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徐福东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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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了山东沿海的琅琊（今诸城东南），齐人徐福与一些人士上书秦始皇，声称海中有三座神山，请求秦始皇派童男女和他一起去求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信了他的话，派数千童男女乘船随他出航。经过几年，花去了许多费用，并没有得到神药。前216年，秦始皇再次巡幸琅琊时，徐福恐怕受到责备，便编造谎言，说是蓬莱药由于海中有大鲛鱼，受到阻难，一定要派善于使用连弩的射手去才能排除困难。据徐福东渡后20年出生的伍被和淮南王刘安的对话中透露，这次秦始皇又派徐福率童男女3000人，装载五谷种子、技艺百工下海。徐福航海到达日本本州和歌山。徐福及其船队在抵达北九州的大岛后，进入濑户内海，远达纪伊半岛。至今在和歌山新宫町东南有蓬莱山，还有徐福墓，墓前石碑上刻“秦徐福之墓”五个汉字。

徐福东渡的原因和意义

徐福东渡的原因和意义摘要：徐福东渡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航海史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从古至今，对于他的传说和故事举不胜举，近现代有关他的研究也很深入，就此笔者进行一些总结，有关的文言资料也进行了适当的翻译。使大家对徐福东渡的原因和意义有一定的了解。关键词：徐福东渡原因徐福东渡原因考其一，求仙药说据《十洲记》记载到，在秦始皇当政时，在大宛这个地方有多人枉死，死后尸体都横在道路边。然而有一种鸟衔着一种草，将草覆盖在死人的脸上，死人就可以复生。有关部门奏明秦始皇。始皇使使者找这种草，去问鬼谷先生，他说那是东海中祖洲上的不死之草，生琼田中，又叫养神芝。其叶似菰，只生长一株，一株就可以让数千人活。秦始皇于是问是否可以找到，于是派遣徐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去寻祖洲，但是没有返回。在秦代及以前的战国时期，方士是很流行的。在齐地和燕地，这样的方士很多。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便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

仙药。和徐福同时代的方士也有很多，像卢生、韩终、侯公等，他们不仅通晓方术，而且熟知天文地理、医术、农业及航海等知识。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始皇入海求药，是很有可能的。其二，避祸说。有这种说法的人很多，《汉书》及《后汉书》中都有相应的记载。《汉书"郊祀志下》说：“徐福，韩东他们和众多童男童女去海上求神采药，因为任务没完成而逃跑，被天下人怨恨”《后汉书"东夷传》说：“又有夷洲和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带童男女数千人到海，没有求到蓬莱神仙，徐福怕被惩罚二不敢归还，于是到了，那些洲。” 唐代诗人汪遵《东海》诗也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同舟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作者把徐福入海不归比作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郡渔人避秦乱而移居桃花源之事。南宋祖元和尚在宋朝灭亡那一年，为了逃避元代的统治，也东渡到了日本。他有一首祭徐福的诗：“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亦为避秦来。”祖元把自己去日比作徐福避秦。明人李言恭、郝杰《日本考》也说：“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东澶州，号秦王国，居倭国，中国总称为徐倭，非日本正号。” 就连日本新宫市徐福墓碑文也写道：“盖徐生之避秦……”

中国正史中的日本国名辩

中国正史中的日本国名辩初一历史备课组马强中国和日本有着两千多年的交流历史。中日两国都有着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传说毕竟是传说，不可与正史混为一谈，但是这一传说所反映的古代中国人东渡日本的史实是不应该忽视的。在秦汉甚至更早，就有中国人从大陆或是朝鲜半岛利用日本海之左旋回流东渡到日本，或是从吴越地区利用北上之暖流直航日本。而日本人来到中国的记述最早可信的是《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中也有日本遣使来中国的记载，并有1784年日本福冈县以为农民在修整田地时偶然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为证，其后有关日本的记载屡见与史册。那么在各个时期编著的史书中对于日本的称呼都是什么？他们的来历和意义又是什么？关于此，已经有不少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今年来更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奇特的见解。本文试图从我国正史的记载出发，梳理一下前辈学者的观点，并希望得到一些新的看法。一、“倭” 从《汉书·地理志》开始，我国正史中一直用“倭”来称呼日本。直到《旧唐书·东夷传》，才出现“日本”这一国名。不过在《汉书·地理志》之前，在最晚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就有“倭”的描述：“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虽然《山海经》是一部近乎神话的著作，但是根据这一句话和其下一句“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的说法，《山海经·海内北经》中的“倭”从地理位置上看，也与日本相近。中国古代为什么称呼日本为“倭”呢？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与邪马台国有关。其理由是在现代日本语中“邪马台”念做“やまたい”（Yamatai）而“倭”和“大和”都念做“やまと”（Yamato），两者发音非常之接近。甚至有人就此认为邪马台国、大和国、和“倭”就是同一回事。因此中国古代对外族的称呼多用译音，所以这种看法看似颇有道理。其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中国正史中所记载的“邪马台国”和“倭”绝不是一回事。其一，所指不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余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由此可见，“邪马台国”并不等同于“倭”，而只是“倭”的众多小国中较为强盛的一个。并且，在“倭”的众多国家中较为强盛的并不只“邪马台”一个。比如同是《后汉书·东夷传》中又有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之以印绶。”这里面提到的“倭”另有一个较为强盛的“奴国”，甚至派使者来到东汉，并获赐印绶于汉武帝，此事已被1784年日本福冈县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所确证。又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这里又有一个名“狗奴国”的强国。由此，即便“邪马台国”是“倭”的众多国家中的强国，中国王朝也绝不会有以“邪马台”代指整个“倭”的道理。其二，年代上并不一致。“邪马台国”出现于日本弥生时代的中后期，大约相当于公元1、2世纪（后汉即东汉中期）之际，而“倭”的说法则要较此早上很多。其次，“倭”和“大和”在古代日本原本并不念做“Yamato”。有人认为，

日本与中国发展的历史关系概要

日本与中国发展的历史关系概要钓鱼岛事件从去年的九月份发生到现在大半年的时间,这短短的一个时间区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的曲曲折折,作为在亚洲一个区域发展的两个国家,未来的发展究竟什么才是它的主题或者说是主流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要对一个事物未来的发展脉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明白事物发展的趋向,就需要了解一个事物发展的来龙及其现在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理论建立的前提上,事物是历史的一种联系的关系,现在的决定未来,过去的决定现在,也就是因果论,也就是说,事物发展是在绵延在因因果果之间的横向联系之中.当然,特殊因素的介入,是否会是事物的发展脱离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否这样地规律就是正确的,这也同样是一个疑问，可是我们姑且假设认为这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呢，是不是臆想主义呢?可我相信，有人会明白这样事物存在的价值，当然这是题外话。下面我们进入主题。笔者从中日之间历史探究某种事物存在的联系，为了探究影响中日两国之间关系的因素，也许笔者不会遵循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发生的时间。当然即使这样,你也会发现我们所论述的主线在哪,只是不太明显罢了. 中国经历了战国时期的孕育,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由秦统一纷争格局的局面,开启了中国的大一统时代.经过当政者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社会已经初步具备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同时期的日本处于怎么样的一种社会状态呢?从历史教课书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是在大化革新之后,应该是在中国唐玄宗时期,正逢中国社会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 那么我们就推测日本诸岛正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各地区之间正处于纷乱的战争状态.从中日历史上来看,秦汉时期,由于使用工具的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虽然有,但毕竟不太频繁,因此隔海相望的中日之间发生发生深刻的联系,两个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深层次的文化,经济甚者是制度上的交流是不现实的,仅仅出现了’徐福东渡扶桑”的传说故事. 也就是说,在政治制度上,中国比日本先进很多,同时也以为着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上也远远领先于日本.为什么要论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笔者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地区政治的组织形式代表着本地区社会生产调整的状态的最佳模式,请大家记住这个观点,后面笔者还会再次论述这样的一个问题.进入唐朝时期的中国,在法律儒家化上达到了技术了思想体系的成熟,并且这样的成熟不仅仅体现在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对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的行为方式也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乃至整个国家机器及国家政治组织形式,统治思想也深受其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威力.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的力量的变革完全源自于内部力量的发展推动的结果,中国社会是一个内源性的社会.从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孕育,从秦汉封建制度的建立,到隋唐封建制度的全面完善,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政治制度的全面地成熟完善的内源性发展模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笔者再次考察基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荷兰第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启蒙,到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建立,或者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全方位推广,也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当然科技的进步导致人类文明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的多元多样化,是在封建社会无法比拟的.笔者再次比较英美的政治制度的不同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是一个内源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到19世界建立世界霸权,用了也近两百多年的时间.而美国来说,我们从制度起源来说,美国应该是一个外源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不是靠本身地区力量发展成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其实依靠英国的制度移民,参考法国资本主义学家的理论建立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治制度的行为模式的开端沿袭了英国的传统,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采取了三权分立的学说来设计自己政治模式,所以美国是一个外源性的国家.从英国和美国的发展史来看,外源性和内源型的国家究竟是否会强大,是不是内源性的依靠本土力量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就会有越于外源性靠移植它国政治制度的国家呢?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搞明白,因为它在研究中日之间关

大米从河姆渡传入日本和北方的历史

从考古发现来看，日本的稻作文化与我国长江流域（包括达蓬山和岱山地区在内），确实有内在的渊源关系。日本盛产稻谷，日本稻谷的生态与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极其相似，又与岱山隔海想望仅五海里的马岙出土的稻谷相同。由此可见，我国江南水稻栽培技术最有可能是经舟山传入日本的。秦渡庵始建于唐天宝元年（公元718年秋），原名“东渡庵”，是徐福后人为纪念徐福东渡而建，历经千年，于清顺治十七年被强盗抢劫后所毁。相传徐福曾在此命人砍柴割草、搭屋造舍、平整土地，开掘水井,修筑通往海口的道路,作渡海前的练习。中国著名徐福研究专家罗其湘肯定它是“我国唯一保留下来的徐福东渡的历史遗迹”。自认为是徐福后裔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亲书“秦渡庵”三个字以示纪念，这座年代久远的被弃的秦渡庵成了徐福成功东渡的历史见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上百处，其中90％以上分布在百越民族生活的江淮以南地区，只有不到10％分布在黄河流域，且时代较晚。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的碳化稻谷，距今也在7000年左右.中国的栽培稻，是南方百越民族最早驯化和传播的。不要小看这些如今已经炭化变黑的稻谷，它们还曾漂洋过海，到日本等国展出，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浓厚兴趣。因为据研究，日本、朝鲜等国的稻米，很可能就是从长江下游一带经由海上传过去的。有人还将这一条无形的传播路线称为“稻米之路”。日本一位专门研究水稻起源的专家，曾给我国有关部门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说他研究水稻起源几十年，哪知日本稻种的“根”竟源出于四明山下的河姆渡。 2000多年以前，我国的先秦时期，一些百越族人为躲避当时的战乱而移居到日本列岛，把稻作技术带到了日本，日本岛国的气候也正好适合种稻，这些人的繁衍和随后移居的人逐步取代了当时日本岛内以采集和渔猎生产活动为生的绳文人（现在是少数民族），这就是弥生时代的日本人。日本的渡部忠世曾写过一本《稻米之路》的书，作者说，丝绸之路是贵族的，稻米之路是大众的。不言而喻，稻米之路较丝绸之路对人类生存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日本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的稻作农业系由中国传入，这也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主要是指由长江下游直接渡海东传日本的九州（同时也传入南朝鲜）；也有“的说从长江口

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

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摘要】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去年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更是激化了两国的矛盾。但这都与文化无关，中日文化的交流史源远流长：从公元五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革新派对中国经典儒家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精心研究；到大化革新时期，孝德天皇模仿唐代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中国汉字书法佛教等思想文化体制的吸收与融合；再到奈良时代，对中国陶瓷艺术以及建筑风格的极力推崇与模仿。由此可见，日本文化的基石源于中国的传统。在过去数百年间，日本的区域性文化小到吃饭的筷子，大到宫廷建筑，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关键字】中国日本文化历史合作交流发展影响【正文】一、概括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总体特点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在远古时代,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在日本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性,这说明原始先民们早有来往。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由于冰川期的结束,海面回升和地壳变动,日本列岛终于完全和大陆脱离,但是以后仍然不断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利用海流和季风渡海来到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从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来,这种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而且绵延不断。其次是范围广泛。中日文化交流极其丰富多彩,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第三是影响深远。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巨大而

徐福东渡与日本起源

徐福东渡与日本起源 ——浅析日本历史起源中的中国因素【关键字】：日本徐福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引言日本的民族起源问题长久以来都没有一个确切而权威的结论，尤其随着藤村新一造假事件的曝光，所谓日本“70万年前古代遗迹”的迷梦被粉碎后，从考古学的角度上来说，迄今为止，日本本土并未发掘出早期直立人或者原始人类的踪迹，而三万年前的人类居住遗址也寡有发现。这样的现实，在将日本起源锁定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距近三万年前这样一个考古意义上讲的短暂时间之外，更使亚洲移民起源说、徐福东渡起源说在民间得到了空前的影响力与支持者。本文将通过考古与人类学的人种分析、古籍记载与民间传说发展的比较，对徐福东渡传说的可信程度与日本民族起源作出自己的分析与思考。一、考古与人类学中的早期日本日本起源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即距今三万年前到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以及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的弥生时代。而这三大时期，其考古发现与人种学分析中有着诸多微妙的发现。（一）、旧石器时代日本与中国的渊源日本旧石器时代又称“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时代”。此文化序次依次出现的是刀形器、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和石片石器，该文化最明显的特征是未出现陶器。旧石器时代的日本时期的考古发现皆为战后勃兴，主要年表如下： 1949年相泽忠洋在群马县新田郡笠悬村岩宿的赤土层发现人类加工的黑曜石碎片。随后由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发掘，发现手斧、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这个遗址被称为“岩宿文化”。它是开始制造陶器以前的文化，岩宿文化揭开了研究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序幕。 1951年，相泽忠洋发现丁东京都板桥区的茂吕遗址。 1960年芹泽长介等人对长崎县佐世保市北松浦郡吉井町的福井洞穴进行发掘，出土石器、爪形纹和隆线纹陶器。这是日本最早的陶器，用放射性炭素法测定，为时

徐福东渡研究之浅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753265551.html, 徐福东渡研究之浅析作者：贺晨佼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0期摘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徐福东渡的研究成为中日文化交流领域的一大热点。两国陆续成立一系列的徐福研究会，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史料中有关徐福的记载并不多，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史实性逐渐减淡、传说味逐渐加重的趋势。围绕这些史料，中日两国徐福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徐福的籍贯、去向及其与日本神武天皇的关系等方面。在可考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徐福的研究很难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性进展。关键词：徐福东渡研究概况日本徐福信仰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259-03 一、研究概况相比之下，中国方面的专题研究会、论文集和专著的数量绝对性地多于日本，中国学界在这方面倾注过很大的热情。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方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江苏、东山等地，为了证明徐福的故里所在，不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争先恐后地成立徐福研究会。这其中，我们可以偶见日本学者的文章，但总体感觉，基于可考史料太少，日本学者的态度呈现出比较保守的倾向。中国大陆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全国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航海学会、徐州师范学院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年，1988年；《徐福东渡之谜》，杨斌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徐福东渡之谜新探》，于锦鸿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徐福故里探谜》，张良群著，新世界出版社，1990年；《徐福研究》，山东徐福研究会等编，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徐福研究论文集》，中国连云港徐福研究会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1991年；《神秘之雾的消散——徐福东渡之谜的今与昔》，程天量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徐福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杨正光编，海洋出版社 1992年；《徐福研究十年》，王建成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岱山）徐福东渡节暨徐福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中国台湾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徐福研究》，彭双松著，台湾富蕙图书出版社，1984 年；《徐福与邪马台国》，彭双松著，台湾富蕙图书出版社，1990年。日本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徐福の研究》，奥野利雄著，日本新宫市徐福研究会，1987年；《徐福伝説を探る》，日中共同探讨会编，小学馆，1990年。

中国历史上七大谜案

中国历史七大迷案中国历史七大迷案之——老子的出关之谜有史实记载，老子曾西出，被关令尹喜，强而著书，留下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巨著五千言《》。而后就骑着一头大青牛，继续西行，则没了消息。这个引起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则至今没有得出很确凿的证据。有人说出散关，经流沙奔印度去了，并说老子到印度传教，教出了释迦牟尼这样的大弟子。历代不少人认为此说只是道教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宗教而捏造出来的。而有人说晚年的老子在甘肃临洮落脚，为归隐老者教炼内丹，养生修道，得道后在临洮超然台“飞升”。而又有人胡乱猜测，说那时治安差，有可能被人半路打劫，导致意外身亡。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老子不是西去，而是东归。《庄子·天道篇》有一段记载，叙说了老子离职后便离开周室而“归居”了。老子的故乡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离孔子所在的曲阜不远。孔子还曾拜访过老子，也就是传说中的“孔子问礼”。这件事不论是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还有在儒家著作《礼记·曾子问》中都有记载，说明老子退隐后东归的说法比较可靠。

中国历史七大迷案之——西施的生死之谜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也是中国第一位女间谍。而做为越之功臣，吴之罪人的西施最后的结局如何，则众说纷纭。有人说被沉江，《墨子·亲士》篇就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在后人的诗歌里，也多次提及了西施沉水的事，的《景阳井》诗云：“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皮日休《馆娃宫怀古》诗：“不知水葬归何处，溪月湾湾欲效颦。”这说明在唐代，人们是认可了西施被沉水的说法的。这与上述记载相同。而民间传说较多的是被越国大夫暗暗接走。《越绝书》却如此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而在《》这部具有权威性的史书里，尽管有范蠡的详尽记载，却找不到有关西施的只言片语，难解的谜团让人倍感缺憾。又有人说被仇恨的吴国人民乱棍打死，至今史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结论。中国历史七大迷案之——徐福的东渡之谜

徐福东渡日本之迷

徐福东渡日本之迷公元前210年，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寻找长生不老之药。那么，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有人认为，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后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对徐福到过日本一说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徐福的船队无法战胜海洋上的狂风恶浪。近来，随着国内学者对当时造船技术和航线的不断深入研究以及对徐福登陆地点的考证，一个个谜团相继被揭开。谜团一：徐福东渡是否到达日本? 徐福，也叫徐市，为秦国时一方士，公元前210年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往渤海三神山寻找长生不老药，此后便无音信。徐福到底去了哪里? 关于徐福东渡的目的地问题，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徐福率领

的船队到了日本，但也有人以为到了舟山岛与台湾，或很可能是朝鲜。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华祝认为，徐福到了朝鲜之说，没有信史为根据，恐难以成立。徐福等人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寻觅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与山上求神仙与不死之药，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渤海的海域概念是大为不同的。古人所说的渤海就是我国东面的大海，它包括了今天的渤海、黄海，乃至东海。我国东面的大海中，有今台湾岛、菲律宾的吕宋岛、日本群岛等，徐福究竟去的是哪个岛，司马迁也不清楚。现在，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最早提出徐福到日本定居的，是五代后周的义楚和尚。刘华祝认为，其实《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就有徐福去向的

记载，文章说，230年，吴派大将卫温和诸葛直去夷洲及洲。结果只到了夷洲(今台湾)，洲太远，没能到达。并且说洲在海中，传言说徐福带领的男女数千人入海到此洲不还。从陈寿的叙述可以断定，洲不会是台湾，因为卫温和诸葛直到了台湾;也不会是吕宋岛，因为陈寿说洲有人口数万家，而吕宋岛至元世组时仍民不及二百户更不可能是舟山岛，因为舟山岛离陆地较近，容易到达。那么，这里的洲到底是哪里呢?法国人希格勒的著作《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中指出洲即是日本岛。其实，在日本的史籍文献中，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记载举不胜举。日本学者奥野利雄先生考证徐福东渡后主要活动地域在日本九州、熊野一带。据《富士古文书》研究家铃木贞一先生的研究看，徐福是70岁去世的。据台湾学者彭双松先生统计，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50余处，登陆点20余处，传说故事30余个。这些遗迹与传说虽不全是真实的，但也与史实有所关联。

先史时代的日本--徐福东渡考

先史时代的日本--徐福东渡考在中日两国的上古历史传说中，有一个共同的徐福东渡的故事，渊源流长，传承两千多年，至今仍被引为中日交流史中的美谈。也许历史的真实今天已不可考，不过这个广为流传的亦神亦怪，杂绪千条的故事到底是源起何时，又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呢？这一定会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吧。一、故事的源头徐福（市，福与市为一音同转）之事先后见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书、伍被传》中，《始皇本纪》详载了事之始末：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旭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方士徐市等人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书、伍被传》所载则与始皇本纪略有不同，主要从后人评论角度出发，道出了徐福东渡的背景。“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礼义，尚作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病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织，不足于盖形，遗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岳露师常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千里，流血倾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 有关徐福一行人的下落亦有了交待，“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些就是中国史书中有关徐福事的记载，可以看出，徐福是与侯生等那些纯粹为骗取钱财的一般方士不同的，他不仅有目地的组织了大量年轻的男女人员，还准备了开拓新天地所必须的一切资材，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见，徐福实际上当是为避秦暴政而有计划的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逃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海外大规模移民的领导者。二、传说中徐福一行人的下落徐福一行人入海之后数百年再无史籍提起，直到公元230年，东吴黄龙二年，《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载，孙权“发甲士万人，富海求夷洲及亶洲，搜求徐福后裔”而该传有载“亶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迁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市，会稽本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孙权的目地是掳略人口以备充军役和做奴隶驱使，可说是相当卑劣的强盗行径，但也在数百年后再一次在史料中留下了对徐福一行的下落的记载，这个记载中提到的亶洲，日本史学界有人认为就是南九洲的种子岛，而江户时代的史学家松下兄林更是认定夷洲亶洲就是日本列岛，松下兄林在他的《异称日本传》中提出，夷洲、亶洲都是指日本列岛，相传寄伊国熊野山下飞鸟之地有徐福墓。熊野西宫之东南有蓬莱山，山中有徐福祠。书中还引用了明太祖与日僧绝海中津双方吟颂的诗句。绝海赋诗“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后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颂早归。”太祖和曰“熊野峰前血食祠，松根唬珀应正肥，媳时徐福求仙药，直至如今犹未归。”而新井白石也考证说熊野附近有自称秦姓的土人和诸般徐福旧迹，熊野说在江户时代大盛，直至明治时的《和歌山史迹名新志》中也载有在熊野的徐福遗迹种种。在熊野说之前还有个富士山说，源出自五代僧义楚的一段记载：后汉显德五年（958年）日本的宣教僧弘顺大部说：本国都城……东北千余里有一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后，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有X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滞此，谓蓬

日本的两次崛起及其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影响

日本的两次崛起及其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影响日本，这个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曾给我们多次带来灾难的岛国，将是我今天论述的重点。日本，正如我上边所言，是一个岛国。它和欧亚大陆西端的英国遥相呼应，成为分居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岛国。但是，日本作为岛国存在，却不具备英国作为岛国存在所具有的优势，那就是日本的资源极度匮乏，生存环境相当恶劣，火山地震频繁。这一切客观情况决定了日本人的生存危机意识和一旦面临生存危机时的对外扩张性。那么在说日本的两次崛起前，让我们先大致回顾一下古代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一，古代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古代日本和我国的关系，最深入人心的，莫过于“徐福渡海”的传说。这个为秦始皇寻找不死之药的方士，曾两次从秦帝国带走数千童男童女和农具及耕作技术。于是有人据此认为，当今日本人全都是秦人后代。其实这种说法是一种谬误。日本在所谓的“徐福渡海”之前，已经有了绳纹文化，如果徐福渡海的说法是真，那徐福渡海时，日本已经是弥生时代了。所以，并不是说，徐福东渡日本前，日本就没有人，或者满岛都是上窜下蹦的猴子。日本也有其比较悠久的历史，应该说至少在秦代之前。但是，尽管现在日本境内有相当数量的徐福墓，同时也流传着相当多有关徐福的传说，但严格的史学考证，并没有找出有关徐福的任何真实史料或出土文物。古代日本和我国交往，真正见诸史料是在汉武帝时。史书记载，当时倭国（我国古代对日本的称呼，“倭”的含义是“低矮”。）自称“大夫”，朝贡于汉朝。东汉光武帝时，倭国派人使汉，光武帝赐其金印，上书“汉倭奴王印”。我国隋唐时期，日本积极学习隋唐文化，派出大批使者，考察隋唐建筑及制度。通过学习，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我国元朝时期，曾力图征服日本，但均因风浪阻遏，不能实现。我国明朝时期，丰臣秀吉曾想征服朝鲜，但被中朝联军击败，此后日本渐趋闭关锁国。二，日本的两次崛起 1．明治维新时期的崛起日本近代，德川幕府统治腐朽，闭关锁国，矛盾丛生。中下级武士心怀不满，农民无地少地，整个社会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 1853年，美国首先叩开日本大门，此后利用日本金银差价低，国际金银差价高的情况，用白银大量套购日本黄金，从而导致日本各种矛盾更加激化。与此同时，如高杉晋作等一批日本有识之士，游历中国上海等通商口岸时，目睹了中国人的种种被西方人凌辱的情景之后，更加坚定了他们改变日本社会状况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批有识之士联络当时的日本一部分大名，如长州，萨摩等，发动倒幕运动，最终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将大政归还天皇，这就是明治天皇。此后，明治天皇在日本推行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大致来说，政治上面主要包括改革落后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先进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