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型居住社区公共治理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关于大型居住社区公共治理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2003年开始，上海市为疏导中心城区人口密集度，破解城市发展瓶颈，开始在上海周边郊区大力推行保障性住房基地建设。到2009年初，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和区县政府，集中力量开展大型居住社区（以下简称“大居”）规划选址工作，依据“聚焦新城、公交优先、突出功能、产城融合、便于启动”的原则，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合理布局，推进郊区城市化进程和中心城旧区改造，构建与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住房总体格局。笔者发现，其中，作为上海市第一批六大配套商品房拓展基地之一的宝山区顾村镇，涉及规划总体面积18平方公里（占顾村镇域面积近45%），因其属于最早启动，最早建成的典范之一，对以其为主体所在区域的公共治理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大型居住社区公共治理

大型居住社区的公共治理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对其历史沿革的阐述以及管理模式的研究。在探讨国内外理论研究之前，首先必须要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之一，也就是大型居住社区的概念。笔者在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09年编制的《上海大型居住社区规划设计导则》中找到定义，即用地规模约为5平方公里，人口规模约10万人，以居住功能为主体，生活与就业适当平衡、功能基本完善的城市社区。从这个具有官方色彩的定义中不难看出，2009年上海的大型居住社区概念还仅仅停留在住区功能的层面上。另外，学者刘华钢对大型居住社区的定义描述则是：相当或者超过现行国家规范规定的城市居住区级用地规模或居住人口规模，且没有城市道路穿越的单个完整的居住区。而李鸿新和李钊对大型居住区的界定是：总建筑面积大于50万平方米规模的居住区。对于开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社区，则称为超大型居住区。从上述的各项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大型居住社区的概念大体上是以居住社区的体量规模作为主要衡量标准。

不难发现，从城市规划角度方面，国外研究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和代表时代特点的经典理论。从整体概念上讲，大型居住社区应当是属于居住社区的一种。作为体量巨大的一个存在，国外理论界的研究将其归纳于城市地理学研究范畴之中，其核心理念通常是以人为本。这其中主要包括：在1882年由西班牙工程师玛塔提出的带状城市（Linear City）构想，接着在1902年由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第一次提出了在欧洲大陆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田园城市”理念，其内涵主要包括在兼具城镇的社会基本架构的同时又拥有乡村自然风貌的城市。到了1929年，美国建筑师佩里（C.Perry）根据其实际工作经验，提出了居住空间组织方式。而在1928年设计的美国新泽西州新城之际，美国人Radburn创造性地采用了“大街坊（Block）”概念，而在当今社会中，被人广泛接受的Shopping Mall就是配合大街坊应运而生的。

此外，对于居住社区管理模式的理论探究，笔者发现其大多属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因众多社会学家所持观点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区管理理论。这其中主要包括以美国农村社会学家C.J.加尔平、芝加哥学派的R.E.帕克、古典学派的R.D.麦肯齐等为代表人物提出的社区区位理论，以美国学者I.T.桑德斯、W.萨顿、J.克拉扎，以及社会学者E.O.莫依为代表提出的社会体系理论、还有以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J.伯纳德、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W.A.葛木森等一批学者为代表提出的社会互动理论等。

相比较国外学者在城市规划领域和社会学领域对居住社区成熟的理论研究体系，国内理论界对大型居住区的相关探讨更多地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类是针对大型居住区的形成原因、存在问题和建设对策的研究。其中主要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中的居住社区为研究对象。叶荣责(2002)通过对广东地区的大型居住区形成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揭示了大型居住区对城市的影响、公建设施建设模式和金融风险等方面的问题。郑新明(2003)对广州番禺北部的大型居住区进行了全面研究，从其形成的背景、发展动机与发展历程，分析了大居存在的问题，对城市规划的角度提出了合理性建议，并对番禺北部大型居住区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刘华钢(2003)对广州城郊大型居住区的形成和影响进行了研究，从多元主体参与的微观层面分析了城郊大型居住社区的形成机制，以区域性视角审视广州城郊大型居住区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城市空问结构和形态发展、城市运行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并从制度设计和规划控制两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此外，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03年提出了上海大型居住区的选址布局建议，对大型居住区综合开发(包括规划设计、开发机制和配套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朱小地(2005)选取了北京市三个代表不同时期的城市边缘大型居住区(方庄地区、望京新城和回龙观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各自存在的主要问题。罗长海、华晨(2005)以杭州市为例分析大规模城郊住区开发中景观资源的私有化问题，从社会、市场和政府行政3个层面研究景观私有化问题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应摆脱小农意识、积极引导市场运作及改善行政方面的对策。

第二类是对大型居住区规划设计功能定位的分析探讨。陈天等(2005)认为在进行大型居住区规划设计时，单从设计层面来进行规划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社区生成与发展的需要，而应找到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开始阶段规划师就应该对设计项目进行策划。陈瑞莲（2005）对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分析。李鸿新和李钊(2006)总结了目前国内大型居住区设计开发的各种理论，提出应把绿色生态设计和新城市主义作为大型居住区设计的理论基础，并在一系列规划项目中对其进行实践。

第三类是部分开发企业与项目策划机构从房地产开发的角度对大型居住区的设计和开发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研究。例如夏南(1999)介绍了万科地产在城市近郊开发大型居住区的选址理由，提出近郊大型居住区应选择较低的容积率和有组织的人车共存方式，并以深圳四季花城为例指出围合型规划方式的设计要点并介绍万科地产未来的发展方向。赵路兴(2002)总结了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基本特

点，分析其形成机制，指出大型房地产项目的影响并对如何完善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梳理，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对于大型居住社区公共管理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以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为例，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市、区两级政府部门不断加大居住基地建设力度的同时，原有的扩大住宅人均面积，改善居民住宅条件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内涵已经无法满足当下人们对居住社区的需求。另一方面，搬迁居民和当地原住民的地区文化差异更像是一个放大镜，聚焦并扩大了以大居为主体的区域内部矛盾。第三，随着大量人口的导入对当地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现实而严峻的考验。既有的社会公共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区域发展态势，而新的公共资源因传统制度因素导致难以一次到位，进而形成区域内的对原有社会资源的竞争性掠夺。第四，大居自身的有效管理模式有待进一步建立。有鉴于以上诸多问题，作为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不容忽视，也必须正视。

笔者认为：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佐证，从构建和谐社区、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角度看，地方政府应当更多地主动开展工作，跨前一步，提前介入大型居住社区的前期筹建规划，在充分考虑地方区域特色、导入人口特点等因素背景下，按照“内挖潜力，外增合力”的原则，一方面要新增、调整、撤销一些不合时宜的管理机构，强化管理程序的科学性，最大限度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构建以政府为主，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雁行治理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分阶段厘清主次矛盾，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又要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前提下，平衡各方利益诉求，避免地区“马太效应”的出现。在大力倡导文化大发展的今天，努力塑造共美大同的公共文化精神，进而做好城乡和谐一体化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