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去病墓前的石刻思考汉代石雕艺术及意义

中国美术简史

题目：从霍去病墓前的石刻思考汉代石雕艺术及其意义。

中国艺术精神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脉络，有许多重要的不能忽视的环节，汉代艺术即是其一。汉代时一个特殊的时代。各门艺术经过了由本元到一元，由群体向个性化的转折。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西汉具体的艺术作品上时，会不由得感叹，这的确是个富于创造活力和激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工匠艺术家创造的帛画，石雕。陶俑，画像石等。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它们浑厚古朴和精神活泼的风格，实际正是后来绘画理论中所总结的“形” 、“神” 的早期追求。汉代石雕中最具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的应首推霍去病墓前石雕。它是西汉纪念碑群雕具有划时代的典范，是雕塑艺术在塑造形象方面打破旧的程式。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

汉代陵墓雕刻突出地体现了当时石刻艺术的水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汉代雕塑艺术中最重要的内容。

霍去病墓石雕

霍去病墓石刻是西汉纪念碑性质的一组大型石刻。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到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与力度感，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花岗岩的特殊质感与这种古拙朴厚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形成的阳刚之美，很好地表现出西汉帝国朝气蓬勃的时代风貌。

霍去病墓位于陕西兴平县境内。汉代一般霍的年轻人他6次统帅大军出击匈奴，立下巨大的战功，被汉武帝刘彻封为冠军侯和骠骑将军。

霍去病墓石刻有伏虎、跃马、卧马、野猪、蟾蜍、巨人搏熊、马踏匈奴等大型作品。整个石雕这些石头雕刻技术灵活地运用了圆雕、浮雕及线刻多种手法，并按天然石块的形状因材施艺，对它们的纹理和材料的数量完整的示范意义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内在活力。

“跃马”霍去病墓石刻是利用整块巨石的自然形态，在必要处巧加雕凿，去粗取精，删繁求简，谁将会是马，我们通过石头。厚度大于工作马颈下的石料并未凿去，这似乎多余的部分，却加强了跃马的动态和力量。

“伏虎”霍去病墓石刻也同样利用整块石料因材施艺而成，躯干以自由流动线与扭曲的团石结合。有一个强有力的动态形式的艺术形象，这是稳定的形成了汉代纯朴、深厚的统一风格，体现了高超的艺术能力及水平。

“马踏匈奴”霍去病墓石刻是霍去病墓最重要的代表作品，这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是使用一个艺术的结合不但代表了霍去病墓石雕的制作水平，而且是古代雕刻艺术中最优秀的作品。其中战马昂首屹立，钢铁般看，金炳腹部显露两足上曲似垂死挣扎。这庄重雄强的艺术形象，可以说是汉代战场的缩影，也是霍去病赫赫战功的象征。霍去病墓石雕没有直接刻画英雄本身，然而，马，虎和其他影像学科，以克服可使人们联想到这位英勇善战的将领，表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艺术特色：

《马踏匈奴》石雕为主体性雕像，以硕大的花冈岩雕出一匹战马将匈奴侵略者踏翻在地，战马矫健轩昂，庄重沉稳，踏在马下仰面朝天的匈奴侵略者手握弓箭作挣扎欲起之势。整个雕塑马腹下不作凿空处理，浑然一体，突出大的体面，加强了整体感和大型圆雕的雕塑感。作品运用象征手法，颂扬霍去病击败匈奴的历史功绩，用雄骏的战马形象颂扬主人艰苦卓绝、英勇豪迈的英雄气概。

从艺术表现手段来看，它综合运用了圆雕、浮雕和线刻的手法。整件作品利用了天然巨石的形态而加以雕凿。马肚下的匈奴形象主要是以浮雕来表现，人与马腹之间不透的空隙的巧妙结合，保留了天然巨石的完整性，给人以雄浑、整体的深刻印象。战马的头部形象也刻划得十分成功，微微侧倾的头部避免了呆板、僵硬的毛病，而它镇定自若的神态与巍然静立的体态表现出博大的气度。

其他石雕原来可能散置于墓冢区域周围，还有一些石块散乱立于冢上。跃马后腿曲蹲，前肢作一跃而起之状，予人以紧张激奋的印象；卧马虽暂作休息，仍昂首注视前方的动静，并未放松警觉；伏虎爬卧于地上，通过正在咀嚼的嘴部、锐利的眼神和稍稍耸起的肩部，仍使人感其雄健凶猛。

这些石雕皆巧妙地运用了原来天然岩石的外形，“相石取形”，将圆雕、浮雕和线刻技法综合运用，很好地抓住对象的神貌特征加以表现。野猪、鱼、蟾等石雕更在巨石上略加雕凿便神态迥出，予人以丰富的想像和无穷的回味。霍去病墓石雕和散置在墓冢的巨石共同烘托出祁连山的意境，将雕塑作品与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霍去病墓石雕群作品是中国古代雕塑接收外来艺术、明显接收中亚和西亚艺术加以融会贯通的结果。这种避免早期雕塑技法尚见生拙的弱点，发扬气势雄浑优势和内在力量处理的方式，成为汉代艺术的一大特色。

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

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霍去病墓石刻艺术因石得形，因形造意，乔石，由于意大利建筑工人的结果因巧生辉，以深沉雄大的气魄，体现了充满自豪、自信及活力的时代精神，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历史上是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

石刻作为墓主人墓园的一部分，它所体现和要表达的是墓主人的思想和生前事迹。霍去病墓石刻特殊的艺术形式和审美上的独特价值，使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去认识和了解它。一方面它作为独立的艺术品，我们应当一件一件地去欣赏它去认识它；另一方面我们要以一种还原性的心态去理解它。这些放置在墓冢上的石头与“为冢像祁连山”，共同表达纪念个人功绩和国家荣誉的使命任务。

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特点.

它是西汉纪念碑群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范,是雕塑艺术在塑造形象方面打破旧的程式,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这批石刻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除了作者环绕所纪念的英雄及其业绩,进行了精巧的设计与创作外,还在于它体现了汉代艺术特有的古拙美.雕刻手法采用“因材施雕”,即在无数的自然石料中选择,因石得形,顺势雕凿,在顽石中崛起活跃的生命.刀法简洁洗炼,造型朴拙粗放.在整体的团块结构中,采用浮雕和线刻表现细部,圆浑中透露明确的转折.给人的感觉不浮华、不繁琐、也不矫揉造作,浑朴深沉的思想,勃发豪放的精神蕴籍于单纯而自然的外形中,造成了艺术内在的惊心动魄的气势感和运动感.用温克尔曼对古希腊雕塑“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评价霍去病墓石刻.

汉代是一个强盛的、生气勃勃的时代，处于创业时期的封建帝王深深懂得出生入死的英雄的价值；这时期涌现的风云人物给后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在千军万马的重围中慷慨悲歌，一洒英雄之泪，然后驰杀于敌阵；如汉武帝本人，如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如出使西域的张骞、苏武，如驰骋于风沙大漠的李广、卫青、霍去病……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甚至连苦闷、连复杂的感情，也无不充溢着豪迈之气。这时代容不得畏琐的小家子气，英雄们向往着在青春时期建功立业，向往着壮烈的人生。我们再看看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那挺立的马，那卧伏的马，那腾跃的马，正如鲁迅先生

说的：“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霍去病墓前石雕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正是时代精神风貌在艺术上的反映。这组陵墓雕刻成为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高峰，具有永久的典范意义。归结起来可为：一、团块结构，饱满有力。二、舍繁就简、浑然天成。三，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霍去病墓在石雕在中国美术史和雕塑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不是因为它历史年代的久远而产生价值，而是因为它建立了墓地纪念碑的格式和制度，以不同于汉代以前的旧的雕塑模式，形成了更加成熟的中国式纪念碑雕刻风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去病墓前石雕群作为刻画汉武帝时代征战匈奴的英雄的雕塑艺术作品，已经转化成了中国古代墓葬文化的艺术形式，它成为格式化和制度化的规范，成为永恒的历史。它的历史价值不仅仅是时间刻录的历史事件的艺术写照，而是超越时间界限的一种艺术风格，它一直存在并传承。当《马踏匈奴》表现的那个西汉初年战火纷飞的主题已经成为消逝的历史事件，石雕也渐渐成为历史遗留中的一件件作品，但是两千多年前的工匠们却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和周密的考虑，留下精湛的技艺，为我们创建了辉煌的艺术丰碑。这种纪念碑式的艺术创作作为陵墓雕刻作品的典范，永恒地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