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

《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 第3期 (2005)：

科技与社会

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

科尔①

摘要这篇文章是关于默顿及其科学社会学工作的回忆与评论。作者自1960年起先后作过默顿的学生、助手和同事，前后达15年之久，可以说对默顿非常熟悉。文中主要讨论了默顿关于清教与科学的博士论文、关于科学规范的论述、以及关于“马太效应”的文章。作者评论道，默顿一方面未能赋予其清教论题以更一般化的陈述，另一方面又未能对经验资料给予足够的关注，从而导致人们怀疑其马太效应理论的正确性。

关键词马太效应默顿清教论题科学规范

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于2003年2月23日去世，享年92岁。毫无疑问，他生前不仅是在世最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而且也是在世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由于默顿享有盛名，并且由于他晚年的主要著作谈的都是科学，他就将科学社会学带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使之获得了合法地位。

默顿在科学社会学方面发表了大约50篇文章②。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估计，把与科学社会学相关的文章都算在内。在分析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时，我们应该记住，这只是他的众多论述领域之一。其他领域包括：偏差行为理论、组织机构、各种中层理论（如参照群体理论），以及其他数十个主题。仅凭表面，往往难以判断他的某篇文章是否与科学社会学有关。默顿所写的专著并不多，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著名人物（况且又在以专著而不是以刊物上的文章为重的领域），这有点不可思议。他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发表的唯一专著就是他那著名的博士论文。1973年出版的那部著作，冠名《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事实上不过是他的崇拜者斯多尔（Norman Storer）汇集、编辑的一个论文集。他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1965）根本就不是一部专著，尽管其中包含许多与科学社会学相关的论述。近期的社会科学引文检索（SSCI）显示，默顿论著的引用数达数千条。评估他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贡献或这方面的引用数的困难在于，他的科学社会学论著与他的其他论著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开。比如说，《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1957[1949]）未标注引用页码的引用数有2397条（有引用页码的引用数就更多了，由此或可确定所引是否与科学相关）。这个文集无疑是默顿对社会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如果说不是最大贡献的话，其中的文章论及：知识社会学、偏差行为理论、自兑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另一个默顿所偏爱的主题）。但是，若不对所有的引文进行内容分析，就无法确定有多少引用数与科学社会学相关。默顿科学社会学论著的完整引用数，需

①作者简介：科尔（Stephen Cole）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学教授，在科学社会学方面著有《制造科学：自然与社会之间》（Making Science: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本文是科尔教授应《科学的社会研究》之邀为该刊纪念默顿专栏而写的一篇文章（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34，no.6, pp. 829-844），作者惠许在此用中文刊出。

②难以作出准确的估计。默顿生前所用的正式履历上列了数百条，但其中有许多只是书评或是为学生或朋友的著作而写的前言。这里面当然有些确实包含了有趣的科学社会学评述，但大部分可以说与科学社会学无关。

要一个学者花上数年的功夫。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方面的引用频度非常高，尽管他的其他论著（如“社会结构和反常”，以下简记为SS&A [1938a]）引用率更高。我们还要注意到，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论著与他的其他论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比如说，默顿在论述偏差行为时发展起来的“机遇结构”概念（opportunity structure），就影响到他对科学家如何偏离科学规范的讨论。

起初，我打算将本文写成一篇综述和评论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及相关工作的文章。不久我就发现，这一任务极其艰巨，一时难以胜任，于是就转而写了这篇短得多的传记性文章，着重谈论我与默顿的关系，并就他的科学社会学工作的风格提出某些批评。

我有幸在默顿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与他一起工作，1960至1968年间的密切接触，以及1968至1975年间更紧密的合作，前后达15年之久。对于他的工作以及与学生交流的方式，除了他的遗孀哈瑞特·祖克曼（Harriet Zuckerman）——一位科学社会学家、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现任副主席——之外，大概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多。祖克曼的看法无疑会带有偏见，我也不例外。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默顿，我对他的态度都相当矛盾；并且，尽管默顿是我精神之父，但我并不羡慕作为一个人的默顿。我认为，他过于强调社会关系的工具层面，而几乎不注意其表达层面。与默顿一起工作，你的自我就始终处在密集的炮火之下；作为他的学生，我觉得他只是偶尔才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默顿看起来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人人都知道，他总是在4：30起床，5：00开始工作，从而在精力最好的清晨完成最重要的工作。他总是在完成写作之后再去讲课，而把下午晚些时候这段精力不济的时间留作咨询。我们从未去过他家，但就我们学生所知，每周七天他都是循着这个模式——当然，有些天他不用去上课，可以设想，这些天他会在写作上投入更多精力。在与学生相处时，我总是提出最严厉的批评（比大多数学生要过火得多），但又力图用重要的社会支持来缓和这类批评。由于默顿的学生，至少是我这一代的学生，对他的私人生活几乎毫不了解（就我而言则是一无所知），于是关于他的家庭生活的流言蜚语四处弥漫。我所记得的一则故事是我的一位已故的同事告诉我的，他显然与默顿的妻子相识。据他说，他们三人一起驾车从纽约出发，去参加波士顿举行的一个专业会议。默顿开得非常快，他的第一任妻子苏（Sue）让他开慢点。他妻子的每一次请求，等来的则是一次次的提速。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去事实不远。

不久之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学院（本科生部）和研究生院的教职员工还是相互独立的。当然了，默顿的全部教学都在研究生院。这确实是令人惭愧，因为一位传授默顿技艺的教师可以招到许多更优秀的学生来从事社会学工作。我曾问我的兄弟乔纳森（Jonathan R. Cole，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达16年——从1980年代晚期到2003年），哥大是何时合并本科生部与研究生院的师资的，以及默顿在今天是否可以教授本科生。下面是他的回答：

（1）大学师资合并于1970年代早期。基本上是一项财政动议。大学当时几乎一文不名，不得不有所举措，以提高运作效率。

（2）默顿在今天可以教本科生，但主要是通过将其为一、二年级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向本科生开放。如果他不愿意，他或可不教本科生，但大学希望所有哥大教员讲授一门研究生和本科生共同选修的课程。

（3）我想默顿若非对教学感到烦恼，定会喜爱教学。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极端重要，并力图将自己的思想发展成形。教学是发展自己思想的一个手段。他喜欢这样做时所获得的赞赏。我相信，他在关于保尔·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的文章中已表明，保尔比他更喜欢谈论班，他则更喜欢讲堂。我想，他到很大年纪还会坚持教学，因为这不仅是他迷住学生的手段，也是他发展出“社会结构的分析”一著中各种思想的途径（“社会结构的分析”是一部论述阶层和角色理论的著作，默顿为此用力将近40年，

但始终未发表①）。

当我进入哥伦比亚学院时（1958-1962），默顿偶尔为本科生作一个讲演。正是在此类讲演中，我向他毛遂自荐。我一直在跟克罗沃德（Richard Cloward）工作，他是默顿以前的学生，后来是哥大社会福利学院的教授。我当时正在研究著名的青年动员计划，该计划旨在利用社会学理论来制定降低青少年犯罪率的政策。主要依据的理论就是默顿的著名论文SS&A [Merton 1938a]，以及克罗沃德根据著名犯罪学家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的工作对该理论提出的修正。当我告诉默顿，我在为克罗沃德工作时，他邀请我来年（1961）选修他为一年级研究生开设的“社会学理论史”课程。我修了，并且在1962年，当我仍是一个本科生的时候，进一步选修了他开设的高级课程——“当代社会学理论”。随后，我就成了默顿的研究和教学助理，直到我在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为止。这就意味着我在为研究生同学打分，并使得我不讨研究生同学的喜欢，但我所关注的是默顿的看法。在我修“当代社会学理论”的那一年，我还是“社会学理论史”课程的助教。那个学期中，默顿被选为出访苏联的少数社会学家之一，因此他请我在他不在的时候代为讲授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一次。我对斯宾塞一无所知，况且这将是我的第一次讲演。我花了80个小时准备这次演讲；当我从学生那儿得到正面的反馈时，它着实激励着我从事社会学职业。但我并不赞赏这种传授教学的方法：不做任何指导就把一个学生扔到一门研究生课程的讲台中去。我确实认为这表明了默顿对我的信心，是对他在我的文章上所作的大量批判性评论的补偿。

这些年我在默顿的那间威严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办公室里的书籍一直码到16英尺高的天花板。我在研究生院的大量时间都耗在这张桌子上，默顿在跟其他学生和同事谈话时或接听电话时我常常在场。因此，我对默顿非常了解，尽管，正如我前面所述，我从未跟他有任何实质性的社会接触。他从未邀请过我去他家，或是与他共进午餐。我从未有过机会与默顿随便交谈。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严格的工作关系。确实，我敢大胆地说，默顿跟学生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如此。默顿成了我的社会学之父。我尊他为父，在某些方面甚至为神——将默顿视为社会学中的一尊神是学生们的普遍看法，不限于我。

也是在1961年，我认识了哈瑞特·祖克曼。起初，我觉得她不过是为默顿做些工作的一个研究生。我们在作长途步行时，总是在谈论默顿。麦耶尔（John Meyer）告诉我，哈瑞特不仅仅是默顿的学生，这个消息不久就得到了证实，尽管哈瑞特和我还像往常一样相处，仿佛她和我与默顿是同样的关系。我与较年长的研究生以及年轻教员之间的友谊，使得我听到了大量的流言蜚语，这是个大学生生活中一个恒久的话题。比如，谁跟谁一起睡觉？是怎么搞到一起去的？我的消息来源，除了麦耶尔之外，还有克林克（Walter Klink）和卡普罗维奇（David Kaplovitz）。克林克曾是我的“当代社会学B”这门课的指导教师，是第一个将我引入社会学的人；卡普罗维奇教我如何写作一篇可以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简记为ASR）这类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事实上，在我那个年代，新生通过年长的学生或年轻教员来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在哥大相当普遍。

围绕默顿的学生比我接触过的任何组织都更像一个秘密教派。默顿处于该教派的中心位置，其次是默顿选定与自己密切合作的一小群学生，包括我在内，再外围是一大群年复一年选修他的“当代理论”课程的学生。尽管每年只有25个学生要学分正式选修这门课程，还有大约50名学生旁听这门课程。学生们为获得默顿的注意而相互竞争、相互嫉妒。像我这样长期担任默顿助教、并且不理睬其他学生作何反应的人特别招人忌恨。

作默顿的学生，智力上收获很大，但心理上相当困难。我写的任何东西，只要他读过，①我认为，默顿始终不发表其关于阶层与角色的详细注解，其缘由是，他逐渐认识到这一工作基本上是描

述性的分类学，而不是什么理论。与此项工作最接近的发表物是《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Merton 1957(1949)]中的一章“参照群体理论的连续性”。社会学理论通常旨在解释某些现象，而不仅仅是描述现象。默顿的工作中，上乘的是那些有独立变量的理论，下乘的往往落入描述性分类学的范畴。

返回来的都是大量的评论——几乎全是批评性的。不少评论是编辑方面的，默顿总是用他自创的标记来指出我的拼写错误。从未有人对我的文章提出过如此详尽的和批判性的反馈意见。尽管这些评论无疑极其有用，能帮助我们提高写作水平，指出了我们的逻辑错误，但对大多数研究生的脆弱的自我来说作用甚微。有些学生由于不能正确对待这类批评，以致最后对默顿的批改显得无动于衷。哥大应用社会研究室有一项关于医学学生的研究项目，由默顿及其合作者负责。不失典型，默顿起初对该项目异常热衷，后来就失去了兴趣，因为该项目对于默顿当时的首要兴趣——发展出一套基于阶层和角色概念的系统性的中层理论——作用不大。从事该项目的好几个学生都没有完成各自的论文，依然是“ABD”①——大多最终选择了非学术性的应用职业。欲与默顿成功合作，你得有一个花岗岩般的自我。所幸我就有这样一个自我。

我为自己选择的角色是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的“检验员”——我愿意做默顿的实验者。理论家对于实验家所做的工作总是怀着矛盾心理——当试验家发现理论（或其中一部分）不够准确、需要修正、甚至完全错误时，就更是如此。那些认为默顿是朴素的实证论者的科学社会学家可能会把默顿的一位学生的此类陈述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其实不然。默顿远不是一位朴素的实证论者（见下），我也不是。当我用“对或错”之类的术语时，我的意思是说，经验材料能够使一个理论观点变得更加可信或更不可信。我非常清楚，除经验材料之外，还有若干因素可以使理论变得更加或更不可信。默顿的工作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他的高度权威地位使得他的工作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岁月里免受经验的检验。再者，能够设计出检验理论的试验的人并不多，当理论陈述得不够精确时更是如此，这与默顿对实验家的看法截然相反。

默顿不像尊重理论家那样尊重实验家，但他的朋友保尔·拉扎斯菲尔德是个例外。我作为默顿的助手所做的许多研究都与科学社会学无关，而是与其极其成功的“社会结构和反常”（SS&A）理论相关。SS&A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38年，大约就是默顿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但直到1957年默顿为出版《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而对之进行大规模修改之前，一直并不怎么重要。1957年出版的这部著作不仅包含有经过重大修订的SS&A这篇文章，还有一章题为“社会结构和反常的连续性”，专门讨论了对该理论提出的各种批评，其中有些批评默顿接受了，有些则遭到他的反驳。他接受的那些批评并不有否定SS&A的基本理论。至少在后来的引述中，SS&A肯定是默顿最成功的作品，用引用数来衡量更是如此。对知识社会学家来讲，SS&A为什么在1957年之后才产生重大影响，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②。仅仅是由于作了修订吗？修订无疑使该理论变得更容易理解——1938年版确实难以卒读，而1957年版貌似相当简单。但修订本身不大可能解释人们对其兴趣的急剧增长。更可能的解释是“时机成熟”，即：该文初发表时，社会学还没有为应用该理论做好准备。仔细比较这两个不同版本会很有意思，并且能显示出一个理论在回应应用者和批评家过程中的发展情形。但尽管默顿做了大量修正，这篇文章还是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我以为，他之所以没看到这些缺陷，是因为它从未试图通过经验研究来证实该理论。经验研究迫使人们操作化处理概念，而SS&A一文中“手段”（means）变量难以——若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进行操作化处理③。假如默顿曾试图检验该理论，他或许会看到这一点，进而就有望修正自己的理论。SS&A断言，在美国，成功精神（目标）与对合法手段强调不够并无关联。但这里关于手段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个理论是否打算应用于个体，并用来解释当社会不同阶层的个体有

① ABD是all but a degree的缩写，意即就差一个学位。——译者

②该理论兴衰的社会学分析，参见：Cole 1992。

③ SS&A理论假定，在美国，重视目标（主要指不择手段追求个人所能获得的财富，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与重视手段（获得财富的合法手段是教育和勤奋工作）没有关联。默顿构造了一种类型学，可以通过一个人对目标与手段的反应来分类个体。“革新者”是那些认定了目标，又没有合法手段，为了实现目标而创造出不合法手段的人。默顿坚持认为，该理论可用来解释穷人的高犯罪率。

或没有采用合法手段的途径时会什么发生？抑或该变量可以应用于社会，（此时可以认为）整个社会没有强调利用合法手段来实现目标？后一种解释更接近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思想，默顿受迪尔凯姆的影响最深，偶尔他也的确说应该这样来理解该理论。但最终，默顿还是赞同第一种解释，即个体解释，而他在自己的著作 [Wallerstein & Wylie 1947] 中引用的一篇文章又说，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市民都有犯罪行为。因此，偏差行为在美国社会是相当普遍的。为支持这一观点，请看看近期大量著名商人被指控欺诈的案件。我总是问我的学生，该如何解释米尔肯（Michael Milken）一类的案件。米尔肯是一位证券销售商，他在同一年内合法赚取了5亿美元，同时又被指控利用非法内部交易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理解此案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明白米尔肯从事的是日常商务。他在经销时并不知道哪儿做得不对，因为从事非法事务是商业世界的一部分。我甚至会说，在美国只有极少数——如果有的话——富人没有严重的犯罪行为，只是他们拥有开脱罪责的手段罢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SS&A就能很好地解释：美国社会各个层面（包括上层和下层）偏差行为的发生率都比日本或欧洲为高。早在1975年我就在自己的《社会学趋向》（The Sociological Orientation）一著中提出了该批评，但默顿从未回答。有时我真想问他：“波波（学生们在获得博士学位多年以后，习惯于叫他Bob而不是‘默顿教授’），你看过我关于SS&A的讨论吗？你是怎么想的？”与波波做这样的交流是不可能的。SS&A是默顿教义的主要支柱之一，需要进行重大修正的想法显然不会讨他喜欢。

我对SS&A的研究包括汇编一个讨论该理论的理论和经验论著的分类注释文献。我是与祖克曼合作从事这一工作的，发表在克利纳德（Marshall Clinard）编辑的一部著作中 [Cole & Zuckerman 1964]。我们发现，该理论未经过充分验证。有一天我问默顿：“默顿教授，既然还没有人对SS&A做过充分验证，为什么你不自己或者与他人合作（意即：我）进行呢？”默顿的回答40年来一直存在我心中。他说：“斯蒂夫，有多少人有能力从事经验检验？数百还是数千？又有多少人有能力发明理论？屈指可数唉。让我花时间来检验该理论，可不值得（意即：你花时间是值得的，因为你不能像我一样写理论文章）。”

默顿对于我所做的、力图检验其理论的经验研究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常在别人面前夸我善于构想能够检验理论命题有效性的研究方案。另一方面，他不愿承认，我的某些工作要求他修正或放弃他的某些最受欢迎的理论。默顿对待经验研究的态度，我在下文讨论他发表于1968年的著名论文“马太效应”时，会给出一个详细的实例。

现在，让我们看看默顿在科学社会学方面一些最重要的成就。我们将从他的论述17世纪英格兰科学增长的博士论文 [Merton 1938b] 开始。默顿1938年的博士论文是他在该领域最重要的工作，尽管他就这一主题续发了不少文章——大多只是将博士论文改头换面而已，包括发表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erton 1957(1944)] 中的那篇文章。

不用说，默顿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工作必得看作是巨大的成功。上述的引用数分析，还有众多的奖项、研究基金、荣誉学位、奖章，都证明了这一点。默顿是当选为享有盛名的美国科学院的第一位社会学家。他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的顾问委员，并且是该基金会“天才奖”社会科学方面的首批获奖者之一。正如默顿从前的学生、哥大教务长乔纳森·科尔在《纽约时代》（New York Times）上发布的讣告中所言，如果社会学也有一个诺贝尔奖，那默顿肯定拿到了。衡量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家获得多大成功的难题之一是，他的“舞台”（status set,用他的话来说）极其广大。科学社会学领域中的大多数作者未能同时对偏差行为研究、一般理论构造、组织化研究、种族关系等领域作出贡献。有些人批评默顿力图扮演太多的角色，因而未能完全展开他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计划。在1960年代，默顿决定将其主要智力用于科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和写作。这是美国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社会科学家的首批项目之一。NSF的资助基金几乎都是通过项目发放的，项目的首席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概述将要进行的专题研究、其意义如何、将来有何用处。项目基金中的一大笔

专门拨给一个特定的人选，他只需负责讨论哪些地方需要花钱。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工作，始于他在哈佛的研究生阶段。他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如论述科学规范的文章（下面将讨论），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erton 1938b]。论文的指导者是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备受争议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索罗金本人的工作与默顿迥然不同，倒与其在哈佛的强硬对手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宏大理论建构更为相似。他们两人都是默顿论文委员会的成员。索罗金以将欧洲的思想引入美国而知名，1930年代之前这些思想在美国一直受到冷遇。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也是默顿的指导者。或许正是从萨顿那儿，默顿对科学、同时也对韦伯（Max Weber）产生了兴趣；韦伯是社会学万神殿中的三位巨人之一，另两位是马克思（Karl Marx）和迪尔凯姆。还是研究生时，默顿就与索罗金进行合作研究，最终完成了一篇论述阿拉伯思想史之发展的重要论文，远远超前于所处的时代。在这篇文章中，索罗金和默顿试图通过若干核心著作中每个时代占多大篇幅来衡量各时代取得了多大进展。直到1960年代普赖斯（Derek J. de Solla Price）等人的工作问世之后，科学社会学家才将他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向进步速度上来。

并没有一位科学社会学家做默顿的论文导师，因为没有这样的人。有两位社会学家（奥格本 [William Ogburn] 和托马斯 [Dorothy Swain Thomas]）在叨叨科学社会学，但他们关注的不过是独立多重发现的意义。

默顿的论文有两大焦点。在第一部分，他问：为什么在1750-1775年间的英格兰科学迅猛崛起？为什么一种特定的制度（比如科学）会在某个社会的某个时间点进展良好？无论怎么说，一旦我们了解某个特定的社会里科学繁荣的原因，并假定该原因可以推广，我们或可将其应用到其他社会，去做那些专门促进科学发展的事情。在默顿发表其博士论文的多年以后，其他人如本-戴维（Joseph Ben-David, 1971）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一问题。默顿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凡是科学繁荣的社会，整个社会都高度尊重科学活动。在17世纪的英格兰，科学获得了高度尊重，因为横扫整个国家的清教帮其树立了声望。默顿表明了清教如何造就支持科学活动的特征结构类型——不像从前曾经统治这个国家的天主教。默顿论题与韦伯论题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韦伯命题是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talism, 1976）中阐述的，它表明了新教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结构类型。韦伯的这部以及其他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的论著都属于社会学领域最伟大的作品之列，是从（与结构途径相对立的）文化途径来理解社会生活的最佳范例。年轻的默顿被其深深打动，以致用之作为自己论文的模范，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在其关于清教对科学发展的作用的检验中，默顿使用了创新的方法。为确定每个职业领域的社会兴趣有多大，默顿拿来了20世纪初的一部传记汇编《国家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简记DNB），对每个时段每个职业范畴有多少人进行计数。由此，他发现，17世纪第三个25年里提到的科学家要多得多。

默顿论文第二部分所探讨的主题他称之为“关注焦点”（foci of attention）——科学家集中关注的那些主题。他能令人信服地证明，科学家受到所处时代的实用问题（比如航海）的强列影响。关注焦点这一主题如今已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常规问题。

不幸的是，默顿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在我看来，这会妨碍他进入社会学万神殿的巨人（如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之列。他无疑具有创造性、学识和写作能力。但是，至少对于一位现代社会学家而言，他缺乏其他重要品质。不妨以他的博士论文为例。默顿在该论文中提出了论题：清教造就了促进科学增长的特征结构类型。在其余下一生中，他一直在抵抗对该论题的批判。比如，佛依尔（Feuer, 1963）就争辩说——尽管不能令人信服——天主教实际上比新教更有益于经验科学的发展。默顿就此论题的细节与佛依尔等人展开了争论。默顿所写的东西，好像都在“捍卫默顿观点”。且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社会学

上真正重要的。新教是不是经验科学在17世纪第三个25年迅猛崛起的原因，这个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会说不。真正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更普遍的理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科学的兴起是否与该社会的价值体系相关？默顿不应该介入新教论题的细节之争，而应该与自己的研究生队伍一起考察这个更一般的命题。我可能做的就是量化各特定社会在各特定时代加诸科学的价值，然后要么计量相应社会和时代受雇科学家的数量，要么计量作出重大发现的人数。这正是费兰（Thomas Phelan）和我在费兰的论文《世界科学》（World Science, 1993）中所做的工作。我们考察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科学成果（非工业化国家在科学方面没有什么重要成果）。然后我们着手建立特定国家特定时代（20世纪下半叶）所作出的重大发现数量（按引用率衡量）与其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联。我们还利用了现有的文化和价值的量化标准，因此能够检验本·戴维关于科学增长的假设：科学增长是所在领域机遇结构的函数。在这项工作中，我们的兴趣在于发展出某个一般的社会学理论，以解释为什么科学在一个国家比在另一个国家更为繁荣。默顿关于清教的特殊论题是对还是错，在这里显得无关紧要。

默顿论题还存在另一个小问题。他对DNB中提及的每25年的科学家数量进行了计数。但他怎么知道这些人不正好就是成功的科学家呢？非常可能的是，在以前的时代也有同样数量的科学家，只是他们的工作不像17世纪第三个25年的科学家那样成功。这些是默顿在经验研究中未予考虑的细微之处，因此他的工作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是有欠缺的。欲使DNB的计量结果可信，他必须对最近那个阶段进行计量，然后用其他一些标准来确认不同职业的人数。如果DNB最近一个阶段的计量结果能够得到经验证实，那么其早期阶段的计量结果也更为可信。默顿的宝贵时间和精力若是花在这类研究上，肯定比卷入与该理论的批评家之间的政治斗争更为合算。

默顿像前人（如奥格本和托马斯）一样，对独立多重发现这一事实相当着迷。关于该主题他写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社会学的一章”[Merton 1957]。这篇文章是默顿当选美国社会学会（ASA）主席的就职演讲，像所有就职演讲一样，随后发表在旗舰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上。默顿关于多重发现写过好几篇文章，但这些文章大多是该演讲的改写。正如奥格本和托马斯所述，独立多重发现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反驳科学知识增长的“伟人”论或“天才”论的证据。如果科学发现能够由两位或更多的科学家完全独立地完成，那么所有的科学发现都会做出来，即使某个科学家未曾来到这个世上。因此，科学上的伟人或许能加速思想进步的速度，但不是思想进步所必需的。

多重发现让默顿最感兴趣的，是科学家对发现优先权的争夺。正是多独立重发现引起的优先权之争抓住了默顿的注意力。这些争论表明了知识所有权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科学家不是对荣誉漠不关心的理想主义者。这项工作是默顿在1940年代发表的论科学规范一文[Merton 1973(1942)] 的延伸。该文后来被“建构论”学派的成员所曲解，他们认为默顿主张这就是科学的实际状况。恰恰相反，默顿主张，科学规范，如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科学家怀着矛盾心理而接受的理想。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表明，科学家极其重视知识财产的所有权，并且总会卷入争论以保护自己的所有权。

在默顿所讨论的各项规范中，“普遍性”，或者说科学家的报偿严格基于他们工作的质量，受到了人们最强烈的关注。若是考虑默顿所有学生的工作，就更是如此。乔纳森和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随后完成了专著《科学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Science, 1973）。这部著作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查明，科学在发布奖励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普遍性。总体来讲，我们发现，科学确实是普遍性的①。

①我在1992年的著作《制造科学：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中对这一结论作了重大修正。我认为，在个体层次上，科学是高度特化的（particularistic），而在体制化水平上，科学是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这是由于科学奖励系统是高度分散化的缘故：在该系统时，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可能得不到奖励，但在另一个地方却能得到奖励。

默顿在该研究中的主要贡献就是发表了“科学的马太效应”（1968）①。他争辩说，在独立多重发现或合作发现的情形下，更知名的科学家将会获得最大的一份荣誉，即使该科学家只做了很少一部分工作。因此，如果我打算与默顿一起写一篇论文，他将获得荣誉，即使文章大部分是我写的。默顿文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未能由此作出推广——为什么要限于独立多重发现和合作研究情形（以及荣誉不平等问题）呢？理论上，通过假设杰出地位而不是科学著作本身影响到人们对一篇新的科学研究文献的评价，就可以将马太效应推广到所有的科学论著。比如，如果有一组质量在同一水平的科学发现，那么当文章发表时，那些更知名的科学家将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奖励。或许正是由于难以计量一部著作的“质量”，使得默顿停止作出推广。

我没有那么多担心，因为我一向以引用率这项拿手绝活而自豪，我利用引用率来计量所有重要变量。我把引用率作为质量的量度，把发表几年之后引用率大致相同的一组文章视为同一档次。然后我把作者在此期间的其他文章的引用率作为其知名度的量度。最后，我把文章刚刚发表时的引用率作为自变量。因此，自变量就是及早被人们认可。如果默顿关于马太效应的论文是正确的，那么更知名的科学家的文章就会更早被人们认可。

我的马太效应研究结论应该很清楚。当你让引用率在T2（质量）常量上保持不变时，其他著作的总引用率（知名度——自变量）对因变量（及早认可）几乎毫无影响。一个作者的知名度与人们对其新研究的认可之间几乎没有关联。马太效应描述的是一种并不存在的模式。它是错误的。但我的文章在可以发表以前，还得经受恼人的批评和检查过程，寻找可能会支持那个错误理论的证据。我认为默顿从不相信该理论是错误的，而只会说我的文章存在某些缺陷。事实上，默顿等人开始引用我的文章作为支持马太效应的证据。这极其清楚地表明，一篇文章所处的社会语境强烈影响着人们对该文的解读。马太效应是一个令人喜爱的社会学理论。首先它表明，地位低的人如何受人利用，得不到应有的荣誉。这与社会学一直力图保护受害者是一致的。其二它表明，在评价新的工作时，社会杰出地位（这里是科学上的卓越）比认知内容上的贡献更为——至少也是同等——重要。因此，最终出来的文章，作者自己认为是在表明一件事（马太效应不能或几乎不能解释人们接受新工作时所持的不同态度），而引用者却用来支持正好相反的结论。这倒与拉图尔（Latour 1987）所描述的通过社会协商来确认科学价值的过程非常一致。

我与默顿还有另一个相似的经历。在与祖克曼一起发表的一篇文章 [Zuckerman & Merton 1971] 中，默顿争辩说，各个科学领域的“体系化”（codification）程度不同。这个术语的含义从未有过清晰的定义，但两位作者申辩，体系化程度高的领域就是那些意见比较一致的领域，体系化水平低的领域是那些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领域。他们用期刊的退稿率来计量体系化水平，因此，物理、化学这些学科体系化水平高、期刊的退稿率低。投往《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的稿件，80%都被接受发表了，而投往《美国社会学评论》的稿件，只有大约10%被接受了。这是因为后一个领域的体系化程度比前一个领域低得多。我做了一系列研究，去计量我所说的“研究前沿”的意见一致程度。所有这些研究都显示出同一情形：在研究前沿，意见一致水平在我考察的所有学科——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数学、社会学等等——中都同样低 [Cole 1992，其中第5章有详细的分析]。默顿从未对这些研究，或是对我多年一直在进行的主要研究计划，发表过任何意见。在他的晚年，在我结束这一研究之后，他确实对我说过，他认为没有对我的发现给予更多关注是一个错误。如果默顿把他的理论才能用于这一问题，做出远远超过我能做的工作 [Cole 1992]，它或许早已解决了。

最后，我打算讨论一下默顿在科学社会学的社会组织建立方面所起的作用。我记得，在1974年美国社会学会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会议上，有一群人就提议，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跨学

①该文最初在Science上发表时作者只有一人，后来默顿将其作为与祖克曼合写的文章而列出，大概是承认引用了祖克曼的博士论文。

科组织，以迎合对科学的社会方面感兴趣的那些人之所好。人们提议默顿做第一任主席。我记得，祖克曼、乔纳森和我都力劝默顿不要支持建立新组织，因为种种迹象显示，该组织可能成为反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纲领的中心。默顿认为，不管我们支持与否，该组织总会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还是介入为好。

正如默顿学生所预料，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简记为4S）及其刊物（简称3S，创刊于1970年）不久就成为对默顿研究纲领进行猛烈抨击的大本营，将其视为不可救药的实证主义纲领。这一立场此后渐渐得势，到1980年，可以说已成为该领域的主导观点。这一立场的支持者将默顿学派描绘成主流势力，他们自己则是新贵。即使这是真的，主流学派失势的速率也是非常惊人。到1990年，在该领域人们无论去哪儿都得是一个社会建构论者，那些曾经在科学社会学领域从事经验研究的人干脆就是呆着不动——这类研究已没有更多的市场了。我认为，默顿研究纲领的终结，对于该学科的长远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并且，我认为默顿对此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出于某些考虑，他从未还击。他把这一任务留给了我的1992年的专著。是因为默顿想要避免各类冲突吗？或是因为默顿宁愿工作而不愿卷入争论？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当默顿的科学社会学遭到攻击时，假如我们有一个具有默顿那样声望的领导者，那对我们将是极大的帮助。如果默顿曾对拉图尔（Latour 1987）、诺尔-塞提纳（Knorr-Cetina 1981）或穆尔凯（Mulkay 1979）的著作进行过激烈的批判，我们就会有一些有趣的论战，而不是4S会议蜕变出来的勾肩搭背。总的来讲，默顿在所有的文化战中在组织方面都不活跃。我从与他的私交中得知，他相信大部分建构论者的作品纯粹是垃圾，但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从不说这样的话。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检查一下默顿是一位实证论者这一断言。像绝大多数同代之人一样，默顿按他自己的科学哲学是一位实证论者——“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发现的产生，必有一个确定不移的秩序；每一个发现，都必须等到那些必备的进展取得之后才会来临。”[Merton 1938b, p.77] 在其1942年发表的论述科学规范一文的注释版——重印于《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57(1949)]——中，默顿表明了自己的信念：社会学不可能解释科学的内容，科学的内容最终是由自然所决定的。他加了一个注释，对二战之后苏联领导人试图将科学界定为“形式上是民族的，内容上是阶级的”进行了讨论。他评论道：

这个观点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首先，任何特定民族或社会的文化背景可能会使科学家更倾向于关注某些问题，对科学前沿中的某些而不是其他问题更为敏感。这一点人们早就知道。但这本质上不同于第二个问题；科学知识断言的正确性标准与民族口味和文化无关。相互竞争的断言，何者正确，迟早是由普遍性的自然事实来裁定的；

这些事实与一种理论相符，却与另一种不相容。[Merton 1957(1949)，黑体为作者所加] 当这篇文章后来收入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论文集时，默顿对最后一句作了如下改动：“相互竞争的断言，何者正确，迟早是由普遍性的标准来裁定的。”[Merton 1973(1942), p.271] 然而，从默顿明确的认识论实证主义得出结论说，默顿的工作忽视了社会因素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不对的。默顿所选择的研究路径，不是去考察社会因素对特定科学著作的影响；事实上，默顿所感兴趣的，是社会因素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科学的影响（比如，对17世纪后半叶英格兰科学家的关注焦点的影响）。

默顿无疑是最重要的科学社会学家。他的著作，尽管带有种种瑕疵，却有能力唤起其他方面的兴趣——这种兴趣常常引导他人去从事经验研究。毕竟，这是理论工作的重要功能之一——提供难题。默顿的工作带有两方面的缺陷，我在本文中业已指出。首先，他未能将自己的工作，比如博士论文中提出的理论，作进一步的推广；其二，他对经验材料关注不够，这就意味着需要修正或抛弃他的某些经验研究工作。（郝刘祥译）

参考文献

Ben-David, J. 1971. 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Cole, J. R. & S. Cole 1973.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le, S. 1975.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L. Coser (ed.), The Idea of Social Structure: Papers in Honor of Robert K. Mer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75-220.

Cole, S. 1992. Making Science: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e, S. & H. Zuckerman 1964. Inventory of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of Anomie. in M.

Clinard (ed.), Anomie and Deviant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43-313.

Feuer, L. 1963. The Scientific Intellectual. New York: Basic Books.

Knorr-Cetina, K. 1981. 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 Oxford: Pergamon Press.

Latour, B.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erton, R. K. 1938a.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672-82. Merton, R. K. 1938b. Science, Society,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in G.

Sarton (ed.), OSIRI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o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and Culture. Bruges: The St Catherine Press: 362-632.

Merton, R. K. 1957(1949).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Merton, R. K. 1957. Prioriti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 635-59.

Merton, R. K. 1965.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A Shandean Postscrip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Merton, R. K. 1968.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The Reward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Science are Considered. Science. 199 (3810): 55-63.

Merton, R. K. 1973(1942).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in R. K. Merton & N. W. Storer (eds),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7-78.

Merton, R. K. 1973.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ed. N. W.

Storer.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ulkay, M. 1979.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Phelan, T. 1993. World Scien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Wallerstein, J. S. & C. J. Wylie 1947. Our Law Abiding Law Breakers. Probation. 25:107-12. Weber, M. 1976.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Farmington Hills, MI: Charles Scribner & Sons.

Zuckerman, H. & R. K. Merton 1971. 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Referee System. Minerva. 9: 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