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押沙龙,押沙龙》的叙事策略解读

第29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月 Vol. 29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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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3-08

作者简介：俞全华（1982-），男，浙江岱山人，南昌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比较文学。 - 24 -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

——《押沙龙，押沙龙》的叙事策略解读

俞全华

（南昌大学 中文系，江西 南昌 330047）

摘 要：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打破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采用了小说创作的虚构策略。在叙述层次的设置、叙述者的选择、叙述声音的迥异以及叙述的真实与否方面，充分表达了他对美国南方历史中黑人种族问题的深切关注。然而他所传递的“历史”却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而凸现为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所谓的“新历史”或“文本化”的历史。

关键词：《押沙龙，押沙龙》； 叙述层次； 叙述可靠性；新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7）01-0024-04

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而发表于1936年10月的《押沙龙，押沙龙》可以说是他最了不起的作品，是“一部通常意义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小说‘写作’的小说”[1](P358)。叙述层次的设置、叙述者的选择、叙述声音的迥异以及叙述的可靠程度让《押沙龙，押沙龙》陷入了如哥特小说般的紧张气氛和侦探小说般的悬念疑团之中。这种“迷宫”式的虚构叙述已使美国南方的历史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唯一性与客观真实性，在多元化与不确定性中，历史事实与虚构元素被有机地放在了一起，两者的界限变得模糊难辨，从而走向了一种“文本化”的历史。

一、叙述层次与叙述者

按照叙事学的基本理论，把叙事虚构作品分为故事、本文和叙述。故事是“一系列前后有序的事件”，叙述则是“讲或写的行为和过程”[2](P6)，故事与叙述形成了不同的时间关系。罗莎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立夫四个人物共同叙述关于萨德本家族传说的故事，是在萨德本家族灭亡之际，是一种“事后叙述”，但在叙述的过程中，也出现叙述与故事同时并存的“穿插式叙述”。如罗莎小姐叙述萨德本家族的传说故事，穿插着昆丁接受她的邀请呆在了萨德本庄园；再如第六章中，昆丁收到了父亲的来信，浮想联翩，感情诚挚地把美国南方的历史讲述给施立夫。两种时间关系的叙述使故事与叙述的距离忽远忽近，在总体“事后叙述”的影响下，模糊了萨德本家族传说的历史面貌，造成了主题的多元化，也加强了故事本身的虚构因素。

故事一般都当作是叙述的对象，但事实上故事里面也可

能含有故事。一个人物的行动可以是叙述的对象，这个人物也可以叙述另一个故事，同时故事中的人物也可以互相叙述，这就形成了叙述与故事之间的层次关系。福克纳勾勒了三个叙述层次来规划《押沙龙，押沙龙》。在准备去哈佛大学之前，昆丁应召去拜见一位形单影只的老处女罗莎；到哈佛大学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在寝室中，施立夫与他共同探讨萨德本家族传说的故事，它们是叙述的最高层次、超故事叙述层；而罗莎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立夫共同描写萨德本家族传说的叙述，属于下一层次，是故事叙述层，对超故事叙述层起着不同的作用；四人叙述的故事中出现的萨德本对昆丁爷爷康普生将军所作的关于他年轻时代的叙述，则是次故事叙述层。

表1 三个层次的叙述纲要 文本内容

叙述层次 叙述主体 接受对象 超故事叙述层 作者 读者 萨德本 家族

故事叙述层

罗莎 康普生先生 昆丁 施立夫

读者 昆丁 施立夫

传说之谜

次故事叙述层

萨德本

读者、昆丁、施立夫 康普生先生、康普生将军 三个层次的叙述推动了故事的情节发展，也在解释着不同人物的举止行为以及思想意念。由表1可以发现，三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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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层次围绕萨德本家族之谜而展开，而其中的四个主要叙述者则从不同的层面对这个谜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他们反复努力，揭开历史的外衣，试图探寻历史的真相，找出萨德本家族崩溃的根源。然而，他们的叙述都是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出发，根据自己的想法、感情，对南方的体验，并加上了自己的想像，这就使得他们的叙述角度、重点都截然不同，带上了浓厚的个性色彩。从表面看，四个叙述者如同传接力棒一样在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构成了萨德本家族完整的历史，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同心协力、一鼓作气，而是在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各人的叙述与解释相互矛盾、冲突，“没有一个受控于压倒一切的权威的声音”[1](P376)。在对邦恩的身份以及死因的叙述中，表现出的都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并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四个叙述者竭力让自己的叙述成为最终的“权威”，他们虚构的大量故事情节也让解读萨德本之谜成为了可能。

罗莎小姐作为第一个叙述者出场时，读者根本无从得知其叙述的可靠程度，但她似乎又在讲述一个鬼怪故事，频繁使用哥特手法，开场的叙述中充满了恐怖的气氛。同时，她又把萨德本当作一个“恶魔”的形象来塑造，从不直呼其名字，使得昆丁作为听众也无法测度其真实与否。萨德本是她讲述的主题，不时暴露出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语言夸张，充满情绪，又有强烈的愤恨与欲望。小说第五章中她的内心独白，揭示了她的精神价值取向。她曾经对萨德本的求婚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留在那里等待托马斯·萨德本回家。是的。你会说（或者是相信）即使是当时我就已经等着与他订婚了；如果我说不是这样的，你会相信我在撒谎。

不过我还是要说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意图。”

[3](P147)

这种心理矛盾在一阵意识流动之后，变成了“再接下去的一个晚上，我

竟与他订了婚”

[3](P152)

。复杂的感情说明了她对爱情的渴望，但萨德本无情的建议（他说他们先试验，如果能生个男孩，他们就结婚）使她的希望灰飞烟灭，她43年来的仇恨与悲愤集结在了一起，竭力把萨德本“魔鬼化”。康普生先生的叙述与罗莎小姐的盲目主观性形成鲜明的对照：敏锐的判断力，清晰的逻辑思维。他既讲萨德本的故事，也讲罗莎小姐的遭遇，并逐步把重心转移到朱迪丝、亨利和邦恩的三角恋爱关系上。邦恩是亨利大学时的同学，放假回家途中到亨利家逗留，被镇上的人传为朱迪丝的未婚夫。这个婚事被萨德本否定了，一开始亨利也反对父亲的决定，尽管他知道邦恩可能是他哥哥，直到他得知邦恩身上的黑人血统时，这种喜欢才转换为仇恨。但所有这些情节似乎都是不合理的，康普生曾说：“那真是不可思议。简直说不通。不过说不定就是这样的：他们未作解释而我们本来就不该知道。”[3](P92)

在罗莎小姐与康普生先生的叙述中，昆丁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但到了他与大学同学施立夫共同讨论萨德本家族之谜时，他就由被动走向了主动，但又遭到了与施立夫叙述

推理的对立，并且表现出不同的叙述态度。昆丁叙述时感情真挚，施立夫则插科打诨、讥诮讽刺。昆丁满怀感情地叙述了萨德本的早年生活，这段经历是康普生将军告诉康普生先生，最后传到他耳中由他讲述的。在昆丁看来，萨德本似乎是一个天真的人，而施立夫的叙述充满了对萨德本的批判色彩，认为邦恩是由萨德本所造成的“悲剧性人物”，他对康普生先生所谓邦恩的“重婚犯”、“引诱者”弃置一边，而赋予他充分的人性。此时，四个人叙述中的冲突对抗锋芒毕露。

四个叙述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萨德本家族传说进行了个人的阐释，从中也塑造出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读者无从得知其叙述的真实与否，他们平等对话中的故事只是个人眼中的南方历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处于不同的叙述层次中，出现了叙述者“跨层”的现象。罗莎小姐是一个典型的跨层叙述者，既是超故事叙述层的人物，同时也作为故事叙述层的人物被康普生先生、昆丁、施立夫所叙述。萨德本存在于故事叙述层与次故事叙述层之中，一方面他成了罗莎小姐叙述中的“恶魔”形象；另一方面，他又情真意切地向康普生将军叙述自己如何失去了快乐的童年。跨层现象的出现打破了叙述层次的界限，使叙述对象变成叙述主体，角色的转换模糊了人物形象，也让作品现实性与虚构性的分野变得不再清晰，作品的主题也就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就涉及到了叙述声音下的叙述可靠程度。

二、叙述声音可靠程度的考证

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述》中认为：“声音是

说话者的风格、语气和价值的综合。”

[4](P174)

叙述声音不仅体现了叙述者的价值取向，也指向了被叙述者的形象塑造，叙述声音把叙述主体与叙述对象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苏珊·S ·兰瑟把“叙述声音”分为三种：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是指“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上的叙事状态”[5](P17)，个人叙述声音是“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5](P20)，集体型叙述声音是“这样一系列行为，它们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5](P22)。作为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重要的作家，为了更深刻地揭露南方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制度及其对后代的影响，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并没有选择作者型的叙述声音，用一种全知全觉的视角把南方历史推向“作者干预”的程度，而是采取个人叙述声音与集体型叙述声音并存的方式，有效地缩短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并让读者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的解读之中，甚至出现了读者与叙述者共鸣或者对抗的境界。

罗莎小姐是以个人叙述声音的方式出现在作品中的，作为典型的同故事叙述者，她参与了萨德本家族生活的发展，在待人处事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在对萨德本中心人物的叙述中，她把43年来受到的压抑通过心灵意识流动暴露得淋漓尽致。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方面便是对种族歧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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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她多次谴责萨德本，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不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她无法走出种族制度的阴影：“他不是个绅士。他甚至都不是一个绅士。他来到这里，骑着一匹马，带来两把手枪以及一个姓氏，这姓氏以前谁也没听说过。”[3](P9)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在对待黑人女仆克莱娣时变得更加歇斯底里，当她听说邦恩被杀的消息后，赶到萨德本庄园去看，克莱娣不仅不让她上楼看邦恩的遗体，甚至把“那双黑手”放在了“白人妇女的身上”，这是她所没有想到也不能容忍的，于是就有了冲突的场面。罗莎作为个人的叙述声音，是自知的，从一个角度呈现了她个人被压抑的内心世界，也对萨德本家族之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时候她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消解了叙述行为，而使读者融入到作品的叙述中去。

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立夫的叙述声音是集体型的，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虽然他们没有参与到故事中去，但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受到旁知叙述者身份的限制。相反，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去看，耳朵去听，思维去推理，所作出的判断也极具说服力，这就使读者陷入了叙述的“迷宫”之中。康普生先生的叙述声音似乎表明他是一位明事理，对各种问题都有判断能力的人，也不会带有任何的偏见与歧视，但事实上他的叙述也值得怀疑，夸张的言词，似是而非的矛盾说法，以及专注于猎奇的心态给他的叙述笼罩了一层阴暗的气氛，甚至连昆丁也不屑于去听他的观点。昆丁与施立夫的叙述则又完全是另一种声音，想像、推理并重的同时又洋溢着年轻人的激情与浪漫气息，两人可能因为“罗莎小姐”或“罗莎阿姨”的称呼而发生争执，但也代表了年轻一代对萨德本家族甚至美国南方的看法，从中也可追寻到南方历史传统影响他们的痕迹。

通过一段段的叙述，几位讲故事的人把自己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对他们的态度暴露在了读者面前。由于受到各自叙述声音的差异，萨德本家族之谜并没有浮出历史的水面，而是在“众说纷坛”的局面下变得模糊不清。那么到底谁是最可靠的叙述者？或者谁的叙述最可靠呢？叙述可靠的标志在于叙述者“对故事所作的描述评论总是被读者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作的权威描写”[2](P180)；不可靠的叙述则正好与此相反，让读者、评论家产生怀疑。《押沙龙，押沙龙》中的四个叙述者所作的叙述相互矛盾、冲突，让人感受不到萨德本家族的真实面貌，感受不到美国南方的历史现实。这种不可靠的叙述主要有两种状况，一种原因在于叙述者虽然参与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但由于个人心理情感的影响，叙述出现了偏差。罗莎作为同故事的叙述者，极为详尽地讲述了萨德本当着孩子们的面与黑仆打架的情形，她的叙述程度似乎最高。但在结束叙述时，她又补充到：“不过我不在那儿。这一回我没在那里……看那两张萨德本家人的脸……。”[3](P24)罗莎的叙述又是可疑的，这种可疑的声音不仅在于她对萨德本接触不多、了解有限，也由于个人卷入事件之中，对萨德本怀有怨恨。当初他提出的那个侮辱人的条件所造成的伤害感一直在她心中萦绕不散。尽管罗莎是作为小说人物的叙述视角来阐释的，比起三个外在的叙述视角应具有更大的可靠性，但她仅仅处在自己的地位、立场上进行论述，不能客观地从外部来观察自己，更不能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使她的叙述具有说服力，因此从她口中所出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大的不可靠性。

造成不可靠叙述的另一种原因在于叙述者根本没有参与到故事的发展中来，只对故事的叙述作出一定的推理与判断，在个人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观念下进行叙述。作为一种外在的叙述视角，它的视野受到更大的限制，由于不能接近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流动而让他们的叙述显得苍白无力，但理性思维的加强弥补了这种缺陷，使他们也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典型的例子是施立夫的叙述推理，一位来自加拿大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学生，对昆丁所在的杰弗生镇一点都不熟悉，对美国南方的历史也不完全了解，他所作的叙述是建立在昆丁的基础上，如果昆丁的叙述也像罗莎小姐一样盲目主观，那么他的叙述离真实的美国南方也就越来越远了。但是，昆丁与施立夫的叙述是以明晰的逻辑推断为前提，相比于罗莎的盲目、康普生先生的矛盾具有更可信性。比如在下结论认为邦恩是一个悲剧性人物时，施立夫有一番自己的推理过程：自幼遭到父亲的遗弃，与母亲相依为命；接受一个律师的帮助，却又中了他的计；把他安排到哈佛大学去读书，与亨利认识后，推动萨德本追寻前妻以及邦恩的来历；最终与朱迪丝结婚不成，造成了一种悲剧性的命运：被亨利杀死。施立夫的推理不可避免地带有想像的色彩，但与康普生先生所谓的“重婚犯”、“引诱者”相比多了人性色彩，而有了让人接受的空间。

三、走向虚构的历史叙事

著名的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具有同质性，有同文学一样的叙述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表面上看，《押沙龙，押沙龙》并非是一种历史的叙述，但在深度意义上，它运用多种叙述方式讲述故事来反映南方历史现状，并解释对事件的看法及其意义，是一种虚构的历史叙述。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多数历史片断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编织故事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解释和赋予事件不同意义。”[6]福克纳在表征这种“新”历史时，往往超越了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不仅采用小说创作的叙述策略，也使现代文学理论成为“关注历史、历史意识、历史话语和历

史书写的一门理论”

[7]

，把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糅合在一起，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福克纳从小是在美国南方长大的，除了为生存原因去好莱坞写剧本以及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去欧洲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密西西比州的奥克福斯镇，对这片土地有着浓厚的感情。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的生活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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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希望人类永远能够和平相处，正如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辞中所说：“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8]这种“责之越深，爱之越切”的心态通过他天才般的“讲故事”手法叙述出来了，他写的不仅是美国南方的历史，也表达了自己心目中的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学的交织中流淌着他的满腔热情，虽然偏离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但在让历史“文本化”的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听到福克纳对美国南方罪恶社会的控诉。这种声音在罗莎小姐与康普生先生中可以捕捉到，在昆丁与施立夫的对话中似乎更为明显。

施立夫要求昆丁讲述美国南方的历史，说明了外界对美国南方社会的关注，也代表了福克纳要把南方历史公诸于世的强烈愿望。“谈谈南方的事吧。那儿是怎么样的。人们在那儿干些什么。他们干吗生活在那儿。他们活着究竟是为了

什么。”

[3](P171)

在某种程度上，昆丁充当了福克纳自己的代言人，他所讲述的故事体现了美国边远南方历史某些本质的东西，并且随着施立夫的调侃进一步深化：“耶稣呀，南方真不错。对不对。它可比戏园子强，对不对。它比《本·赫》精

彩，对不对。难怪你们过上一阵就得跑出来，对不对啊。”

[3](P215-216)

福克纳运用反讽的手法揭示了南方历史的不可承受之轻。直到施立夫进一步逼问昆丁：“现在我只需要你再告诉我一件事。你为什么恨南方？”[3](P366)他才表露了自己难忍的痛：我不恨它！昆丁的反复回答，实际上在替作者说话，把福克纳心中两难的境地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不可抹杀的事实是美国南方罪恶的种族制度已经深深地波及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正如昆丁所说：“我二十岁的时候就比许多已经死去的人老得多了。”[3](P364)

这种年轻而又悲凉的声音在叙述的过程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呈现，是对美国南方历史的一种“回归”，但福克纳同时又反叛了历史，并指向了一种虚构的历史叙事。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随机地出现在作家虚构的情节中，造成了对历史“不可思议”的干预，历史叙述中原本的纯正性、唯一性、客观性被全面地颠覆了，流散在作品中的则是历史的记忆碎片。由于模糊，才出现多个叙述者“众生喧哗”的局面；由于零乱，叙述的可靠性又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置疑。但是，通过剪辑拼贴、空间并置以及时序调整各个人的叙述，在充分调动读者理性思维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可以拨开层层迷雾而感受到美国南方历史的沉重感。

参考文献：

[1] 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7. [2] 【以】里蒙·凯南.姚锦清,等(译).叙事虚构作品[M].北京:三联书店,1989. [3] 【美】威廉·福克纳.李文俊(译).押沙龙，押沙龙[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 【美】詹姆斯·费伦.陈永国(译).作为修辞的叙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美】苏珊·S ·兰瑟.黄必康(译).叙述的权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A].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3. [7] 【美】海登·怀特.陈永国(译).形象描写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和历史书写[J].外国文学,2001,(6):255.

[8] 【美】威廉·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A].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255.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Fabric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rrative Tactics of ABSOLAM, ABSOLAM

YU Quan-hua

(Chinese Depart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Jiangxi Nanchang 330047, China)

Abstract: In ABSOLAM, ABSOLAM , William Faulkner broke the boundary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adopted the fictional tactics of literary creation. On the aspect of setting up the narrative levels, choosing the narrators, narrators’ different voices and their reliability, he fully expressed his sympathy for the raci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 of America. But the “history” he conveyed had lost the objective authenticity in traditional sense, and represented the so-called “new history” or “textual history” referred by critics of new historical criticism.

Key words: ABSOLAM, ABSOLAM ; narrative levels; narrative reliability; new historicism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