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瑰宝：三星堆古蜀玉器

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瑰宝：三星堆古蜀玉器

核心提示：民间收藏三星堆玉器可以用“造型之优美，做工之精湛、构思之巧妙、内涵之丰富”十六字加以概括。

一、引言

从2001年开始，我们陆续在杂志上从非考古专业角度发表了数篇论文来讨论三星堆的古蜀玉器。研究玉器尤其是古玉器，离不开矿物学的介入，2006年，我们又提出用矿物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玉的次生变化，从而确定古玉器的真伪。因为，有些次生矿物（Secondary mineral），用人工方法现今是不可能合成出来的。这就是矿物学用来鉴别文物的独特之处。这种鉴定，必定要有高科技手段作为依托。

在浏览近10年以来出版的各地出土的玉器图集之后，尤其是最近出版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共15大本），纵观作者们提供的玉器实物照片如何精美，假若将这些出版物中的玉器实物照片与成都地区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实物进行对比之后，可以用“小巫见大巫”一词来形容，我们前述发表的论文中，只公布了70张照片，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把民间收藏三星堆玉器可以用“造型之优美，做工之精湛、构思之巧妙、内涵之丰富”十六字加以概括。

二、历史的回顾与现实情况

当人们提及三星堆玉器时，不得不想起了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做戴维·格罗斯科特·格拉汉姆（David Grockett Graham），中文名字叫葛维汉。据报导，此人于1884年3月21日，出生在大洋彼岸的阿肯色州的的一个不大富裕的家庭，中学时代对神学与宗教学发生了兴趣，他大学毕业后于1911年动身到中国，在有一定中文基础之后于1913年进入四川宜宾进行传教士的工作。1918年、1931年曾两次返国“充电”，先后获得了宗教学硕士及考古学博士的衔头，由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十分重视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建设，此前已有一批四川西部文物运往美国。葛维汉于1932年来到了成都华西大学任教授，并与另一位传教士戴谦和教授（Prof. Daniel Sheets Dye）共同筹建了华西大学博物馆，葛被任命为馆长。1929年春，广汉中兴乡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因溪流淤塞，在离家不远的小树林中挖车水坑时，忽于溪底发现一坑玉（石）器，共400余件，其中有璧、璋、琮、钏等，四年后的1933年，燕道诚卖给当地驻军陶宗伯团长五件玉器（一说送给），其中有玉琮一件，

后陶又将所获赠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当时在广汉的英国传教士A.H.Donnithorne（董宜笃），也从燕家购的一个玉琮，后亦赠与华大博物馆。

1932年，成都的金石学龚熙台从燕道诚家购得了4件玉器，着有《古玉考》一文。

1932年，葛维汉得知“广汉玉器”消息后，曾发函给在广汉传教的董宜笃牧师询问，打算前往广汉考察，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1934年春，当时的广汉县长罗雨苍发函华西大学博物馆，请葛维汉前往广汉发掘考察。此时，葛带领林名均一同前往广汉，因时局原因当时只工作了十天，结束后，葛维汉撰写了“汉州考古的初步报导”一文，这是三星堆科学考古的最早报导。在郑德坤所著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中，对“广汉文化”的玉器、石器均有详细叙述。

1948年，葛维汉退休返美，这位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的传教士成了名符其实的“四川通”，1962年，与三星堆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这位老人驾鹤西去，享年77岁。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古玉专家告知，他于2005年秋曾应邀专程赴美拜访一位四川藉的华侨老人，老人曾在30年代住成都，有幸获得数件三星堆文物（玉器、青铜器）带出境外，这位专家鉴定后，确定是三星堆的文物（玉器、青铜器）。因为这位专家于2000年在成都与其它二位专家参加了一次民间三星堆玉器研讨会，他早已见过三星堆玉器。因此，他确定老华侨收藏的文物确系三星堆的玉器青铜器无误。由此可见，早在30年代，三星堆的玉器早就流失了海外，至今在台湾、新加坡、加拿大等都有。本文作者在台湾访问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台北的私人博物馆中均见有三星堆玉器。但某些私人藏品中也有仿品，有的还把仿品当成真品上了书。在香港的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也有三星堆的小件玉器出售。

总之，三星堆的玉器早在30年代就已流失海外，认为只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是否是祭祀坑值得怀疑）出土的玉器才是正宗、权威的观点应当彻底抛弃。否认民间有真正的三星堆玉器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不可否认，民间有一些仿品，我们也见过），关键的问题是要认真研究出现在民间的三星堆玉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全盘否认是要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因为你漏过了历史的重大发现。司母戊鼎是1939年几位农民兄弟在修理田坑时挖出来的，并不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我们所知，除成都地区（含金堂、青白江等地）以外，在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南京等地，收藏三星堆玉器的民间收藏者不在少数，按考古界的说法，三星堆古蜀国立国有2000年左右，而立国只有265年的清王朝，据报导，其收藏的玉器约有20000余件，那

么立国有2000左右的三星堆古蜀国，难道只有现今三星堆博物馆及四川大学博物馆保存的那少得可怜的玉器藏品？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应当着重指出，一些古玉专家，眼睛只盯住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的玉器，这是应该的。但对民间收藏的玉器不去研究，一概否认，拒之门外，考古界的排他主义是十分有危害的。一位写中国上古史的专家，写了一本上古史考证的历史书，其中写道：“三星堆文明不见文字……”。我们曾写信告诉这位专家，三星堆的玉器上有文字（据收藏者告知约1000余字），有的还是在叙述一件事情。在玉版上还有格律诗出现，这可以把中国诗歌历史上推到5000多年以前的远古时代，当然我们不是专业考古人员，只待专家来破译。

从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离不开对三星堆文物（玉器、青铜器、陶器等）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对红山玉器良渚玉器等的研究，但尤其是应该对三星堆玉器全面的多学科地研究，它可以揭示中国的美术史，雕塑史的渊源，很有可能揭示中华文明史的曙光。

三、实物证据

当人们提起三星堆时，就只想到它的青铜器，而对它的玉器则知之甚少。其实，三星堆的主体文化内涵是它的玉器，三星堆的文物顺序是：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而玉器是最能反映它的文化内涵的主体。我们在过去的论文中，公布了70张三星堆的玉器照片，这只是成都地区民间三星堆玉器藏品的冰山一角。从照片中，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久远的年代，三星堆古蜀国的劳动人民，是如何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去雕凿成留给后代的精美玉器，留给后代们的一笔不朽的精神财富。

从照片可以看出，三星堆古蜀国人民在文字不普及条件下，只能用具体的实物来纪录下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大型的祭祀活动，（有玉版浮雕、××块的长卷），大型的战争场面（有玉版浮雕××块），打猎、庆丰收活动（有玉版浮雕××块，还有格律诗的玉版浮雕（××块）等等。当然其它方面的玉器（如：玉人头、玉琮、玉璋、玉戈、玉马、玉立人等等），也十分丰富和多样化。

如此多的形形色色的玉器出现在三星堆古蜀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在文字还不普及的时代，只能用实物（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来反映当时社会在经济的（打猎、耕田、制酒、叉鱼等）、军事的（战争玉版浮雕）、政治的（大型祭祀玉版浮雕），文化的（有文字的玉版浮雕）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而这些玉器上的图案，是现代人根本不可能构思出来的。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反映在当时的艺术品上，而这种艺术品最好的能

够保存于世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文物（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是文化的载体，它真实地、客观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情况，这点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也是社会文明的具体表现之一，文物是无言的历史书，我们从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社会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当时玉器上有酿酒的浮雕，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人们如何去酿酒？有人认为，酒是人类文明的记载器。美国宾州大学的考古学家破译了河南贾湖遗址中我国古代的古酒配方，认为中国这种酒有9000年历史，他们把复制的这种酒称为“贾湖酒”。

四、我们的浅见

近几年来，讨论中国古文明的著作很多，如“中华文明史”（朱学勤，2006）“中国上古史文明考证”（汪林昌，2005）等。

在这些发表著作中，大量引用古文献中的资料，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对现实实物的研究更为重要。因为古文献中对现实的实物（包括出土的和民间收藏的）是根本不可能去描述的，谁能说今天中国地下的文物都发掘完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就到此为止？新的出土文物往往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因此与自然科学一样，考古学也应有超前思想，这种超前思想是建立在客观实物（出土文物、民间收藏物）的基础之上。就自然科学而言，随着对实验技术不断进步，对极端条件下生命体的发现与研究等等。“相对论”与“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理论都会受到严重的挑战，更何况我们远远还没有把中国地下文物发掘（发现）完？因此，考古界的某些固定的看法还会进行修改补充，甚至出现新的理论。考古界过去一直认为只有良渚文化玉器，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高峰？在良渚文化玉器中那只有6.5Kg 重的玉琮就被考古界认为是“玉琮王”了。但是，当你看了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时，你就会觉得，红山、良渚还有其它什么出土玉器根本就不在话下，绝对不可能与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比媲。三星堆玉器真正地反映了当时三星堆古蜀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红山、良渚文化玉器则只是社会生活的局部表现。在文献中，我们早就提出了明确的看法，如果说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美程度、艺术水平要高于红山文化玉器的话，那么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更要高于良渚玉器一筹，三星堆玉器的民间藏品，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中国玉器史上的顶峰！在中国，可以说没有那一个朝代的玉器能超过它，其中蕴藏着很多远古时代的信息等待人们去破译。我们这一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大量民间的三星堆玉器藏品。民间三星堆玉器比起红山玉器，良渚玉器或其它出土玉器更为久远。一般常识认为，朝代愈久远，它所制造的玉器产品更原始。愈到后期则愈精美。其实则不然，要具体地分析，自从中国文明出现之初，王权的权威就统治最初形成（建立）的国家，那么为王权服务的一切意识形态就

被视为神圣不可愈越的法规。这一规律，在中国从国家的形成，直到近代毫不例外。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就是四川省平武县建于明朝正统年间的“报恩寺”。据文献上记载，是1440年开工建造，1446年建成，原先是一位当地土司想当皇帝，要修一个与北京紫禁城太和殿一样的建筑，后来有人报告了北京，皇帝知道后要追杀这位土司，这位土司很聪明，立刻把这个宫殿修改成寺，并改名为“报恩寺”，以表示感谢皇帝不杀之恩。这个至今有560余年的历史寺庙还在，本文作者曾二次去考察过，十分雄伟壮观。

三星堆古蜀国是典型的神权与王权统治的国家，那高大的玉立人我们发现的有2.××米高，此外还有1.××米、1. ××米和1. ××米等等数座，小的也有60~70cm，这些立人造型各一，有的身上穿了燕尾服，还有文字，有的站立在一个乌龟上，或方尊上，也有文字。这些文字至今尚未破译，如果把这些文字破译之后，真像也就大白了。余秋雨先生说的好，破译了甲骨文，我们发现了一个商王朝。那么，当我们破译了三星堆古文字时，是否也会发现一个比商王朝更为久远的王朝呢？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在一个神权王权至上的国度里，当他的臣民们不断向外迁移时，他（她）们把文化也就带到其它地方去。例如，在越南就发现了三星堆的玉璋；在红山文化的玉器上发现有三星堆的文字；在齐家文化的玉器上也发现了类似于三星堆玉器上的文字，等等。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一书，该书p18的图考古界认为是玉龙，该玉龙是湖南孙家岗遗址发现的，我们将该图与三星堆玉器上发现的凤鸟比较认为，该玉龙实为三星堆玉凤鸟衍变而来，不是玉龙！在《齐家文化玉器》一书中，该书的102图的牙璋与三星堆发现的完全一样，P157的玉鼎在三星堆玉器中也有类似物，从而说明，它们与三星堆文化有渊源关系。良渚文化遗址中的玉器以玉琮为主。一位收藏者告诉我们，在川东北的达川等地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玉琮，其实物我们在他家看到了。他认为，长江流域沿岸是文化交流的“航道”。实际上文化的传播是随人口的迁徒而带走，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异地时，它不完全照搬不变，而是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或保留或发生变异，有时会形成一种新的风格文物，但不管如何变异，其原始的影子还是有所保存的，这就是现今人们所说的继承和发展。但由于王权或神权的权威，不敢超越古老的规矩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至今为止，在王权统治区迁入到另一处的人们，其所雕凿的玉器，无论从工艺水平、造型优美、器型种类众多，等等，都不会超越王权思维的框框。这就是为什么三星堆玉器是中国历史上的顶峰，在世界其它地方出土的玉器也不能与之相比。它那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动物、植物、山形、水系等都十分明白反映在玉器上，就是十分门外汉见了，都是人见人爱，更何况考古学家、美学家、雕塑学家见了都口瞪目呆。中国古代的美术、雕塑技术，在远古时代就达到如此辉煌成就，真不可想象！在如此远古时代文明就出现了，难道中国历史只有5000年？在《路史》、《史记》等文献中，都明确记

载：黄帝氏族与蜀的渊源关系，黄帝儿子生于四川，并娶了四川女子（蜀山氏）为媳妇，黄帝原配夫人就是四川盐亭人，有的文献中甚至提出：早在伏羲时代，蜀的部落就已经形成，他们的活动地区就是今天川西北的岷山地区，直至甘肃南部的陇南地区。据《绎史·卷三》

叙述：优羲氏本人就出生在成纪人（即今天的天水市），在甘肃省的夏河县至今供奉着四川先王蚕丛神位像，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蚕丛后代沿陇南而下进入四川岷山山脉直至成都平原。我们绝对要尊重客观事物，在考古学界，所有新的观点、理论，都应该是来自地下考古的发现和史前遗址发掘。与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的发明、发现、创造是建立在科学实验、资料的收集整理、归纳、分析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有新的观点、理论和发现，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要不断地有所发明，发现、创造，否则社会不会进步，当人们看到那十分优美、造型别致、文化内涵深邃的三星堆精美玉器，就用我们所学到的一点有限的科学知识，去评头论足“古人是不可能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来”，事实告诫我们绝不能低估古人的智慧。你知道30万年前的“北京人”是如何磨制骨针和打孔的吗？天干地支为何就是60

年一个轮回？是现代人排列组合出来的吗？有人研究过，天干、地支早在黄帝之前就产生了[9]。三星堆古蜀国人在那远古时代，就运用对称性原理，透视学原理和几何学原理雕凿成了精美的玉器，用十二生肖的动物和常见的三星堆玉人头结合在一起雕凿成玉器，是中国玉器史上从未听说过的事情！人类为了生存，首先要饭吃，那么气候观察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在远古伏羲氏时代就专门有观天象的官员负责观察、记录天象变化、植物生长的规律，物侯学、气候学就此产生。与此同时，逐步就有现今的24节气的出现，这只有积累大量的物象、天象数据这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可能要数百年甚至千年）才能总结出来。在三星堆玉器上，就有表现古蜀国人打猎、叉鱼、播种、犁田、晒衣物、酿酒、丰收跳舞的玉版。稍有一点知识的科技工作者看到了这些图案都会为之震惊。在三星堆古蜀国的统治者们，早已解决了人们吃饭穿衣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人们才有时间从事其它行业（如：制陶业、玉器业、青铜业、服饰业等）的工作。因而雕凿玉器就有专门的手工艺人来进行创作，表现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中国的文明起源可能早在三星堆古蜀国的那个时代（或以前）就出现了。可能应该在夏代之前，甚至更为久远的时代。因为当时三星堆古蜀国的匠人（手工艺人）已经把十二生肖用于玉器制作。

1961年，法国出版的《大罗拉斯百科全书》、1973年至1974年英国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1978年前苏联出版的《苏联百科全书》以及1979年原德国出版的《大百科词典》对“文明”都有表述，概括起来，所谓“文明”，是“先进的民族在集体生活或某一历史

阶段中显示出来的特征之总和”，从另一含义来说，是“指当人们脱离了人类原始群居生活之后，通过知识和技术形成与完善起来的物质和社会状态”。按照上述的概念，三星堆古蜀国

早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还用得着我们再去讨论什么是文明，文明如何产生，文明的要素等等，三星堆古蜀国早就把他们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明明白白地表现在玉器制作上。按照现代考古界的观点，城址、青铜器、文字就是国家、文明的表现，三星堆古蜀国早就超越了这个范围。三星堆古蜀国，不但有城池，有巨大的青铜器，也有他们的文字，后者只是我们还未破译。

中国文明是一种没有外界影响而独自发展起来的，它自诞生之日起，其脉络一直延伸至今从未间断。它的发祥地很可能在中国西南（云、贵、川、藏高原）和西北及陇南地区。这些地区是亚洲高原东南部的一部份，它可能是人类的发详地（贾兰坡1984，马修1911），因为这些地方发现有从300万年至今2万年左右的古人类的化石，有大量的史前遗址及岩画，有逃过冰川劫难的孑遗动物——大熊猫和可供食、药用的植物桫椤等，又有良好的气候、生物和生活环境，完全适合人类进化的三个阶段，这都要归功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升起。当人类出现在地球某一区域时，在进化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部落人群由于客观条件的具备，最先进入文明时代，这个过程是食物条件改变引起的智力变化、生产实践、知识累积、认识世界的过程，时间大约要数万~数千年，三星堆古蜀国的先民们可能就是最先从高原逐步进到平原时，在吸收了先辈的智慧之后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代表，他（她）们才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文明的发源地我们认为可能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区域）就如同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首先是某位学者（或某二位）先提出（例如：相对论和弦理论等），不可能全球有数十位学者提出同一种理论，文明发祥地也是如此。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及人口的增加，就要向外传播。这种传播在古代就是人口的迁移，这种迁移的过程就是文明向外延伸的过程。

五、结论

本文作者并非考古、历史专业的，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只能就所见到玉器进行初步的描述，更深刻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要等历史学家、考古学、文字学家等去完成，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报导，是想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不要一概否认民间藏品，而要重视它，不要拒绝它。“藏宝于民”，这是目前国人的共识，历史上某些重大发现，往往就是当我们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质的飞跃，新的理论、观点就出现了，或者纠正了过去的看法，使之更接近于历史本来面目。然而事实是，在科学研究上，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观点，往往少数人敢于突破前人的框框，但这完全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实物（实验）做为依据的。如果我们发现的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只是少数的几件（5件~10件），这引起学术界的怀疑是正常的。但实际情况是，据我们所知，民间收藏三星堆玉器其数量保守估计不会少于2000件，而且就我们所见者均无（几乎无）重复的。造假者若要造出如此众多形态不一，构思巧妙，内涵深邃的玉器是绝对不可能的。首先要有足够的材料，其次要有

一定的工艺水平和渊博的知识！因此，希望那些否认民间三星堆玉器藏品的专家要慎重，否则是会犯错误的。在现实生活中，谁接触、掌握同类器物越多，上手的标本（实物）愈多，谁就最拥有对该门类藏品鉴定发言权，只要对藏品真伪特征的实践把握准确，就能够得出正确的判断。纵然是一位考古学博士或者是某博物馆的专家，如果他（她）接触的某类实物愈少，而且又缺乏现代高科技鉴定知识，包括材料学、工艺学的知识，肯定是会出差错的，在现今的古玩市场上，很少见到有考古学专业及博物馆的专家去光顾。当然，不可否认民间也有仿品，但是要具体分析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