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_以广东为例_彭云

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摘要：人口结构影响消费结构，人口特征是消费经济研究的基础。要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必须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实施区别性政策。广东的人口结构显著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这是广东消费政策出台时需要关注的一个基本方面。广东消费者中富人、外来人口、各民族人口、流动农民工、大学生、商务白领人数较多，广东在扩内需，促消费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好高层次消费流出，中低收入阶层消费水平低，收入分配水平低，年轻人消费意愿不能实现，消费质量低，消费流入水平不断下降，大量消费空缺难实现等问题，为此需要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包括发展面向海外人士、特殊人群、中高端消费者的高端消费服务，充实民生服务，提高城市化质量，给年轻人更多机会，给老年人更多保障，进一步强化工业基础等。

关键词：人口结构；消费者；消费结构；升级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2）06-0088-04

作者简介：彭云（1971—），女，广东金融学院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讲师。

消费的实现由居民即消费者来完成，因而要促进消费水平提高，关键还在于抓居民的消费提升。消费提升是个综合的概念，包括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提升，消费的区域净收益提升，消费层次协调水平提升。其中消费能力提升主要指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费意愿是个较复杂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风险或者保障，需求，偏好三个角度来考察消费意愿，如不敢或者敢于消费，一般需要或者迫切需要消费，倾向或者不倾向消费。本文中的区域消费净收益是指：一个区域的人口可能流出本区域，从而形成消费的流出，而其他区域的人口也可能进入本区域，从而形成消费的流入，区域消费净收益相当于流入的收益减流出的收益。区域净收益提升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消费收益流入本区域，或者越来越少的消费收益流出本区域。消费层次的协调水平提升是指：针对现有人口不同群体的消费基础，既发展高层次的消费，又兼顾中低层次的消费，更高水平地发挥现有消费潜力。

因为消费者又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因而消费提升也呈现结构性特征，要提高整体消费水平，消费者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合理性需要考虑。比如从收入多寡角度可将消费者分为富人和穷人，如果向富人分配更多的收入增量，而向穷人分配较少的收入增量，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消费刺激效应降低，因为富人的消费收入弹性低，穷人的消费收入弹性高。如果

反其道而行之，向富人分配较少的收入增量，而向穷人分配更多的收入增量，同样的总收入增量将带来更多的消费增量。

一、广东消费人口及消费结构的特点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广东具有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人口特征，人口特征是消费经济研究的基础，对消费结构有着重大影响。广东的人口和消费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富裕人口多，高层次消费相对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在初次分配中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均大幅提高。广东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

185.85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6204.47亿元（按现价计算，

以下同），增长了140倍，年均增长19.3%；居民初次分配所得的劳动报酬，从112.58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0139.03亿元，增长了89.1倍，年均增长17.4%；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改革开放前，也高于同期多数国家。在1981—2004年期间，广东居民初次分配所得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17.6%，高于同期韩国的16.2%、日本的13.2%、美国的6.0%、英国的

6.7%[1]。

（二）外来人口多，消费文化具有多元性。目前,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登记在册的非户籍常住人口达2600万人，其中外

人口结构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以广东为例

彭云

（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广州510521）

省户籍为1600万人，非户籍常住人口的规模和比重均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广州外来人口350万人，占户籍人口比率为46.6%。由于流动农民工将作专题讨论，这里仅关注外来人口中的非农民工群体，如外地来的智力型流动人口，包括投资者、创业人员、营销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还包括来自海外的人员，包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外国人。各种职业的人员，各个民族的人员，不同信仰的人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员造就了广东浓厚的多元消费文化。

（三）流动农民工多，消费的二元分隔特征明显。全国使用外来劳动力资源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广东占有全国外来劳动力资源总量的35.5%。因而广东也是农民工第一大省，全国跨省流动就业中广东占了1/3，被人称为“就业看广东”。农民工的房产在农村，而居住却在城市。这种居住地和自有房所在地之间的不匹配导致了农民工的双重居住成本付出，中国两套房的国土资源成本付出。居和住不匹配对我国消费扩张造成了不良影响，如临时消费较多，制约了长期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农民工因为其流动性，工作变换频繁，搬家频繁，对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没有长期打算。

（四）大学生就业人口多，知识和文化型消费呈现上升趋势。广东的文化事业发达，如出版和报业的实力强。广东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各个层次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高素质的员工和消费者，从而有效地推进了广东消费服务的升级。2008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1.87万亿元，电子信息和家电产业升级加快，轻重工业增加值比例调整为39∶61。

（五）白领多，商务旅行人士多，商务型消费发达。广东是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商贸流通中心。批发市场、写字楼和茶楼酒店林立。2005年，广东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2.64亿元。其中，县及县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950.62亿元；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932.01亿元。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额6,575.34亿元；餐饮业零售额1,174.34亿元；其他行业零售额132.96亿元。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为代表的现代流通组织方式得到推广，各种适应消费需求和市场竞争的新业种、新业态不断涌现，并逐步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向广东推进。至2005年底，广东拥有连锁企业183家，连锁分店11,076家，实现销售额1,635.88亿元。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广东物流业增加值3,765.27亿元[2]。

二、广东在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当前中国需要由经济增长的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且内需导向更加强调消费内需，而不是投资内需。通过扩大消费消化日益过剩的产能成为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广东也不例外，在向消费导向转变的过程中广东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高层次消费流出严重，本地满足能力有限。

以旅游业为例。从国际方面来看，近年来广东人外出旅游的范围越来越宽广，许多人从游历东南亚扩大到了欧美、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有的人向更远的旅游目的地进军。广东人的国内旅游也同样火爆，广东周边的湖南、江西、广西、海南等省每年要接待大量来自广东的游客。外出旅游和休闲一方面是广东人生活层次和水平提高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广东的旅游资源乃至整体消费产业还满足不了广东消费者消费升级的要求。外出旅游和休闲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广东人的消费资源外流。

（二）收入差距偏大，中低收入阶层无力扩大消费。

广东城乡收入差距比近年逐步扩大。自1980年到200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5.7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也增长了25．2倍，成绩显著，但全省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比，却由1980年的1.72扩大到2009年的3.12倍。在此期间，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从1980年的2.5扩大到2009年的3.33[3]。

（三）总体收入分配比例偏低，整体消费水平难以提升。

居民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平为60%左右，素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也在54%以上。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时（1964年美元价），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2.4%。广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早已过1000美元，但广东的居民消费率由1980年的60.4%下降到2007年的38.2%，长期低于国际水平，而且差距日益扩大。2007年广东居民消费率比国际平均水平61%低23个百分点。1978到2008年间，广东人均GDP年均增长16.65%，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2.3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3.76%，均低于同期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4]。

（四）年轻人工作获得机会和财富获取机会均有限，大量消费意愿难以实现。

年轻人是一个社会消费的主力。调查表明，儿童和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是中青年人消费需求的70%左右，或者进一步细分，儿童的消费水平为中青年人的60%，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为中青年人的80%。可见年轻人的消费收入弹性大[4]。目前影响年轻人消费的主要因素包括：工作机会少、工资待遇低、上升渠道狭窄、整个社会论资排辈严重。家庭和社会负担重。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一对独生子女要养护四位老人的困难局面已经较为普遍。在工作和生活压力方面，调查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30岁到40岁青壮年人群的死亡率上升幅度较大，其中“过劳死”的比重不断上升。在就业方面。随着我国高校扩招，年招生人数都在300万以上，尽管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但每年经济增长吸纳的就业人数都远低于实际需要就业的人数，导致每年都有一些未实际就业的大学生不断积压下来。2008年9月，金融危机集中爆发，导致应在2009年就业而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大约有100万。我国2010年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为631万人，加上历年没有就业的人员，将超过700万高校毕业生。从而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就业高峰[5]。

（五）经济增速相比快速发展区放缓，消费净流入水平在下降。

人口迁入能够带来消费，人口迁出能够带走消费。净迁移率是用于测量人口迁移的常用指标，指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人口迁入迁出相抵后（迁入人口减迁出人口）与同期平均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比表示，反映人口迁入与迁出的差异。2005年广东省统计年鉴显示，全省人口迁入人数是107.21万人，迁出人数是70.45万人，净迁移率为4.68%。可见，在广东省的人口变动过程中，人口迁移起到较大的作用，人口迁移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忽视。1962-2008年广东省户籍人口净迁移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十五”期间，净迁移率上升幅度较大，“十一五”的第一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净迁移人数为64.93万人，净迁移率为8.14，与1962年相比，高出了13.3个千分点，净迁移人数增加了83.19万人。可见，广东省的人口迁移是以迁入为主，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的数量差距在逐步扩大，广东吸纳了大量的迁移人口。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07年开始净迁移率发生明显下降的情况[6]。

（六）银色产业发展滞后，老年人消费严重萎缩。

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将在2015年—2035年陆续进入老年，2015—2035年是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平均每年净增长48万人左右，203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700万人左右，2050年达到2100万人[7]。广东也不例外，但广东在银色产业的发展方面却严重滞后，大多数人还要依赖家庭养老。目前广东老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有将近五分之一的人身体较差，过半以上老年人身体只是一般。许多人患有各种疾病，需要护理。经济状况是衡量老年人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调查表明，老人中超过半数的经济处于基本维持的水平，广东老年人经济宽裕的比例为10.4%，经济困难的比例最高，接近1/3。这显示有关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服务需要大力发展。

三、广东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对策研究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产业发展是深化广东改革开放，保持新时期广东经济继续平衡、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需要针对广东的省情，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关的消费促进措施。

（一）进一步发展高端消费服务，特别是面向海外人士、特殊人群、中高端消费者的服务，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层次性升级。

仍以健康休闲旅游为例，当前有四大人群支撑着该行业的发展。（1）老年人群。有资料显示，中国将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现在的7%上升到11.8%。据预测，当峰值到来时，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达到23%。人口老龄化在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又给广东的旅游业带来新的契机。老年人收入稳定、空闲时间充裕，注重保健养生，健康旅游将成新时尚。（2）女性人群。随着女性旅游意识的增强，其出游人数正以每年近20%的速度递增。在国内城镇居民出游的性别构成中，女性出游人数比重超过男性，始终保持在52%左右，其中不少是拥有充足时间和资金的白领女性。她们对“温SPA、海岛休闲、美容瘦身”类的高端保健旅游产品情有独钟。中医减肥与美容旅游产品、中医药膳调理旅游产品、医疗整形美容产品等将会对女性市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3）特殊人群。这里的特殊人群是指有治疗疾病需求或有康复疗养需求的人群，其中还包括了本身健康状况良好，但是出于对养生和康体的偏好，喜欢选择带有保健疗养性质旅游产品的人群。（4）外国人群。很多外国人在安排旅游计划时会考虑尝试以中医保健为目的的“中医保健游”，或在游玩后接受中医康复治疗，并在旅途中学习中医保健知识。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与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势差也是刺激西方发达国家患者来中国进行医疗旅游的最大原因。针对这部分市场，广东可推出以中医中药为主题的医疗保健旅游产品和相关的休闲产品，促进广东保健旅游产品的品质提升和特色开发。

（二）适当转变经济发展的投资驱动为消费驱动，增强居民的个体消费能力，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能力升级。

需要改变总体收入分配比例偏低，整体消费水平难以提升的不利于消费经济发展的局面，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全面升级。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以其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投资。目前，广东仍是世界跨国投资的热土，同时广东的民间资本也获得了巨大的积累，在此背景下，广东应将更大的投资空间让与社会资本，通过民营经济和外资带动地方经济的投资发展，而将地方收入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从当前情况来看，这种宏观投资和消费的分配转型显得非常必要而迫切。一方面，如果政府给予民间资本的空间小，民间资本要么转化为储蓄，不能发挥再生产作用，要么转化为游资，扰乱正常的生产和流通秩序。目前的种种市场乱象，包括房价高，农产品涨价都与民间资本没有得到健康引导，没有良好的发挥空间有关。另一方面，公共投资或者国有企业的投资本来与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运作有很多不相容的地方，效率低，政府如果能够由经营角色向民生保障角色转变，不但能够使真正依照市场规律的公司能够发展起来，让广大民营企业和占就业绝大多数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获得可支配收入，还能够精减政府规模，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三）通过投资开放和财税政策调整，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整体升级。

投资开放正如前文所言，能够藏富于民，提高大多数就业人员的可支配收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因为政府投资旺盛，垄断了大多数赢利部门，仅使少数国有单位职工获得可观的消费收入，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消费的结构性升级受到严重制约。在我国监管水平低，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下子开放过多的投资领域可能带来市场风险，因而我国的市场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年环境下，保有一定量的国有资本，政府握有一定的市场调控权力有其必要。但国有经营和收入公平分配之间并不矛盾。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不能归因于企业的国有经营。分配合理与企业分配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有关，与国家合理的财政和税收政策有关。广东需要利用好财政和税收工具，既不损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力，让广大经营者有生产的积极性，同时

又不损害广大员工和消费者的收入权益。投资开放能够带来一次分配的公平，财税政策调整有利于在二次分配中实现一次分配中难以兼顾的公平。只有调节好收入分配格局，消费结构的整体层次才可能得到提升。

（四）提高城市化质量，尤其是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身份升级。

身份结构升级是指消费者中本地市民的比例不断增加。城市化不等于城区化，城市化除了地理区域的扩展，更是现有人员市民化的过程。要变地理扩张的城市化为市民规模扩大的城市化。消费结构升级是城市化的结果，城市化代表现代化生产和人类文明生活的成果。城市化通过发挥规模效益，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档次的提高，消费性服务水平的进步，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人来完成。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既扮演生产者城市化的角色，即从农业生产身份向工业服务业发展身份转变，也扮演消费者城市化的角色，即从自给自足的农民向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市民转变。广东目前所重视的城市化还只是一种初级的城市化，仅仅实现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的城市化，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未来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增量来自于现有的农民工，只有通过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市民群体才可能扩大，消费规模和层次结构才可能得到提升。

（五）采取措施提高年轻人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活性升级。

年轻人具有时尚敏感，消费活跃，消费意愿强，消费可能性大，收入转化为消费的比例高的特点。但年轻人往往由于资历浅，经验不足，难以获得足够的消费资源，包括收入和其他消费基础。这与老年人的情形正好相反，老年人通过一辈子工作，有了一定积蓄，有了消费基础，但消费的意愿却比较低，消费的活力不强，难以产生旺盛的消费。对年轻人的消费应站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由此非常需要发展面向年轻人的消费信贷[8]。此外，要给予年轻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通过劳动获得更多的收入，创造更多的财富。还有，在分配方面，要改变目前的唯资历倾向，变向中老人分配过多为向年轻人的分配更多。在许多单位，资历深年纪大的员工可能是年轻员工工资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收入没有分配到最需要花钱的阶层，反而沉淀于不要花钱的人群。许多老员工很少去翻工资卡，年轻员工往往一发工资就将钱花个精光，后者的收入更容易转化为消费。为推进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应向年轻人倾斜。

（六）发展老年产业，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年龄升级。

目前我国面向年轻人，面向婴幼儿，面向富裕阶层的消费业发达，但面向“银发”的消费服务却远远不够。这其中包括了金融服务的不足。退休老人因为外出活动能力有限，生命周期处于活力不旺盛阶段，因而所能开展的主动型消费活动有限，比如老年人爱静，外出购物和夜生活一类的消费活动大为减少，但老年人所需要的被动型消费活动却在不断增加。随着身体功能的弱化，为增补身体功能而产生的各类服务需求大幅度增加。比如社区养老服务就包括了医疗保健、生活照料、卫生护理、风险预防、健身、文化娱乐、学习教育等方面，统筹规划在每个社区建立多功能的老年服务中心是较为有效的举措，使老年人的一般医疗保健可在社区服务中心解决，同时提供生活照料，卫生护理等服务，实现一条龙式的社会服务[9]。

（七）进一步强化工业基础，推动服务业发展，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产业升级。

只有保持好基础产业发展，消费经济才可能有增长的源泉。工业与消费服务业发展并不矛盾，不存在资源的争夺，而是资源的互补。尤其在我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阶段，消费服务业发展必须以工业为基础，为依托，要通过发展工业来发展服务业。广东的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其他地方虽然比较高，但广东工业的整体层次水平还比较低，加工贸易目前仍占广东贸易总量的很大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广东工业的主流。因此，工业与消费服务业的发展紧密相关，要促进广东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还需要从消费供给的源头——

—工业做起，不能跳过工业化发展的低层次阶段而发展高端消费服务业。换言之，只有广东的工业结构水平提高了，尤其是实现了服务制造业的过渡，广东的消费服务业层次水平才可能提升。

参考文献：

[1]张长生.广东省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研究—1979年以来广东“两个比重”下降的特点及优化对策[J].学术研究，2008，（8）.

[2]商务部信息化司.广东省商务概览[N].商务部网站https://www.360docs.net/doc/99961687.html,/subject/shwgl/guangdong.shtml, 2010-06-09.

[3]邓平宇.广东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与平抑对策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0,（4）.

[4]刘毅,杜彬.人口增长能拉动消费吗？模型及广东的实证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9,（11）.

[5]孙红英.浅析经济企稳回升阶段广东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新问题和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0,（18）.

[6]陆淑珍.人口迁移:基于广东省区域差异的比较分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12）.

[7]蔡昉.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8]熊学华.中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合理性判断（1978-2005）[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1）.

[9]申群喜.广东城镇空巢老人的养老生活状况及问题分析[J].西北人口,2010,（1）.

责任编辑郁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