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学校运动的胜利

公立学校运动的胜利

——美国教育史上的转折点

2011.07.19

乔治?华盛顿在1787年立宪会议上。（里士满市弗吉尼亚美术馆。埃德加?威廉和伯妮斯?贾比斯克赠）

（本文由卡尔·凯索撰写，摘自美国国务院出版物《历史学家谈美国》[Historians on America]。）

公立学校运动的胜利：美国教育史上的转折点

作者：卡尔·凯索

今天的美国人都确知，他们的公立学校是免费的，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而且没有宗教色彩。尽管父母可以自费让孩子就读私立学校，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私立学校学生所占比例一直固定在10-12%。绝大多数学生在公立学校完成从一年级至十二年级的教育，而这是基于美国北部各州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南部各州在19世纪后期作出的重要决定，即所谓的“公立学校运动”（”Common School Movement”）。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没有向所有儿童开放的免费学校。但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了和美国现代公立学校类似的学校。当时，美国北部各州的大部分选民认为，创建由州政府规定并由地方管理的免费学校是明智的选择。在这种教育模式盛行后，美国开始出现了有教无类的免费教育制度。

在17和18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美国的教育既非强制性，也非免费，它不是非宗教的，不向所有人开放，甚至不是绝大多数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各个城镇自行决定是否提供学校。女孩通常被排除在外，或者只能参加较低年级的课程，课时有时也和男孩不同。在绝大多数城镇，父母必须为子女接受教育支付部分学费。在东北部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以及大西洋中部和南方的殖民地，这些教育障碍是非常普遍的。而北美由西班牙和法国统治的地区为教育所做的努力更少。基督教传教士在北美偶尔通过宗教教育为美国土著和非裔美国人宣讲福音；但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整个北美大陆，学校教育都不是政府的主要事务之一。

殖民地学校教育的宗教渊源

尽管整个英国殖民地的学校教育是零散不正规的，但许多殖民地居民积极主张提高识字能力，主要原因是，新教的信仰认为，普通教徒应该学会以方言阅读《圣经》（对英国殖民地的居民而言，方言是英语，不是拉丁语或希腊语）。1647年，马萨诸塞殖民地颁布了一项有关提供学校教育的法律。马萨诸塞的殖民立法机构指出，在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之前，“老骗子撒旦” 不让人们接触《圣经》，但现在他们应该学会阅读。因此，马萨诸塞殖民地立法机构颁布法律，要求有50户人家以上的城镇必须设立一所学校。这项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学校教育必须免费，也没有要求人人必须接受学校教育，法律的执行也相当松懈。实际上，父母可自行决定是否送子女入学；如果父母决定送子女入学，他们必须支付部分或全部学费。毫无疑问，宗教与教育在当时是相互关联的。在英属殖民地的美国，最流行的教科书是《新英格兰初级读本》（New England Primer）。这部教科书利用押韵的对句教儿童认识英文字母ABC，从“亚当之过，世界皆堕落”（In Adam's Fall, We sinned all）开始，直至“撒该爬上了树，看到我们的天主”（Zaccheus he Did climb the Tree, Our Lord to see）。

学校提供短期课程，在冬季和夏季或许各为六星期，来上课的主要是那些不在田间劳作的幼童。这些做法是基于农业生产的节奏，也因为绝大多数城镇只决定向学校提供有限的资源。与宗主国英国一样，只有极少数精英子弟才享有更深入的正式教育。在殖民地，只有少数欧洲名门的男孩才能进入更高级的英语语法学校，然后更为少数的男孩能习得拉丁语，而后进入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耶鲁（Yale）或威廉玛丽（William and Mary）等院校。这些少数的幸运儿多半在后来成为神职人员，而非大众社会的领袖。

其他儿童多半是在学校以外的地方学会识字、做人、工作本领及各种传统——主要是在家里、工作场所和教堂。但是到了18世纪，殖民地社会的人口增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并出现了更多的派系纷争，包括新教对立教派之间在宗教教义上的竞争和争吵。此外，政治和财政问题最终导致殖民地人民和宗主国英国的关系走到了决裂边缘。这些都使利用文字进行的既有口头也有书面形式的辩论愈加频繁。而且，农业的日益商业化和效率的提高给乡村地区带来了更多的现金交易，使单一作物更受重视，也使农作物有望销售到更远的市场——这一切都使识字变得更为重要。在波士顿、纽约、费城、查尔斯顿（Charleston）等扩大中的沿海城镇以及阿尔伯尼（Albany）和哈特福德（Hartford）等内地枢纽，慈善团体和教会针对日益严重和明显的贫困状况，参照英国的“慈善”学校模式建立了免费学校，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的伦理教育。

公立学校运动

鉴于18世纪的这些发展势头，人们可能认为，当殖民地人民在独立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中战胜了英国军队，全新的美利坚人可以根据自身愿望自由建立共和制时，学校将会成为优先考虑之一。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许多领袖人物，包括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都这样认为。1786年，远在法国的托马斯·杰斐逊写信给一位朋友，建议这位朋友“大力宣传向无知开战”，并且支持在弗吉尼亚州建立免费学校。本杰明?拉什（费城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签署人之一）也提出了一项类似议案，即在费城建立免费学校。

在开国之初的这一建立州公立学校体制的运动中，领袖人物既有杰斐逊派共和党人，也有联邦党人。但是，这些领袖人物的努力却在各州的立法机构流于失败。大多数自由公民似乎都认为，殖民地时期的零散教育模式已经足矣。美国人尤其担心建立公立学校会使他们的税赋加重（这曾是和英国发生争执的主要问题之一），美国人也不希望羽翼未丰的州政府干涉这些一直由城镇或家庭决定的地方事务。杰斐逊曾两度向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提出建立免费学校的议案，但是均遭失败。之后在1807年，杰斐逊向他的朋友乔?巴罗（Joel Barlow）抱怨说：“普通公众对于新观念的接受就像蜗牛一样慢，对此我们必须默认。”

因此，在乡村地区，仍然由城镇自行决定是否成立学校，以及如何为学校筹集资金。学校的开支通常从向所有居民征收的各种税赋中拨出，再加上儿童父母缴纳的学费。有时，父母会以向教师提供食物或向学校提供柴火的方式缴纳学费，但通常都是缴纳现金。父母缴纳的这些款项被称为“费率单”（rate bills）。有时，学校会向所有儿童提供一定时期的免费课程，然后会向父母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儿童提供“延续”课程。这样一来，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多少最终取决于家庭财富。每个城镇或地区至多只有一所学校。黑人和印地安人通常无法在这些教育机构接受正式教育。即使是白人小孩，上学的时间也很短，教师的受教育程度通常都不高，教室通常也很破旧。后来，在19世纪初，乡村地区的学校成为学校改革家最热衷批评的对象之一。密歇根州的学校督学约翰?皮尔斯（John Pierce）称那些乡下是“无知教师们的天堂”；另有一份报告在形容一个地区的学校建筑年久失修时说，“甚至连老鼠都弃之而去”。

导生学校模式

在城市，机会则相对较多。即使在18世纪，城市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学校，各有不同的资金来源和不同水平的财政资源。有限的“慈善”教育向贫困白人儿童和非裔美国儿童提供一些免费教学，通常得到教会或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助。由于这些努力，产生了非裔免费学校、供贫困家庭2-3岁儿童就读的“幼儿”学校、以及其他的资助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关注的增多，这个新生共和国的许多城市开始试行一种慈善学校，就是所谓的“导生”学校（Monitorial School）。在1810至1820年代，“导生”学校在英国、欧洲和拉丁美洲变得十分流行。“导生”学校模式的发明者是英国的贵格教（Quaker）校长约瑟夫·兰卡斯特（Joseph Lancaster），鼓励由较先进的学生教较落后的学生。兰卡斯特精心撰写了许多手册，希望推广这种模式。兰卡斯特努力确立相关准则，并为教室程序制定了详细的指导。当时，男孩因违反校规校纪而接受体罚是家常便饭，但兰卡斯特提出以鼓励取代体罚，通过活泼的课程和竞争促使学生遵守纪律]，对宗教派别保持中立，也许最重要的是，他的方法经济实惠，因此他的模式博得了支持者们的赞赏。兰卡斯特宣称，如果采用他的这套制度，一位教师可同时教授500名贫困儿童。到1820年代，兰卡斯特的学校模式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Pittsburgh）、哈里斯堡（Harrisburg）以及许多其他城镇、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华盛顿特区、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和纽黑文（New Haven）、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Norfolk）和里士满（Richmond）、以及许多其

他城市涌现。在纽约和费城，改革者组建了完整的兰卡斯特式导生学校网络，这些系统成为这些城市在日后建立免费公立学校时采用的设置及建制基础。尽管后来有批评人士嘲笑兰卡斯特的导生学校对贫困学生严加管制，并将贫困学生和其他儿童分开，但兰卡斯特的设想帮助推广了学校“系统”这个概念——不仅涉及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而且将学校联网。

稍微有钱的父母可将子女送到在报上刊登招生广告的低收费学校就读，每个季度只需支付几个先令。富裕的家庭则为自己的子女聘请私人教师，或者是将孩子送往昂贵的英式寄宿学校，这种学校在说英语的前殖民地日益普遍。精英阶层甚至将爱子爱女送到国外学府学习知识和社交技巧。因此，时至1820至1830 年代，“免费”教育几乎完全变成一种给予贫困家庭的有限特权，而且完全取决于当地新教和天主教会众的善施，或是无教派慈善社团的慷慨解囊。在纽约和其他地方，这些慈善学校可能会得到市议会或州的一些支援。但是，今天这种“私立”和“公立”教育之间的差别，在当时还不明显。

公立学校改革运动高涨

在多数美国人居住的小城镇和乡村地区，19世纪40年代的学校改革家试图结束“延续”学校和“费率单”的歧视性做法。他们认为，学校的经费应该完全来自房地产税，亦即所有的房产持有者应该为整个社区的教育系统提供资助。税收制度的传统反对者将这称作是州政府对地方事务的无端和强迫性干涉；但是，康涅狄格州的学校督学亨利·伯纳德（Henry Barnard）称这是“关于免费学校制度的重要设想”。学校改革家还推动将小的乡村地区并入较大的城镇区，以便获得更好的监督和支持。同一时期，城市的学校改革家也在设法将慈善学校纳入免费的公立学校系统，并在之后设法吸引来自较富裕家庭的孩子到这些“公立”学校读书。将学校作为一个共同的平等相交的场所的理念对改革者具有巨大感召力，他们将批评目标对准了私立学校的弊端。欧维尔·泰勒（Orville Taylor）在1837年指出，服务于富人的私立学校“与共和政体不符。这种做法没有尽可能让所有人处于一个公平起点。”亨利·伯纳德抱怨说，现有制度“将社会分为等级……依据财富、教育或其父母提供的外在条件划分儿童”。然而，诚如杰斐逊之前的发现，旧习难改。即便是19世纪40年代最知名的教育改革家霍勒斯·曼（Horace Mann），也对自己所作努力取得的缓慢进展感到失望，并称他的反对者是“政治狂人”的“庞大阴谋”。

小范围的地区控制依然享有很多支持。例如在马萨诸塞州，公理会教派的传统新教徒不无道理地认为，州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在公立学校传播某些宗教教义。在纽约州的奥内达加县（Onondaga），一个小镇在请愿书中抱怨说，1849年通过的有关学校的立法让人们“将自己的手伸进邻居的口袋”，以便获得对于学校的支持。纽约市的罗马天主教会反对建立单一的公立学校体系，认为它会偏向新教的宗教信仰。因此，尽管许多州在19世纪上半叶批准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反对者在州议会和市议会成功地废除了主要的改革内容。而在有些州，将区并入城镇的努力也经历了通过与废除相互交织的多舛命运。1842年，改革的反对者废除了康涅狄格州学校督学一职。哈特福德民主党派的《时报》宣称，将区并入城镇是一种“专横”和“普鲁士”集权。废除州学校督学一职的类似企图，在马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被以微弱多数挫败。

但在1838-1853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东北部的多数州（从缅因州沿海岸线南下至马里兰州）以及“老”西北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艾奥瓦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都保留了州学校督学这个职位，并要求各个城镇通过征收房地产税提供完全免费的学校。从杰斐逊时代到霍勒斯·曼时代，这之间发生的什么事情打破了这个平衡？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考察美国的经济发展。

工业革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轧棉机的运用和蒸汽机的推广催生了工业革命，促使更多欧洲移民进入美国，从而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大范围的人气顶旺的都市化时期，并在1860年之前30年形成了三个经济功能不同的地区。中西部变成了农业重镇，同时也是加工业和船运业发达的地区，新城市和铁路运输也随之涌现。由于中西部劳动力不使用奴隶制，新的欧洲移民潮水般涌到这一带。在东北部，由于农业生产以小农庄形式为主，加上丘陵岩石土壤地质，利润每况愈下，但工厂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尤其是纺织厂和制鞋厂，从而使东北部到处出现了工业城镇和城市中心。南方则继续利用奴工和自己的棉花、烟草、大米等主要作物，在数十年间基本保持着乡村特征，直至内战最终结束了奴隶制。

但是，如果将“公立”学校的蓬勃发展完全归功于经济发展，则过于简单化。每个阶段都对这个进步做出了贡献，也出现过倒退的威胁。尤其是在1830至40 年代，移民中的许多爱尔兰和德国罗马天主教徒来到美国北部，给新教和天主教历史上的长期矛盾增添了又一篇章。这令主要的新教团体感到担忧，他们因此认为，应搁置自身的教派紧张关系和教义纠纷——至少在教育领域应该如此，同时提出能够支持其价值观的道德教育计划和历史观点。为了做到这一点，美国的精英分子和多数新教徒都赞同将学校教育集中化，同时必须摈弃一些传统，如乡村自主、文化独立主义以及地方自治等。

辉格党的作用

在美国内战之前的30年间，最能代表进步的新教教义的政党当属辉格党（Whig Party）。辉格党成立于19世纪20年代，随着时间推移，辉格党越来越将政府行动主义作为自己政治信仰的基础。当时的政府行动计划包括建立制度、发展经济和制定道德规范。这些计划导致建造了运河、精神病院、阻止酒精滥用的禁酒协会、以及免费的公立学校。在19世纪40年代，多数州的公共教育督学都是辉格党人，批准建立最初学校体系的绝大部分法律也是由辉格党人支持通过的。

当然也有一些来自两党的共同支持。许多民主党人也支持向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并希望学校向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讲述美国的光荣历史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好处。但是，民主党也支持地方自治，反对州政府干预。辉格党领袖兼纽约州州长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对民主党的这种观点持批评态度。苏厄德说，认为一个国家可以运用自己的资源去进行战争、惩罚犯罪、打击叛乱，但是不能运用这些资源去“防止战争的灾难、提供公共安全、防止叛乱、提高公共道德、增进普遍的幸福”，是非常荒谬的。

这是一场硬仗。但在1837年至1853年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北方各州的立法机构都将免费公立学校系统的诸多重要特征写入法律。为打赢这些硬仗，公立学校

的支持者主要借助辉格党的力量，说服自己的多数同胞相信，无论是向人们提供更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还是围绕共和政体、资本主义和新教价值观整合国家文化，公立学校都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19世纪的南方，民主党非常强势，那里盛行的地方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教育传统和对以奴隶制作基础的等级社会的崇尚，都阻挠了该地区学校改革家传播更具民主和中产阶级色彩的价值观。1861至1865年的内战结束之后，免费的公立学校才开始在南方出现，而且最初是由包括黑人立法委员在内的战后重建立法机构在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早期引入并推广的。到了19世纪晚期，南方的民主党白人重掌州立法机构的大权，该地区才逐渐转向以房地产税为基础的免费学校系统。但当时免费的公立学校依然将黑人和白人分开，而且各免费公立学校享有的资源也不平等。实际上，种族隔离在北方也不少见，全国范围内凡是为少数种族学生服务的学校，资源都相对匮乏。

社会机器的平衡轮

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清晰雏形于1837至1853年在北方形成，保留了渐进而非革命的特色。管理权虽然不再绝对由地方社团掌握，但仍由地方和州立法机构共同分担，到了20世纪则有了更多的联邦政府介入。美国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学校董事会至今掌握的控制权之大，在全球工业化国家绝无仅有；这证明由地方控制教学大纲及预算的概念在美国普通公众中仍然深得人心。然而，通过引进少量的州立规范，并说服地方学区免除所有儿童的学费，公立学校的改革家们催生了一个重大转变。阶级偏见即使不能根除，也被削弱。这就为一定程度的种族融合奠定了基础。最后，男性和女性被认为应该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霍勒斯·曼曾在1848年断言，美国的普通公立学校将会成为美国“社会机器的平衡轮”。霍勒斯·曼的这个断言以及类似的改革主义信条强化并且扩大了机会均等的观念——从诸多意义而言，这一观念蕴含在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宪法》中。但是，平衡轮的比喻还有另一个或许并非初衷的原意。那就是一个平衡轮使社会机器不至散架。这也是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公立学校能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地方吸引绝大多数公众的原因所在。美国人始终相信，若想传授共同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常识，若想教会人们尊重制度和尊重财产，若想传授确保民主制度不会分崩离析的其他必备价值观，普通公立学校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尽管美国的公立学校提倡平等，但在有些人看来，美国的公立学校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保守的社会机构，公立学校在民主框架内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基于种族、阶级、乃至资质的传统文化的区别。时至今日，美国的公立学校依然保留地方控制，并且依赖地方税收，而这便导致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不等。以住宅区为界划分学区的做法继续使公共教育中存在种族隔离，而联邦司法机构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作出大量努力，力图转变这种情况。规模庞大的公立学校系统实行一定程度的分类，以便满足多种学习能力的需要。

今天，“普通”公立学校的价值观与教学大纲仍然偏向于传统的美国新教的文化建制和信仰。但是，人们继续欢迎公立学校能够为宣扬“大熔炉”融合理念发挥作用。过去几十年间出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的移民潮，但就读于美国公立

学校的学龄儿童人数仍达90%左右，其余则主要自费就读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私立学校

然而，由于越来越多具有各种民族和文化背景的美国人进入公立学校，有些父母和教育家开始对采用单一的综合性的公立学校系统提出疑问。目前辨伦的核心是，依据19世纪模式建立的学校教育，是否足以帮助美国年轻人做好在21世纪全球技术经济中进行竞争的准备；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原因是什么。

美国人现在开始重新了针对公立学校的大辩论。公共资金是否应该直接发放给父母，为子女选择他们想要的教育？公共资金是否应被用于基于宗教的学校？是否应该淡化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界线，就像美国建国最初50年那样？地方办校计划和独立办校计划是否应该摆脱州和联邦政策的管理？是否应在现有架构内扩大全国性考试，从而刺激落后的公立学校学区为其学生提供更好教育？这场美国公立学校大辩论的答案，有待正在快速演变的美国社会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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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凯索（Carl F. Kaestle）是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教育、历史与公共政策学教授。他于1997年7月进入布朗大学任教，之前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与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执教。卡尔·凯索的著作包括《共和政体的支柱：1780-1860 年的公立学校和美国社会》（Pillars of the Republic: Common Schools and American Society,

1780-1860）、《美国的识字教育：1880年以来的读者与读物》（Lite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ders and Reading Since 1880）。最近他曾担任公共电视纪录片《学校》（School）的首席顾问与专业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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