。”

帕斯夸里戈，威尼斯大使在1515年寄回威尼斯的信中这样描绘了一个不同的亨利八世。

“陛下于余目所见，乃最为英挺之人，其身高超逾凡俗，由腓及膂，无不优美。形貌昳丽……复又长于英法语言，拉丁文亦颇佳，意文亦少知之，琵琶犍琴为其所长，亦能歌咏，引弓射箭，膂力超凡，马上枪术颇逾众人。余非妄言，彼个各方面，超乎常人，实一多才多艺之王子。……归去兮旅者，汝已极目之娱（abi viator, sat tuis oculis debe）。”

他对天主教亦非常虔诚，对马丁·路德的回击，《述七圣礼抗辩》中称：

“……众所周知，他的理由苍白无力，只配嘲笑，那些白纸黑字的经文就足以去谴责他了……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敢自称权威……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敢这样对待圣经，除了他，一个初学者、一个小圣人、一个自以为是权威的人。”

即使在宗教改革以后，他对英文圣经的传入以持保留态度，1545年，亨利在晓谕议会时说：

“尔等虽得以母语，读神圣之经文，得晓上帝之言，然尔等必得知晓，汝之许可，乃仅得抚慰己之良心，并教诲子女家庭之用……朕于所听闻之事，甚为抱憾，彼至珍之宝，上神之语，竟于酒肆客栈之中，争论讽咏，歌唱吵嚷，此何其不敬，且彼之所言，亦于真义教理，颇多舛谬。”

而民众对于亨利八世的态度也非常重要，他们并不十分赞同亨利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在他与安妮·博琳的婚礼上，悬挂的徽饰中有亨利与安妮名字的首字母“HA”围观的民众就哈哈大笑，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对国王表现出朴素的敬意，国王在民众的心目中仍然是主持公义的象征，17世纪英国坊间流传的一本书，名叫《国王与鞋匠》，其中就讲“亨利八世常常微服夜出，去察看值岗士兵是否忠于职守。”11

如果可以借此，探究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前后性格的变化，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改革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还有，这一时期，民众对国王的态度与宗教改革在民间推行的力度之间的关系，那将会颇有裨益。

关于影响和意义

西方历史学方法在中国的传入，使中国的历史学者开始转向研究一些西方历史上的一些社会状况，蔡骐在其著作《英国宗教改革研究》中第三章“英国宗教改革影响分析”里，分“政治：都铎革命”、“经济力量的变迁”、“文化与教育：宗教改革的投影”、“宗教改革与社会生活”、“一种透视：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的兴盛”可以说，已经将宗教改革的影响扩大到了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其中的任何一节，都可以拿出来，再加以细化、进行研究讨论。

有了这个范围，后来的学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即使没有参看这本著作，11英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大众文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part2 p184

对其所提出的框架，一时也难以超越。

对于政治上的，例如刘城在《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十六世纪英国"王权至尊"的确立与教皇权的衰落》、苑一博、任松峰于2003年1月在第32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发表的《论英格兰宗教改革对其政体演变的影响》

关于经济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前面所说的对教会经济的探究，以及对改革时期中央财政的变革的探讨，这方面有于民于2003年4月在《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发表的《论宗教改革前后英国都铎王朝中央财政机构的过渡性特征》和柴彬于2005 在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发表的《英国都铎时期经济社会视野中的教区》等等。

文化教育上，主要强调对大学的影响，如徐煜的《英国宗教改革与大学教育的变化》发表在《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上，还有王建妮在《北方论丛》2007年第3期上发表的《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对英国大学地位的影响》这些既有创新，也包含着传统的因素，那就是注重立法对于宗教改革个层面的影响，政治上是很明显的，经济上就是有政治上王权与教权双元制向王权单一制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用法令来加以说明，对欧洲近代大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大学的讨论主要是在于王权对大学教育的侵入，并且由此带来的大学教育在制度上和内容上的变化。

比较新颖的是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的考察，这一领域往日里被忽略，而现在则方兴未艾。

蔡骐于1999年3月发表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的《论英国宗教改革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可以看作是对其1997年《英国宗教改革研究》的补充，概要部分简明的说明了这篇文章所研究的问题：

“宗教改革时期英国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其民众的宗教生活逐步沾染上新教的色彩。其次,在经济领域,其人口的增多与物价的上涨共同导致了社会贫困化现象的产生,都铎政府也为此出台了相应的济贫法令。再者,虽然新教与天主教在一些基本的社会思想文化观念上并无太大的差别,但在对诸如性、家庭和妇女的看法上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其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而后对这一问题，更加细化的、也更加具体的研究也开始了，比较有价值的三篇文章都出现在2005年，分别是宋佳红于1月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英国宗教改革时期教士结婚状况述评》和陈宇于6月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15-17世纪英国婚姻与家庭演变的表现与动因》，这两篇文章从教俗两个方面讨论了英国宗教改革时期婚姻的状况和人们对其的认识。向荣在2005年第5期的《世界历史》上发表的《啤酒馆问题与近代早期英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大众的价值观念和宗教观念做了深入的分析，其切入点也很独具心裁。

另外，在宗教改革的影响这一部分中，福建师范大学的马亮，在其2005年发表的硕士论文《英国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研究》中第六章“改革对英国社会观念结构的影响”中提出“英文《圣经》的出版打破了长期以来教士垄断知识的局面12，每个人可以通过阅读《圣经》直接去感受上帝的神召，可以根据自身体验去解释《圣经》，基督教成了一种可以理解的信仰，矫饰的神恩垄断失去了根据，

12对于《圣经》英译过程研究较早的文章有李明强的《〈圣经〉英译史研究》2000年2月26期，另有约翰·L·杰夫卡特于2002年完成的《英文圣经史》包括论文及年表，注明自由引用转载，淡江大学蔡振兴教授的《英文圣经的版本演义与文学研究》最早发表于2003年。

人们不再会被所谓的权威吓倒。再者，有了英文《圣经》，大大强化了民族宗教安立甘宗，英文《圣经》与《公祷书》一起成了民族宗教有力的载体，而这种民族宗教又大大促进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盛。”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结论的得出往往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确系对整个历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通过审慎的思考，然后作为点睛之笔，放在文章的最后。告诉读者，这篇文章最终要表达的、或是主要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它会给人带来何种启迪，或是他所论述的事情有何意义。毫无疑问，这应当是最吸引人的部分。

所以对英格兰宗教改革的研究也应如此，但是，中国学者往往是以主要特点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概括总结的。有的时候，这些特点，本身就成为了一篇文章。

经济、政治、文化，只要这三个方面论述到了，就被认为是一篇很全面的文章了。李增洪、李慎令发表在《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9年第2期上的《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新论》中最后的结尾含具有代表性，它是这样写的：“综上所述,评价历史事件,既要看其直接结果如何,也要看其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什么,这两者都应给予全面的考察。英国宗教改革的直接结果固然有其保守不彻底的一面,但由于是一定程度上代表民族利益的国王领导并以维护国内稳定为出发点,才没有象德国一样引起国内分裂,民族教会才名符其实,羽翼未丰的资产阶级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才有所发展。这是同时代欧洲其它国家的宗教改革所不具备的。”

另外，杨超于2001年12月发表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上《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中这样做了结尾：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实质就是以王权取代教皇在英国的最高统治权,加强政治统一与思想统一,其步骤是先从政治、经济入手,而在教义方面基本保留了天主教思想。改革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民族的国教会,符合英吉利民族的利益;改革的自上而下方式和中间道路原则成为英国宗教改革最终完成的基本方式和原则;改革促进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加强了民族国家的整体实力,推动了议会的发展和完善,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胜利既是专制君王的胜利,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虽然暂时使英国人民处于绝对君主专制的统治下,但是借改革之机日益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终将走上政治舞台,结束阻碍英国历史发展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局面,英国的新时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将随之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是推动英国向资本主义强国发展、走向现代化的极为关键的一步。”

马亮的《英国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研究》的硕士论文在结尾是这样写的：

“宗教改革不仅反映了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和其他中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奠定了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从本质而言，英格兰宗教改革并非是单纯的宗教意义上的变革，而是一场披上宗教外衣的资产阶级革命。”

如果综合我们所看的文章，有些共同点总是能找出来的，“保守的、不全面的、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披着宗教外衣的”，长期以来，“保守的”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几乎可以很直接的得出下面的结论，那就是“有局限性，不彻底的”的改革，上面加引号的词语，长期以来都被作为贬义词使用。当然也有优点，那就是“民族国家的崛起”、“王权的稳固”等等。最后是对“经济、文化、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应当怎样做一个好的结尾呢？发人深省，引人思考吗？还是将你想说的都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告诉你，就是这个样子呢？

有一个很细节的史实，将它放在这里，与英国宗教改革无涉，但是，也许可以做出一个含混的回答。

1586年，巴宾顿，从现在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画像上来看，他是一个靠在灌木上微憩的年轻绅士，穿着那个时代最为考究时尚的衣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是一个花花公子，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具有高贵的诺森伯兰家族血统的年轻人会去刺杀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但是历史上确实发生了。那么，作为一个问题，也作为一个结论，这说明什么？

宗教？巴宾顿同情天主教徒，那么他应该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了？爱情？18世纪的小说家认为他疯狂的爱上了幽禁中的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情愿为其赴汤蹈火，他是因为被浪漫之火烧红了眼睛，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吗？抑或是别的原因：受人蛊惑、沉溺幻想，更有可能是一时冲动。

那么应当如何分析呢？他有古老的诺森伯兰家族的血统，那么——这几乎在某些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他是顽固不化的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吗？但是女王陛下，就一定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吗？巴宾顿的行为，是代表他所在的阶级，还是他本人？

也许可以用“总而言之”、“综上所述”来回答，但是，我们怎么可以知道这一个个具体的人，就必定代表了这样多的涵义在里面呢？

无论如何，人确实是极为复杂的，而由这极为复杂的人，所做的事，就不会是那样简简单单的可以概括的。所谓的意义，可能是我们揣测与推断的结果，也许它过渡深入，更或者是根本无法容纳如此具体的一个人或一件事。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往往不在于它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而在于如何阐释它，如何使它变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