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上

词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上）

第一节、词的产生和演变

一、词的名称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即有歌谱的歌词。清宋翔凤《乐府余论》云：“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说明词是一种密切配合音乐用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其别称很多：

乐府：词最初能合乐，故有此称。如苏轼有《东坡乐府》，宋人把它称之为“近体乐府”。如欧阳修词三卷称为“近体乐府”。也有称之为“寓声乐府”，如贺铸词集叫“东山寓声乐府”；也有称之为“新乐府”的，如元好问有“遗山新乐府。”也有叫“倚声”，或“歌曲”的，宋姜夔词集叫《白石道人歌曲》；也有叫“乐章”的，如柳永词集叫《乐章集》。还有叫“琴趣”的，如黄山谷有《山谷琴趣外编》。

长短句：因句子长短不齐，故有此称。宋秦观词集叫《淮海居士长短句》。

诗余：因它是在诗之后发展起来的，与近体诗有密切关系，故有此称。宋宁宗庆元间编有《草堂诗余》（传为胡仔所编，不可信）

语业：《碧鸡漫志》卷二说：“陈无己所作（词）数十首，号曰语业。”杨炎正词集号曰《西樵语业》，名称多达20余种。在之众多名称中，词是正名、通名，是曲子词、曲子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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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均为别称。什么是词？王力先生定义为：词“是一种律化的、长短句的、固定字数的诗。”但必须加上一句：它与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词的起源

1、关于词的起源有各种看法。目前学术界看法尚不统一。

①或云南朝乐府里某些歌辞即其雏形。如梁武帝萧衍有六首乐府、《江南弄》、《龙笛》、《採莲》、《凤笙》、《采菱》、《游女》、《朝云》。如武帝《江南弄》云：

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

(xièdié)舞春心。

舞春心，临岁腴（yú）。中人望，独踟蹰。

沈约亦有《江南弄》四首，调格字句全同，并同有转韵。可知《江南弄》已成定格，诸家所作，都是依其调而为其辞者，与往昔乐府诗不同。故认为填词萌芽于齐、梁时代。

②产生于隋代。此说较流行和普遍。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张炎《词源》卷下也说：“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如《河传》和《杨柳枝》两调，前者乃“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碧鸡漫志》），后者乃是“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曰隋堤，有是曲也。”（后蜀何光远《鉴戒录》）。这两调可能是隋代民歌，可见词起自民间。

③认为产生于唐代。如南宋朱弁《曲洧旧闻》说：“词起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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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刘大杰认为“词出于乐府与由于唐代近体诗变化而来的一两说最有力。”认为既产生于六朝乐府而变出于唐。

2、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隋唐时期，音乐有三个系统——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诗经》所配的古乐，清乐乃汉魏六朝乐府诗所配之乐。宴乐（又称燕乐、讌乐）是唐代从西域传进的乐曲。其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四弦二十八调，音域宽广，表现力富丰，故能以压倒优势取代从容舒缓的雅乐和清乐，并吸引诗人纷纷为之作词应歌，词就是为配合这种燕乐而创作的。《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可见正是这种胡类新声和里巷俗曲之结合，促成了词的真正兴起和发展。

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与以往的诗歌不同。大致而言，先秦时，以乐从诗，乐曲形式由诗之抒写情志的需要和体制所决定；汉至六朝，采诗入乐，主要入乐歌诗都必须依据曲题、声调、乐谱，经过协乐方可演唱，但乐府诗入乐，往往由乐工在文辞上进行分割拼凑以适应乐曲变化，辞曲并非完美结合，这种诗乐的情况与唐以来有意识地倚声填词是不同的。因此，无论是诗经，还是汉魏六朝乐府，乃至唐代的五七言绝句，

诗乐的结合方式大多是“选词以配乐”，唐宋词则是“由乐

以定词”，即本备曲度，词人根据乐曲的旋律、节拍要求填页3 第

上歌词。最初依曲填词，词意与调名统一，中[河渎神]是祭赛河神之曲，所填词亦与赛河神有关。但后来此曲普遍流传，不祭河神时也有人唱此曲，于是文人就用别的抒情意境填词，词意就与调名无关了。初期小令，多为应歌而作，文句简明、词意一看便明，无需再加题目。后来词的作用扩大，意境题材繁复，于是作者有必要再加一个词题或词序以说明词的创作动机及内容。前者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者如

姜夔[杨州慢]、[齐天乐]等词均有较长的序。

3、词的产生与长短句有关。

乐曲需要与词相配，最初拿七言绝句，近体诗与之相配，充当歌词。但繁复多变的燕乐曲调与整齐划一的五七言诗的整齐句式发生了矛盾，因此采取加和声和衬字的办法来填补节拍，后来有人把无意义的和声（即泛声）、衬字写上有意义

的文词，因此，长短句应运面而生。朱熹《朱子语类》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逐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长短句在诗经、乐府里大量使用，和声魏晋时就有。传为曹丕作的《上留行行》《瑟调》就用了和声：

居世一何不用，上留田。富人食稻与梁，上留田。贫子食糟

与糠，

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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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将欲谁怨，上留田。

上六处“上留田”意义不在，但在音乐上起了和谐划一的作用。但这还是词。当然，“和声”和“泛声”还不足以解决胡乐与诗的矛盾，于是“依曲拍为句”便成了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

从选词以配乐到由乐以定词，从歌诗之法到歌词之法，这就是词体的形成过程。大体说来，词在燕乐风行的初盛唐于民间孕育生长，中晚唐、五代时经过一些文人的创作逐步成熟和定型，至两宋而大盛。

三、词的体制特点

词“依曲拍为句”的独特体制有如下特点：

1、依曲调为词调，不另立题。每首词都有词调，这是因为每首乐曲都有曲名，词人据乐曲填上词后，便以原来的曲名为词名，而可以不根据词意另外立题（因而一种词调甚至有几十种别体）。每个词调都有相对固定的形式，在字数、句数、平仄、用韵、分片上有定规。表示调调名称的是词牌，最初词牌名称与词内容大多有关，如《浣溪纱》咏西施事，《渔歌子》咏渔父等。但后来的词人则只依声填词、按谱填

词，内容可以和词牌名称毫不相干。而且同一词牌在流传中还派出一些不同的称呼，造成“同体异名”现象，如《念奴娇》又称《百字令》、《大江东去了》、《酹江月》等；与此相对而言，又有“同调多体”情况，即正体外还有许多别体。页 5 第

如[满庭芳]，《钦定词谱》列有晏几道、周邦彦、黄公度、程垓、赵长卿、元好问、无名氏等七体。晏、周为正体，若黄词之减字、程、赵、元之添字为别体。

2、依乐段分片，片有定式。

“片”即遍，是音乐名词。唐宋时把乐曲头头到尾演奏一次叫一遍；音乐演奏完毕称为“乐阙”，故一首词又可称一遍或一阙。唐宋曲调大多分段，故词调也随之分为单调、双调、三叠四种，而以双调为主。双调是词的基本形式，在所有词作中数量最多，令、引、近、慢诸体皆有。其中有上下片句式全同的“称重头”；有上下片开头句式不同的，称“换头”。下片开头处又称为“过片”、“过变”、“过拍”等，表示由一段乐曲转入下段乐曲，这是词中关键处，历来受词学家重视。三叠词根据形式的不同分为两种：一是双拽头，前两段句式、平仄全同，形式上好象第三段的双头，如《瑞龙吟》、《绕佛阁》等；另一种是非拽头，如《兰陵王》《戚氏》等。还有一种三换头，即三段句式全同。四叠词如南宋吴文英的[莺啼序]，240字，为最长的词调。

3、依词腔押韵，韵位疏密无定。近体诗一般逢双句押韵，词韵位却有疏有密。韵疏者如[月下笛]、[早梅芳慢]，上下片有六句一韵的；韵密者几乎一句一韵，如[渔家傲]。这是因为词的韵位全由词腔的音乐片段所决定。乐曲中的一小段页 6 第

称一均，一均相当于一韵。词韵较诗韵宽，邻韵可通押，押韵方式亦不同于近体诗，有押平、押仄、平仄互押、入声独押及中间转韵等。

4、依曲拍为句，句式长短不齐。最短者为一字句，最长者为十一字句。词不仅句子长短不齐，即使五七言句，句法亦与诗有异。五七言句在诗中一般是上二下三、上四下三，词则常驻为上一下四，上三下四。如“渐霜风凄紧”（柳永《八声甘州》），“向南楼一声归雁”（陈亮《水龙吟》）等。

5、依唱腔用字，讲究四声。因为词是用来歌唱的，因此，不仅和诗一样讲究平仄，甚至达到“三仄更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的地步。李清照在《词论》中甚而主张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所谓“诗律宽而词律严”，主要表现在审音用字上，即根据乐声的高下升降，来选择确定阴平、阳平、上、去、入等字，以使声腔与用字平仄取得一致，创造出一种能合之管弦、付之歌喉的歌调。

6、词的篇幅。①从节拍（即节奏不同）不同来区分，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