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及管理模式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及管理
模式
李全
[内容提要]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对意识形态工作尤为重视，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意识形态机构和人员大量增加。各种不同类型的机构，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在管理方式上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关键词] 苏联勃列日涅夫意识形态管理模式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1-0139-05
一、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机构概述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为数众多的意识形态工作机构，可以从“条条”和“块块”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所谓“条条”，就是指从中央到地方苏共党的各级委员会、各级部门。它构成一个金字塔形状，共分四个层面。
最高层是苏共党的中央委员会、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人数不多，但位高权重、责任重大，负责制定大政方针、路线和政策，从宏观上指导意识形态工作。苏共中央总书记虽不是一种机构，但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领导着包括意识形态工作在内的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
中间层面是各共和国、州及边疆区一级的党委会，其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实施意见。除此之外，对中央的决策还有一定的建议权。
第三个层面是执行层，就是数量众多的市、区一级的党委会。这个层面的主要任务是将苏共中央及上级(即共和国、州及边疆区)党委的决策具体化。
第四个层面亦即最基础的层面是各种基层党组织，比如学校、各种单位、集体农庄的党组织等。它们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及各种组织活动落实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从决策到最后执行、从部署到最后操作，就是通过上述四个层面来完成的。
所谓“块块”，指的是各种与意识形态工作紧密相连的具体机构与部门。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官僚机构已非常庞大，虽然都是在做意识形态工作，但各种机构分属于不同的序列，机构的性质也不尽一致，大体上分为苏共中央组成部门、苏联部长会议(即苏联政府)组成部门、苏共科研和教育机构、舆论宣传机构、半官方组织五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隶属于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机构。在苏共中央组成部门中，与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的主要有：军事部(与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合署办公)、国际部、文化部、国际信息部、科学和学校部、宣传鼓动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对外政治宣传部等，这些机构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各种大政方针都由它们起草、制定。
第二种类型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后来改为隶属苏联政府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主要有苏联文化部、国家新闻保密局、出版委员会、广播电视委员会、电影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等。它们直接领导业务工作，虽然在属性上是政府工作部门，但实际上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些机构的管辖权并不大。
第三种类型主要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苏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级的科研和教育机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和苏共中央社科院。此外，还有党政领导干部进修学院等等，这些机构承担着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和培训苏共高级干部的重任。
第四种类型则是一些舆论宣传单位。实际上，作为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喉舌的一些大的新闻单位，比如说真理报社、消息报社、塔斯社、新闻出版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承担着向苏联国内外宣传苏共官方的路线、政策、方针的重要任务。
第五种类型就是一些官方色彩很重的团体、协会，比如说共青团系统、工会系统、妇女组织、合作社系统、苏联作家协会、苏联记者协会、苏联作曲家协会、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苏联美术家协会、苏联对外交流协会等。它们通过这些系统和协会对成员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履行着对行业从业人员的管理与引导。上述几种类型的机构大多在各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设有分支机构。比如说工会系统，有效利用遍布全苏的机构和场所履行宣传教育职能。共有2·2万个俱乐部、文化馆和文化宫，31·4万多个“红角”，12700
所人民大学，22400多个工会图书馆(总藏书量3亿册)，从1971年起又接管了原属于苏联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系统的650个电影放映站，归苏联工会管辖的电影放映站达51000个。[1]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机构，从设置上大概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将赫鲁晓夫时期的某些机构进行拆分。1962年12月20日，赫鲁晓夫将联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科学、高等教育和学校部，文化部这三个部门合并为统一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又重新把这个部拆分为三个部门：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科学与院校部，并强化了这三个部门的任务。
第二，将以往独立存在、职能相近的机构进行合并。比如说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就是1965年12月在斯大林时期于1943年9月成立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1944年5月成立的宗教礼仪事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合并而成的。
第三，新增了一些机构。为适应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形势，强化某些方面的工作，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增了一些新的机构和部门。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管理机构不断膨胀，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只有13个部长，斯大林去世前达到68个；赫鲁晓夫时期即使进行了合并改组，中央机构的部委也达70个之多；勃列日涅夫时期，全苏部级单位已达110个以上。[2]仅苏共中央的组成部门就在15年间增加了7个，1966年5月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苏共中央组织结构部级机构更多达20个。[3]到了1980年，苏共中央部级机构共有27个，在新增加的部门中，与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的就有苏共中央对外政治宣传部等。[4]而最典型的、对意识形态工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67年开始在克格勃成立的第五局(与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管理总局)。
第四，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大为增加。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由苏俄建国初期的20多万增加到1860万人，占国民经济总就业人口的15%。
[5]从中央到地方，中央委员会、州委和区委的意识形态部门力量明显得到加强，各种意识形态干部数量也呈增长趋势，在苏共各级委员会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1966年7月21日奥伦堡州委关于意识形态干部的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就说明了这一点，“最近10年来党的宣传系统工作人员由157人增加到223人，占整个党务工作人员的比重由21·2%增加到33·4%”[6]。
二、几个主要的意识形态机构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空前膨胀，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工作部门。在众多的机构中，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苏共中央文化部、国家新闻保密局和克格勃第五局这几个机构地位极其特殊。
1·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
按照1966年5月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苏共中央组织结构，苏共中央宣传部下设13个局：俄罗斯联邦局、加盟共和国局、党务宣传局、群众性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局、报刊局、广播电视局、出版局、杂志局、出版物和印刷品发行局、体育文化和运动局、讲师团、专家咨询组、办公厅。这13个职能局的工作范畴，基本涵盖了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各个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承担着领导作用。其所确定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苏共中央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决策与动向。
与其他意识形态机构领导人很少变动不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经常更换，在1970年斯捷帕科夫被撤职后，这个重要的部门甚至长期没有部长，只是由第一副部长主持工作。相对频繁地变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人，说明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领导人极不满意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而对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大多数宣传部的部长们没有给他们留下好的印象。
2·苏共中央文化部
苏共中央文化部最初由四个局组成：创作文艺局、艺术局、电影局和办公厅。从四个组成部门的名称可以看出，苏共中央文化部的职能主要就是负责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和创作知识分子打交道，同知识分子的各种“离经叛道”作斗争。与中央宣传部部长频繁更换不同，苏共中央文化部的部长人选一直比较稳定。在前任波利卡尔波夫逝世后，1965年绍罗接任苏共中央文化部长(在此之前担任过五年的白俄罗斯主管意识形态的第二书记)，一直任职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与苏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工作出现某种程度的波动不同，苏共中央文化部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波澜不惊，一定程度上成了保守的代名词。
3·国家新闻保密局
国家新闻保密局作为书报检查机关，是最重要的新闻检查机构。列宁时期，最开始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承担书报检查的职能；到1917年12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强化了书报检查工作；1918年6月，隶属于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的战时书报检查局开始实施对书刊出版的军事检查；1919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局开始履行书报检查职能。为改变政出多门的状况，1922年6月，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新成立了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属人民委员会系统管辖，承担了对所有印刷品进行书报检查的职能。
总体上说，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对各种要出版的作品进行预审，确定出版方面应遵循的规则和实施细则，编制出版清单和禁止作品的出版等。它是勃列日涅夫极为倚重的意识形态机构之一。
4·克格勃第五局
克格勃第五局成立于1967年7月17日，是根据当时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建议，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的。
克格勃第五局虽然不直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但苏联意识形态各项工作的开展与工作的具体内容大多与这个机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第五局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地位逐渐凸现，而且异常特殊，不仅为苏联党和国家及其他意识形态机构提供大量信息与情报，还包括拟定处理意见，负责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
具体来说，克格勃第五局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与境内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作斗争”，共有以下四个功能：一是组织揭露和研究可能被敌人用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工作；二是揭露和镇压反苏、民族主义和宗教教派分子的敌对
活动以及预防群众性无序现象；三是研究并侦察敌人、国外反苏移民和民族组织的意识形态进攻；四是在苏联外国留学生中开展反侦察工作，以及监控根据苏联文化部和创作组织协议来苏的外国代表团和组织。[7]从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设立第五局的最初设想主要还是为了反对敌人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虽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但意识形态工作在整个克格勃的工作大局中并不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前克格勃第一总局 (对外侦查局)局长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就认为，克格勃只有不到1%的工作人员负责持不同政见者案件，安德罗波夫的儿子也觉得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不是主要或唯一的工作，安德罗波夫90%的时间要去处理更为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麦德维杰夫同意这两人的观点，认为侦查与反侦查、国防和边防事务都是世界各国安全部门工作的共同特点，只不过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和艺术领域，在历史研究或政治观点方面采取惩戒行为则是专制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制度所独有的特点。[8]
克格勃第五局成立以后，特别是随着苏联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第五局的职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工作的重心与主要任务也在逐渐发生转移，其内部结构的变化(见下表)就说明了这一点。[9]
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第五局组成部门相关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凸现。第一，克格勃第五局的职能逐步扩充，机构不断壮大，人员也不断增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第二，克格勃第五局的工作范围从主要面向西方国家，扩展到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兼顾；从主要面向国外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扩展到国外与国内兼顾；从部分领域的工作，扩展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方面面。第三，克格勃在意识形态工作决策中地位独特。虽然本质上是国家安全机关，不属于意识形态机构，但克格勃第五局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地位非常独特，它们提供的情报在实际决策中作用很大。克格勃严格按照苏共中央的旨意行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工作，所获取的情报、提出的建议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涉及到侦查与反侦查类的大多数问题，克格勃可单独策划并行动，对涉及到那些几乎所有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命运的决定，都需要获得苏共中央的批准同意或者是提交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当然，也存在克格勃对中央的反影响，因为向有关部门报送相关情报时，国家安全部门都在推动着某些决定的通过。”[10]
三、意识形态机构的管理模式
经过苏联长期的实践，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模式大体上趋于成熟。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名义上分属于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等不同的序列，但各种意识形态机构都受苏共中央控制和领导，受苏共中
央的调控指挥，实际上是高度集中的。各个意识形态机构也自觉与苏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党的旨意行事。
综合起来，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意识形态机构的管理模式方面，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把坚持党性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方面。
各种意识形态机构，从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这些党的重要部门，到各种协会、苏联科学院、各个大学等所有的意识形态机构，都反复强调党性的重要含义。党性成为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对各种意识形态机构的首要要求。即使在克格勃这个名义上属于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意识形态机构，工作的首要原则也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在实践工作中，坚持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涉及面很广、影响巨大的新闻、印刷、出版等行业，苏联一直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意识形态工作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意识形态各项工作的准绳与评判的标准不是来自法律法规，而是出自苏共的各种文件及会议决议、党的主要领导人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表态与要求等。
党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领导权主要体现在：通过党组织的大会、决议决定大政方针，通过各级党组织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通过干部任免、财政拨款达到控制的目的，通过加强检查和审查确保落实。
第二，牢牢控制人事权。苏共一直遵循着“党管干部”的原则，通过选拔、任用干部来指导相关工作。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从中央到地方的意识形态机构，大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中央宣传鼓动部、中央文化部等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小到一个报社、出版社、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半官方社
团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都由党委负责，苏共各级党委都可以直接决定下级单位的人事任免。
第三，通过控制经费控制意识形态机构。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机构，正常开展工作都需要必要的经费支持。在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中，经费来源渠道相对固定，各意识形态机构的活动经费都是由苏联计划财政部门拨付；如需特殊支出，需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向苏共中央打报告审批。通过划拨经费、各种费用与开支，苏共中央就能够牢牢控制住各种意识形态机构，完全掌握主动权。
第四，业务管理中事无巨细。苏共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对日常工作和具体业务的管理与指导上。各个意识形态机构的自主性相对较弱，真正能够自己作主、说了算的工作非常少，大多数工作都要向苏共中央及其各主管部门请示、汇报。苏共主要领导人甚至还会干涉某些部门的工作。勃列日涅夫对新闻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尤其是对主要媒体，比如《真理报》、《消息报》、塔斯社的报道等，不仅经常参阅，还会对具体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比如1965年12月，柯西金在塔什干准备协调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首脑会晤，《真理报》在显著位置报导了此事。这引起勃列日涅夫的极大不满，他专门打电话给当时《真理报》的主编，“怎么会把塔什干会晤的消息放在头版呢”[11]。苏斯洛夫管得更细，插手很多具体工作。苏联时期著名的剧作家拉津斯基回忆了20世纪70年代苏共的意识形态机构如何领导自己的话剧排练的。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这个时候，玛雅科夫斯基剧院正在排练我的话剧《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已经排了六年，但就是不允许演出。开始是因为，全民谴责苏格拉底的历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全民反对索尔仁尼琴的运动；后来，驱逐索尔仁尼琴出境后，又容易让人联想到萨哈罗夫的事情……不过六年来人们逐渐对剧本开始习惯了。著名的剧院也开始排演。我被叫到当时的莫斯科文化管理局，他们把剧本给了我，管理局的领导告之，剧本通过了，但是有删改，您可以看到有两处删改的地方。蓝色铅笔处，您可以再斟酌斟
酌；红色铅笔删改的地方，不能去争辩，就这么执行。然后那领导低声道，这是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的意思，那时候全国都熟悉这个名字和父称，这个人就是苏斯洛夫。回家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被称为‘灰衣主教’的国家二号人物，还亲自改写某个剧本，并且还那么严肃认真地改写，因为我的整个剧本都有很多细微的改动。”[12]
总之，各种意识形态机构都是在苏共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下发挥职能、开展工作的，机构的负责人都是由苏共各级委员会选拔和任命的，这些机关的存在与否、职能的淡化与加强，都由苏共中央决定。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手段，苏共中央牢牢控制住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注释：
[1][2][5]参见中国苏联东欧学会《苏联政治制度问题》安徽省人民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1985年版第162页，第219页，第219页。
[3]据РГАНИ1966年度苏共中央组成部门档案卷宗清单统计。
[4]См.А.П.Шевякин：Разгромсоветскойдержавы.От“оттепели”до“перестройки”.М，“Вече”，2004，с.33-34·
[6]РГАНИ.ф. 5·оп. 3·д. 18·л.21·
[7]См.Лубянка：ОрганыВЧК-ОГПУ-НКВД-НКГБ-МГБ-МВД-КГБ1917 - 1991·Справочник.(Россия.ХХвек.Документы).М.， 2003，с.713·
[8]РойМедведев：ЮрийАндропов：неизвестноеобизвестном.М.， 2004，с.144-145，146·
[9]Лубянка：ОрганыВЧК-ОГПУ-НКВД-НКГБ-МГБ-МВД-КГБ1917-1991·Справочник.(Россия.ХХвек.Документы).М.， 2003，с.166-167·
[10]РойМедведев：ЮрийАндропов：неизвестноеобизвестном.М.， 2004，с.146·
[11]Л.И.Млечин：Брежнев.М.， 2005，с.398·
[12]О“народишке”неподумали，“НоваяГазета”/№84от15·11·2004·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文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勃列日涅夫外交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 1964年10月中央全会后，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的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期：60年代末是苏联继续推行赫鲁晓夫制定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及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的时期，也是苏联进攻战略的准备阶段；整个70年代是苏联正式执行积极进攻战略，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并大肆对外扩张的时期，也就是苏联进攻战略的实施阶段；80年代，苏联战略收缩时期。 一、“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维持和“缓和”政策的推行 勃列日涅夫在其执政初期，其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对外政策，而是继续维持了赫鲁晓夫制定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力图与西方缓和紧张局势和改善关系，尤其的与美国的关系，并争取解决欧洲边界、东西德国、柏林等多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根本上消除苏联所受的西部威胁。于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便宣布他将继续执行二十大、二十二大制定的对外政策，并认为“和平共处”这一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苏联GCD和苏联政Ｆ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 勃列日涅夫继续推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原因主要是：第一，当时的苏联经济与西方的差距不小，希望通过与西方的合作，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造苏联经济，缩小与西方的经济差距。第二，古巴导弹危机不仅仅是证明了赫鲁晓夫“火箭战略”的非现实性，还说明了这时美苏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而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对“火箭战略”的修改和前军事战略的实施都需要一个平静的国际环境，避免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冲突。 美国同样也不希望与苏联搞出什么问题来，毕竟苏美双方在核武方面的“恐
怖平衡”，足以让任何头脑正常的人做出一个正常的决定。此时的美国本就有些自顾不暇，60年代中期之后的越南战争已让美国深陷而不能自拔，巨额的战争费用，经济危机的一再出现，美元危机频频发生，都使得美国同样希望与苏联改善一下关系，以减轻自身的压力，在欧洲与苏联百万大军对峙可不是好玩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东西方关系开始出现一定改善。例如：苏美防止核扩散条约的签订；苏联同西方的贸易额上升到等等。但在美国日益加强对越战争的时候，苏联也于1965年开始加强了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而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苏美关系的改善；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更是让苏联上外交陷入困境。 1969年，勃列日涅夫为了摆脱“布拉格之春”事件给苏联外交带来的困境，初步提出了关于“欧洲缓和”的设想和主张。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了6点“和平纲领”，并宣布要“把缓和摆在巩固和加强苏联‘和平共处’外交的首位”。 在“缓和”政策正式确立之后，苏联利用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淖、国内“新孤立Ｚ義”思潮兴起及西方发生经济危机等一系列有利于苏联机会，大搞“缓和”外交，不但顺利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欧洲边界问题和柏林问题，还成功组织召开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形成的“赫尔辛基精神”更是勃列日涅夫“缓和”外交取得的巅峰之作。 “缓和”政策实施的原因有：第一，苏联经济通过60年代的高速增长之后，由于粗放式的经济的影响，在70年代开始减速，苏联领导层认识到“效益和质量”重要性，希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达到引进西方技术与资金的目的。第二，苏联在东欧的权利并不被西方国家所承认，而东欧问题一日不解决，苏联西方的威胁就一日不会消失，而通过“缓和”的外交政策达成法律上的欧洲战后现状不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外交政策及其对外活动初探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7313466357.html,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外交政策及其对外活动初探 作者：康佳 来源：《活力》2015年第23期 [关键词]勃列日涅夫;苏联;外交政策;对外活动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外交战略主要以“进攻”为主，其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是“进攻”战略的准备阶段，在继续执行赫鲁晓夫制定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基 础上，开始推行勃列日涅夫提出的“缓和”政策;整个70年代是苏联“进攻”战略的实施阶段，这一时期苏联开始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并大肆对外扩张;80年代是“进攻”战略的收缩阶段。本文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外交战略变化为主线，就这一时期苏联外交政策及主要外交活动进行初步探析。 一、“和平共处”总路线及“缓和”政策的维持与推行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在执政初期沿袭了赫鲁晓夫制定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旨在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缓和关系，并争取解决欧洲边界纷争等历史遗留问题。1969年，受“布拉格之春”事件的影响，勃列日涅夫初步提出了关于“欧洲缓和”的主张，以打破外交僵局。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勃列日涅夫则正式提出了六点“和平纲领”，并强调外交活动应以“缓和”为中心。 可以说，在“和平共处”和“缓和”政策的指导下，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在外交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改善了同美国的竞争环境。苏联与美国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等多项军备控制协议，从美国方面争得了平等的地位。 二是缓和了同欧洲国家间关系。签订了苏联西德条约（1970年）和苏美英法关于西柏林 等问题的“四方协定”（1971年），缓和了苏联同联邦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最后文件》（1975年），确认了战后欧洲边界，从而巩固了苏联战后在欧洲西 部边陲取得的地位。 三是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同西方国家签订了大量的科技协定和合作项目，从西方获得了大量贷款，从而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促进了本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内部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他们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十月革命，从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到否定苏共的光荣历史。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中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赌棍”、“俄国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把一切最丑恶、最肮脏的语言加在斯大林头上。同时诬蔑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前“丧失警惕”，战争爆发后“惊惶失措”，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苏共二十二大后，赫鲁晓夫又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进一步造成党内和群众的思想混乱，并且为帝国主义攻击苏共提供了炮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走得更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继而攻击和诽谤列宁，歪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最后否定苏共70年的执政历史，右派在把斯大林灵墓搬出红场之后，把列宁的墓也要移出莫斯科红场。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党的领导，终于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反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提出了一系列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这样一来，整个苏联舆论、社会心理、思想界就开始发生变化，把苏共党员以及苏联人民的思想搞乱了，也为后来戈尔巴乔夫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埋下了伏笔。赫鲁晓夫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搞“工业党”、“农业党”，造成了严重混乱。勃列日涅夫虽然对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错误进行了调整和修正，但基本上坚持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而且当时的苏联的宣传体制很僵化而此时，讲到西方就是一片漆黑，什么都不好；讲到苏联就一片光明，什么都好。这显然不实事求是。西方国家却利用巧妙的宣传方式加紧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让苏联老百感到苏联自己的宣传假大空，而西方宣传似乎还有可信之处，苏联的意识形态渐渐地就发生了变化。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修正主义不仅使苏联经济出现停滞，而且滋生了一批瓦解苏共的亲西方的政治人物。到戈尔巴乔夫散布“新思维”的时候，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的“新思维”即在赫鲁晓夫“全民党”和“三和一少”路线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强调：“新思维”就是促进“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实质上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他和西方帝国亲如一家，和撒彻尔夫人、梅杰、老布什打的火热，修正主义思潮在全世界泛滥开来。苏联国内的党政军大权被修主义和资产阶级所窃取，党政军中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无能为力了。《居安思危》一书中提到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某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毁灭苏联政权和共产主义。再到叶利钦在装甲车上振臂一挥时，就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失去人心就是意识形态防线崩溃的标志。 苏联亡党亡国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 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列宁时期，非常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列宁强调：哪里有群众，就一定要到哪里去工作。列宁坚决反对特殊，以身作则。他经常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群众。据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仅在1922年10月2
苏联解体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
2011年第7期山东社会科学No．7总第191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1 苏联解体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 曹长盛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摘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崇尚哲学的抽象人道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学的虚无主义、文学的自由 批判主义等，结果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 原因。教训表明，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正确认识和处 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必须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充分发挥舆论工具的正确导向作 用；必须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关键词］意识形态；苏联解体；教训 ［中图分类号］D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1］07－0014－06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事件。苏联解体的原因极为复杂，近20年来，国内外学界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众说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拟就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及其教训谈些浅见。 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确保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逐渐地放松和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各种错误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涌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党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公然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搞自由主义的多元化，使得党和国家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正确的舆论支撑，结果，社会主义大厦不可避免地倒塌———苏联解体。正如伟大导师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 一、苏联意识形态多元化及其后果 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及其变化，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怎样导致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改变和苏联的解体的呢？下面就几个主要方面作概要的论述。 一是哲学领域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哲学人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在赫鲁晓夫提出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政治纲领的鼓舞下出现的。它的出现同时又适应了为这个纲领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的需要，因此发展甚为迅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哲学界用抽象人道主义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到80年代所谓“改革”时期，抽象人道主义逐渐成为得到官方支持的主流哲学。当时，苏联哲学界无论是研究人本身还是考察社会历史进程和当代全球问题（诸如生态平衡问题、资源利用问题、核武器威胁问题），都从抽象人道主义出发。这种思潮还通过文学、艺术、科技、管理、生活方式等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推动着苏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演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逐渐地把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他推行“全面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他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上，用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作为阐述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1987年11月出版的由他署名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明确地把“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1988年 收稿日期：2011－05－23 作者简介：曹长盛，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9页。 41
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启示
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政治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也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留下了无可挽回的沉痛教训。认真分析研究苏联解体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无疑是有着直接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联；解体；原因；教训；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是一个有7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超级大国在20世纪末突然地四分五裂，由社会主义迅速蜕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跌入低潮。认真分析研究苏联解体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无疑是有着直接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 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多方面的。这种剧变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内因、有外因；有长期的原因，也有短期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其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制僵化、经济衰退。 第一，政治制度过分集权和僵化。 “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在革命和战争的特殊年代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它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解决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在科技迅猛发展、世界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的和平时期它就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了。从70年代开始苏联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就降了下来进入80年代便出现了停滞和危机。苏联经济上不去人民生活搞不好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的终极原因。 第二，戈尔巴乔夫的错误领导。 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内解体的，作为当时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他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戈尔巴乔夫对国内的改革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坚定信念，导致改革在战略和策略上的严重失误。戈尔巴乔夫引进西方自由民主和多元意识
苏联解体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新重庆》2009第11期 专家论道苏联解体 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党在新形势下要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水平，保证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廉洁执政，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新兴替。”围绕上述问题，在此，让我们回顾总结苏联解体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段历史，以籍此引起我们的警醒和深刻思考，以诠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苏联解体的历史及现实原因 苏联解体是当代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中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今天的俄罗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世界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确实令人震撼，发人深省。我党对苏联解体是非常关注的，在苏联解体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就打电话给中国社科院要求进行研究。可以说从1991年到去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苏联解体就有很多论述。 苏联从建立到解体大体经历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是：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 首先，关于十月革命和列宁时期。“十月革命”从1917年到现在，这个问题到现在大家一直都有争论。世界上有人认为，“十月革命”的发动是一场阴谋，而且是一小撮人搞的阴谋，其中就是以列宁为首。但是，“十月革命”这么大一场运动的爆发，绝不是少数人就能发动起来的。勃列日涅夫指出，列宁是一个革命家，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的发展是俄国战争的必然产物。 还有一种说法十月革命是早产儿，就是越过了 资本主义革命的发展阶段，因此，应该补资本主义 这一课。这个说法在国内外都有。从广泛的角度讲，资产阶级已搞了“二月革命”，为什么最后又 要进行“十月革命”呢？资产阶级为什么在俄国行 不通呢？这是因为俄国处于民族灾难的境地，发生 革命的必然性是因为沙皇政权对面临的严峻形势束 手无策，资产阶级也没有解决好迫在眉睫的问题， 其临时政府上台执政也无法解决俄国所面临的严峻 问题。在“十月革命”未爆发之前，当时布尔什维 克只有两万多人，人民群众看到资产阶级不可能解 决国家退出战争、老百姓要求分到土地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就把支持的重心转向到有可能摆脱危机 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样就爆发了“十月革命”，由 此就把革命推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要批驳认为十月 革命是早产，十月革命是阴谋，不应该搞社会主义 等错误观点。总之，“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中国革 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一点我们还是坚信的。从十月革命到1940年前后，苏联的工业产值已 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这就证明了“十月革命”该不该搞的问题。也说明了“十月革命”对社 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这也是我们研究 十月革命结合今天的意识形态所作的说明。如果否 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 就没有发展的基础，这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的史 实是不相符的。 其次，关于斯大林时期及其评价。这个问题争 □吴恩远 7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的定位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的定位 2010-12-06 09:02:00 来源：《北京日报》 -------------------------------------------------------------------------------- [提要] 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不前,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是苏联历史上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社会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不得不对其前任的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与修改。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苏联经济情况较好,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持积极态度，力图通过改革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也是在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站稳了脚跟。 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 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其原因如下： 其一，改革是在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其基本含义为：一是苏联已是一种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到了成熟的阶段；二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改造处于即将完成的阶段；三是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在这样大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所需要的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改革。 其二，改革一开始就是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原则下进行的。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强调说：
“党一向把计划看成法律。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是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计划之所以就是法律，是因为只有遵循计划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工作。” 其三，改革引起权力之争与利益调整，从而使不少改革措施难以实施。从苏联最高领导层来说，害怕进行根本性改革，害怕失去对全国经济、财政大权的控制。从各级管理机关与企业关系来看，自改革开始后，围绕权力与 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其四，行政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作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行政官僚机构一直处于特权地位，这些机构的人员总是以有权“不予批准”而自傲。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官僚机构不仅庞大，而且根深蒂固，盘根 错节，成为改革的重要阻力。 其五，来自“左”的教条主义的理论障碍。从经济理论来讲，勃列日涅夫时期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最起劲的；二是所有制理论。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允许触及的。并且，这个时期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审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及管理模式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及管理 模式 李全 [内容提要]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对意识形态工作尤为重视，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意识形态机构和人员大量增加。各种不同类型的机构，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在管理方式上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关键词] 苏联勃列日涅夫意识形态管理模式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1-0139-05 一、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机构概述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为数众多的意识形态工作机构，可以从“条条”和“块块”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所谓“条条”，就是指从中央到地方苏共党的各级委员会、各级部门。它构成一个金字塔形状，共分四个层面。 最高层是苏共党的中央委员会、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人数不多，但位高权重、责任重大，负责制定大政方针、路线和政策，从宏观上指导意识形态工作。苏共中央总书记虽不是一种机构，但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领导着包括意识形态工作在内的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 中间层面是各共和国、州及边疆区一级的党委会，其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实施意见。除此之外，对中央的决策还有一定的建议权。 第三个层面是执行层，就是数量众多的市、区一级的党委会。这个层面的主要任务是将苏共中央及上级(即共和国、州及边疆区)党委的决策具体化。
第四个层面亦即最基础的层面是各种基层党组织，比如学校、各种单位、集体农庄的党组织等。它们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及各种组织活动落实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从决策到最后执行、从部署到最后操作，就是通过上述四个层面来完成的。 所谓“块块”，指的是各种与意识形态工作紧密相连的具体机构与部门。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官僚机构已非常庞大，虽然都是在做意识形态工作，但各种机构分属于不同的序列，机构的性质也不尽一致，大体上分为苏共中央组成部门、苏联部长会议(即苏联政府)组成部门、苏共科研和教育机构、舆论宣传机构、半官方组织五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隶属于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机构。在苏共中央组成部门中，与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的主要有：军事部(与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合署办公)、国际部、文化部、国际信息部、科学和学校部、宣传鼓动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对外政治宣传部等，这些机构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各种大政方针都由它们起草、制定。 第二种类型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后来改为隶属苏联政府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主要有苏联文化部、国家新闻保密局、出版委员会、广播电视委员会、电影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等。它们直接领导业务工作，虽然在属性上是政府工作部门，但实际上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些机构的管辖权并不大。 第三种类型主要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苏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级的科研和教育机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和苏共中央社科院。此外，还有党政领导干部进修学院等等，这些机构承担着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和培训苏共高级干部的重任。
从70年代苏联粮食一路减产看勃列日涅夫时期民生问题
从粮食一路减产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生问题 摘要：上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与苏联可算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期。 但是在这繁荣的背后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粮食危机。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虽做了农业改革，却无济于事。本文着重介绍了苏联70年代粮食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苏修集团又犯了哪些错误，改革为什么会于事无补。 关键词：粮食减产原因经济体制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既关系到广大种粮农民的利益，又关系到城乡居民的生活供应。可以说，粮食问题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最大的民生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兵团司令员华士飞今天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时说。 1繁荣的背后——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严重粮食危机 在苏联历史上，上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可算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期。这一时期，苏联政局稳定，在与美国的军事争霸中也不落下风。然而就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苏联却多次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1]。 1.1 1972年粮食大量减产 1972年，因连续两次受异常气候影响，前苏联农业严重歉收，为了免受冷战对手美国的“要挟”，苏联巧妙地秘密购入了美国近三成的小麦收成，并因此导致世界范围内粮食价格急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期货价格创下了125年新高。在随后的10个月里，大豆价格从每蒲式耳3.31美元急升到每蒲式耳12.90美元。全球粮食价格在1973年大涨了50%。 1.2 1975年又一次大减产 1975年，苏联的粮食产量是近十年来最低的一年，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十一年来的第七次粮食严重减产，是近二十年来粮食减产幅度最大的一年，也是苏联历史上进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这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农业政策破产的总暴露。 由于当年粮食减产情况异常严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十二月二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没有象往年那样宣布该年的粮食总产量，而只是说“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指标没有达到计划水平”。为了掩饰农业欠收的严重程度，勃列日涅夫集团安排最高苏维埃联盟院计划预算委员会主席瓦申科在12月2日联盟院会议上作报告时特地把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至1975年）期间“粮食平均总产量”同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至1970年）期间的水平作比较。然而，就是根据瓦申科所透露的这种百分比和过去苏联官方每年所公布的粮食产量来计算，今年苏联的粮食产量最多也只是一亿三千七百万吨。这比去年减少五千八百万吨，即减产百分之三十；比1971到1974这四年的平均产量也减少将近29%；比原计划1975年要达到的指标差37%。从苏联官方过去每年公布的统计材料来看，这是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二十多年来减产最严重的一年。
苏联解体原因浅析
苏联解体原因浅析 摘要： 1991年12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十几年来，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少见解，这些见解包括外因论、苏共中央罪责论、斯大林体制错误论、特色文化缺失论、民族政策是失误论、生产力发展滞后论、政治腐败决定论等。这些见解从不同视角力图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我本人看来，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结果，因此，我将会从历史根源、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三个主要的方面来多角度综合分析苏联解体的起源。 关键词：苏联解体根本原因重要原因外部因素 引言：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轰轰烈烈地登上历史舞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昂首挺胸地走了70 多年。可是在不到10 年就迈进二十一世纪的门坎之即，这个与美利坚相提并论的超级大国倾刻间就散了架子，不仅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迅速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并且这个国家本身也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另立门户而成往日黄花。1991年12月25日19点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那为苏联几代人所熟悉的印有镰刀锤头图案的红色苏联国旗，在暮色中悄然降下，这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已经终结，从此不复存在。 为什么苏联这个强盛多年的红色帝国会如此下场？苏联解体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一、苏共在思想意识和政策方面的失败是根本原因。 导致苏联解体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失败，而失败的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苏共后期部分领导人纵容或直接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从而导致了经济的下降、社会矛盾的尖锐、民族的分裂，也为敌对势力和西方思想的渗透打开了大门。 首先，苏在党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失去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开始，苏共就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苏共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科技革命迅速兴起，苏共领导人却视而不见，党的理论没有新的发展，理论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马克思主义不能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难应对。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不符合苏联社会仍然存在阶级的现实；讲“三无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武器、没有军队）完全是一厢情愿，反而麻痹了党和人民。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没有搞清楚，一度认为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提出“15年建成共产主义”。到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是以野蛮的、强盗的方式破坏社会主义。虽然公开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制定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实行错误的对外政策，加上党的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搞特殊、搞腐败，人民群众从不满发展到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对党不信任，而这种情绪又总是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 其次，苏共放弃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出让了文化舆论阵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因特网、ＣＮＮ和好莱坞等思想宣传工具不断的向苏联选出自由、民主的观念，最终导致苏联民众观念的变化，为后来苏联的解体而转向资本主义打好了思想的基础。同时，在对内宣传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失误。苏共向人民简单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人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跟宣传的不一样，反而对苏共的宣传产生了怀疑，为人们接受西方的思想买下了祸
苏联解体的党建原因及启示
苏联解体对党建的启示 1991年12月25日，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为标志，立国69年的苏联解体了。关于其解体根本原因，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和平演变说”，“经济没搞好说”，“民族矛盾说”等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学说，似乎“经济没搞好说”更站得住脚。但是更多的研究表明，苏联的经济虽在美苏争霸中渐显颓势，却不是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综合各种学说可以发现，苏联共产党党建的失败在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钱穆所言“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在历史上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来说尚未得到合理的扬弃，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不充分，这是制度层面。在人事层面，苏联共产党在自身党建方面的严重失误，自毁“长城”的改革，也就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党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研究党的建设的理论科学；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指导下所进行的党的建设的实践活动；三是作为理论原则与实际行动两者中介的约法规章。具体地说，党的建设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 （一）政治建设方面，戈尔巴乔夫改革完全偏离了社会主义路线，抛弃了苏联共产党纲领。 政治建设是一个政党制定出在一定时期的正确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用这样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使之坚持前进的正确方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苏联民众思想混乱的舆论先导。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煽动下，提出不留“历史空白点”，搞乱了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搞乱了民众的思想，致使苏联政府对舆论完全失去控制。意识形态宣传的放开导致精神信仰的崩溃，在“西化”、自由化的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当局停止了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的干扰，允许过去禁止的报纸公开销售，允许西方的一些机构搞各种民意测验，公开发表不同政见等。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渗透活动，大肆污蔑和丑化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向苏联人民灌输西方的“民主自由”，鼓动他们反对苏共。苏联掀起了批判斯大林及其国家政治体制的巨大声浪，逐渐发展到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否定。民主化、公开性的失控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和民族分离势力所利用，构成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严重威胁，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对国家命运的操纵，对苏联解体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从苏联的解体不难看出，在导致亡党亡国的各种因素中，苏联共产党偏离社会主义是先导。 （二）思想建设方面, 指导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苏联解体，根本原因是苏联共产党从指导思想上逐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仅是苏共高层领导集团，而且是自上而下的党员干部。列宁、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之后掌握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太差”，“善于搞权术，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缺少坚定的信仰，在世界观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一知半解，甚至任意篡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将党的性质改为“全民党”，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勃列日涅夫调整和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错误，但他“平时不读书、不看报，马列主义修养太差”，基本沿袭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等错误观点。戈尔巴乔夫则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作为苏共唯一的指导思想，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变形的、曲解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任
从意识形态看苏联解体原因
积重难返无力回天——从意识形态看苏联解 体原因 葛宁 2012-2-18 19:46:47 来源：《当代世界》2000年第8期苏联解体的众多原因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因素不容忽视。从现已解密的部分苏联历史档案看，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早就存在问题。苏共中央虽意识到其危害性，但一直未能加以纠正，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苏共领导的根基产生怀疑和动摇。本文仅根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部分档案试作分析。 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已问题成堆。 1964年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苏共的历史，如果从其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算起，已有66年；十月革命已经过去近47年，苏联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然而，在国家一片繁荣的背后，意识形态领域却涌动着一股股暗流。 首先，苏共历史遭到歪曲。1966年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国内意识形态问题。会上，勃列日涅夫忧心忡忡地提出：“我们至今没有一本关于我们党的历史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能够真正成为案头必备的、有说服力、论据充分、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能捍卫我们党免遭假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攻击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至今仍然没有。……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教科书，才使得一些各种各样的‘批评家’得以任意篡改我们的历史。”与会的苏共其他领导也表示同意勃列日涅夫的看法，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在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确实出现了理论上完全毫无道理的失败，特别是在列宁时期和当代之间这一段。要知道，在这个时期仍然有党，有苏联人民，
进行了多少创造性的工作，而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说法却忽东忽西，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说追随着我们依样重复，而且不止是重复，我们的敌人则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我们。” 其次，理论和理想教育的方式方法存在严重缺陷。根据1968年克格勃(KGB)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及所附材料，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这方面的工作已严重地流于形式主义和简单空洞的说教。如对大学生进行苏共党史、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时，“死板的研究，教员只要求记住而不是理解，直到增强记忆的法则——怎样记住讲台上讲的俄共(布)历次党代会召开的日期，迫使大学生对社会政治课程就像对待积累事实，对待令人生厌的次要的义务一样”，“形成社会科学‘不是课程’的观点”。学习文科的学生被一般认为是一些“想在党政方面飞黄腾达的人”。此外，一些社会科学教师“对西方现代哲学流派不予关注，导致学生们对尼采、胡塞尔、柏格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杜威一无所知，因此一接触他们便发生极大的兴趣。”总之，年轻一代中的大部分人“对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不感兴趣”，有的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对立情绪，“在许多方面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有的则表现出明显的“非政治倾向”，以混乱的性关系和酗酒等方式来宣泄情绪，成为没有理想和信念的物质的一代。 再次，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批驳乏力。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有一种情况特别值得警觉，那就是意识形态工作手段，诸如某些学术著作、文学作品、艺术、电影，以及报刊，在我们这里竟被利用来污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而有人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假借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摆出种种貌似高尚的出发点。”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若干历史思考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若干历史思考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顷刻覆亡。这个重大的历史演变不是发生在战争年代，也不是政治反对派直接的诱导，而是在和平的改革进程中领导人自行解散了苏共，停止了苏联的存在。此时正值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危机四伏，政治经济体制僵化，经济陷入危机，民族矛盾激化，意识形态混乱，改革势在必行。戈氏试图通过经济上的改革以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之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同时改革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直至推行出一条背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引发了政治，经济，民族及意识形态危机。究其根本是苏共内部出现了问题，思想政治路线发生了质的变化；干部组织工作涣散，严重影响到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党风干群关系削弱了党的威信，最终导致苏共从内部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教训深刻，中共引以为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特别加强党的建设，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势下，时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好更快地发展。关键词：苏联解体，苏共，党建 20世纪最震撼人心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就是苏联的演变和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有着2240多万平方公里的横跨欧亚两洲疆域辽阔的大国、强国，在没有外敌入侵等客观因素的情况下，土崩瓦解。这个历史教训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也出现过向“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上的偏离，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动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历届领导集团提出诸如“三个代表”及“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思想，时刻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干部组织工作，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确保社会主义国家更快更好的发展。多年来，维系苏联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基础，不仅仅是经济、军事、外交上的相互联系和依赖，且更重要的是统一的政治基础。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戈氏的改革破坏的维系这个民族的政治基础，苏共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削弱，最终垮台，直接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终至解体，东欧剧变。 一.戈尔巴乔夫与苏共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际，如何确定党的政治思想路线，使之符合苏联国情，是一个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事情。戈氏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渐发生了偏移，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他在苏共27大上具体阐述了：政治上的“民主化”和“公开化”的思想，反复强调“争取加速发展，这意味着进一步发扬民主……扩大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公开性”。①p270这样没有阶级的“民主化”“公开性”，起先就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戈氏一开始就从思想上把“民主化”“公开性”推向极端。众所周知，民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提出，最初是针对旧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有一定作用，但随着无节制、无限制的推广，使“民主”这个口号丧失其应有之义，并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实力之声打开了方便之门，为各种攻击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的言论打开绿灯，为公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游行、示威、罢工等活动提供了条件。在1988年苏共19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各类组织，其中大部分是反共的政治组织，已达到3万个，最早引起联盟国家危机的波罗的海三国要求脱离苏联的政治性集会也开始举行。①p270无限制、无节制的“民主”与“公开”，实则是为各种势力滋生提供了温润的土壤。这只是戈氏改革触及到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很大削弱。紧接着戈氏在经济改革中受阻，他认为是党已成为改革的阻力，将矛头指向了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经过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和1990年苏共二月、三月全会，到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苏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政治路线。“人道的民主的社
苏联意识形态的垄断：要求人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
苏联意识形态的垄断：要求人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 2010年12月23日09:36 东方早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38 条 核心提示：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其后果是“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意识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麦德韦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1980年，284页）。苏联对知识分子经过二十年代的驱赶，三十年代的镇压，五十年代的改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收买和钳制，已经把所谓的知识界训练得充满了谄媚味道，他们的人格被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为了应对统治者的恐怖政策，被统治者塑造出一种“伪善”的“功能性虚构”的“积极的不自由”，各种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知识阶层明显地分成“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122页）。从言谈举止中人们“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成功的权力追逐者，哪些是他们的牺牲品，甚至更容易分清哪些人正在施展各种手段一门心思想往上爬，与此相反哪些人早已心灰意冷，苏联的各级当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仿效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领导人。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引自：《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作者：〔英〕以赛亚·伯林〔英〕哈代，翻译：潘水强刘北成，出版：译林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不同的“现场观察” 我们知道，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的父辈是拉脱维亚的犹太商人，他本人在沙俄和苏俄内战期间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921年离开俄国前往英国。这种生活背景使他具有观察俄国的独特条件，一方面他既具有本土文化的积淀和语言优势，另一方又有“旁观者清”的理性角度，所以他谈论俄国的著作都有一种“进得去，出得来”的自如感和整体视角。《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是他1945到1990年不同年代访问苏联的十篇回顾性报告和讲演。战后伯林定期到铁幕下的苏联访问，虽然每次去苏联的时间都不长，但是他所选择的年代却很有趣，从战后初期的1945-1946年到斯大林去世前的1952年，从赫鲁晓夫改革的苏共二十大的1956年到他下台后的1965年，从“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战后苏联的每一个“关键年份”，伯林都以“现场观察”的身份而成为直接“目击者”。所以这本以“俄国文化”为名的书中的很多内容涉及苏联制度建立过程当中的许多重要环节，并体现了作者本人观察的独特视角。 阅读过程中我就在想，我们也时常去俄罗斯，回来以后也要“向上”写书面报告，但是从来没有一份“报告”写得这么具有个人特色和酣畅淋漓。我们的“报告”表达方式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八股”文体：全部归纳为“观感”一二三或“座谈”一二三，“问题”一二三，“对策”一二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向上呈报的“文体”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既不能过于学术化、充满了大段学院派的论述和引经据典的注释，也不能太具有个人特色和视角。记得有一次从俄罗斯归来，不谙此道的我写出来的“报告”因为太具有“个人看法”而遭到了上级的批评，曾经的“道内人”以传授秘诀的方式告诉我，对报告的阅读者要有两个考虑：第一，这些人身居领导职务，日理万机，没时间阅读大块头的东西，报告的上限字数不能突破五千；第二，一定不能把阅读报告的人文化水准设想得很高（虽然这些人个个都有博士学位），大体以高中文化程度为限，报告中除了谈论规定内容以外，最好有容易上口的总结性的结论，比如“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另外，报告不能有太体现个人色彩的自我表达方式，这样不但容易引火烧身而且不符合公认的“报告文体”，甚至往极端里说，除了所见的人物要真名真姓以外，“现场观察”与报告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读了伯林的这本书后，我才知道，这种文本和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的“标准化程序”的“功能性虚构”的报告模板始于苏联。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雷达里赫对此还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积极的不自由。”主体和客体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蒙蔽对方，主体和客体“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69页），国家假装服务民众，民众假装拥护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