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翻译大家

鸠摩罗什

后秦僧人(344-413)，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

大师。梁启超称之“译界第一流宗匠也”。

修正以往译本，删繁就简，灵活处置，以适应汉语表达。

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翻译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更加重视译文的文体和意蕴，既保留原文的风格，同时又避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文质兼顾，开创了全新的佛经体例。

创设许多佛教的专用词汇，从而引入了新的文体和语法，极大地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开设译场。

译经方法：

1.推崇意译

罗什的意译原则，最早实践了“信”、“达”、“雅”三项翻译标准。他译经时紧跟原文的意旨，对原作或增或减，务在达旨。僧肇评他译的《维摩诘经》“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即是“信”；“其文约而诣，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即是“达”；在“信”、“达”之外，罗什还要求译文雅正，以便阅读。

他提倡意译，主张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讲究译文的流畅华美，因此他所译的佛经都富于文学趣味，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传诵。他虽然倾向意译，但在实践上基本仍然是折中而非偏激的。

2.删繁就简

罗什临终向众僧告别时说：“自以暗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300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

3.摒弃“格义”

在罗什之前的译者，往往以中国玄学唯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佛经，因此经常借用玄学名词来译佛学概念，释道安反对这种“格义”的方法，罗什译经则完全摒弃“格义”，付出不少心血去创立佛教专用名词。

罗什在翻译时，通过采用汉字音译等方式，重新定名，改掉了以前译本中直接援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概念术语，从而避免了理解上的歧义，基本上还了佛典的本来面目，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作。

“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新造词语来表达原典的意义，无法翻译的就用音译。

其翻译的《法华经》被宋僧赞宁誉为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贡献：

对文体的改革；通俗化，口语化，又富含文学色彩；韵文部分的翻译；韵散结合；音译；提倡译者署名，以负文责；订正“旧译”；

首次将印度佛学经典按照原本直接介绍进中土；

与真谛、玄奘、不空并称为佛经四大翻译家；

鸠摩罗什不但要译出原意，同时力求文字通俗化，兼富优美文学色彩，推翻道安认为应以古朴文体为本的理论；

彦琮

彦琮（557—610年），俗姓李，邢台隆尧县双碑人，隋代著名高僧，他精通梵文，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

彦琮一生共译经22部，约达万卷。

他每译一经，必制序，述事于经首。为了给译者制订规范，他以多年实践经验，论定了翻译外藉的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此外，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彦琮的著作和译文，繁荣了东西方佛教界，促进了东西方佛教界的交流，尤其是在西南诸国传播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1、彦琮的翻译思想不是通过译经序言，而主要是通过《辨正论》反映出来的。他在文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即宁可质朴，也要把道理表达清楚，不要因讲求技巧而有悖原义，表明他坚持忠实第一，倾向于直译。

2、《辨正论》在中国古代译论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八备”、“十条”说，使得研究视角从译文转移到译者身上。“八备”、“十条”说从学问和道德修养两大方面对译者提出了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可以说为道安的“三不易”续上了一个治本的对策。

所谓“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

（一）“诚心爱法, 志愿益人, 不惮久时, 其备一也。”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 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 先牢戒足, 不染讥恶, 其备二也。”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 笑厌恶。

（三）“鉴晓三藏, 义贯两乘, 不苦暗滞, 其备三也。”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 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旁涉坟史, 工缀典词, 不过鲁拙, 其备四也。”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 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襟抱平恕, 器量虚融, 不好专执, 其备五也。”要求译人心脑宽和, 虚心好学, 不固执己见, 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 淡于名利, 不欲高炫, 其备六也。”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 不贪图名利, 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要识梵言, 乃闲正译, 不坠彼学, 其备七地。”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 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 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薄阅苍雅, 粗谙篆隶, 不昧此文, 其备八也。”要求译经人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 熟悉文字的使用, 保证译文通畅典雅, 忠实谁确。

第一、五、六这三条, 特别泣重翻译人员的思想修养, 可谓深探本原。“八备”的核心是要求翻译力求忠实, 而要做到忠实,译者必须要有高尚的品德和一定的汉、梵文的修养和造诣。

“十条”即：“字声一，句韵二，答问三，名义四。经纶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这些翻译原则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语言、文字和音韵知识，也涉及了佛家弟子的基本能力和专业修行。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太平军进军江南时，随家徙居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四哥马相伯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创办人。1877年（光绪三年），他通过了巴黎考试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试，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高中会考毕业证书的中国人。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为连夜赶译俄国发给清政府的一封七千字的长电，他因身体过于疲惫，引发热疾而终。

主要著作：《适可斋记言记行》、《文通》（通称《马氏文通》）十卷。《马氏文通》，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全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

中国翻译的五个时期:

1.东汉至唐宋（佛经翻译）

2.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欧洲宗教、哲学、科学等“西学”）

3.鸦片战争至五四前（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翻译）

4.五四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列主义思想和世界文学的传播）

5.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科学、文学，教育）

马建忠的翻译原则——善译

历史背景：

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冬向清政府上书《拟投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辱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

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

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

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

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

现代翻译理论的等值原则与善译:

等值原则：指译文与原文之间，在语符、语义、语用三层次上求取最大程度的对等，从而使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一样尽可能感受到相同的效果。

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语符等值（直译）

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语义等值（意译）

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语用等值（修辞层）

善译与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等效”论十分相似。

学者对其评价：

1984年，译审兼作家罗新璋先生撰文道：“有文章说，严复是近代第一个探讨翻译理论的人，此说不甚确切。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写于1898年，而早在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已提出善译的问题”。

著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论中国翻译的定位时说：“从徐光启、马建忠、严复、梁启超、林纾开始，翻译就被视为救民族与危难的文化战略武器”。

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1997)“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

代表作：《围城》《管锥篇》《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

钱钟书“诱”“讹”“化”的翻译思想：

“诱”：翻译在文化领域所起的作用，即诱导人认识外国文学。所谓“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钱钟书认为，“媒”和“诱”所指的是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就是说翻译是个“居间者”和“联络人”，诱使我们去了解外国的作品，去阅读外国的作品。“讹”：主要指的是翻译作品中的“讹错”。译文和原作之间总是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理解或与原文风格不符。对于“讹”，钱先生总结如下“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畅容易，到翻译就会出现疑难，而这种疑难常常并非翻翻字典所能解决，不能解决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肯躲避而强解，那又是胡乱猜测的“讹”。翻译既是“发现之杖”，又是“发现之障”。译文是引领读者进入另一语言文化的助手，然而，也可成为认识另一种语言文化的障碍。

“化”：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化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才算得上“化境”。

“化境说”

“化”即是转化（conversion）,即将一国文字转化成另一国文字；

“化”即是归化（adaption）,将外文用自然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

“化”即是化境。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这与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和以译莎士比亚名闻遐迩、成绩卓著的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钱钟书指出：“译事之信，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支，严于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就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

按照钱钟书的理解，“信”、“达”、“雅”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可分割，其中“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它包含“达”与“雅”。达是“信”的必要条件，译文没达到“达”就不可能忠于原作；而“雅”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美化”的意思。

以诗译诗：

钱钟书提倡以诗译诗，“以韵语译韵语”。

译诗历来被看作是困难的，正如钱钟书指出的，“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

钱钟书在对翻译问题进行讨论与实践操作中，一方面大量吸纳现代西学的成果，通过自己的阐述跻身于中西对话的前沿，另一方面又突破了西方译学研究中语言学派有关论断的桎梏，没有拘泥于西方阐释学理论关于语言即存在、语言即本体之类的玄言思辨，而是深具卓识地将中国传统训诂与阐释学理论相融合，突出了具有中国特征的文艺美学标准。借助翻译，钱钟书不仅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打通了整个文学领域，探索了中西文学共同的“诗心”和“文心”，而且为影响研究、阐发研究、科际整合、译介研究等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1747-1814）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在爱丁堡大学担任历史教授。1770年，他改行当律师，但他一直酷爱文学和翻译。除《论翻译的原则》外，泰特勒还撰写过许多历史书籍，翻译过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作品。当著名的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瓦尔特·司各特仍是爱丁堡的一个青年见习律师时，泰特勒则已是爱丁堡学派的成员了。他多次在爱丁堡皇家学会里宣读有关翻译和作诗的论文，后汇集成册，取名《论翻译的原则》。正式出版之前，书稿就对爱丁堡的青年一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收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方面，司各特也无疑受益于泰特勒。

Tytler首先给“优秀的翻译”下了定义，认为在“优秀的翻译”中，”The merit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so completely transfus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as to be as distinctly apprehended, and as strongly felt, by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at language belongs, as it is by those who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work.”“原作的有点完全移植在译作语言中，使译语使用者像原语使用者一样，对这种优点能清楚地领悟，并有着强烈的感受”。泰特勒根据这个定义提出翻译必须遵循的三大原则：

Firs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 of the original works; Second,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Third,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摘自：《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

首先，泰特勒认为，译者要完全再现原作的思想，就必须精通原作的语言，并十分熟悉所译题材，此二者缺一不可。在原文意义暧昧不明和含有歧义时，译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力，选择与上下文连贯或与作者常用的思想方式和写作风格最相符合的意义。仿效原文的隐晦或暧昧是一种错误，对多义词做出多种解释则是错上加错。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有略加增减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

其次，依据泰特勒的第二原则，译者须具备很快辨认原作风格特色的本领。译者必须明确地判断出原作风格是属于哪一类，是严肃、高雅、活泼、顺畅、华丽、考究和朴素无华之中的哪一类，并在译文中再现原作风格。译者鉴赏能力的缺乏可能会导致译作歪曲原作形象，哪怕他对原作的意思了如指掌。

假使原作是用译语写作，作者会以怎样的风格和手法表现自己呢？“A translator ought always to figure to himself, in what manner the original author would have expressed himself, ha d he writte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of the translation.”

–摘自：《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

译者在模仿原作者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其中最主要之点在于原作语言和译作语言各自的特点，如英语无法照搬拉丁语与法语表意的简洁等。

第三原则是翻译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译者与画家皆在模仿，但各自模仿的程度不尽相同。临摹一幅画，画家可以使用与原作相同的颜色，注意如何模仿原作的笔法和形态。只要模仿得当，临摹本可具有原作的一切特征，真假难辨。然译者的工作完全不同。使用的不是与原作相同的色彩，但得使“画面”具有与“原作”相同的力量和效果。译者不能照搬原作的笔法，而必须用自己的笔法来译出完美的“临摹本”。越是仔细摹拟，越不能表现出原作的流

畅和神采。要使译文兼具忠实和文采，译者就“必须既用原作者的灵魂，又以他自己的发音器官来说话”。但是，译者在把原作的流畅笔触移植到译文中时，还需要有正确的鉴赏力，才不至于流于放纵。

If the order in which I have classed that three general laws of translation is their just and natural arrangement, which I think will hardly be denied, it will follow, that in all cases where a sacrifice is necessary to be made of one of those laws to another, a due regard ought to be paid to their rank and comparative importance.

---Tytler

“要忠实于原作思想，往往需要偏离原作的笔调，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因笔调而偏离思想，已不能只顾译作文笔的流畅和优雅而牺牲原作的思想和笔调。”

优秀译者的标准：

译者须具备类似于原作者的才华，最优秀的译者能够使用原作者所用的题材进行创作，但这不等于说，译者非得完全等同于原作者不可。例如，翻译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作品时，译者不必是一位西塞罗式的大演说家，也无需具有与西塞罗同等的哲学天才。但是，译者必须能够明确判断西塞罗作品的全部价值，细心领悟他的思维、推理，满腔热忱地品味他的作品的全部美感。

Tytler的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和系统。他的某些观点现在虽已过时，有的甚至在当时就遭到了各种反对，但其翻译三原则却一直为不少人奉为圭臬。其理论不仅是英国翻译理论试，也是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一座非常重要的丰碑。

Edwin Gentzler 埃德温·根茨勒

1973年，埃德温·根茨勒在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获得第一个英语文学学位。1974-1977年,根茨勒在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德国研究。1990年，根茨勒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范德比尔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1994年，他开始在麻省阿默斯特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工作。教学期间，他开展了有关翻译技巧，翻译研究，翻译及后殖民理论，比较文学的通识教育等多方面的讲座。他还建立了翻译中心，把曼弗雷德，阿克塞尔·斯查尔兹，赫尔加·诺瓦克等人作品和思想翻译成为英文。此外，他还是“美国口译和笔译研究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埃德温·根茨勒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1993）中，根据二战至90年代初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态，依据各流派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依据的理论来源将当代译论划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五大流派。

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注重文学作品的翻译，其指导思想是翻译是一门艺术，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语言和诠释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里查兹、庞德和威尔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

里查兹（I.A. Richards）曾在哈佛大学创办阅读培训班，为翻译培训班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翻译培训班的宗旨是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文本，达成正确而统一的反映和体验，并用完美的口、笔译形式再现或阐述这一体验。其理论前提显然是文学作品有一个终极的、统一的意义。只要通过适当的训练，掌握正确的方法，人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原文。翻译培训班的任务就是制定若干条款和程序，排除一切妨碍正确理解的障碍。

庞德（Ezra Pound）认为文学作品刻意塑造的是形象，而非内容或意义。在翻译中译者应注重的不是所描写的事物，而是描述的过程和语言的形式与能量（energy）。译者如同艺术家、雕刻家和书法家，应精确地再现细节、词语、片段和整个意象。作品真正的灵魂常常蕴藏于

“一瞥或一瞬之间” 。

威尔（Frederic Will）认为文学作品是表现自我、统一而连贯的形式，能赋予我们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语际交际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的体验和情感有一个共核。在翻译中他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在诗歌翻译中，有天赋的翻译家即使不精通原作的语言也同样可以再现原作的精髓与本质。他认为，所谓精髓和本质就是作品的能量和冲量（thrust），译文不仅是原作的补充和延伸，而且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勃发出新的生机。美国翻译培训派对人类主观无意识的研究、强调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sition）、注重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在译文忠实的标准问题上提出的新颖观点” 等，都对其后的翻译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

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亦称翻译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派和俄国语言学派。从历史发展来看，翻译科学派是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但从更直接的原因看，则是对翻译培训派重实践、强调译作品位与文学价值、注重美学经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驳。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则等为翻译科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卡特福德（J .C.Catford）于一九六五年发表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首次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来探讨翻译的性质、类型、方法、条件和限度，并运用层次、范畴以及级阶等语言学概念来论述语际转换的根据，提出翻译对等只能是话语对等和功能对等,开辟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奈达（E.A. Nida）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先后发表了《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两部著名的翻译理论著作，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应用于翻译的理论研究，大胆地提出核心句的概念，并试图建立一种最有效、最科学的三阶段翻译转换模式：1)将原语句子简化为意义最清楚的核心句（原语深层结构）；2）翻译核心句（译语深层结构）；

3)将译语核心句转换成译语表层句子。此外，奈达将语义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信息论、交际理论也引人翻译研究，提出极有影响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标准，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德国的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ilss）以描述语言学和生成语法为基础，批判的继承了施莱尔马郝和洪堡的语言观，提出翻译应该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科学，其理论模式必须“客观”“程序方法不受价值观念影响。他断言翻译是语际交际过程，并对翻译的方法，进行了分类和界定；详细探讨了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对语言学、交际学和翻译学三种等值进行了经验性描述。除上述三位翻译理论家以外，德国的卡德、英国的斯坦纳、法国的穆南以及俄国的费道罗夫均从语言学的理论中吸取营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一很明显，翻译科学派虽然承认翻译是技巧，是艺术，但他们始终认为翻译首先应该是科学，可以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描写，发现其中的规律，并使之公式化。

早期翻译研究派（Early Translation Studies）发韧于本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家认为，无论是语言还是从文学方面着手的传统的翻译研究都已日益显露出固有的局限性，而奈达将乔姆斯基深层结构引入翻译研究结果似乎也不能令人满意。翻译研究派借用了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理论成果，以文学作品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认为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 ，而文学性往往是通过作品的表层结构特征体现出来。同时，翻译研究派还认为，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和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利维（Jiri Levy）是捷克翻译理论家。他以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将翻译方法论建立在符号学和诠释学原理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作品的文学性可以通过作者的独特的风格形式转换而来，而文学的表层特征或作者的风格都可以分割成独立的成

分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另一种符号系统的风格特征来替代，产生出艺术性、文学性基本一致的译文。利维一反重内容、轻形式的传统翻译观念，使结构形式特征成为翻译中头等重要并必须刻意追求和再现的因素。他认为忠实与创造是统一的，译者有权做适当的调整，其理论促进了翻译研究派雏形的形成。

霍姆斯（J，Holmes）是翻译研究派的创始人，其著作《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72）是该派的成立宣言。他首先认为翻译理论应产生于对翻译过程的科学描述，再将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诗歌翻译可被视为一种元文学，它既是对原作所进行的评价和阐释，同时自身又是崭新的、独立的文学作品。翻译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译文与原作作为两种文学自足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译文与译入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对等或忠实。

比利时学者列费维尔（A.Lefevere）反对传统翻译研究的文学、语言学两分法，认为这两种翻译模式并不相互排斥。翻译不仅仅是意义跨文学的共时转移，同时也是翻译标准的历时嬗变。他归纳出七种翻译方法，详细论述了各种方法的利弊得失（Gentzler,1993：94）。翻译中完全的等同是不可能的，译者必须做出抉择。

布罗克(R. Van den Broeck )与列费维尔一样，反对传统翻译的对等论，希望在皮尔斯的符号学、史蒂文森的哲学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等值观，并认为对等只能是功能和交流价值的近似。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从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出发，将翻译中原作与译作的两极关系视为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反对将原作（男性）看做主导性的，将译文（女性）看做从属性的，认为翻译应该是双向的。

多元体系派（Polysystem Theory）翻译理论产生于早期翻译研究派，是翻译研究派合乎逻辑的延伸与发展。多元体系派这一名称由佐哈尔于七十年代首先提出,最终成为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以色列学者翻译理论与思想的旗帜。多元体系派与翻译研究派一样，认为应将翻译的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框架之中来考察，必须在截译研究中引进文化符号学。翻译研究派与多元体系派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翻译的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后者则认为接受文化的社会和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着翻译的全过程多元体系派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家,特别是通加诺夫的观点，认为文学与超文学世界可以划分为多层结构系统，文学作品是一个系统，社会环境又是另一个系统，它们相互联系，辩证地相互作用，共同协调某一特定形式因素的功能。

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创立的术语“多元体系”是指在一定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主要和次要的文学系统,而高雅文学在其中又居于重要地位。在研究翻译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时，他指出，翻译文学并非在所有国家均处于无足轻重或边缘的地位。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引进新的思想，而且还提供新的形式和模仿的样板。如果翻译文学在一个民族中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就常常牺牲原作的形式，竭力使译文与接受文化的现行标准保持一致。

图里（Gideon Toury）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现翻译抉择的文化制约规律。波波维奇认为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间的迁移( shift)主要体现在美学原理的差异上，而图里认为文本之间的迁移与美学和语言学关系甚微,大多数作品的选择源于意识形态。许多译文虽只是部分与原作等值，并且不符合现有的翻译理论，但仍被目标文化广泛接受，这是目标文化的文化策略与价值观念所致。

翻译既为目标文化带来新的信息和陌生的形式，又因文化标准的改变使原文结构发生迁移。忠实的标准因此只能是相对的，翻译理论的主要任务不是评定译文，而是阐述译文形成的过程，发现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学趋向对译文的影响。在图里之后,巴斯奈特、列费维尔和廷莫科等转向用演绎的方法来研究超文学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列费维尔应用“折射文本” ，即为特定读者而专门处理过的文本，来研究“意识形态的影响” ，并深人研究诸如鼓励、宣扬，或阻止、审查等社会行为对文学转型的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Deconstruction）又称翻译创新派。解构主义派反对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以把握，反对翻译中原文戏革文的两极划分，反对原文是主人、译文是奴仆的观点，认为原文与译文处于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之中。翻译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等值或同一，而是更注重原文与译文的相互关系以及译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

福科（Michel Foucault）认为，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不确定和变化性，语言本身并不和谐统一，而是存在着种种差异、矛盾和歧义。人们对作品的理解有赖于作品的历史性----即不同时期对该作品的注释的积累。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在修正我们对过去的观念，正如这些作品将修改我们对未来的观念一样” 。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不同的理解不断地、反复地修改和重建原文。译者因此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被动、消极的模仿者。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人类的命名和概念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不能用来完整地再现语言，只能用语言自身的变化来说明语言本身。他认为语言与观念的局限约束了人的思维，必须努力消解这些局限。其次，他否认原文和译文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主张翻译是用其他语言的思维来解释我们自己，翻译中应使用陌生化的手法，使用陌生的词汇和结构，打破读者现有的观念类型，使译文达到原语作品可能产生的效果。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理论基石是他杜撰的术语“分延(differance)” ，即区分（differ）和延搁（defer）的结合。德里达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生存和发展。由于符号的意义总是随着其他符号即文本网络和空间上的区分与实践上的延搁暂时得以确定，因而词、句、段、文本均不可能有终极意义和不变的内核，文本是开放的，是存在多种意义可能性的系统，无论多么权威的译本都无法穷尽原文的意义而将原文封闭起来。原文和译文犹如一只花瓶的碎片，如能将相互吻合的碎片粘合起来就可形成完整的花瓶。这就是本杰明所说的纯语言。翻译不仅产生新的译本，同时也是对原文的修正与补充。它是原文赖以生存的条件，并以纯语言得到发展。“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或强调程度” （蒋晓华，1995：66）。翻译中出现的不纯、失误以及图式分解过程的明朗化都与分延过程相平行，对翻译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哲学的思考。换言之，德里达认为，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翻译或可译性的命题”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扩大了原文的意义域，解放了译者的思维方式，调动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应该看到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带有纯理论的研究倾向，缺少相应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的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