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新剑桥学派

第三章新剑桥学派

关于新剑桥学派主要掌握三点：

1．新剑桥学派的形成（新剑桥学派的兴起背景和理论渊源）及其代表人物

2．新剑桥学派的基本理论：商品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与滞涨理论。

3．新剑桥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

第一节新剑桥学派的形成及其代表人物

一、新剑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

新剑桥学派又叫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左派”、“英国凯恩斯主义”，是与新古典综合派尖锐对立的当代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支派。之所以称为新剑桥学派，是因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他们的理论是以叛离“剑桥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特征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

1．琼·罗宾逊(Joan R o binson，1903——1983年)

是新剑桥学派的领袖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上她居于至少是前无古人的位置：（1）她是迄今为止所有伟大经济学家中惟一的女性；（2）她是伟大经济学家中惟一没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1）生平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原名琼?瓦奥莱特?莫里斯（Joan Violet Maurice），于1903年10月出生在英格兰坎伯利的一个富有的军官家庭。1922年10月，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192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27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从1929年起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1958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 1965——1971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主持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是剑桥许多大学生最崇拜的学者之一。1971年9月30日退休，转任名誉教授，1983年去世。她曾经受教于凯恩斯，并与凯恩斯共事多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琼·罗宾逊是凯恩斯理论的积极追随者与倡导者。1937年出版的《就业理论引论》和《就业理论文集》，被认为是理解凯恩斯理论的较好的入门书。

（2）著作

[1]《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 [2]《就业理论文集》 (1937年)

[3]《就业理论导论》(1937年) ； [4]《资本积累论》(1956年)

[5]《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42年)； [6]《经济增长论文集》(1962年)

[7]《现代经济学导论》(1973年)。

罗宾逊于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舍弃了马歇尔的价格理论所立足的完全竞争的前提假设，而将完全竞争作为不完全竞争的一个特殊情况来处理。

（3）研究特色

第一，很少使用数学这门工具。然而这决不意味着罗宾逊的经济学研究不严谨。事实上，她的理论表现出惊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在现代经济学已经深受数学化影响的今天，她能在经济学界取得如此广泛而深刻的成就，确实是不可思议非同一般的。她这种严谨而清晰的推理，使人们意识到，即使不借助于数学，也可以深入地研究经济学。

第二，喜欢争论。罗宾逊在学术上另一个富于个人特色的特点，就是她的好辩，与人争辩不休。这跟她在经济学界里始终扮演着一个异端角色的事实，也分不清谁是因谁是果了。她的理论大多是在批判别人理论过程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事实上，她在反驳或表示支持别人的论点时，最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见解。她所参与的最著名的一次经济学界的大辩论，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她代表英国的剑桥与萨缪尔森和索洛所在的麻省理工大学所在地的美国剑桥，展开的一场关于资本理论的大论战，在经济思想史中被称为“两个剑桥之争”。

第三，扮演异端角色。罗宾逊对于正统经济学家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她曾经说过，自己学习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在新古典主义一统天下时，她站到凯恩斯的一边；到凯恩斯主义当道时，她所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坚称处于主流地位的美国凯恩斯主义是对凯恩斯革命的背叛，始终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罗宾逊始终是以异端的身份而与当时经济学大师们比肩而立、并驾齐驱的。

第四，欣赏马克思的学术研究。她在1942年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把马克思思想与传统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认为，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尽管为李嘉图所影响，但在提出正确的问题这一点上独具匠心，而这些问题又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应该回答的”，因此，“马克思学说应该得到研究和尊重”。

2．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

尼古拉斯·卡尔多于1908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26入柏林大学学习。一年后，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3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院皇家学院研究员， 1966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75年，从剑桥大学退休，结束其学术生涯。卡尔多的主要著作有：1955年的《支出税》、1960年的《经济稳定与增长论文集》、1982年的《货币主义的灾难》、1983年的《撒切尔夫人的经济后果》、1985年的《没有均衡的经济学》等。

3．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一1983年)

皮罗·斯拉法189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都灵，1920年毕业于都灵大学法学院，1921年曾短期赴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有接触，并会见了凯恩斯, 后两人交往甚密。1927年，他应凯恩斯的举荐到剑桥大学任教，一直在剑桥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先后担任讲师、教授和三一学院研究员，后担任该校图书馆馆长。从1930年起，在凯恩斯的安排下，斯拉法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编辑了l0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60年，斯拉法出版了他最为著名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该书为新剑桥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曾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斯拉法与琼·罗宾逊在1983年同年逝世。

其他代表人物有卢伊季·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主要编撰人，1983年发起，1987年出版))等人。

二、新剑桥学派的形成过程

1．形成的理论背景

（1）《通论》的缺陷

1936年，凯恩斯《通论》一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但是，凯恩斯的追随者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存在缺陷。

首先，缺乏对收入决定的长期和动态分析。例如：他使用的是短期的、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没有讨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缺乏对经济波动作动态分析；

其次，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他没有讨论价值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缺乏对货币工资刚性的微观原因的研究。

最后，《通论》对新古典经济学地位的看法比较含糊。凯恩斯一方面力求“摆脱传统的想法和说法”，提出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全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认为：“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总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这种对待传统经济理论的模棱两可的说法，导致了美国与英国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2）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看法

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汉森、萨缪尔森、索洛等人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并不矛盾，仅仅是研究的角度或适用条件不同而已。他们把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

（3）英国凯恩斯主义者的看法

以琼·罗宾逊夫人为首的英国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美国经济学家的这些做法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曲解，是向传统经济理论的倒退，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作为曾经和凯恩斯长时期共事和密切合作过的剑桥同仁，他们认为，凯恩斯的《通论》是努力从传统经济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成果。当然凯恩斯本人做得并不彻底，这也正说明了从传统理论的束缚中彻底摆脱出来的艰难性，即凯恩斯本人所说的“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英国凯恩斯主义者力图同新古典理论进一步决裂，在李嘉图、马克思与凯恩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加以沟通，将“凯恩斯革命”进行到底。

2．理论渊源

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1）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新剑桥学派继承了凯恩斯的“投资一—储蓄分析”，强调投资对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作用。新剑桥学派认为，《通论》第24章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的论述，以及推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新阶段的观点，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要点。

（2）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

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对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是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基础。卡莱茨基在1933年发表的“经济周期理论大纲”一文，提出了几乎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相同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把不完全竞争、垄断价格等因素引进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和影响。琼·罗宾逊对此十分赞赏和推崇。她认为，卡莱茨基的理论比凯恩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更富于逻辑上的一贯性”（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2页。），是“真正的‘通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

（3）斯拉法的理论

对新剑桥学派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是斯法拉。斯拉法于1960年发表了他近30年的研究成果《用商品生产商品》。在这本小册子中，斯拉法以其精练的文字，严谨的逻辑重新恢复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新剑桥学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提供了基础，也为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提供了武器。新剑桥学派宣称要通过斯拉法的理论返回到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派传统，“重建政治经济学”。所以，该学派也往往被人称为“新李嘉图主义”。

3．形成过程

琼·罗宾逊最早抨击“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琼·罗宾逊和她的剑桥大学的同事们认为，他们曾经长期与凯恩斯一起共事和密切合作，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共同开拓者，因而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通论》是凯恩斯努力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产物。但是，在这方面，凯恩斯做得并不彻底。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纠正“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坚持凯恩斯的本来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与传统经济理论决裂，以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从而进行“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

1953年，琼·罗宾逊发表《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一文，猛烈抨击“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该文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酿成了持续多年的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以琼·罗宾逊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与以萨缪尔森、索洛为首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经济学家之间围绕资本度量、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新剑桥学派揭露和批判了“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中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主流地位。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过程中，新剑桥学派逐渐形成。

1956年琼·罗宾逊发表《资本积累论》一书，卡尔多发表《可供选择的收入分配理论》一文（载英国《经济研究评论>>杂志1955—1956年第23卷第85—100页》。两人都从收入分配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这两个文献标志着新剑桥学派的正式诞生。两者共同的特点是，从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出发，把经济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经济增长对社会不同阶级收入分配的影响（1956年5月11日卡尔多曾经到我国访问，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从凯恩斯经济学看资本主义的演进”的讲演，第一次向中国经济学界阐述了他的新剑桥学派经济思想）。

20世纪60年代以后，琼·罗宾逊等人又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了第二轮进攻，重点攻击“新古典

综合派”将凯恩斯理论体系归纳为宏观一般均衡模型的做法。琼·罗宾逊在1962年首先不指名地批评“新古典综合派”所阐述的凯恩斯理论模型是“冒牌的凯恩斯模型”，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后来，她又把“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在解释经济“滞胀”时的无能为力，说成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第二次危机”。

4．新剑桥学派的主要思想特征

（1）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是有关收入分配为的理论。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极为不均，政府有理由进行干预和调节（消费倾向递减）。按照凯恩斯的设想，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投资按充分就业水平保持30年左右的增长以后，社会对资本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依赖资产取得收益的现象即食利者阶层将被消除，贫穷将会消失，文明生活就会开始（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食利者阶层的存在，要求一定的大于零的利率，阻碍了投资增加的缘故）。

由于《通论》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撰写的，凯恩斯当时更关心解救失业的问题，而不是象收入分配趋势这样的长期与动态的问题。因此，《通论》没有对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详尽的分析。

（2）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是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根源

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富裕中的贫困”，而症结在于收入分配失调。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首先就应该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最终实现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社会。因此，新剑桥学派又被叫做“凯恩斯左派”。

（3）新剑桥学派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有关收入分配的基本原理，试图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探讨和制定向没有食利者阶级的文明生活新阶段过渡的社会政策，把“凯恩斯革命”进行到底，或者说进行“第二次凯恩斯革命”。

三、与新古典综合派不同的研究方法

1．从总量分析到结构分析的转变

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对充分就业的总量分析实际隐含两个假定前提：

第一，假定产业结构合理，社会对资本品与消费品的需求正好等于资本品与消费品的供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如果把社会生产分为投资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部门，那么，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使生产能力用于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的比例适当。

第二，假定收入分配结构或方式既定。由于消费倾向递减，不同的收入分配方式（或利润对工资的比率）会影响一国的消费总量，进而影响一国的需求总量与收入总量。收入分配结构是决定消费需求总量与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进行总量分析时，先必须进行收入分配结构分析，或者假定分配结构既定不变。

新剑学派认为，凯恩斯总量分析的这两个重要前提“在把凯恩斯理论庸俗化的文章里，——全被忽视了”。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是凯恩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新剑桥学派把这两个问题作为其研究的重点和主要内容。这样，它的理论特征首先表现为不是总量分析，而是结构分析。

2．从均衡分析到历史分析的转变

新剑桥学派坚决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均衡分析方法，注重经济生活中的预期、不确定性、历史演变和制度因素对于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后果的决定性作用，主张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现实经济问题。

（1）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革命”的要点是：“在于从均衡观到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进行决策的转变”。

在凯恩斯理论中，经济主体的选择建立在对于未来事件和环境的不确知的预期之基础上。而且这种预期缺乏坚固的基础，往往受本人的希望、恐惧以及各种“新闻”的影响，容易发生变化。因此用均衡概念即用理性的概念来描述人们的选择行为是不正确的。

新剑桥学派认为，经济活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由于未来不可确知，人们只能依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测未来，因此，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存在的，经济活动是一种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不断地从不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琼·罗宾逊说：“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未来前进，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比喻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整个传统经济学都需要重新考虑。”（《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载《凯恩斯以后》，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页）。经济学应该着重研究非均衡状态，而不是均衡状态。

（2）新古典综合派的均衡分析法背离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原意，丢掉了凯恩斯革命的实质。

新剑桥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凯恩斯这样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时，继承了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把已被凯恩斯抛弃的均衡概念重新移植到凯恩斯的理论中（IS一LM模型）。这显然是一种理论的倒退和对凯恩斯理论的“庸俗化”。

对于将凯恩斯经济理论变成一般均衡模型的做法，罗宾逊是一直反对的。她曾经这样批评希克斯：“希克斯利用他的IS一LM曲线将《通论》变成一个均衡体系。这种改变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同时也是歪曲地教育了许多代的学生。”但是凯恩斯生前对IS—LM曲线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觉得它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确没有什么作为批评的话可说。”

3．重视对社会制度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

（1）社会制度与社会经济关系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

新剑桥学派认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尤其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等因素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分析中都起着巨大作用。强调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分析方法，突出地表现在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中。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在坚持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同时，恢复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并与马克思的理论衔接了起来。

（2）新古典综合派不研究社会制度与社会经济关系是错误的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只要实行以凯恩斯理论为依据的宏观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新古典的微观理论仍然是适用的。所以他们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只考虑经济活动中人与物的关系，将资源最优配置作为经济学的主题，集中分析经济活动中理性人的决策及其相互关系，不考虑社会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或把这些因素看作是外生变量。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凯恩斯本意的。

4．对萨伊定律、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不同看法

（1）对萨伊定律的看法

凯恩斯在《通论》中否定了萨伊定律，但是，他也确实说过：“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徐毓南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2页）。“新古典综合派”就以这点为依据，认为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之后，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就可以继续适用。但罗宾逊否定凯恩斯的这一看法。她认为这是凯恩斯“考虑不充分的、完全与他的主要论点相反的意见”（琼·罗宾逊：《经济增长的年代》，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页）。

（2）对储蓄与投资关系看法

新古典学派认为，在任何时候，通过利率的调节，储蓄总是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的，所以，投资是由储蓄决定的。

凯恩斯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凯恩斯认为，储蓄是由投资决定的：如果投资不足，居民储蓄大于投资，就会减少有效需求，从而减少就业与收入，最终减少储蓄：储蓄与投资相等或均衡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此时如果增加投资，就会增加总需求，从而增加就业与收入，最终增加储蓄，使得储蓄和投资在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上达到相等。

因此，新剑桥学派认为，根据凯恩斯的观点不是储蓄支配投资，而是“储蓄不能不受投资量(增添设备和原材料的支出)的支配。储蓄水平随收入水平而变化。在工人失业和生产设备利用不足的时候，投资支出的增加会提高收入，从而增加消费支出，又增加储蓄”。

新剑桥学派认为，在“新古典综合派”看来，只要根据居民储蓄倾向算出充分就业时所能达到的国民收入中的储蓄量，然后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安排足够的投资来吸收这笔储蓄，经济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抛弃了凯恩斯的“投资支配储蓄”的基本观点，“回到了储蓄支配投资这种均衡世界。”

总之，新剑桥学派认为，在很多方面，“新古典综合派”都背离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琼·罗宾逊指出：“在北美以及由北美向世界传播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我称之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曲解凯恩斯理论的冒牌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助成了与失业、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的无计划的增长局面。”从而产生了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

第二节新剑桥学派主要经济理论

一、价值论与分配论

1．探讨价值论与分配论的必要性

（1）收入分配理论十分重要

收入分配方式→利润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或份额→储蓄率或消费倾向→总需求→总就业量与国民收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弊病都根源于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探讨与设计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相当重要。

（2）《通论》对收入分配问题没有详细阐述

《通论》的核心就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的不合理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凯恩斯认为，只要政府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使资本主义经济与投资沿着充分就业轨迹持续增长（30年左右），直到资本的稀缺性消失，资本收益等于零时，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就会走向没有食利阶层的文明生活。

但《通论》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产物，当时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失业问题，而不是像收入分配这样的长期的和动态的问题。因此，《通论》没有对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详尽的分析。

（3）以要素边际生产力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不科学也是不合理的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各种要素按照对生产所作的实际贡献来取得相应的报酬（要素的价格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是一种能提高效率的公正（机会均等。有人认为机会不可能均等：出生地、出身家庭、长相等等的不同，必然导致机会的不均等）与合理的分配方法。它将正常利润看作是资本家“管理劳动”的报酬，其多少取决于企业家才能的边际生产力的高低。新剑桥学派认为，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为资本剥削劳动做辩护的庸俗的分配理论。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是一种为现行的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方式作辩护的错误理论。

（4）新古典综合派赞同这种分配理论。他们只看重整个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忽视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只要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并且取得成功，那么，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将比任何新的收入分配方式更能提高穷人和不幸者的收入，因而无需正面解决分配问题。

（5）新剑桥学派认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不劳而获的收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收入分配方式是不公平与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所在。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建立新的收入分配理论，将《通论》对收入决定与分配问题的分析长期化、动态化。

（6）新剑桥学派认为，分配论与价值论是紧密结合的，分配论是价值论的引申，没有价值论的探讨，就不可能科学地解决分配理论问题。为了说明分配问题，首先就必须说明价值决定问题。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没有商品价值论，也没有否定新古典学派的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的商品价值理论。这是凯恩斯本人没有将其革命进行到底的表现之一。

为了建立科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就必须建立客观的价值理论，不能像边际效用价值论那样将价值看成是主观的东西。必须回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进行研究。

（7）新剑桥学派认为（琼·罗宾逊），大卫·李嘉图混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无法解释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法则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没有最终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则用花言巧语，回避了整个问题”。

1960年，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建立了客观的“价值理论”，恢复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解决了李嘉图留下的理论难题，对李嘉图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了重大发展，为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2．价值论

斯拉法先探讨没有剩余的简单商品生产体系中的价值决定，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探讨有剩余的商品生产体系中（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价值决定。

（1）没有剩余的简单商品生产体系中的价值决定

斯拉法首先建立了一个为维护生存而生产即没有剩余产品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在该模型中，各部门的产出（供给）正好被各部门的投入（需求）所吸收。在这种体系下，各种商品的交换比率或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或价格由生产它们的投入之间的数量关系决定。

A．假定

他假定社会经济由两个生产部门构成，分别生产铁和小麦两种产品。

两种产品又都作为投入参加生产过程；小麦部门投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生存资料为12吨铁和280夸特小麦，产出为400夸特小麦；铁生产部门投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生存资料为8吨铁和120夸特小麦，产出为20吨铁。该模型的生产方程为：

B．模型

280400夸特小麦

8吨铁→20吨铁

C．铁与小麦的交换比率或相对价格

方程中小麦和铁的产出量恰好等于它们的投入量，因而可以满足进行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物质补偿。生产过程结束后，为了使社会能够进行再生产，小麦部门和铁部门必须在市场上交换各自所需的产品（120夸特小麦=12吨铁）。为此，铁与小麦的交换价值应是1吨铁=10夸特小麦，这一交换价值可以保证这两个部门得到进行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生存资料。

设小麦的价格为P w，铁的价格为P i，则上述方程变为：

280夸特小麦·P w＋12吨铁·P i=400夸特小麦·P w

120夸特小麦·P w＋8吨铁·P i=20吨铁·P i

D．结论：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决定因素

在上述方程组中，有两个未知数，P w和P i，但只有一个独立的方程，因为两个方程相加以后左右两边是相等的。为了求出其中一种价格，可以假设另一种商品为计价物或标准商品，并令标准商品的价格为1。如令铁为标准商品，它的价格为1，则小麦的价格为0.1。

如果增加一个生产猪的部门，各部门投入与生产情况如下所示：

240400夸特小麦

621吨铁

30头猪→60头猪

它们之间的交换比率为1吨铁=10夸特小麦=2头猪。如果一吨铁的价格为1，则一夸特小麦的价格为0.1，一头猪的价格为0.5。

斯拉法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没有剩余的经济体系中，各种商品的交换比率或交换价值或价值取决

于生产这些商品所投入的各种生产资料（包括生产者所需的生活资料）之间的数量关系，也即取决于产品的生产方法或生产技术。如果生产技术不变，则各种商品的价值也不变。

E．模型的扩大

上述经济模型可以推广到具有K个生产部门的经济体系：

A a P a＋

B a P b＋…＋K a P k=AP a

A b P a＋

B b P b＋…＋K b P k=BP b

………

A k P a＋

B k P b＋…＋K k P k=KP k

方程中的P a、P b…P k表示商品a、b、…k的价格；A、B、…K表示商品a、b、…k的总产量；A a、B a、…K a、A b、B b、…K b、和A k、B k、…K k分别表示生产A、B、…K所消耗的各种商品的数量（如A b 代表为生产B所消耗的a的数量）。

在上述方程组中，共有K个线性方程和K个变量（P a、P b、…P k），其中只有（K—1）个独立方程；设某一商品为计价物或标准商品，令其价格为1，则可解出其余（K—1）个商品的相对价格。这套价格能够保证经济体系进行简单再生产，即社会用来生产各种产品的某种投入的总和必定等于生产该种投入的生产部门的产出：

A a＋

B a＋…＋K a=A

A b＋

B b＋…＋K b=B

…………

A k＋

B k＋…＋K k=K

显然，在这套体系中，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即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取决于由生产技术所决定的各种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

（2）在有剩余产品的生产体系中的价值决定

A．劳动者无权享受任何剩余时的模型

如果经济体系生产出一种超过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剩余，并假定这种剩余现在按均等利润率（r）在各生产部门进行分配，但劳动者无权享受任何剩余。这时，将有下列生产方程：

（A a P a＋B a P b＋…＋K a P k）（1＋r）=AP a

(A b P a＋B b P b＋…＋K b P k)（1＋r）=BP b

…………

（A k P a＋B k P b＋…＋K k P k）（1＋r）=KP k

在有剩余的条件下，原方程组的右边一定大于左边。为了使方程的左右两边相等，左边就必须乘以（1＋r）。其中r表示厂商的平均利润率。

方程组含有K个独立方程，但有K＋1个变量（K种商品价格与利润率）。设某一商品为计价物或标准商品，令其价格为1，便可解出其余（K—1）个商品的价格和利润率。显然，利润率与商品价格是同

时被决定的。此时，商品的价值或价格，仍然取决于由生产技术所决定的各种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

举例如下：

（280夸特小麦·P w ＋12吨铁·P i ）（1＋r ）=575夸特小麦·P w

（120夸特小麦·P w ＋8吨铁·P i ）（1＋r ）=20吨铁·P i

令铁为计价物，其价格P i =1，则有如下联立方程：

（280夸特小麦·P w ＋12吨铁）（1＋r ）=575夸特小麦·P w

（120夸特小麦·P w ＋8吨铁）（1＋r ）=20吨铁

求解该方程组，可得1夸特小麦的价格15

1=w P ，利润率25.0=r 。即小麦与铁的交换比率为15：1，社会总剩余为175夸特小麦。铁生产部门用12吨铁交换到180夸特小麦，除了投入的120夸特小麦以外，得60夸特小麦的剩余；小麦生产部门得115夸特的剩余。两部门统一的利润率为25%。

B ．劳动者享受部分剩余时的模型

一直到现在，斯拉法都将工资限定为仅仅由工人的生存用品组成。实际上，在每天的生存用品之外，工资还可以包括一部分剩余产品，即剩余产品应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以利润与工资形式进行分配。故应将工资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剩余，它是可变的。另一部分为工人的生存用品，将和燃料等物品一起继续包含在生产资料之中。但斯拉法认为，为了不改变传统的工资概念与遵从习惯，在下面的分析中，将全部工资都当作是可变的。

设劳动是同质的，每单位劳动所得到的剩余或工资相等，都为W ；各生产部门生产各种商品所用的劳动量（相对量）分别为：L a 、L b 、…L k ，它们的总和就是全社会年劳动总量（等于1），即：

L a ＋L b ＋…L k =1

由此斯拉法提出了第三个经济模型：

（A a P a ＋B a P b ＋…＋K a P k ）（1＋r ）＋L a W=AP a

(A b P a ＋B b P b ＋…＋K b P k )（1＋r ）＋L b W =BP b

… … … … ……

（A k P a ＋B k P b ＋…＋K k P k ）（1＋r ）＋L k W =KP k

（方程中La 、L b 、…L k 为各部门投入的劳动量，W 为工资率。）

第三个经济模型共含有（K ＋1）个方程和（K ＋2）个未知数（K 个价格、利润和工资），故没有解。为了使方程有解，必须将某种商品当作计价物或标准商品。

（3）标准商品与标准体系

A ．确立标准商品的必要性

社会总产品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剩余部分叫做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分解为工资与利润两部分。由于不同部门使用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的比例不等（资本有机构成不等），如果按照统一的利润率（平均利润

率）支付利润，那么，随着工资与利润的分配份额的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也会改变。如果工资相对减少，利润增加，则劳动与生产资料比率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产品价格将上升。所以，分配方式的变化，会使商品价格发生变动。

因此，需要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使得产品的价格变动仅仅根源于其投入的变动，而与分配方式的变化无关。但是，任何个别商品或个别种类的商品都不能担此重任。斯拉法认为许多不同商品的混合可能满足该要求。于是，他从经济体系中提炼出一种合成商品，组成这种合成商品的各种纯产品（各种产品扣除消耗以后的部分）对生产资料的比例在工资变动时仍然保持不变。

B ．标准体系与纯产品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就必须建立这样一个所谓的标准体系：

各种产品比例=社会生产中所消耗的各种生产资料总量之间的比例=各商品的纯产品比例，采取这种比例进行生产的所有生产部门的总和叫做标准体系。举例如下：

吨铁劳动夸特小麦吨煤吨铁1804

16012090→+++； 吨煤劳动夸特小麦吨煤吨铁2704

1907530→+++； 吨小麦劳动夸特小麦吨煤吨铁3604

21503030→+++； 消耗总计：劳动夸特小麦、吨煤、吨铁、4

4300225150； 剩余或纯产品总计：夸特小麦吨煤、吨铁、604530。因此，“合成商品”或纯产品构成如下：

1吨铁︰吨煤5.1︰夸特小麦2

在标准体系中，各种商品的产出比例等于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商品总量之间的比例，各种商品的剩余产品比例也与各种商品在生产中消耗的总量之间的比例相等。

斯拉法将总产品中扣除各生产部门消耗的商品数量即“生产资料”以后的剩余部分即纯产品叫“合成商品”，也叫做“标准合成商品”或标准商品。所谓标准商品是指能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一组商品（斯拉法认为标准合成商品就是李嘉图苦苦寻找的能测量一切商品价值的“不变价值尺度”）。

“合成商品”的价值构成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可以分解为利润和工资两部分。斯拉法将合成商品作为计量各种商品的价值标准，令合成商品（剩余产品）的价值等于1。所以又有一个国民收入方程：

[A －（A a ＋A a ＋…＋A k ）]P a ＋[B －（B a ＋…＋B b …B k ）]P b ＋…＋[K －（K a ＋K b ＋…＋K k ）]P k =1 因此，年国民收入是由社会年劳动投入量（活劳动）生产的（因为社会总劳动量等于1，即L a ＋L b ＋…L k =1），剩余总额或年国民收入与生产资料总额之比率不会因国民收入在利润与工资之间分割比例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前一比例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

斯拉法认为，无论纯产品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如何分割，也无论由此产生的价格变动如何（商品价格的形成与利润有关），剩余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始终不变，因为这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在标准

体系中，无论商品的价格如何，利润率总是表现为商品数量之间的一种比率（工资率为零时的利润率就是剩余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由于国民收入（全部剩余）分解为利润和工资两部分，只要知道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的剩余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和工资率，然后借助国民收入这种“标准商品”或 “不变的价值尺度”，就可以计算出利润率，以及利润与工资的具体份额，最终可以决定商品的相对价格。

（4）结论

A ．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即由特定技术条件下生产各种商品所用的投入之间的比例决定，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无关。剩余或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商品价值形成是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剩余的分配则是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有关的过程，涉及到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

B ．新剑桥学派认为，由于斯拉法的价值理论说明了价格仅取决于劳动或供给，与需求无关，所以它否定了均衡价值论。又由于该理论不涉及生产规模的变动或某种要素的变动，故没有边际产品也没有边际成本，所以它也否定了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理论。由于该理论既坚持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又解决了“不变价值尺度”的难题与马克思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所以它发展了李嘉图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琼·罗宾逊将它称之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革命”。斯拉法明确指出：“我现在发表的这套命题有一个特征，虽然它没有对价值和分配的边际学说进行任何讨论，它们仍旧是为了作为批判那一学说的基础而设计的。”

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体系表明，无论是再简单商品生产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都取决于生产方法、固定资本的使用寿命这些客观因素，而与收入分配、边际效用、边际成本、边际产量等因素无关。这样斯拉法就创立了新剑桥学派自己的价值理论。

3．收入分配论

（1）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理论的批判

新古典综合派推崇新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而新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是以边际生产理论为基础的。这一理论认为，工资和利息各自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以新古典综合派常用的“柯布一道格拉生产函数”为例，该生产函数的形式是：

αα-=1K AL Y

由于生产函数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分别对L 和K 求Y 的偏导数，得：

???????-=-==??===??----))(1()1()(1)1(11K Y K AL MP K

Y L Y K AL MP L Y K L αααααααα 上式表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决定了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

新剑桥学派反对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认为它是一种循环推理，难以成立。琼·罗宾逊以资本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资本代表完全异质的生产资料，要将这些不同的东西加总在一起，只有使用它们的价值形态，并且用资本化的方法来计算生产资料的价值，即用生产资料的未来收益除以利息率来计算资本的价值。在资本财产的未来收益已知条件下，要计算出该项资本财产的价值，必须先知道利息率。

而另一方面，按照边际生产力的分配论，利率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即P

r MP K =。要确定利率，首先必须知道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要衡量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必须先知道资本总量。因此，只有先知道资本总量的价值，然后才能决定利率。

这样，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陷于循环推理的谬误：资本总量的价值由利率决定，而利率又由资本价值总量决定。或者商品的价值由要素价格决定：长期均衡价格P=LAC ；要素的价格又由商品价值决定：W=MP ·P ）。

（2）工资率与利润率的关系

A ．纯产品与国民收入

斯拉法将总产品中扣除各生产部门消耗的商品数量即“生产资料”以后的剩余部分叫纯产品，纯产品的价值构成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分解为利润（P ）和工资（W ）两部分。

B ．工资率、利润率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设全部产品的总价值P W ++=C 。

若用工资率（w ）表示工资（W ）在剩余或国民收入（P W ＋）中的比重，即：P W W +=

w ； 则利润（P ）在剩余或国民收入中的比率便为（1—w ），即P W P P W W 1)1(+=+-

=-w ； 用r 表示利润对生产资料（C ）的比率或利润率，即C

r P =； 用R 表示国民收入对生产资料的比率（R 也可以看成是工资率为零时的利润率），即C R P W +=

。 则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r=R （1—w ）

在上式中，工资率愈高，利润率愈低；反之，则相反。工资率与利润率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的线性关系。公式r=R （1—w ）成为新剑桥学派分配理论的基础。

（3）由于利润来源于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由年投入劳动量生产的。因此利润是资本占有者凭借其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

（4）根据斯拉法的公式r=R （1—W ）， r 的大小与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R 正相关。而R 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条件，这就意味着，利润率与生产技术条件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需要将收入分配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分析。

二、经济增长理论

1．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倡导者是琼·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问题

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改变收入分配方式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的趋势。

琼·罗宾逊和卡尔多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者，1956年，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下面仅考察卡尔多的增长模型。

2．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

在卡尔多的模型中，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相互具有内在联系。卡尔多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影响一国的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有一定的积累率，从而要有一定的收入分配方式与其相对应。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1）假定

社会成员分为工资收入者和利润收入者，二者的储蓄倾向既定。并假定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大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

（2）模型

Y=W+P

S=p s P+w s W=I

上述方程组中，Y 为国民收入，W 为工资总额（劳动者收入），P 为利润总额（财产收入），S 为储蓄总额，S W 为工资总额中储蓄所占比例，S P 为利润总额中储蓄所占比例，I 为投资总量。

（3）对模型求解

将第一式代入第二式得到： p s P+w s （Y —P ）=I ，即： I Y s P s s w w p =?+?-)(，得：

)(1Y s I s s P w w P ?--=，最终有： w

p w w P s s s Y I s s Y P --?-=1 3．结论

（1）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决定因素 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Y P 取决于资本积累率Y I 、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三个因素。

当S P 和S W 既定时，资本积累率

Y I 直接影响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Y P ，也可以说，投资量直接决定着利润量的大小。卡尔多将w

P s s -1称为“收入分配的灵敏度系数”，因为它表明了积累率的变化对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影响。S P －S W 值越大，积累率变化对利润份额的影响就越小；S P －S W 值越小，此种影响就越大。

假定积累率既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Y

P 将取决于资本家和劳动者各自的储蓄倾向。当S W 不变时，S P 愈小，P/Y 越大。也就是说，资本家（财产占有者）储蓄的越少，消费的越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越大。这也证实了新剑桥学派所信奉的卡莱茨基的名言：资本家得到所他所花费的，工人化掉他们所得到的。

（2）收入分配的改变是保持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

卡尔多认为，只要把s P >s W 这一限制条件作为收入分配机制运用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去，那么，经济均衡增长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稳定的。卡尔多确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S 同I 的任何偏离都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最终使得S 适应I ，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状态。

例如，如果投资增加，则I >S ，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使商品价格与货币工资上涨。一般来说价格上升幅度超过工资提高的幅度，从而使得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降低。由于s P >s W ，结果收入分配的变化使社会总储蓄额增加，S 与I 恢复均衡。

假定出现相反的情形，投资减少，则S>I ，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使商品价格与货币工资下降。一般说来价格的下跌幅度大于货币工资下降的幅度，收入分配变化将有利于劳动者，即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减少，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由于 s P >s W ，结果社会总储蓄额将会相应减少，使得S 和I 恢复均衡。

这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来调整储蓄，使之适应于投资的分配机制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卡尔多效应”。卡尔多经济增长模型表明，经济增长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经济要沿著充分就业均衡道路增长，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必须合理化，以保证一定社会积累率的实现。在经济发生波动时，分配份额的改变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举例说明：

如果将卡尔多模型中的S=p s P+w s W 写成S=p s P+w s （Y —P ），并使该式两端同除以Y ，则得到全社会储蓄率s 的计算公式： W W P s s s Y

P Y S s +-==)( 将上式代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得到： v s v s s Y P v s G w w P w +-==

1)(。由于V=Y K ，代入上式后，则有： v

s s s p v s s s K P v s K Y s s Y P G w w P w w P w w P w +-=+-=+-=)()(）（（p 为利润率，即：p=K P ） 假定自然增长率等于G n =326

，V=3，则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所需储蓄率s=20%。 若现在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p s 为30%，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w s 为5%，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为40%，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为60%，则全社会的储蓄率为s=40%·30%+60%·5%=15%，小于均衡储蓄率s=20%。

在这场合，在哈罗德模型中，意味着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w G 5%

按照索洛模型，通过将V 降低到2.25（25.2%3

20%15==v ），即可实现均衡增长； 在卡尔多模型中，则通过调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利润的比重提高到60%，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s=60%·30%+40%·5%=20%，就可以使得n w G G = ，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3）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趋势不利于劳动者

利润在国民收入所占比重（P/Y ）取决于投资率（I/Y ）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S P ）和工人的储蓄倾向（S W ）。在资本家储蓄倾向不变的前提下，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总是来自较高的投资率，而较高的投资率自然伴随着较高的利润率。所以在一定的货币工资率和一定的投资率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将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这就是说，经济增长率越高，国民收入中作为工资收入归于工人的份额越小，作为利润收入归于资本家的份额就越大。经济增长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失调，使工人的处境相对恶化。

由于投资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前提，而提高投资率必然要求增加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要求收入分配不平等。另一方面，投资率的提高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使P ／Y 提高，加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三、对“滞胀”的解释

在20世纪70年代，当西方国家发生大量失业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存的 “经济滞胀”时，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既无法以凯恩斯的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也无法用菲利普斯曲线进行政策选择。而现代货币主义者则是用货币数量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对于经济滞胀，他们也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新剑桥学派认为，要解释和说明经济“停滞膨胀”的原因，必须抛弃物价水平仅仅取决于货币数量的传统理论，回到凯恩斯关于物价水平主要受货币工资率支配的论断上来。他们从区分商品市场类型或不同类别的经济部门着手，结合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因素，货币工资谈判中的阶级冲突因素，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而解释停滞膨胀现象。

1．卡尔多的观点

（1）经济部门的划分

卡尔多将经济部门区分为三类：

初级部门，它为工业提供必要的基本供应品，如食物、燃料和原料；

第二级部门，是加工业部门。它将原料加工为成品供人们投资或消费；

第三级部门，为提供服务的部门。主要提供辅助其他部门的各种服务（如运输与销售，或各种专门

技术），以及提供欣赏的不是辅助其他部门的服务（如戏剧演出等）。

卡尔多认为，第三级部门是决不可能发生重大问题的，但是，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却都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根源。这是由这两个部门产品价格决定机制的不同造成的。

（2）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成为滞胀根源的原因在于价格机制的不同作用

卡尔多认为，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发展要求这两个部门的产量协调增长，然而只有价格机制才能调节两个部门的协调增长。

由于这两个部门所处的市场的性质不同，价格机制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初级生产领域中，市场价格是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主要力量，价格机制能够充分作用。但在第二级部门中，至少是在大部分生产集中在大公司手中的现代工业社会中，产品的价格是被“管理”的，也就是说由生产者自己按“成本加成原则”确定的。按照这种方式决定的价格，对需求的反应不是非常敏感，但对成本的变化却能做出迅速的反应。由于在成本既定的条件下，价格常常不随需求的变动而变动，从而价格机制平衡供给与需求作用就很小，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或均衡主要是通过存货调节机制进行的，与价格无关：非计划存货增加时，就减少生产；计划存货减少时，则增加生产。

（3）滞胀的机制

由于价格机制在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中有不同的作用，影响了价格机制对两个部门的协调增长的调节，因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衰退并存：

第一，初级部门的农矿产品供大于求，其价格下降时，有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初级产品，同时由于食物价格的下降会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也有可能增加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条件在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对初级部门的生产者极为不利（农矿产品缺乏需求价格弹性），所以就将减少初级部门生产者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抵消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增加而有余，使得第二级部门的生产下降，进而减少对初级部门产品的需求，初级部门的生产也因此下降。最后造成经济大萧条。卡尔多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正是由此引起的。

第二，当初级部门的农矿产品供小于求，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时，第二级部门会发生强有力的成本推进式通货膨胀。因为，农产品基本原料和燃料价格的上涨，通过各个生产阶段，将依次进入工业品的成本中，使得工业制成品价格提高。这种价格上涨将提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价格上升快于货币工资的上升）。在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中，工人将通过工会与资方的工资谈判，抵制实际工资的降低，要求增加货币工资，以保持工资在国民收入中原有的份额。这样，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很可能在工业部门引起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本身也会减少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一方面初级部门生产者利润的增加和他们的开支增加不相称（消费倾向递减），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有可能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来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减少消费者的需求，并抑制工业部门的投资。卡尔多认为，美国1972——1973年的通货膨胀就是起因于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抑制主义的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从而造成了一次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最终出现了严重的滞胀。

2．琼·罗宾逊夫人的观点

琼·罗宾逊从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方面来解释停滞膨胀问题。

罗宾逊认为，按照凯恩斯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种货币经济，而货币之所以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不因为它仅仅只是一种交易媒介，货币本身还具有贮藏的职能，正是它的这种性质使得它成为“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联系环节。货币的流动性最高，风险性最小，人们愿意把一部分收入或财富以货币形式保存在身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切契约也都是用货币来计量和订立的。

货币和信用制度为资本家的投资提供了取得资金的便利，使他们的投资不受自有的收入或财富的限制，资本家可以通过投资来控制经济资源在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分配。当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投资率较高时，势必造成比较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投资品生产，比较少的经济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结果是工人的实际工资份额将相对下降（消费品价格应消费品生产的减少而提高从而导致实际工资降低）。投资率的提高所引起消费品产量的减少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将促使工人通过工会提出提高货币工资的要求，从而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最终造成经济停止增长和大量失业，出现停滞膨胀局面（工人提高工资，市场上减少劳动需求，供给减少，使物价进一步上升，于是工会要求再提高工资，形成恶性循环）。

四、新剑桥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

新剑桥学派既反对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也反对“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而“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则是一种倒退。他们也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自由放任，但是，干预的方向主要不是直接或间接去增加总需求，而是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新剑桥学派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根源。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两极分化在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收入分配的格局不仅与历史的、制度的因素有关，而且与经济活动水平以及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有关。因此单纯依靠政府对经济干预是行不通的，更不能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来解决。政府必须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并且必须把它当成最重要的宏观干预目标。

剑桥学派主张通过实行福利政策和增加税收等措施来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情况。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征收累进所得税、高额（没收性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抑制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将这些税收用于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改进卫生、教育服务）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

第二，实行“福利政策”缓解“富裕中的贫困现象”。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形式向失业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给低收入家庭以一定的补贴、对失业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其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能从事更高技术水平和更高收入的工作，以便实现“长期充分就业·

第三，对投资进行全面的社会管制，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

财政预算。根据经济增长率来确定实际工资增长率，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扭转分配的不合理情况。

第四，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的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第五，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以减少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第六，关于对付“滞胀”的政策

新剑桥学派根据它对“滞胀”原因的分析，主张首先需要加强初级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增长之间的调节机制。这就要求各国政府（或各国际团体），单独地或协同一致地持有比私人厂商凭期自己力量愿意持有的更多的初级产品储蓄，并随时以稳定价格为目的干涉市场。即当农矿产品过剩时通过积累储备阻止农矿产品价格跌落，当农矿产品供给不足时，则通过出售农矿产品，减少储备来抑制价格上涨。卡尔多把这种办法叫做“建立所有主要农矿产品的国际缓冲”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使世界经济更加稳定的最有希望的办法”，“可以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稳定提供有力的自动调节机制。”

简要评论

总体来看，新剑桥学派属于比较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右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的批评，是有一定深刻性的。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弊端，也有适当的揭露。但是，新剑桥学派毕竟是在资本主义视野范围内来看问题的，因而，很难提出真正深刻的见解和正确的政策建议。从经济理论方面来看，新剑桥学派的主要弱点在于：第一，他们自己所提倡的以历史观来代替均衡观的意见并没有真正实行。他们所说的历史因素被片面地理解为时间因素，而不是从前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对后来经济活动的作用和影响。第二，新剑桥学派强调的制度因素分析说涉及的也只不过是某些具体的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但是并不涉及对根本性的制度分析。第三，新剑桥学派把经济波动的原因归咎于人们预期的不稳定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没有深入分析经济波动的更深刻原因和作用机制。第四，新剑桥学派对收入分配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分析，仅仅局限在一定的程度内，而没有作更深入分析。

尽管存在着上述弱点，但是，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仍然被看做是比较激进的，具有改良的性质，他们提出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始终没有被执政者所接受与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