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基础问题的思考
关于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基础问题的思考
卢大彪
（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北京 100033）
摘要：宏观环境对于金融定价具有基础性作用，定价基准的重大变化是系统性风险积累和爆发的重要根源。当前国际社会寄希望于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达到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目的，主要是基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作用来着手解决内部关联性问题与顺周期问题，而对于决定金融定价基础的宏观环境重视不足或是缺少调节能力。传统的宏观政策在理念上、政策实践上对促进金融稳定均存在不足之处，宏观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调成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薄弱环节。为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必要强调宏观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市场监管
作者简介：卢大彪，任职于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将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列入金融改革重点议题，达成了若干共识，提出了一揽子框架性建议方案，但宏观审慎监管远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框架，宏观审慎监管能否取得预期效果有待观察。从现有的各类文献看，宏观审慎监管是相对独立于宏观政策、微观审慎监管的领域，主要聚焦于度量系统性风险、研究建立风险传染的阻断机制，但对滋生系统性风险的宏观环境重视不够，政策设计上忽略或是回避了宏观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问题。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宏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基础问题，在更加宽广的视野内寻求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安排。
一、宏观环境决定的定价基准重大变化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根源
关于何谓系统性风险，并无统一规范的学术定义。一般来讲，系统性风险包含三要素：一是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受到损害；二是金融服务因此而变得昂贵，甚至是金融体系功能瘫痪；三是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冲击。从国际金融组织、主要央行和监管机构政策实践来看，防范系统性风险，主要是基于系统论和金融体系总体功能的视角，着眼于解决一个金融体系运行中的合同谬误问题，即全部金融机构作为个体都稳健，并不一定能保证金融市场或金融行业作为一个整体也稳健运转。
导致这种合同谬误的直接原因在于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在一个金融体系当中，不同部分（机构）之间并非是静态隔离的，而是通过有形或无形的纽
带连接在一起。金融机构之间可能具有近似的商业模式、交叉度很高的投资组合头寸、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或是存在密切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些决定了流动性枯竭、信用违约等风险能够通过共同风险因素、债权债务关系在金融体系内部进行传染。
从表象上看，少数重要金融机构的失败、金融市场信心骤然崩溃是系统性风险相互传染的源头，但这很难解释在严格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下以及金融机构内部风控机制之下，整个金融体系变得对外部冲击毫无免疫能力。这种全局性的传染，更可信的解释是金融机构正常往来赖以维系的外部宏观环境出现根本性变化，原有商业模式、资产价值、债权债务关系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出现系统性逆转，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源是金融定价的一般性基准出现重大变化。
在一般定价基准不出现持续的系统性偏差时，市场有效性能够较快地纠正局部的不合理，少数金融机构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或负外部性能够被整个体系所吸收，整个金融市场重新趋于一般均衡。因此，一般性定价基准的扭曲导致的金融资源系统性错配，以及随后的定价基准变化导致的原有配置不可持续，就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根源。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为营造新的增长点，防止经济衰退，格林斯潘主政的美联储大幅度降低利率并长时间维持在低水平，利率水平低于所谓的“自然利率”，推动美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低利率、房价持续上涨成为次贷危机爆发前主导金融定价的一般基准，次级贷款以及相应的衍生产品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在房价上涨和低利率维持的情况下，次贷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具有良好的内在价值，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状况良好，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裕。例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从2005年一季度至2007年二季度，后来受干预的重要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为9.0%，不良贷款比率仅为1.0%；受干预的美国投资银行资本与资产比率达到19.4%，资产收益率为4.3%，短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率为0.7%，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机构的财务状况均符合监管机构要求。而随着美联储连续提高利率以及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势逆转，这些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发生了根本变化，次级贷款违约率显著上升，市场风险溢价水平不断攀升，大量衍生产品价值急剧下降，金融机构流动性紧缺，资产负债表恶化，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爆发。
二、宏观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成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薄弱环节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设计，主要是从跨部门（cross section）和跨时期（cross time）两个维度着眼，提出一揽子政策工具，分别针对金融体系内部的关联性问题和顺周期问题。具体的政策工具主要是在巴塞尔Ⅲ框架下提高资本充足率、引入逆周期资本缓冲、逆周期设定证券交易担保品范围和抵押比率、对系统重要性机构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加强对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监管等等。与微观审慎监管相比，上述政策工具强调金融机构集体行为对系统性风险的形成、积聚、传染具有内在重要性，充分考虑了金融体系内部相互作用。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宏观
政策三者共同构筑起金融稳定的屏障。
但国际组织在设计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时特别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不同于宏观经济管理。尽管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并非自然就是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只有当某项宏观政策是专门为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制定和实施时，才能算作是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由此可见，宏观审慎监管是相对独立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其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避免金融体系功能停顿而损害实体经济，与宏观经济管理上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传统目标有着明显的差异。宏观审慎监管的组织架构方面，美国和欧元区主要采用的是一种以中央银行为主、金融监管机构参与的松散组织形式，更多的是解决信息共享问题，具体政策操作仍由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分散承担。
考虑到宏观环境对系统性风险具有决定意义，但宏观审慎监管和宏观政策又明显分离的情况，宏观审慎监管和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变得格外重要。但从全球宏观政策的理念与实践看，宏观政策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稳定方面，仍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传统的宏观政策理念认为实体经济的稳定能自然保证金融稳定，对促进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不足。金融以实体经济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对金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随着金融部门规模的扩张，金融创新的蓬勃兴起，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金融自成体系、内部自我循环成为客观现实。例如，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球场外衍生产品名义总价值达到683.73万亿元，相当于2007年全球GDP的12倍。这很大程度上就是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实体经济的稳定并不必然保证金融稳健，传统宏观政策是否一定能够通过调节实体经济而促进金融稳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旨在熨平实体经济波动的传统宏观政策，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客观上可能助长金融风险积累。经过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各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对经济波动的容忍程度似乎明显下降，同时对运用政策调节经济的自信程度与日俱增。在此情况下，宏观政策对经济过度调节的弊病逐渐显现，虽然促进了短期经济平稳，但可能在中长期内埋下金融风险隐患。一方面是因为过度重视经济短期稳定的刺激政策，可能会弱化经济体通过自身周期波动趋向中长期均衡的能力，尤其是可能会延缓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另一方面与宏观政策非对称性有关，受制于政治压力等原因，经济管理部门通常会大刀阔斧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但在实施紧缩政策时顾虑重重，客观上可能导致经济低迷时政策扩张过度，而经济过热时收缩不足。例如，日本经济管理部门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为对冲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膨胀。
面对传统宏观政策在应对金融风险中的上述不足，如果不在理念和制度安排上进行相应的改进，单独寄希望于通过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来解决系统性风险问题，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防范系统性风险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处理好
宏观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强调实施合理的宏观政策为金融稳定创造基础环境，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宏观审慎监管调节跨部门和跨时期问题的作用。
三、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对各国都是新课题，我国应密切跟踪国际权威组织和发达国家政策实践，吸收借鉴其有益成果，同时也应大胆地解放思想，尊重我国国情，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体系实际情况以及经济管理体制和组织架构，建立起适合我国特点、行之有效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具体来讲，应该高度重视以下几方面：
1．为形成合理的金融定价基准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我国金融定价有两个基础性条件在今后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一是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转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受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硬化、全球经济再平衡影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可能出现趋势性下降，这将动摇长期以来关于中国资产定价方面存在的“中国经济将持续高增长”这一基本前提或者基本假设。二是二元分化的资金成本可能会出现重大调整。国内方面，我国长期存在事实上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constrain）,体制内的资金成本长期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大幅度低于民间资金成本，随着金融创新的兴起，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金成本可能会向中间水平靠拢，全社会资金成本将发生明显变化。对外方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合理的汇率水平仍有一个确立的过程，汇率的波动有可能扩大。经济增长潜力和资金成本可能出现的重大调整，将从根本上改变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定价基础，如果处理不当，金融体系将出现剧烈波动。有鉴于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宏观政策调整的重点，更加重视解决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机制矛盾，主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夯实经济中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加快金融改革，加快形成市场化的资金成本决定机制，使得利率、汇率等基础价格趋近均衡水平。
2．将金融稳定摆在宏观经济管理更重要的位置。宏观政策在调节实体经济运行的同时，要将金融稳定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兼顾调节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作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财政政策要积极承担起化解金融历史遗留问题的责任，重点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快政策性金融机构向商业化运作转变，切实化解一些金融机构“带病竞争”的问题，为按照普适的规则开展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创造可行的环境。货币政策应该把金融市场稳定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主要央行均在反思货币政策如何促进金融稳定，尤其是货币政策无需兼顾资产价格的传统理念受到挑战。我国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当中，有必要把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情况予以充分考虑，尽可能避免政策对金融市场形成剧烈冲击。
3．切实加强资本市场定价能力建设。资本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定价中处于枢纽地位，但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和监管主要是围绕融资功能这一环节而设计的，市场定价机制建设相对不足，市场定价能力不足。例如，2001年至2010年，我国GDP翻了两番，上证综合指数仅上涨35%，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表现存在较大的偏差，严重地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而资源的错配则是系统性金融
风险形成的深层原因。因此，在未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应格外重视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股票发行、上市公司并购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增强我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对内可以促进各类资产价格合理定价，使得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能更加准确地呈现出来；对外可以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定价权，有效抵御外部因素冲击。
4．将推进功能监管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起点。与欧美等经济体相比，我国金融管理架构的重大优势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能够保证政策有效协调，应急处理能力突出。因此，在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架构时，不应盲目照搬欧美新设或改组金融监管机构的做法。结合我国特点，可行的选择是在国务院的集中领导下，理顺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职责分工，在现有以机构为对象的分业监管基础上，加强功能监管，解决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并存的现象，统一同类业务监管标准，减少监管套利，建立起制度化的重大事项协调机制，完善金融风险处理预案。只有明确监管职责，确保监管标准统一和监管全覆盖，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才能得到有效使用，才能形成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合力。
参考文献：
[1] Andrew Crockett. Marrying the Micro- and Macro-prudential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Stability.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Basel,Switzerland，21 September，2000
[2] Adrian T., Brunnermeier M. K. , Cova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 ork Working paper ，2009
[3] Borio Claudio, T owards a macroprudentialframework for financial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BIS Working Papers,2003
[4] Bernanke Ben, Reducing Systemic Risk, speech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s Annual Economic Symposium, 2008
[5] Bernanke Ben, Financial Reform to Address Systemic Risk, speech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9
[6] Bank of England，The Role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 Discussion Paper，2009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The Basel Committee’s Respons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Report to the G20, 2010
[7] Celine Gauthier, Alfred Lehar and Moez Souissi,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systemic capital requirements,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BIS CCA Conference on “Systemic risk, bank behaviour and regulation over the business cycle”Buenos Aires, 18–19 March 2010
[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April (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0
[9]李扬，胡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全球金融监管改革[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宏观审慎监管_定义_工具与实践
2011 总413期1金融监管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监管者开始重视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如何建立合适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促进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成为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梳理总结了当前理论和实践部门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经济金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具体工具和路径。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定义、特点和原则 宏观审慎监管最早是由国际清算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认为监管当局只关注单个机构的风险，不足以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和稳定，因此监管者应具有宏观视野，关注系统性风险。国际清算银行前行长安德鲁·科罗克特在2000年的一篇演讲稿中，首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其内在的涵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9年开始的“金融部门评估计划”，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进行评估，其目的就在于为宏观审慎监管提供分析基础。总的来说，宏观审慎监管是指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其将金融体系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功能，以减少金融危机事件对宏观经济损失为主要目的，在监管方法上强调逆周期监管，在内容上强调金融与宏观波动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金融稳定并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特点比较如表1所示。从研究体系来看，宏观审慎监管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跨行业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即在特定时间内风险如何在金融体系内传播。从跨行业角度来看，宏观审慎监管的任务就是发现整个系统的风险，依照单个机构风险在系统性风险中的贡献调整监管工具；二是针对经济波动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即整体风险如何随时间推移累积产生。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是系统性风险如何被金融体系内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扩大，即顺周期性，主要目标是减少经济金融波动的负面影响。 表1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特点比较 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 目标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 范实体经济下滑 防范个体机构风险，保护 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 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认为宏观经济对于监管是 “内生的” 认为宏观经济是指定的、 外生的 机构之间的相关性重要且相关基本无关 分析方法自上而下分析自下而上分析 分析基础 注重概率性，以风险为基 础，注重情景分析 以会计为基础进行分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观点，宏观审慎监管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宏观审慎的措施应该是全面的。所有监管工具都应该发挥作用。这些监管工具包括流动性标准、抵押和自有资金要求、包销标准和保险方案等。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共同参与，从而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行。第二，宏观审慎措施应尽可能基于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政策制定者按照清晰的规则行动可以被当作一项有效的事先承诺，从而便于国际协调的进行，也使市场参与者易于理解政府将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并将其作为自己应事先考虑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按规则操作能减少政策制定者受到的政治经济压力，并约束其在经济高涨期 宏观审慎监管：定义、工具与实践 丁 灿1，许立成2 （1.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江苏 南京 210004） 摘 要：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监管的反思，宏观审慎监管已成为当前金融研究的热点。 本文在总结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定义、特点和原则，并从资本、风险、杠杆和机制四个方面总结了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工具，指出中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原则，并提出了中国下一步应采取的宏观审慎监管措施。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系统风险；逆周期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41-2011(01)-0043-03 收稿日期：2010-11-22 作者简介：丁 灿（1967-），男，江苏人，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供职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许立成（1981-），男，江苏人，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巴塞尔协议Ⅲ与中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
巴塞尔协议Ⅲ与中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巴塞尔协议Ⅲ与中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自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来,世界金融体系先后经历了1987年美国股 市大崩盘,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xx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的全球金融危机。 频繁爆发的危机,带给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严重伤害,引起各国政府和监管当局的高度重视,纷纷选择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进行政府干预,试图挽回不良影响,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帮助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也引发了对危机起因、经济增长模式、“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监管以及监管体制、机制、标准和跨境协调等方面的反思。 在金融监管领域,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纷纷出台了各自的金融改革方案,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新制定或修订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和监管当局之间相互合作的一系列改革文件,更加强调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更加强调对系统性风险的计量、识别和风险化解,尤其是细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措施,并提出了强 化宏观审慎监管改革框架,以减少金融危机事件对宏观经济的损失, 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稳定。 目前,由二十国集团共同推动的国际金融改革在银行资本、流动性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新标准,同时在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逆周期监管、跨境监管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欧美等国家在金融监管和治理领域出现的新问题、采取的新措施,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适宜国情的改革方
案；对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及其陆续研究制定的监管制度、思路、方法等内容,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多层次、实质性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领域,提高我国监管当局国际话语权,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稳定。 鉴于此,本文以巴塞尔协议Ⅲ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为主线,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成果,围绕银行机构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设计为主题展开研究。 本文采取理论和实践结合,比较分析法与实证分析结合法的方法,分别分析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巴塞尔协议Ⅲ在内的国际监管改革成果,以及中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做法和有效的监管措施,侧重探讨我国宏观金融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 紧密结合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实际,探讨进一步实施和完善逆周期资本缓冲、动态差别准备金率等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效果,并在增强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性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等。 第二章分析巴塞尔协议Ⅲ及其指标对银行业的影响。 基于银行监管演变进程,通过对巴塞尔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内容的简介,阐述银行监管理念、监管内容和监管工具的过程和创新,重点分析资本充足率指标、杠杆率和流动性等监管指标对银行业的影响,以及对巴塞尔协议Ⅲ的定量测算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探讨巴塞尔协议Ⅲ在各国的实践。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一、危机前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 （一）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概况 美国金融业长期以来实行“双层多头”金融监管体制。所谓的“双层”指的是在联邦和州两个层级都有金融监管部门，“多头”是设立了多家监管机构，分别行使不同的监管职责。 具体来说，在金融危机以前，美国联邦一级的金融监管机构有：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美联储或FED）、货币监理署（The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简称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简称FDIC）、全国信用社管理局（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简称NCUA）、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简称CFTC）。州一级的监管机构包括各州银行业监管机构、证券业监管机构和保险业监管机构。此外，美国还有跨部门的监管机制，主要是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ed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Examinations Council，简称FFIEC）和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President’s Working Group on Financial Markets，简称PWG）。 （二）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基本情况
1、联邦储备系统（FED） 1913年12月23日，美国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联邦储备法》，由此创立了承担中央银行职能的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储备系统的组成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s），以及数千家会员银行。 其中，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货币政策，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两大工具，影响市场资金成本与价格，促进经济、就业和物价等经济指标的稳定；实施金融监管，控制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管理美国支付清算体系。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根据经济形势，决定联邦基金利率水平，运用公开市场操作这一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买卖美国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券，将联邦基金利率控制在目标水平，从而影响长短期利率、汇率走势，继而引导商品生产与价格、就业状况等经济指标，以此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此外, 它还负责决定货币总量的增长范围（即新投入市场的货币数量），并对联邦储备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活动进行指导。 联邦储备银行的主要职能包括：一是货币发行职能。各联储区行负责向所在区域银行系统发放和回收现金。二是货
宏观审慎监管理论研究综述下(1)
宏观审慎监管理论研究综述（下） 2011年12月02日17:11 来源：《国际金融研究》2011年第8期作者：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108 史建平高宇 二、我国学者的研究 在本次危机前，国内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可谓微乎其微。仅有李宗怡和冀勇鹏（2003）在《对我国实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问题的探讨》中，首次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并从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出发，提出了对我国银行业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方法。其他与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部门评估项目的研究（田鹏、刘克，2001；张晓朴、杜蕾娜，2005；陈颖、李婧，2009；张忠永等，2009）；二是针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翟金林，2001；包全永，2006；马君璐等，2007；范小云、曹元涛，2008）。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监管也发出了警示。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成果在2009年后显著增多。许多学者就各国监管改革方案、逆周期工具的选择、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稳定等进行了研究，并立足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一）关于基础理论的介绍
国内学者对宏观审慎监管理论的介绍大多是以Borio（2003）的分析为蓝本，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概念、特点、对系统性风险的二维测度、实施的必要性以及政策工具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成家军（2009）指出：“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宏观金融管理当局为了减少金融动荡产生的经济成本、确保金融稳定而将金融体系整体作为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巴曙松等（2010）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相关性的分析、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它是保障整个金融体系良好运作，避免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的一种审慎监管模式。”何德旭（2010）将宏观审慎监管定义为：“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其力图通过对风险相关性的分析、系统性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虽然表述不同，但基本上涵盖了对金融体系整体进行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三层含义。 余劫（2007）将宏观金融监管目标细分为风险目标、收益目标和社会目标。风险目标以保证整个金融体系安全为根本任务，收益目标反映了金融系统运行的效率问题，社会目标特指对于消费者的保护，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发展，市场良性循环。他指出，宏观金融监管首先要保证金融风险的控制和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兼顾收益目标以及其他社会目标的完成。 中国人民银行（2010）认为，宏观审慎管理的根本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并指出了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三个方面：“一是宏观审慎分析，以识别系统性风险；二是宏观审慎政策选择，以应对所识别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三是宏观审慎工具运用，以实施和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目标。”
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思考
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思考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英等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金融监管改革，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从理论上分析，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需要。构建我国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应明确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法律地位，赋予其开发、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权力，并建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协调机制。 2009年以来，各国政府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启动了以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线的金融监管改革。我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金融监管曾经是中央银行重要的职能之一，但在中央银行不能身兼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大职能的观点支持下，中央银行经历了金融监管职能分离浪潮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欧盟、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为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纷纷扩大了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权限。这意味着，国际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正在转变，同时也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和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问题。 一、后危机时期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国际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的金融运行模式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转变。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在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国家对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进行了剥离，一些国家在金融监管中出现了“去央行化”的趋势。但是，理论界对于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职能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在实践层面，即使是实行相同监管模式的国家，中央银行介入金融监管的程度也不相同。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开始对过去秉持的金融监管理念进行反思，着手构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制度，而增加中央银行的监管权限，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地位已成为一种趋势。 （一）国际组织对宏观审慎监管问题的认识 2009年初，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年报中指出，各国及国际社会应按照宏观审慎的原则开展金融监管，以减少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2009年4月，在G20伦敦峰会上，决定将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FSF）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作为全球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组织。FSB的主要职责是评估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推动各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信息交换，监测市场发展并对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工作进行战略评估。FSB成立了脆弱性评估委员会（SCAV），对国际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判断，以强化全球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 根据G20峰会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BCBS）及其他金融监管标准制定组织在分析金融危机根源的基础上，着手研究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IMF在 2010年对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工作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监测系统性风险的必要工具。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设计和运用进行研究，评估它们在防范危机方面所起的作用。BCBS于2010年底公布了《巴塞尔协议III》的正式文本，要求提升银行资本质量，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监管，控制对银行经营的杆杠率，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BCBS要求国际银行业从2013年开始实施新的监管标准，2019年全面达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建议将现行的“实际减值损失法”变更为“预期损失”或“现金流”法，以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解读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解读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7〕9号）规定，自2017年1月13日起，对全国范围内的法人企业（政府融资平台与房地产企业除外）和法人金融机构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 一、涵义 跨境融资是指境内机构从非居民融入本、外币资金的行为。全口径指在跨境融资层面上统一了本外币、中外资主体、短期与中长期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27家银行类金融机构跨境融资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企业（不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和除27家银行类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跨境融资业务按属地原则进行管理，并对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全口径跨境融资统计监测。 二、政策红利 （一）丰富融资渠道。运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根据市场形势和自身经营需要自主选择融资币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二）降低融资成本。通过多种融资模式借入境外低成本资金，增强市场竞争力，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三）拉平政策待遇。为中资企业借用外债彻底松了绑，中外资企业均可在净资产2倍以内举借外债，且外债资金可
以意愿结汇，依法使用。 （四）拓展业务空间。扩大豁免范围，银行可通过吸引境外机构开立NRA账户、引入境外闲置资金和境外同业拆借等多种方式丰富资金来源，提高抗风险能力。 （五）操作程序简便。无需事前审批，只需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事前备案、银行事后报备。 三、主要融资模式 （一）企业间海外直贷。境内机构从境外关联公司、其他境外企业或个人借入本外币，并调回境内使用。 （二）银企间海外直贷。境内机构通过境内银行从境外金融机构借入本外币，并调回境内使用。 （三）境外发债。经发改委备案，通过承销商在海外发行债券，并将募集资金调回境内使用。 四、融资额度计算方式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A）的计算：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Σ本外币跨境融资余额*期限风险转换因子*类别风险转换因子＋Σ外币跨境融资余额*汇率风险折算因子。 期限风险转换因子：还款期限在1年（不含）以上的中长期跨境融资的期限风险转换因子为1，还款期限在1年（含）以下的短期跨境融资的期限风险转换因子为1.5。 类别风险转换因子：表内融资的类别风险转换因子设定为1，表外融资（或有负债）的类别风险转换因子暂定为1。 汇率风险折算因子：0.5。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B）的计算：跨境融资风
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中的地位和权限
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等主要国家加快了金融监管改革步伐。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明显加强。实际上，中央银行在履行 最后贷款人职能、实施货币政策、开展宏观审慎监管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运行中都扮演着金融稳定的重要角色。因此，强化中央银行监管权限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着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在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应进一步明确其监管地位，赋予其应有的监管权限。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金融稳定；监管权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不断加快的形势，欧美一些国家的金融运行模式逐渐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在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国家对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进行了剥离；有的国家在金融监管中出现了“去央行化”趋势。但是，一直以来，理论界对于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和权限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而在实践层面，即使是实行相同监管模式的国家，中央银行介入金融监管的程度和范围也不相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无论是实行“双线多头”监管模式的美国，还是由单一机构履行监管职能的英国，在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方面都不成功。危机之后，欧美各国对过去秉持的监管理念进行了反思，并着手构建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不同程度地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监管权限，明确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的地位，这一变革趋势值得研究和关注。 一、危机前欧美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监管权限 （一）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演变 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的金融监管以金融机构自律管理为主，英格兰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采取“道义劝说”、“君子协定”等方式。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放任式的金融监管不断暴露出问题，发生了大量小银行挤兑危机，并波及到核心银行。危机迫使英国政府改变立场，最终促使《1979 年银行法》出台，并使英国的金融监管进入了法制化轨道。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混业经营盛行，金融竞争加剧，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于1986年出台了《金融服务法》，英国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 20世纪90 年代，英国爆发了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破产、巴林银行倒闭、国民西敏寺银行危机等一系列金融事件。对此，英国政府于1997 年5 月提出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将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成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负责对各领域金融活动的监管。2000年6 月，英国通过了《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确认了FSA的金融监管地位，赋予它监管金融业的所有权限。自2001年12月起，英国原有的监管机构停止运作，FSA全面行使监管职能。英国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英格兰银行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此项改革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从1998年开始，澳大利亚、卢森堡、匈牙利等国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亚洲的韩国和日本也进行了相似的尝试。［1 ］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6年到2003年的17年里，全球共有46个国家建立起独立于中央银行的、单一的综合性监管机构。
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研究
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研究 摘要：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普遍认为以微观审慎监管为主的金融监管方法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和预防无能为力。因此，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成为了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概念、必要性和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监测方式及政策工具加以介绍，并对宏观审慎监管未来的研究方向及对我国的政策启示进行分析。 关键词：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压力测试，跨行业维度，时间维度 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是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际金融组织都在着力于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核心理念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借以防范和化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虽然我国的金融体系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但是全面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是我国未来金融监管工作的重点。因此，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在我国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在我国还相对不足，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本文在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宏观审慎监管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演进、逻辑及维度 宏观审慎监管是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而言的，主要着眼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本文在该部分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演进、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逻辑和维度进行分析。 (一)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演进 “宏观审慎”一词的最早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1979年6月28-29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前身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在一次关于国际银行贷款期限转换的讨论会中首先提到了“宏观审慎”一词。该词的第二次出现是在1979年10月英格兰银行的一份背景文件中，该文件主要探讨了如何将宏观审慎理念用于限制单个银行放贷的措施之中。而“宏观审慎”一词在公开文件中的首次亮相却是在1986年，欧洲煤钢联营(ECSC)在当年的《国际银行新近创新报告》中用部分段落正式讨论了宏观审慎政策。随后，“宏观审慎”一词开始被越来越多地提到，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作为一个驱动因素，此后“宏观审慎”一词开始大规模应用。1998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迈向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框架》的报告中最先将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用于监管金融体系。自此，宏观审慎监管一词正式被提出并开始用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2000年10月，时任国际清算银行总裁的Andrew Crockett在一次关于银行业监管的国际会议演讲中，提出了将金融稳定划分为两个层面的建议，即微观审慎层面的稳定和宏观审慎层面的稳定，并认为与这两个层面的稳定相对应的是以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稳健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和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为目标的宏观审慎监管，同时他还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监管安排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并存体系。国际清算银行(2001)
美国金融监管法案内容及对中国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法案内容及对中国启示 摘要：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作为法律正式生效，该法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本文将对法案的主要内容进行提炼概括，并就其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和理论启示进行简要评述。 关键词：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新方案；美联储；消费者保护 美国金融监管法案的主要内容 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内容庞杂，条款众多，这里主要择其重点进行分析。 首先，防范系统性风险。历来各国金融监管法案对此均不曾涉及，美国作为法律第一次正式提出，并给出了很详尽的规定。 决定建立金融稳定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委员包括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及七家金融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主要职责是找出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因素和监管上的漏洞，向各监管机构提出调整建议。比如，当委员会认为一些金融企业太大或太复杂而有可能威胁金融稳定时，就会向美联储提出建议，对这些企业实施更严厉的监管；经委员会同意后，美联储可要求贷款机构提高资本金，限制金融企业的合并和收购等扩张活动，并有权拆分那些被视为对金融市场稳定存在威胁的企业。 实施“沃尔克规则”。总体来说“沃尔克规则”是对混业、分业经营的一种纠正。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重新进行分离，同时要求银行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投资额不能超过基金总资产的3%以及银行自身核心资本的3%，以此限制银行利用自有资本进行自营交易；同时对银行规模也进行了限制，要求银行进行重组并购时，收购后的关联负债不得超过所有金融机构负债的10%。“沃尔克规则”目的是为了有效隔离银行与自营交易中的风险，对我国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也不无非议，因为沃尔克本人非常保守，他曾断言在所有金融创新中只有ATM机是有用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一规则过于谨慎。此法案中的相关条款可视为是对沃尔克的保守做法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妥协。
宏观审慎监管理论研究
宏观审慎监管理论研究 摘要：目前，国际上的政策讨论、研究文献以及重要的经济会议都开始强调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金融监管问题，世界各国对金融监管的理念也开始由微观审慎监管向在整体框架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演进，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及工具、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有效性的分析等。本文将提供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综述，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来确定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逆周期政策 一、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末由英格兰银行编写的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现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的前身)一份未公开的工作文件中提及了“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与宏观经济方向有关的调控与监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公开文件正式使用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强调把宏观审慎监管作为支持和维护整个金融系统安全稳定的一项政策。Blunden在一次演讲中突出了应该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控制单个银行微观审慎的行为。但当时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才刚刚起步，系统性风险主要还集中在银行，人们倾向于认为对银行业的微观审慎监管就能维护金融稳定，所以，宏观审慎政策并不为人们关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逐步认识到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金融稳定评估规划，帮助成员国分析其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和所需的改革，但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并未取得进展。在2007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2009年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宏观审慎监管被多次提及，G20伦敦金融峰会发布了《加强监管和提高透明度》的报告中，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列为25项建议中首要4条建议，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日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因此，宏观审慎监管进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 虽然实践中各国都在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但其具体定义并未有一致意见。BIS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有益补充，其监管对象为整个金融系统，而Evans则将宏观审慎监管定义为有利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一系列方法;Bofio与White相继完善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和框架，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一种审慎监管模式，通过对风险相关性分析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二、宏观审慎监管与系统性风险 1.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 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主要强调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Borio认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风险具有外生性，其目标是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所以其实现方式是自上而下，关注系统风险。Perotti和Suarez认为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个体银行行为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负外部效应从而引发系统性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
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 作者：中国人民银 发布时间： 2011年01月05日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从目前情形看，金融危机究竟什么时候结束，还很难判断，实际情况 比想象得还更复杂一些。危机发生后，从理论到实践，到政策制定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部分政策响应已经形 成了，还有一部分正在讨论、酝酿中。2010年早些时候我曾将金融方面对危机的响应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宏观政策的响应；二是微观政策的响应；三是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响应；四是危机应对和成本分摊，也包括预防危机的一些制度性措施；五是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改革，如大家所看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关份额和治理结构方面的改革。需要 强调的是，最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提法就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内容丰富，有很多政策被放到这个框架里 面，包括我刚才所说的五个方面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从2009年4月召开G20伦敦峰会以来，历次G20峰会都将宏观审慎 政策框架列入公报文件。从国内来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在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也有这方面内容。 一、宏观审慎概念的形成背景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形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化以后。在讨论危机的原因时，一种解释是系统的正反馈特性。金融界 有不少人具有工程背景，所以他们用系统的正反馈特性来解释金融运行的周期性自我增强或自我减弱，用时下的语言，也 就是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或逆周期性。例如，危机前形成的躁动型的资产泡沫，市场价格走高和乐观情绪相互推动；而在 危机中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恐慌情绪使得大家都在抛售，导致资产价格持续暴跌并进一步加剧危机，这都体 现了典型的顺周期性。因此，应对危机就要求减少顺周期性，增加逆周期性，这是一个出发点。另一个原因是监管不足， 应该加强监管，但是加强监管这个词的涵盖过于宽泛，究竟在哪些方面加强监管？实际上也需要针对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 提出具体的方向，这也会与顺周期问题有关。此外，还有标准问题，一些标准定得不对或标准定低了。进一步考虑，标准 问题也与系统的周期性有关，一些标准本身增强了顺周期性，特别是会计准则的某些规定以及评级公司的滞后评级往往增 强了顺周期性。 对危机的另一种解释涉及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简称SIFIs（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很多人一定知道“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概念，简单地说，“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就是所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SIFIs的审慎性要求应更高、更强，这是因为一旦这类机构出现倒闭清盘， 可能牵涉到很多机构。此外还有道德风险问题，即“大而不能倒”所造成的道德风险。越是具有系统重要性，越不敢让它 倒闭。如果真要让它倒闭，成本就特别高，就要考虑风险传递和成本如何分担的问题。譬如，是否应该把一部分债权人拉 进来承担风险（Bail-in），或者是否应该设立资本缓冲以提前有所准备，是否通过征收金融税或金融交易税来筹措资金 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应对成本，等等。SIFIs往往关联性很强，甚至是跨境关联性很强，出现危机涉及到跨境处理问题， 如像雷曼兄弟在伦敦有非常大的业务。又如，冰岛几家银行在境外有分支机构，出现问题除对冰岛这个小国产生巨大影响外，还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牵连进去承担损失。再如富通集团，也涉及到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我国的平安保险集团也在这 家公司有投资。危机爆发并最后导致金融机构清盘时，就涉及到多个国家的股权人、债权人能不能得到平等对待的问题。 可见，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就应该更严一些，审慎性标准要提得更高一点，如果出了问题处理也应该更坚决一些。另外，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对SIFIs的划分标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其划为两个档次：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G-SIFIs）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Domestic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D-SIFIs）。 2009年年初，国际清算银行（BIS）提出用宏观审慎性的概念来概括导致危机中“大而不能倒”、顺周期性、监管不足、 标准不高等问题。这个概念开始并不是太流行，但后来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逐步被二十国集团（G20）及其他国际组织 采用。G20成立于1999年9月，由八国集团、11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以及欧盟组成，其目的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
关于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基础问题的思考
关于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基础问题的思考 卢大彪 （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北京 100033） 摘要：宏观环境对于金融定价具有基础性作用，定价基准的重大变化是系统性风险积累和爆发的重要根源。当前国际社会寄希望于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达到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目的，主要是基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作用来着手解决内部关联性问题与顺周期问题，而对于决定金融定价基础的宏观环境重视不足或是缺少调节能力。传统的宏观政策在理念上、政策实践上对促进金融稳定均存在不足之处，宏观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调成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薄弱环节。为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必要强调宏观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市场监管 作者简介：卢大彪，任职于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将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列入金融改革重点议题，达成了若干共识，提出了一揽子框架性建议方案，但宏观审慎监管远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框架，宏观审慎监管能否取得预期效果有待观察。从现有的各类文献看，宏观审慎监管是相对独立于宏观政策、微观审慎监管的领域，主要聚焦于度量系统性风险、研究建立风险传染的阻断机制，但对滋生系统性风险的宏观环境重视不够，政策设计上忽略或是回避了宏观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问题。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宏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基础问题，在更加宽广的视野内寻求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安排。 一、宏观环境决定的定价基准重大变化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根源 关于何谓系统性风险，并无统一规范的学术定义。一般来讲，系统性风险包含三要素：一是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受到损害；二是金融服务因此而变得昂贵，甚至是金融体系功能瘫痪；三是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冲击。从国际金融组织、主要央行和监管机构政策实践来看，防范系统性风险，主要是基于系统论和金融体系总体功能的视角，着眼于解决一个金融体系运行中的合同谬误问题，即全部金融机构作为个体都稳健，并不一定能保证金融市场或金融行业作为一个整体也稳健运转。 导致这种合同谬误的直接原因在于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在一个金融体系当中，不同部分（机构）之间并非是静态隔离的，而是通过有形或无形的纽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国际借鉴与中国的选择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国际借鉴与中国的选择 彭刚，苗永旺2010-12-07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是世界主要国家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议题。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对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进行了介绍，并对近年来中国在宏观审慎监管领域的探索进行了梳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方式。本文认为，建立高水平的金融稳定办公室，建立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联系机制，开发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机制，是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基础。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国际借鉴，金融监管改革，国际协调机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在金融领域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此，美国、英国和欧盟等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都提出了本国（地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方式。这给正在融入金融全球化体系进程中的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并与主要发达国家接轨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将对世界主要国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方式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可行性选择。 一、后危机时代世界主要国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英国和欧盟都提出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在监管改革方案中上述国家都提出了构建本国或本地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议并给出了构建蓝图。下面笔者依据各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上述国家或地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进行分析。 （一）美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内涵与客观依据
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内涵与客观依据 宏观审慎监管，是指重点关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问题，以防范系统风险为要义，采用与微观审慎不同的倾向于宏观的、主要是逆周期的视角，侧重于维护整个货币体系、金融体系、社会经济稳定的金融监管理念或机制。宏观审慎监管作为不同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创新监管模式，将监管范畴从单体金融机构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所面对的风险，从而可以通过更加广泛全面的监测和评估，获得更为真实的市场情况和风险水平，为制定金融稳定政策和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提供坚实依据，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避免整体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形成的负面冲击，缓解和消除风险蔓延的速度和影响，从而能够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持续、协调发展。 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容也就是其主要关注的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重要的金融机构和市场、金融风险的内生性、宏观经济环境、纵向风险积累和外部风险传染。 监管对象：对金融稳定具有系统重要影响的机构和市场。能够全面、真实地衡量风险，不能依靠仅仅监管金融机构的传统办法，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同时进行足够的关注。宏观审慎的监管视野必须从单纯盯住金融机构拓展成同时关注机构、市场和产品拓展，只要是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 关注风险：金融风险的内生性。避免因为萨缪尔森提出的“合成谬误”。微观审慎监管的内容从单个金融机构个体安全角度出发，对每个个体金融机构来说可能确实是实现了稳定和安全的预定目标。不过，在这样相同行为框架下当把大
多数个体的行为累加和互动，可能会出现对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不利影响，这就是所谓金融风险内生性。比如，从自身利益出发，市场繁荣时，金融机构应该扩大信贷和投资规模，市场萧条时则收缩。但是当所有金融机构都这样做的时候，原来的市场情况就会进一步加强，整体金融系统反而更加动荡。宏观审慎监管对监管当局的要求是，在通货膨胀情况良好、单独看每个金融机构相对稳健的形势下，在微观审慎监管基础上，为了能够预防独立的金融风险累积影响总体安全水平，甚至突破安全警戒线，突然爆发金融危机，要对系统性风险给予高度重视，包括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转变、金融市场的异常变化，复杂金融工具蕴含的潜在风险、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市场比例失衡等。 监管范围：不但要关注金融领域的风险，还要而且需要特别关注影响金融领域的宏观环境风险。金融服务业离不开实体经济，金融虚拟性是有一定限度的，与实体经济背离太远必然会产生风险。所以宏观经济发展的健康与否必然对金融发展产生同向影响。因此观察宏观经济指标的动向对预测、评估和解决金融风险都是非常必要的。宏观审慎监管要注意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如果出现经济周期变化要进行逆周期调整，通过平滑经济周期，从基础和整体上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 风险控制：既关注横向层面的金融风险蔓延的，也注意纵向上随着时间逐步积累的风险情况。从金融机构之间还有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上看，由于金融发展趋势中扩大业务范围和混业经营已经非常普遍，相互之间业务和人事关系密切，所以风险可能在金融机构之间或者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之间甚至其他经济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产生和爆发。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实体经济的发展促使金融快速发展，而金融的繁荣又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反之亦然。这样，如果实体经济或者金融体系存在风险，由于这种相互关系，风险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积累直到爆发危机。针对横向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监管要注意隔离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联系，也要注意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联系，把风险控制的有限范围之内。对于纵向时间累积风险，宏观审慎监管要特别注意金融预警和预防措施，避免积重难返。 监管范围：同时关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大背景和趋势之下，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和混业经营的广泛发展，国内外金融机构之间、
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 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各国的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单个金融机构运转良 好并不足以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健康运转，传统的以单个金融机构为对象的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作用十分有限，甚至有时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典型的事例是，在经济复苏、高涨时期，虽然金融机构的财务指标都很健全，各个金融机构此时选择扩大信贷规模也是理性的，但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扩大信贷规模的直接结果必然是造成资产价格的急剧膨胀，从而积聚大量的系统性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各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国际组织在采取措施应对危机的同时，也在着手进行金融体系改革。虽然各国对构建新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还存在争论，但对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则形成了共识。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内涵 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一种有益补充，它的监管对象为整个经济系统，可以定义为有利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一系列方法。从监管对象、监管目的、风险性质以及监管手段等方面来看，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有以下区别。 1、从监管对象来看，微观审慎监管着眼于金融机构个体，它关注的是金融机构个体的经营是否稳健；而宏观审慎监管则着眼于整个经济系统，其关注的是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除了一些影响系统稳定的大型金融机构外，宏观审慎监管并不关注单个金融机构。具体而言，宏观审慎监管就是监管机构对影响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进行监管。由于大型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的导向作用以及其关联性，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很可能会引发金融系统的恐慌，严重时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大型金融机构就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对象；还有，由于金融市场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在融资、风险的转移以及定价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宏观审慎监管也会重点关注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另外，近年来，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等“影子银行体系”的影响日益增大，也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它们也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对象。 2、从监管目的来看，宏观审慎监管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最终目的在于保障金融系统的稳定；而微观审慎监管则是防范个体金融机构的倒闭，最终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或储蓄者的利益。纵观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如墨西哥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此次由次级债问题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个共同点都是由系统性的风险所引发的，在危机爆发前都会伴随一段时间的流动性过剩、信贷快速增长、资产价格上涨、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等系统性风险，这些系统性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金融危机。而宏观审慎监管就是为了补充微观审慎监管的不足，它从一开始就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监管，力图避免系统性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或使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3、从风险特性方面来看，微观审慎监管假设风险是外生的，只要控制好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就能保证金融体系的良好运转；但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反复说明，单个金融机构运转良好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金融体系整体的健康。宏观审慎监管则认为风险是内生的，在经济(或金融)运行的过程中，由于金融机构通常会持有相似的资产，因此必然会有相似的风险暴露，一旦资产价格下滑，则这些金融机构会立即遭遇困境，从而使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因此，宏观审慎监管更加关注这种隐藏在金融系统内部、在某一时刻突然爆发的风险。 4、从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的相关性来看，由于微观审慎监管假定系统性风险是外生的，只要单个金融机构的经营是稳健的，那么金融机构之间共同的风险暴露就不重要；与此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