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东渡与日本起源

徐福东渡与日本起源

——浅析日本历史起源中的中国因素

【关键字】：日本徐福绳文时代弥生时代

引言

日本的民族起源问题长久以来都没有一个确切而权威的结论，尤其随着藤村新一造假事件的曝光，所谓日本“70万年前古代遗迹”的迷梦被粉碎后，从考古学的角度上来说，迄今为止，日本本土并未发掘出早期直立人或者原始人类的踪迹，而三万年前的人类居住遗址也寡有发现。这样的现实，在将日本起源锁定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距近三万年前这样一个考古意义上讲的短暂时间之外，更使亚洲移民起源说、徐福东渡起源说在民间得到了空前的影响力与支持者。本文将通过考古与人类学的人种分析、古籍记载与民间传说发展的比较，对徐福东渡传说的可信程度与日本民族起源作出自己的分析与思考。

一、考古与人类学中的早期日本

日本起源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即距今三万年前到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以及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的弥生时代。而这三大时期，其考古发现与人种学分析中有着诸多微妙的发现。

（一）、旧石器时代日本与中国的渊源日本旧石器时代又称“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时代”。此文化序次依次出现的是刀形器、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和石片石器，该文化最明显的特征是未出现陶器。旧石器时代的日本时期的考古发现皆为战后勃兴，主要年表如下：

1949年相泽忠洋在群马县新田郡笠悬村岩宿的赤土层发现人类加工的黑曜石碎片。随后由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发掘，发现手斧、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这个遗址被称为“岩宿文化”。它是开始制造陶器以前的文化，岩宿文化揭开了研究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序幕。

1951年，相泽忠洋发现丁东京都板桥区的茂吕遗址。

1960年芹泽长介等人对长崎县佐世保市北松浦郡吉井町的福井洞穴进行发掘，出土石器、爪形纹和隆线纹陶器。这是日本最早的陶器，用放射性炭素法测定，为时

约当13600年前。

1964年芹泽长介等人发现了大分县日出町早水台遗址，有石英制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旧石器出土。这种石器被推定为第三间冰期的，属于前期旧石器。

1965年芹泽长介等人又发现了枢木县板木市星野遗址，属前期旧石器。

这些考古发现在证明了日本旧石器时代文明切实存在的同时，却有着出人意料的收获。如1965年发掘的星野遗址，其下层文化与周口店上层文化相类似。此前于1959年在大分县丹生高地发现的砾石石器、石核、石片等，其器形属于东南亚一带的旧石器类型，也具有与周口店文化的类似特征。无独有偶，我国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裴文中先生还指出：“日本早水台遗址中出土的旧石器在原料、器形、制作方法等方面与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在鹿儿岛上场遗址中发现的石球与中国许家窑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属同一类型。而许家窑中发现的尖状器和刮消器同枥木县星野遗址中第七、八层中出土的石器十分相似。野尻湖底的长石片和用其制成的刮削器与我国宁夏水洞沟遗址的长石片具有极为相似的工艺特征。”1如果说器物层面的相似可以辩解为中日两国先祖智慧的不谋而合，那么人种学研究的突破则更加不可忽视。如前文所述，日本出现人类应该在至少3万年前，但化石发现很少，仅有日本冲绳县发现的约1.8年的港川人。通过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人的对比可知，港川人和中国南方的柳江人非常相似。通过把港川人和中国及东南亚岛屿的旧石器时代人化石对比后认为，港川人和中国南方的柳江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要比他与中国北方山顶洞人接近，因此推测港川人更可能来源于中国南方而不是中国北方或东南亚地区。

当然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发掘的有限和史料支撑的不足，虽与中国同时期有诸多细节上的吻合，但光凭考古器物的相似和人类头骨的比对并不足以下确定性的判断，但也成为了作证中国起源说或者说中国移民说的一种证明与依据。而事实上，接下来的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日本不合常理的生产力发展和人种学变化，才是更加诡橘与令人遐想的领域。

（二）、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更迭

大约1万年前左右，冰河期后海平面的上升将日本岛屿从亚洲大陆分离出来后，日本岛屿发展出一支独特的文化传统，称为“绳文文化”（以陶器上装饰有绳纹而得

1裴文中，1978，从古文化和古生物看中国的古交通，科学通报，12期

名）。绳文人的基本经济生活主要依赖狩猎、采集和捕鱼。从生产力水平来看，绳文时代的日本顶多止于陶器生产，本质上并未脱离石器时代生产力的束缚，因此在漫长的岁月中，绳纹人尽管将石器文化发展到令人惊叹的高度，但它终究是以渔猎采集为经济基础的，其内部始终没有积聚起足以引起时代变更的巨大能量。

然而以公元前三世纪为截点，弥生时代拉开了序幕，令考古学家震惊的是，弥生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与技术上的突破与飞跃是令人费解的。首先便是材料方面，弥生遗址中发掘出的主要生产工具是由石器与铁器，跳过了人类发展史上理应持续相当长时间的青铜器阶段，因此弥生时代也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金石并用的时代；其次，农业生产力，具体说是稻种技术，在弥生时代有了质的提升，稻作的大规模推广是在弥生时代开始的，并且为了贮存谷物，开始修筑干栏式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而绳文时代举足轻重的狩猎和渔捞在技术上虽有进步，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农业新气象；最后，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陶器比对中，整个陶器系统风格迥异，中间极度缺乏有机继承关系的影子和痕迹，存在着一种文化形态上的非连续性和非继承性，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是非常明显的“断档”案例。

与此同时，人类学方面也对两大时代的传承性上提出了巨大的质疑。绳文人或绳文－阿伊努类群的形态依然保留着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人的古老特征。绳文人的体质特征主要包括长而宽的头颅，发达的眉嵴，低宽的面部，深陷的鼻根，较突起的鼻骨，低宽的眼眶，钳子状的前齿咬合关系，明显的咬肌痕迹，相对严重的牙齿磨耗，短而较粗壮的肱骨，较长的前臂和手骨，长而扁平的胫骨，较大的脚骨。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认为，绳文人是分布在中国南方、日本大陆和九州群岛等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人的后裔，他们与中国南方邻居共享着头骨和文化特征，而与东南亚岛国人群共享着牙齿特征。头骨的非测量特征也指出绳文人和太平洋人群之间没有直接的亲缘性。而在现代人群中，阿伊努人与绳文人最为接近。但弥生时代开始，包括其后的古坟时代、乃至现代人群，形态特征基本相近，属于一个形态群体，具有较平坦的眉嵴、浅平的鼻根、高狭面、圆而高的眼眶和相对的高身材等，与亚洲大陆的朝鲜、中国和其他蒙古人种人群类似。这样的特征与日本新石器绳文时代人群有很明显的差异。

正是由于日本人群在绳文到弥生体质形态构成以及文化面貌上表现出的复杂性，导致出现了围绕这一时期日本人来源问题的大量研究和讨论，其中“移民说”正是最主流也是最合理的解释，这一观点认为，绳文时代以后的日本人群的体质形态上的巨

大变化是因为有来自大陆移民的强烈的基因和文化的影响，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外来文明介入，使日本历史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飞跃。“移民说”的提出，是得到头骨形态学研究、牙齿人类学研究以及血型、耳垢、指纹、血液成分遗传因子等多方面研究的支持的结果。这些研究说明，从弥生时代到现代，日本人群存在形态上的连续性。同样，他们与绳文人之间形态上的不连续性说明有来自日本岛以外的基因，现代人基因研究和古代人母系线粒体DNA的研究，包括病毒残留物的鉴定也得出同样的结果。在牙齿人类学的研究帮助之下，1975年美国学者克里斯蒂.托纳（Christy G. Turner II）更是第一次对日本人、绳文人、阿伊努人、史前中国人群的牙齿形态特征进行比较后提出了关于日本岛屿人群的“二重起源－混血说”。他认为在日本列岛居民中同时存在巽他型（Sundadonty）和中国型（Sinodonty）两种牙齿形态类型的人群，绳文人和阿伊努人属于巽他型，弥生人及现代日本人属于中国型。这个事实说明至少3000年前，没有或极少有跨越日本海或中国东部海域的人群接触，即便有接触，也几乎没有对绳文人产生基因的影响，但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的弥生时代，并非日本本土绳文文化顺向发展的产物，而极有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促成了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的时代更迭，这种更迭，帮助日本真正从绳文时代的新石器阶段文化，挺进了所谓弥生时代社会制度的换代。

虽然现代日本人起源的“移民说”基本得到认可，日本学术界也将其发展为“渡来说”成为学术主流，但对这些移民的来源地依然存在不同的看法，尤其是1950年，香港学者卫挺生《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一书的出版，日本各地徐福纪念活动的兴盛，都使徐福东渡传说成为日本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观点，这就必须回到徐福东渡传说的文献记载与传说发展过程中寻找答案了。

二、文献传说与众说纷纭的徐福东渡

徐福东渡问题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原因十分复杂，一者源于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证据不足；二者日本早期史书，诸如《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多为传说整理与中国文献转述，缺乏事实上的记载与说服力，三者民间传说的兴盛、两国外交关系的态势以及文人墨客的诗文的描绘，直接影响着中日两国尤其是日本一方对于徐福东渡的记录。因此在整个学术界至今都未能对徐福东渡的准确性提出结论性的评价，成为难以定论的谜团。

（一）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发展

徐福传说的起源，正是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多处记载，分别记录于《秦始皇本纪》与《淮南衡山列传》之中，《秦始皇本纪》中的三处记载为：

“既已，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2“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3

“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4

《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中的“徐市”即为徐福，明确指出徐福乃“齐人”，这也是徐福籍贯最早也是唯一的记载，而《淮南衡山列传》中对于东渡一事的记载则更加详尽：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原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穀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5

据司马迁《史记》所言，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结局十分令人遐想，这也是徐福前往日本的起源与出处。但司马迁在文中并未正面指出所谓“平原广泽”究竟是何处，其后《汉书》对此事的记载于司马迁也大致相同，此处不再放入原文，而真正将徐福的目的地进行明确说明的，是范晔的《后汉书》与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如下：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治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

2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市局，247页

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市局，249页

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市局，250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中华市局，3086页

不可往来。”6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7

从《史记》到《三国志》，我们可以发现，史书对徐福一事的记载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司马迁与徐福的年代最相近，但对于目的地的记载最为语焉不详，而与徐福相隔百年的范晔却明确指出目的地为澶洲，可信度层面来说，是比较存疑的。

唐代作为中日交流的高峰期，在官方史书中并未对徐福传说有进一步的记载，但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却开始多次提及此事：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8

“海漫漫，直下无底傍无边。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天仙。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丱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诳诞，上元太一虚祈祷。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9

李白与白居易的诗文，充分说明了徐福寻药传说在民间的普及程度与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五代后周时期，终于使徐福东渡传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就是著名的《义楚六帖》。

五代后周时期，济州开元寺僧人义楚在《义楚六帖》又称《释氏六帖》中，史无前例地明确提出徐福最终到达的是日本：

“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

6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2240页

7陈寿：《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第二》，中华书局，674页

8李白：《古风·其四》

9白居易：《海漫漫》

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10

《义楚六帖》的出现，完成了徐福传说的最后一块拼图，因此在宋欧阳修的手中，完成了民间徐福传说的集大成作——《日本刀歌》：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日本刀歌》的能量是不可忽视的，在日本本土文献中，《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对徐福这一人物只字未提，可见在公元八世纪，整个日本都还没有徐福东渡的传说流传，然而在《神皇正统纪》中，我们却能看到：

“四十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死之药于日本,日本欲得彼国之五帝三王遗书,始皇乃悉送之。其后三十五年,彼国焚书坑儒,孔子之全经遂存于日本”

从基本内容上看，《神皇正统记》的记述基本是欧阳修《日本刀歌》的再阐释，而这也让徐福在日本的地位得到民众的广泛崇拜，日本各地民众，称徐福为“王”、为“御”、为“弥生文化的旗手”，奉为丰收神、农耕神、纺织神、医药神、冶炼神、渔业神、造船神、水利神、殖产神等世代祭祀，日本现有徐福陵墓5座，祭祀庙祠37座，因徐福登临而得名的蓬莱山有13座，各种遗址和出土文物数以百计，各地历代传承和近代成立的徐福纪念组织和研究机构有90多个，祭祀节典和仪式多达50多个，日本各地，尤其是九州岛、四国岛以及本州岛濑户内海地区，聚集了一大批徐福的文化遗址。而日本许多沿海地区将徐福奉为各种神，每年都会有十分盛大的集会和庆典……作为民间传说，徐福东渡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和认同度，在中日两国内部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

民间传说毕竟是民间传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徐福东渡更多是一种类似女娲补天，天照大神那样的神话而存在的。然而，随着前文中所言考古与人类学中，中国移民对日本起源的贡献被发掘，以及各方学者的研究与推论，徐福东渡不再是单纯的神话传说，而开始被正视。

（二）徐福东渡的历史学认识与思考

10义楚：义楚六帖卷二十一，《城廓·日本》

据某些资料中提及，在近现代，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陶亚民先生首先发表了《徐福事考》一文，首次在学术界将徐福东渡与日本联系在一起，无奈资料散失，笔者未能寻找到《徐福事考》的哪怕只言片语，因此学术的开端，将定为1950年香港学者卫挺生出版的《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一书。此书的主要内容便是根据中日史籍、古物、古钱及徐福在日本的行踪等，从地理、时代、舟师等方面的十大巧合，证明“秦代使者徐福就是日本开国第一代天皇神武”。此十大巧合如下：第一、地理符合。《史记》所载徐福到达“平原广泽”，而日本本州岛有平原和广泽。

第二、时代符合。徐福是秦汉间人物，神武天皇遗物三种神器中有秦代白铜镜和环头大刀，足证神武也是秦汉时代人。

第三、舟师符合。神武天皇东征时，使用舟师，这就是徐福取得秦始皇的征发令而征发的东海的船队。

第四、少男少女符合。徐福凭借征发令，征发数千少男少女渡海。再看神武天皇东征时，拥有男军和女军。

第五、五谷百工符合。神武天皇东征途中，驻屯军队数年，是为制造兵器、贮备食粮和增造舟楫，而是赖有徐福带来的五谷种子、各种工匠和器具器材才能成功。

第六、政治思想符合。徐福生于秦统一以前的齐国。秦灭齐设郡县后，他在大陆居住不过一年。他的政治思想当然不是秦汉的郡县制度，而是秦以前的封建制度。神武天皇建国后，在大和施行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度。

第七、愚民政策符合。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统治人民思想的愚民政策。神武天皇将秦汉时代的镜和剑用为神器，采用秦汉以前的政治制度和祭祀制度，又不使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显然这是禁止诗书、百家之言的一种手段，这也是愚民政策。

第八、神话符合。在齐国祭典中，除各国诸侯共行的“社稷五祀”（金木水火土）之外，还有特有的“八神”。一曰天主，祀天齐。二曰地主，祀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祀蚩尤。四曰阴主，祀三山。五曰阳主，祀芝罘。六曰月主，祀莱山。七曰日主，祀成山。八曰四时主，祀琅邪。依据日本神话，皇孙降临日向，娶大川神（地主神）之女，生四子：火明命、火进命、火折命（亦称火阑降命）和彦火火出见尊。这正是—日四时主神，与琅邪所祀一年四时主神一模一样。这里需要往意，徐福是琅邪人。神武天皇父名彦波潋武，与徐福之父猛同名；而且其祖父，与徐福故乡琅邪山所祀四财主神符合。符合如此之巧，显然绝非偶然。

第九、年代符合。据《神武本纪》，第八年正月在太和（邪马台）原神宫即王位，其即位元年当是纪元前203年。据至今多数学者所主张，假定卑弥呼即神功皇后，据《魏书?倭人传》，已知卑弥呼薨逝于纪元247年；其450年前即神武元年，正是纪元前203年。

第十、地下考古符合。日本考古学对于日本古代文化，分为明显不同的两个系统，一是岛上固有文化，学者称为“绳纹式文化”；另一个是由外部侵入的“弥生式文化”。日本的弥生式文化，与中国大陆秦汉间文化完全相同，较日本列岛固有的石器时代绳纹式文化先进数千年。所谓“弥生式文化”，是徐福向日本列岛移民时同时带入的，地下出土物可以确证。

至此，卫挺生先生提出：“根据中国史官记载完备的正史史料、官文书和当时当地人耳闻目睹的记录，考证地理，考证日本的历史传说，考证日本历代遗物和日本地下出土古物，结果证明徐福渡海建立的王国，就是日本近畿。日本神武天皇——“神日本磐余彦尊”的建国，与徐福的建国是同一时间，同一思想，同一制度，各方面无不符合。因此，二人的建国，是同一事同一人。所谓“神武天皇”，乃是徐福后裔在第八世纪对徐福追谥的谥号。”11

卫挺生的观点是现代徐福东渡起源说的主体框架，其后的台湾学者彭双松著《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进一步充实卫挺生的观点，认为徐福是是颛顼之后徐驹王29世孙，铃木贞一著《先古代日本之谜》、《日本古代文书之谜》、《超古代王朝之发现》则将徐福东渡衍生为“徐福赍书说”，认为徐福东渡携往日本的书籍计儒教经书1850卷，其它典籍1800卷，几乎囊括中国当时所有的典籍；更有甚者将徐福东渡的目的地推演至美洲与朝鲜，美洲派观点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的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而日本与中国大陆相距甚近，根本不需要耗费巨资，数年才能抵达；而朝鲜派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学者井上秀雄，其所著《古代朝鲜史》中将秦汉难民作为朝鲜移民的主体，徐福也是其中之一……一时间徐福里籍之争、登陆地之争、目的地之争成为争论的焦点，而其本身的真实性之疑反被淡忘了。

其实以笔者本人的观点来说，徐福东渡事件本身的存在就有值得质疑之处。徐福的文字记载与民间传说呈现出详略与时间成反比的状态，即距离徐福时代越久，记载反而越详细，其中自然不乏了杜撰与想象的成分、日本官方与民间在九世纪前对徐福11卫挺生：《徐福入日本建国考》商务印书1950年版

的只字未提，更加补充说明了徐福传说起源于中国的事实，但司马迁本人秉笔直书，《史记》本身的可信度与价值在史学界的公认，又无法彻底否定在《史记》中出现多次的徐福本人的存在，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推论只能是徐福本人与童男童女出海确有其事，但与日本起源的关系，以及其是否为神武天皇本人，则是证据不足与可疑的。但徐福东渡传说反映出的一个事实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那就是秦代航海技术的成熟与移民趋势的踪影，从《史记》对于徐福出海的叙述来看，秦代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对发达的航海技术与能力，而无论是徐福前往澶洲还是日本亦或是其他“平原广泽”，其中所映射出的，是秦汉移民在历史记录中的朦朦踪迹。这一点，日本学者神田秀夫在《日本的中国文化》一书中，发掘中日古代历史事件之间的连锁关系，指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灭越，致使大量难民乘越船东渡。这些非集团性的早期移民，成为此后规模巨大、历史长久、影响深远的秦汉移民浪潮的前奏，不堪秦朝苛政苦役及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秦人，一部分走陆路取道朝鲜半岛东进直至九州、走海路的则从山东、江浙一带入海，渡黄海或东海至九州。无论“徐福东渡”或“徐福赍书说”是真是假，但在公元前3世纪时，曾有秦人移民集团渡海东迁日本列岛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秦汉移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移植到日本，促成了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的交换，同时传去的书籍典章，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日本历史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完成革命性飞跃的主因，这也与之前提及的考古学中现代日本人起源的“移民说相呼应，是为笔者最为认同的观点。

结语

日本起源问题在没有更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科学研究之前，可以归纳总结为三点，即：

日本缺乏旧石器时代前中期以及更早的考古发现，且最早的考古发掘与中国周口店有多处吻合，其本土民族来源于别处尤其是中国的可能性较大。

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飞跃性过渡，极有可能是外来先进文化移民注入的结果，现代日本人的基因源于公元前3世纪的移民，而本土基因则主要分布于今冲绳少数民族之中。

徐福东渡事件本身的可信度存疑，笔者偏向于持否定的态度，但徐福传说反映出秦汉移民潮的存在，且正是这股移民潮，促成了日本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革。

综上所述，中国因素在整个日本民族起源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业，而这种作用真

正的内涵，并不是大部分人想象中仅仅徐福传说童男童女带来的基因影响，而是文化的传承与先进文明的普化，这也是民族起源与传统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