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词相关研究综述

第一章颜色词相关研究综述

有关色彩感知及颜色范畴的探索历史悠久，与之相关的哲学思辨解释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斯多葛哲学家曾指出，“色彩是物质最初的现象形式”（转引自叶军）。柏拉图认为人类色彩感知过程需具备三项基本条件光源反光物体具有接受反光功能的眼目。他进一步指出：“白的东西导致眼的开放，黑的东西导致眼的收缩。”亚里士多德则注重色彩成分的类型学研究。在他看来，色彩类属可划分为两类：简单色彩和复合色彩。简单色彩通过“黑白”两种颜色搭配调和而成。复合色彩是简单色彩通过进一步复合、衍生而来的产物。这些有关色彩感知的哲学意义的见解，为后来学界的研究及新兴理论学派的创立奠定了哲学基础。德国文学家歌德继承亚里士多德传统，在其《色彩原理》一书中，从色彩美学角度入手，研究不同色调与情感变化之间的关系。他将全部色彩概括为三类：一是“属于眼睛”的色，称为生理学色；二是“属于各种物质”的色，命名为化学色；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通过镜片、棱镜等媒介手段所看到的色”，是为物理学色。17世纪英国科学家牛顿（1666）开始了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色彩研究。他借助三棱镜对色彩属性进行了物理光学实验，分离出光谱七色：红、橙、黄、绿、青、蓝、紫，并揭开了物质的颜色之谜，即物质的色彩是不同颜色的光在物体上有不同的反射率和折射率造成的。自此，牛顿的色彩光学理论替代了传统的哲学思辨式推论，丰富了色彩认识论，使色彩研究走上了科学发展之路。

此后，色彩感知与色彩表达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有关色彩概念的语言表达—颜色词的研究从人类学、民族学、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相继展开，研究内容涉及颜色词的习得顺序、特性、指称内容、语义结构、联想意义等，相关论著频出。据Maclaury （1997）统计，自,158年以来，关于颜色词的研究论著超过3000部，仅1970年至1990年20年间关于颜色范畴化的研究著述超过200余种。这些研究加深了人们对颜色词汇系统的理解，也为颜色词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本章着重对国内外颜色词研究的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梳理并评述颜色词的主要研究成果。

1.1 国外颜色词研究

国外颜色词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原始人及土著居民辨色能力的研究；颜色词的语言相对论研究颜色词的语言进化论研究颜色词的认知研究：先导理论颜色词的演进过程研究及颜色词的语用研究等。

1.1.1 原始人及土著居民辨色能力的研究

最先关注并讨论颜色词进化问题的是英国学者W.Gladstone。通过比较《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多个描写颜色的段落，Gladstone指出，荷马作品中缺少真正抽象的颜色词。他还指出，颜色词应用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使他否认了荷马时代的古希腊有任何清晰的颜色观念。在他看来，古希腊人的色觉器官及其感知有缺陷，他们的辨色能力不如现代人发达。

而最先提出颜色词普遍习得顺序的是德国语言学家Geiger。他认为,人感知颜色的顺序与颜色在自然光谱上的排列顺序一致，一种语言的颜色词发展至少经历以下六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只识别一个颜色词，表示黑和红的混合概念；

第二阶段：人们识别黑与红两种概念。因此出现了黑色名称和红色名称；

第三阶段：人们感知到黄色

第四阶段：人们感知到白色；

第五阶段：人们感知到绿色；

第六阶段：蓝色名称出现。

Gladstone和Geiger的观点收到了Allen（1879）的尖锐批评。他认为，原始语言中颜色词的缺乏决不能表明色觉能力的缺乏。古代文学作品及原始人缺少真正抽象颜色词的原因在于，他们感兴趣的物体的色彩如此多样以至一个抽象的颜色名称本身就很模糊。实际上，原始人的辨色能力非常敏锐，因为他们第一眼就能辨认模糊的色彩。虽然原始人缺少广义的、

抽象的颜色词，他们却有大量的准确、具体的我们现在称为合成颜色词的颜色名称。

德国著名眼科专家Magnus发现越来越复杂的颜色词汇并不一定反映出辨色能力的变化。他首次在五大洲61个土著部落进行有关颜色感知的跨文化调查并得出如下结论：（1）颜色的命名与人的感知能力的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一种“原始”的语言往往缺乏抽象的颜色名称，但这并不是因为使用这一语言的人们不能区分某些颜色，而是因为这些颜色的区分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所以他们不必从语言上加以分辨；相反，只要有必要，他们对某些事物的颜色在语言上区分得比现代文明民族还要细致入微。（2）最先明确得到语言表达的颜色是红色，然后依次是黄、绿、蓝色。（3）光谱上相邻的颜色，其语言表达也经常相混，而最容易混淆的是绿与蓝。（4）在一种只有两三种颜色词的语言里，红色名称可以包括所有波长较长的颜色（红、橙、黄），黑色名称则可以包括所有波长较短的颜色（绿、蓝、紫）（姚小平，1988）。

Magnus关于颜色感知的跨文化调查，为现代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姚小平，1988）。其研究发现有力地驳斥了Geiger提出的原始人辨色能力低下的假设及辨色能力决定颜色命名的论断。对此，Berlin &Key（1991[1969:145]）评价道：“Magnus的跨文化调查是当时最完备、最具说服力的研究。除了黄色名称总是出现在绿色之前需要更正外，他的主要结论都是正确的。”

Magnus的专著发表20年后，跨文化心理学之父Rivers发表了有关土著人色彩心理测试报告的结果。Rivers的实验报告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其重要意义：第一，土著居民由于其色彩语码系统尚处于不发达阶段，不可能拥有和工业化社会成员一样的色觉感知；第二，由此可以推断，色彩语码系统中存在着逐步进化的可能性。有关原始人及土著居民辨色能力的研究表明，颜色词与文化密切相关。

1.1.2 颜色词的语言相对论研究

近百年来语言学意义上的色彩语码研究过程始终充满了语言相对论和语言进化论两种理论观点的对立与论争色彩词语研究中理论范式的变换如同时钟的钟摆运动一样分别在普遍性与相对性、自然进化与文化决定这两个层面的对立之间来回摆动（杨永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挽救迅速灭亡的印第安土著语言，美国的人类学家们对这些语言进行了记录和分析。他们认为这些语言具有独特的语义、语法结构和文化内涵，对它们的描写不应照搬欧洲传统语言学的范式。为此，美国人类学家Boas和他的学生Sapir提出了“语言相对论”假说，其中最好的例证就是Sapir &Whorf假说。这一假说一经问世便成为美国20世纪在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界受到普遍欢迎的学说。它“强调不同的语言对经验世界做出不同的分类而记录下这种经验分类结果的语言结构会对讲话者的思维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姚小平），即每一种语言相对于其他语言都具有语义的任意性。这一假说强调语义结构的相对性，极力缩小语义的普遍性。换言之，每一种语言赋予其使用者它独特的语义结构，并以其独特的方式把色觉经验编成语码。而颜色词在当时则被认为是可以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本质及“语言相对论”假说的最佳实例，沿袭这一传统进行颜色词研究的学者有Lenneberg&Roberts（1956），Conklin（1955）和Gleason（1961）。

1.1.3 颜色词的语言进化论研究

在语言相对论盛行的背景下，人类学家Berlin与语言学家Kay进行了语言的跨文化研究，并发表了颜色词研究经典的论著：《基本颜色词的普遍性和发展史》。通过对不同语系的20种语言的实证研究和对78种语言的文献研究，Berlin和Kay考察了98种语言的基本颜色词系统，发现基本颜色词的发展是渐进式有序的，并提出了确定基本颜色词的四条标准、基本颜色词的语义普遍性问题及焦点色和基本颜色词的蕴涵等级两个重要概念。

Berlin和Kay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相当数量的表达色感的词语。例如，在英语中，有如下词语：（a）crimson,（b）scarlet,（c）blond,（d）blue-green,（e）bluish,（f）lemon-colored,

（g）salmon-colored,（h）the color of the rust on my aunt's old Chevrolet。并不是所有的颜色词都具有相同的地位，其中有一些是基本颜色词。在Berlin和Kay看来，基本颜色词（以英语为例）应符合下列四条标准：

1）单语素，即词义无法从词的组成部分推知；

2）有独立的颜色义，即所指颜色不属于其他颜色域；

3）不限于指某一类事物

4）具有心理上的显著性和稳定性使用频率高。

通过考察，Berlin和Kay总结了人类语言的11个普遍的基本颜色词范畴：白、黑、红、绿、黄、蓝、棕、紫、粉红、橙、灰。Berlin和Kay考察并总结了98种语言中基本颜色词的组合类型（22种），提出了基本颜色词的蕴涵等级这一概念，如下图示：

[白、黑]﹤[红]﹤[绿、黄]﹤[蓝] ﹤[棕] ﹤[紫、粉红、橙、灰]

这一组合类型揭示了各种语言基本颜色词的共性。这里符号“＜”表示“有条件的共性”。对于颜色范畴（a,b）来说，a＜b表示如果一种语言有b，它就有a，换言之，左右两项相比，有右项就必有左项，而有左项未必有右项。

Berlin和Kay通过考证，认为以上六类颜色词是按照一个分为七个阶段的普遍发生顺序先后出现的。如下图所示：

其中，第三阶段有可能出现绿色名称，也有可能出现黄色名称。第七阶段，表示粉红等的名称的出现不受顺序限制。当然，实际语料中也有一些不符合柏林和凯的假说的语言如俄语和和匈牙利语。俄语中有两个表蓝色的基本颜色词，两者的差别在于相对的亮度；而匈牙利语中有两个表红色的基本颜色词。对此，柏林和凯认为，如果进一步的研究能证实这一现象，那么，可以假定还有第八阶段存在.

Berlin和Kay的基本颜色词理论系统地总结了人类语言中基本颜色词的发展规律，在语言学和人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学者们对其结论看法不一。英国语言学家Leech认为这一基于近百种语言的丰富材料的“大胆假说”为语言普遍性提供了“出人意料的证据”。应该把基本颜色范畴看做一种弱普遍现象而不是强普遍现象，即每一种语言都从人类语言的普遍集合（如11个基本颜色范畴）中提取出一定的子集合基本颜色词（姚小平）。而Sampson 则持反对意见。他相信，他提出的反面证据“足以彻底地摧毁Berlin和Kay的理论”。他认为，描写语言学家关于色谱是一个延续体，各语言对之作出任意切分的传统观点是正确的（姚小平）。

尽管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从总体看来，Berlin和Kay的基本颜色词理论开创了从语言学视角在基本范畴层次上对颜色词进行研究的新视野其基本颜色词发展模式体现了一种语言普遍规律，证实了语言普遍说，有力地驳斥了语言相对论假说，也使颜色词研究的理论范式由相对论这一层面转向语言进化论这一层面。在此后的三十年里，数百项研究都为Berlin和Kay的语言进化论假说提供了支持，并被不断的修正和完善，使其语义普遍性理论成为颜色词研究的主流方向。

1978年，Kay和McDaniel发表了“基本颜色词的意义在语言学上的重要性”一文，从

人的神经生理结构和模糊集理论的角度对基本颜色词理论作了修正和补充，并确立了新的基本颜色范畴系统。Kay和McDaniel认为，每一种颜色范畴都是一个模糊集合，一种色调属于哪一色类，是程度问题；颜色范畴成员的隶属度为0-1之间的值。两位学者认为，人有专门感知颜色的生理结构。他们援引神经生理学家R.L.De Valois &Jacobs对一种视觉系统与人相似的猕猴进行的实验研究结果来证明，人有四种类型的对立细胞:1）+红-绿，2）+绿-红，3）+黄-蓝，4）+蓝-黄。1）类细胞只感知红色而排斥绿色，其他类以此类推。这四种普遍的视觉神经反应类型和另外两种非对立的反应类型（黑和白）决定了语言中有六种主要的颜色范畴:红、黄、绿、蓝（有色颜色范畴）和黑、白（无色颜色范畴），也决定了各种语言中颜色词的语义结构。

Kay和McDaniel指出，人类语言至少有十五个基本颜色范畴，它们是通过三种模糊-逻辑运算：模糊同一性、模糊并集、模糊交集在人类视觉系统的上述六种神经反应范畴的基础上形成的，可分为三类：1）主要范畴,即黑、白、红、黄、绿、蓝，它们是其他两类范畴的基础；2）综合范畴，即亮暖色（白或红或黄）、暗冷色（黑或绿或蓝）、暖色（红或黄）、冷色（绿或蓝）；3）派生范畴，即棕（黑+黄）、紫（红+蓝）、粉红（红+白）橙（红+黄）、灰（白+黑）。

Kay和McDaniel认为基本颜色范畴的进化仍分为七个阶段，但内容与Berlin和Kay考察的结果不同。如下图所示：

基本颜色词发生顺序始于第一阶段的综合范畴：即亮暖色（白或红或黄）、暗冷色（黑或绿或蓝），从第二阶段开始，综合范畴逐渐分化为主要范畴，至第五阶段主要范畴全部获得语言名称。从第六阶段开始，主要范畴逐渐合成为派生范畴。而虚线连接的箭头表示灰色名称可以出现在第三阶段后的任何一个更早的阶段。

Kay和McDaniel首次将模糊集合理论引入颜色词语义范畴的研究，说明人的生理基础对颜色概念的形成和语言表达的影响阐释了颜色词的模糊语义特征。

心理学家Rosch以Berlin和Kay的颜色词研究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焦点颜色词的试验，得出与Berlin和Kay的结论相吻合的结论，并用“类典型”这一术语替代了Berlin和Kay的“焦点”（focus），从而避免了focus具有的“中心”的含义所引起的误解。在Rosch看来，焦点颜色在感知上比非焦点颜色更加突显；更能被准确地记忆；在颜色命名中也能更快地被说出也更早地被儿童习得。

就语义类属而言，颜色词系统不同于其他物体名词类属，有可能自成一类；从语义结构上分析，自然语言中的颜色词汇都有一个最能代表各类色彩特征的“最佳范例”，由此形成不同的“中心颜色词语”。这一“类典型”理论从认知视角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范畴理论提

出了挑战，也验证和发展了Berlin和Kay的基本颜色词的语言进化理论。

为回应一直以来对Berlin和Kay的实证研究存在的方法论上的质疑，Kay、Berlin、Merrifield 和Maclaury等学者于1976年开始了世界颜色调查。该调查有两个主要目的：（1）在更广泛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评价柏林和凯提出的普遍假说；（2）深化人们关于基本颜色词的普遍性、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知识。Kay、Berlin和Merrifield报道了调查采用的方法：使用与Berlin 和Kay大致相同的人工刺激物排列，在实地收集了110种语言有关基本颜色词的命名范围及焦点选择的语料。每一种语言调查大约25名尽可能是操单语的受试者。这一调查在所涉及的语言及受试者的数量两方面均超过Berlin和Kay的研究，而且采用的就单一色片进行颜色命名的方法也不同于Berlin和Kay使用的就全部刺激数组进行颜色命名的方法，因此，得出了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Kay、Berlin和Merrifield报道了世界颜色调查的初步结论：（1）Berlin和Kay确立的基本颜色词的进化阶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在任何的派生范畴出现之前，所有的综合范畴进化为六个主要颜色范畴。灰色可能出现在更早的阶段棕或紫或二者在绿蓝综合范畴分解之前就可能频繁出现；（2）Kay注意到一些证据表明：可能会这样一些语言，它们的综合范畴由黄和绿组成。Maclaury是第一个用对照刺激物证明有这样范畴的学者；（3）世界颜色调查之前，对实际报道的明显少于六个主要颜色范畴的63种可能的组合的受限的综合范畴数目文献中没有提供逻辑依据。Kay、Berlin和Merrifield的研究关注的是基本颜色词进化的早期阶段，他们的实证研究既扩展了综合范畴的数量，又从人们普遍认同的视觉系统特性的角度为它有限的数量提供了部分解释。

1.1.4 颜色词的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研究

二十世纪末的颜色词研究呈现多学科趋势，许多学者在批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视角对颜色词进行了大量研究。

Maffi和Hardin在肯定Berlin和Kay范式的颜色词研究的优点及整个颜色词系统研究潜力的同时，指出颜色词系统研究值得思考的一点是颜色词的语法（形态，句法）语境。Levinson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Berlin和Kay学派研究在跨语言对比之前应对各语言进行适当的语言学分析。

Wierzbicka从认知语言学的立场出发对Berlin和Kay所提出的基本颜色词的演变阶段重新作了解释。Wierzbicka的分析有以下要点：（1）不同意Kay和McDanie用“基本的神经反映范畴”来定义颜色词的“语义范畴”，也不同意用物理学上的“波长”、色彩学上的“亮度”、“浓度”等参数来说明颜色词的意义。认为应该把意义（meaning）和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区分开。语义学是寻找意义的，而不是寻找科学或百科知识的。（2）认为全人类具有相同的颜色感知，但是颜色的概念化却因文化而异；但又不能过分夸大这种相对性。（3）认为颜色概念具有“人类经验的普遍性”，这些普遍性可以大致确定为“白天、黑夜、火、太阳、植物、天空和大地”。（4）从认知语言学出发，重新组织了基本颜色词的词义构成成分，把颜色词的词义构成成分区分为四种类型：a.直觉成分，b.“颜色”成分，c.否定（排他性）成分，d.原型成分。在此基础上，Wierzbicka重新解释了Berlin和Kay提出的基本颜色词发展的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首先阐述为两大颜色范畴：（1）能使人想到火、太阳、光亮的颜色范畴（“泛白”），（2）不能使人想到火、太阳、光亮而使人想到黑暗的颜色范畴（“泛黑”）。

第二阶段“泛白”颜色反差分化为两个颜色范畴：（1）能使人想到光亮的颜色，语言中词化为颜色词“白”，（2）能使人想到火的颜色范畴（“泛红”）。

第三阶段“泛黑”颜色范畴分化为两个颜色范畴：（1）能使人想到黑暗（木炭）的颜色；（2）能使人想到非光亮（非木炭）的颜色；

第四阶段“泛红”颜色范畴分化为两个颜色范畴：（1）能使人想到太阳的颜色，语言

中词化为颜色词“黄”，（2）能使人想到火的颜色，语言中词化为颜色词“红”。

第五阶段“非光亮（非木炭）”颜色范畴分化为两个颜色范畴：（1）能使人想到蓝天

的颜色，语言中词化为颜色词“蓝”，（2）能使人想到植物的颜色，语言中词化为颜色词“绿”。

第六阶段使人想到黑暗的颜色范畴分化为两个颜色范畴：（1）能使人想到木炭的颜

色，语言中词化为颜色词“黑”，（2）能使人想到大地的颜色，语言中词化为颜色词“褐”。

第七阶段产生出混合颜色范畴和相应的颜色词（转引自李红印）。

Wierzbicka还探讨了颜色词的语义结构问题。她认为，英语中的“最基本”的颜色词“白”、“黑”、“红”、“黄”、“蓝”和“绿”确实有一个可分析的语义结构。这种语义结构是基于一种可认识的语义图式（scheme）：一个人看到像X的事物时，他就会想到Y，这里Y是天空（表示蓝色）、从大地中长出来的东西表示绿色、太阳（表示黄色）、血及火（表示红色）和土地（表示褐色）。“最基本”的颜色词的语义结构不同于“不太基本”的颜色词如“金色”、“银色”、“紫罗兰色”、“绿松石色”或“土色”的语义结构，后者是基于“看起来像”的模式：当一个人看到像X的事物时，一个人会想到：它看起来像Y。而且“最基本”的颜色词的语义结构也不同于“准基本”的和“非基本”的颜色词的语义结构，后者是一些与假想的混合物相当的颜色词如“灰色”、“粉红”、“紫色”或“米色”。Wierzbicka还注意到了非基本颜色词词义中的“非颜色意义”，如“金色”“银色”中的“光泽”特征等，认为颜色词不是一个自足的、内部同质（homogeneous）的语义场，它们没有与描写物体表面的其他特征的词划出鲜明的界限，但是它们却是展示出它们是一群具有相似语义模式（patterning）的词汇。

美国人类学教授Lucy对Berlin和Kay的研究方法提出较尖锐的批评。他指出，Berlin和Kay 采用Munsell在二十世纪初设计的色彩图表（color chart）来研究操不同语言的受试者颜色命名及焦点颜色的选择。他们请受试者在所出示的人工设计的刺激物排列上标识选择的项目。这种人工刺激物排列是由Munsell的色彩图表中选出的在色调、亮度和浓度方面有变化的样本构成的。由于这种排列被严格地限制在它唯一集中的颜色和颜色类别上，刺激物排列预先就决定了这个词语可能有的意义，因为没有其他意义包含在样本中。颜色词的分析也就被严格地限制在色调、亮度和浓度这三种维度而且只在这三种维度中。在促进艺术和贸易交往的准确性方面色彩图表可能是一种好的工具，但对于自然语言语义学的调查，它却是很差的工具。它忽略了颜色词的所指范围及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无法使人们获得关于颜色系统的充分知识。

Lucy援引Conklin对菲律宾Hanunoo语四个颜色词的研究成果来支持自己的理论主张。Conklin分析了Hanunoo语四个基本颜色词（ma）bi:ru、（ma）lagti’、（ma）rara’、（ma）latuy的意义内容，并认为这四个颜色词可作为定语（形容词），其前缀ma-表“具有”义；也可作为自由词（抽象名称）使用。因此，他把以上四个颜色词区分确定为“明亮、暗淡（darkness）、湿润和干燥”四个参数。Lucy对此评论道：Conklin的研究表明，颜色词是把“非颜色意义”结合进来并作为其核心所指的一部分的。因此“我们想知道的是世界上的语言是如何用它们的语义系统来结构化相关的颜色刺激的，这里的关键词是‘结构’和‘系统’。我们可以假定所有语言都能指称诸如Munsell色彩图表显示的那些视觉刺激，只要那些视觉刺激是大多数人可感知的，而且，任何语言都有以某种方式指称这种人类经验的能力。因此，我们不是要简单描写一种语言对色彩排列的指称能力，而是或要描写颜色范畴系统的存在，即语言内可以被确定为我们所说的色彩的指称内容的一个或多个结构单位，或要描写颜色信息与其它范畴所特有的结合。然而如果没有对语言结构的分析，这两个目的都很难达到”。

Lucy还援引语言学家Stanley Newman对Zuni语颜色词的研究来强调语法特征有助于颜色词意义理解的观点。

Stanley Newman提供了关于Zuni语中表示黄颜色的词语的如下信息：

Zuni语种有两个词位来表达黄色这一概念。词位A用于诸如“黄衬衫、黄涂料。”的语境中，词位B用于诸如“黄皮肤、黄叶子”的组合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色调，而在于词位A包括了许多描绘物体的黄色的深浅程度，而词位B仅指由于成熟或老化而变黄的物体。这一区别表明，对于颜色词的调查必须意识到它们可能表达的色谱以外的差别。

据此，Lucy强调，研究颜色词时要对语言结构的进行分析，既要分析范畴所特有的所指范围，又要分析范畴的形式分布潜能，同时要考虑颜色词所表达的特定的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着手解决跨语言的规律性问题及其与思维的关系问题。

1.1.5 颜色词的演进过程研究

Casson R.W.考察了颜色词的演进过程，并发表了“颜色变化：英语颜色词从亮度到色调的进化”一文，着重研究英语颜色词的历史演变过程。他认为，英语颜色词的进化经历了从亮度颜色概念向几乎完全是色调概念的逐步的语义变化。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即古英语时期（600-1150），亮度是颜色词的主要意义，色调在这一时期仅得到最少量的概念化，直到中古英语时期（1150-1500）色调在颜色概念化方面才突显出来。而非基本颜色词作为色调词语，直到中古英语的晚期（1350-1500）才第一次出现。这是英语颜色变化的转折点。非基本颜色词从古英语时期到中古英语晚期到现代英语早期，直至19世纪下半叶后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增加到迅速增加的过程。Casson R.W.认为，新的非基本颜色词的发展是基于转喻过程的：用实体代表实体的颜色。

20世纪70年代后，英语颜色词的使用尤其是性别与颜色词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并成为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基于对中美洲颜色调查所得材料的分析，Maclaury提出了颜色范畴化的认知理论：先导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人们通过与自己在时空中的定位进行潜意识和本能的类比来划分范畴。他们依照以人体为单一基准点的上下、左右和前后的空间坐标和相对运动的移动坐标来定位。也就是说，空间坐标系本身在运动，这会影响人们的判断。Maclaury援引爱因斯坦的“石头从移动的火车上掉落”的经典例子说明：它的轨迹对于火车上的人和站在铁轨上的人来说是不同的。

通过类推，颜色范畴涉及把亮度、饱和度和色调的固定坐标和观察者对于颜色刺激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对平衡的注意程度构成的移动坐标的结合。例如，“红”这一颜色范畴是由关注观察者认为的“红的最佳例子”并把其它的感觉看成与其相同或相反构成的。人们越关注相同点，这一范畴所包含的颜色刺激就越多，范畴的范围也因此会扩大。而对不同点的关注则会使范畴出现边界：颜色刺激被看成位于该范畴之外，因此后者被限制在范畴的边缘。

先导理论极大地发展了类典型理论，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它把说话者受制于特定语言的语义中的视角融入人们范畴感知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背景和焦点不断变化，从而影响人们对颜色范畴的划分。可以说，它是关于颜色范畴化的一种动态认知理论。

1.1.6 颜色词的语用研究

Anders Steinvall（2002）的博士论文“语境中的英语颜色词”以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理论为框架采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从大型的英语语料库中所收集的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具有心理显著性的50个“基本”英语颜色词的句法、语义及词法特点进行语言学分析，其目的之一就是描述和分析非基本颜色词的使用。

Anders Steinvall认为，先前大多数非基本颜色词研究都是分析它与性别的关系，并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女性的确更常用非基本颜色词而且用得也更准确。但他认为之前的脱离语境的映射和命名的研究方法值得推敲。因此，他建议在语境中研究颜色词的使用及其意义研

究颜色词从类典型意义向外扩展到边缘意义所经历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的格拉斯哥还召开了两次“颜色研究进展”国际会议（2004.2008）。在2004年的国际会议上，许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展示了各学科领域颜色研究的最新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并于会后出版了两卷的颜色研究论文集。这表明，色彩感知与颜色词研究已在相关学科全面铺开，研究前景广阔。

1.2 国内颜色词研究

颜色词的相关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也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汉语颜色词的传统训诂学研究；英语颜色词的分类及汉译英方法的研究汉语颜色词词汇语义学研究；汉语颜色词的文化联想意义研究；英语颜色词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汉语颜色词的认知语义研究；文学作品中的颜色词研究及汉英颜色词对比研究等。

1.2.1汉语颜色词的传统训诂学研究

早在20世纪40年代，文字学家、训诂学家胡朴安（1941）就对汉语上古“五色之名”—白、赤（丹、朱）、黄、黑、青进行了考证。他发现，“五色之名”的产生是有先后顺序的，首先从人自身出发，产生出“色”字（《说文》：色，颜气也。颜，眉目之间也），然后依次为“白”、“赤”、“丹”、“朱”、“黄”、“黑”、“青”诸名。其表色本义分别为：白人面之色。

赤：上古人捕猎时，焚烧山林，火光熊熊，其色为赤。

丹：凿井取水，而得赤色之矿物，遂名之为丹。

朱：析木为柴，见其心赤而遂名之为朱。

黄：黄从田，当是地气之光。耕种时代，耕土而地气上腾，其光如诗。

黑：上古人发明火化之后，火熏之色。

青：青，从生从丹，古人见草木之葱茏，其色无以明志，见草木之根其色丹，而发生之枝叶，遂名为青。

可见，汉语上古“五色之名”的产生与人的辨色能力和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其产生体现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规律。以后在语言实际运用中，其意义也由“特指”抽象为“遍指”，广泛用于指称各种相关色彩。同时又在这五个基本明朝的基础上“孳乳”出许多指称特定事物色彩的颜色字（李红印，2007）。胡朴安还考察了“五色之名”的来源和发展路径方面的差异：

黑为火熏之色，即今之所谓烟煤，则黑亦有实物矣，和面色之白、火色之赤不同。白与赤本身之色不可见，而其发展，必托物言之，如月之白也，日之白；日出之赤，面惭之赤。黄之发展虽不托物以言，曰赤黄、黑黄，然黄究是地气之光，其本身仍是无实物。黑萎所熏之灰炱可以持灰炱而谓之黑与矿物之丹色同。青为草木枝叶之色，其色颇悦目，与人面之白色，火焚之赤色，地气之黄色，火熏之黑色皆有不同，具有审美之观念。

胡朴安的考察使我们初步了解到汉语基本颜色词产生、发展的内外动因和理据（李红印，2007）。此外，张永言（1984）、徐朝华（1988）、张清常（1991）等分别对汉语颜色词名称、汉语表多色的颜色词“青”的历史演变过程及汉语颜色词和上古颜色词的意义内容、使用情况等进行了研究。

1.2.2 英语颜色词的分类及汉译英方法的研究

张培基是国内较早关注英语颜色词分类及其汉英翻译的学者。其研究涉及英语颜色词的分类、词源、演变、构成、作用以及汉英翻译方法和技巧等。在其专著《英语声色词与翻译》（1964）中，他从词源角度将英语颜色词分为两大类：（1）基本颜色词；（2）实物颜色词。基本颜色词指那些本身就用以表达事物色彩的颜色词，即：white（白色）、black（黑色）、grey（灰色）、brown（棕色）、red（红色）、green（绿色）、yellow（黄色）、blue（蓝色）、purple（紫色）等。这些大都是单音节词，其词源几乎都是盎格拉撒克逊语，即英语的本国

语。而实物颜色词最初只是某种实物的名称，因这种实物本身具有一种突出的颜色，这实物的名称就产生新义，既可指代该实物，也可指代该实物本身所具有的那种颜色。如：orange 本指橙子，因橙子有橙色，乃兼指橙色，和golden yellow（金黄色）同义，还有其他例子等等。

张培基认为，英语基本颜色词具有较高的使用率和高度的灵活性。相比之下，英语实物颜色词虽为数众多，有自己的一套表达形式，但因本身使用不广，往往还要依靠基本颜色词的配搭，所以其灵活性略逊于基本颜色词。

张培基对英语实物颜色词中具有的实物名称进行了总结、分类。例如：

（1）来自植物名称的实物颜色词：

apple（苹果）…………………………………淡黄色

apricot（杏子）………………………………金黄色

（2）来自动物名称的实物颜色词：

canary（金丝雀）…………………………………鲜黄色

dove（鸽子）………………………………………淡灰色

（3）来自珠宝名称的实物颜色词：

alabaster（雪花石膏）……………………………白色

amber（琥珀）……………………………………淡黄色

（4）来自金属、矿物名称的实物颜色词：

bronze（青铜）……………………………………黄褐色

chalk（白垩）……………………………………苍白色

（5）来自食物名称的实物颜色词：

chocolate（巧克力）……………………………深褐色

claret（葡萄酒）…………………………………紫红色

（6）来自用品名称的实物颜色词：

brick（红砖）……………………………………红色，绯红色

buff（软牛皮）…………………………………浅黄色，浅棕黄色

（7）来自自然现象等名称的实物颜色词：

flame（火焰）…………………………………鲜红色

frost（霜）……………………………………白色

张培基认为，大量实物颜色词的存在使英语能更准确、具体、生动、灵活地描写事物的颜色。对于英语实物颜色词的使用形式张培基概括为如下几种情况：

（1）定语补语式

英语实物颜色词充当形容词在句中作定语或补语。

（2）实基合用式

英语实物颜色词的这种使用形式可用公式表示为：实物颜色词+基本颜色词。

（3）实词加色式

英语实物颜色词的第三种使用形式可用公式表示为：实物颜色词+colored（或hued,tinted）。

（4）实词短语式

英语实物颜色词的第四种使用形式与实词加色式类似，可用公式表示为：the color of+实物颜色词。

（5）实词单用式

一部分英语实物颜色词作名词时可单独使用，直接指代颜色。如：the chestnut of his hair。此外，张培基还对灵活处理汉语颜色词的英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2.3 汉语颜色词的词汇义学研究

刘均杰从词源角度将汉语颜色词分为纯颜色词、物体颜色词、物纯颜色词（物体颜色词与纯颜色词的组合）及纯颜色词的生动形式四类。詹人凤将颜色词分为基本颜色词和非基本颜色词两类，并进一步将非基本颜色词分为程度颜色词、实物颜色词与派生颜色词三种。李红印从构词系统角度将现代汉语颜色词分为：单纯颜色词和合成颜色词两种，合成颜色词又可细分为复合颜色词和派生颜色词两种。李红印还从汉民族色彩认知的角度将汉语颜色词分为辨色词、指色词和描色词三类。

学者们还对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数量的界定进行了分析。刘钧杰、姚小平、刘云泉认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有10个，但是，三位学者对这十个基本颜色词具体包含的内容却有不同看法。刘云泉认为，汉语的基本颜色词分别为：红、黄、青、绿、白、蓝、黑、灰、紫、褐。而姚小平认为：棕（或褐）、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这10个单音颜色词可以确定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本颜色词。刘钧杰则认为，黄、白、黑、红、绿、蓝、青、紫、灰、褐才是现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他还从颜色词的使用时间、频率及能产性方面解释了原因。詹人凤认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只有红、黄、绿、蓝、白、黑6个。李红印认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由8个基本颜色词：红、白、黄、黑、绿、蓝、紫、灰和一个准基本颜色词：褐构成。此外，刘丹青对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数量及序列进行了论述。

1.2.4 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文化联想意义研究

张旺熹阐释了颜色词联想意义的产生原因，其“扩散性”特征、“双重语义”特征及其与象征意义的关系；颜色词联想意义产生于人对色彩的联觉及色彩对人的主体影响。其“扩散性”特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联想意义对颜色词语来说不是必然的；二、联想意义对颜色词来说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向的、多元的。双重语义特征是指正与反、善与恶、褒与贬这样的对立的两个特征共存于一个颜色词语中。可以说，颜色词联想意义的扩散性造成了语义的游动不定，而“双重语义”就是对这种游动不定的语义的一种整化、简化。由此，某些语义在语言形式上得到巩固，便确立为其象征意义。

骆峰从历时的角度，分析汉语色彩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承载的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他认为，色彩词是人类用来标记色彩的语词符号。色彩词普遍存在于世界上各种语言中，与民族文化心理联系极为密切。汉语色彩词大多从事物的名称发展而来。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录了许多色彩词如黄、玄、缁、黑、乌、赤、朱、赭、彤、白、素、皎、青、绿、蓝等，这些色彩词词义的形成源于人们在生活实践，源于人们对自然界事物的观察与体验。白，本指日光的白色，故使好人们根据自己对日光的观察，认为日光为白色，称日为白日（赤日、红日是后来的说法），后“白”发展成色彩词。而“玄、缁、素、绿”等词的产生很显然与古代丝织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素”为白色生绢名，“玄”本义为黑中带红的丝，后来用来表示该种缯帛所具有的颜色，引申成为该词的常用义。

汉语色彩词的发展与古代印染技术及彩陶工艺紧密相关。印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色彩适用的范围，色彩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加丰富了，其构成形式也由上古时期的单音节词发展到唐代以后的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及明代的许多多音节复合色彩词。而古代彩陶业的发展也创造大量的色彩，产生了众多描绘它们的色彩词。如：孔雀绿、孔雀蓝、胭脂红、蟹壳青、冬青等，它们大多用人们熟知事物的名称来指称颜色。

骆峰分别以“黄”、“红”、“青”、“白”、“黑”为例，结合我们祖先最早的有关色彩的理论“五色说”及古代思想家的阴阳五行说，分析了汉语色彩词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其反映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及现代社会文化，这一分析增进了我们对中华五千年灿烂的色彩文化的理解也增进了我们对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

1.2.5 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语法修辞研究

刘云泉主要从语法修辞角度，并结合文学、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对现代汉语颜色词进行了

探讨。其《语言的色彩美》一书在借鉴和吸收相关学科颜色词理论和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汉语颜色词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对颜色词的特性，颜色词发展的内部动因与外部动因，颜色词与修辞、文学描写的关系，颜色词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收录了词目达一千一百余条的“现代汉语色彩词词表”，为汉语颜色词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该书是现代汉语颜色词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一部力作。

叶军从静态和动态，语言系统和言语系统相结合的角度，对现代汉语色彩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关于建立现代汉语色彩词属性库的构想。在其专著《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中，她将现代汉语色彩词分为：具体色彩词和抽象色彩词两种，并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同时还区分了色彩词与含彩词。然后从色彩词与一般词语的关系、色彩词与逻辑思维的关系、色彩词与民族文化、色彩词的语用等方面对色彩词这一词汇系统进行描写，概括了现代汉语色彩词具有的客观性、主观性、模糊性、系统性、社会性、民族性等特点，并对色彩词的动态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从而更为全面地揭示了现代汉语颜色词的实貌。叶军的研究是国内迄今为止较为系统而深入的颜色词研究，所关注和挖掘的方面有许多是前人未曾注意到的，这对丰富现代汉语颜色词研究、加深对现代汉语颜色词的认识有比较积极的意义。

杨永林是国内颜色词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一直关注颜色词研究的发展动向，并撰文著书对颜色词进行了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杨永林总结了国外颜色词研究的历史，将其概括为语言普遍原则与语言相对论、或语言进化论和文化决定论两种观点竞争的发展。他还概括了语言学为颜色词研究提供的三大理论模式：语言类型学研究、认知心理学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国学生英语色彩语码认知模式研究》一书采用实验调查方法，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以及心理语言学三个方面，对我国大学生群体在英语色彩命名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般认知模式进行研究（1993-1998）。此项研究结果表明：

○色彩词语在认知方式和语义表征方面有其独特性；

○中国学生英语色彩语码的构成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女生色彩命名能力明显优于男生的性别差异现象是决定大学生英语色彩语码规模与构成的重要因素；

○亚文化因素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学生群体的英语色彩语码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大学生的年龄、年级，以及语言水平对其英语色彩语码能力的影响有限。

杨永林在另一部专著《社会语言学研究：文化色彩思维篇》的“七彩文化尽显语言色彩词认知模式与社会文化因素”一章中对Berlin和Kay的基本颜色词理论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认为，基本颜色词语的普遍原则和进化过程研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大理论意义，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准确描述了基本颜色词语的进化过程，并使得建立语言学普遍原则的设想成为可能。但是，也许正是因为强调了普遍现象的研究和形式化的表述，该研究模式忽略了色彩语码系统中的文化因素，特别是色彩词语的具体使用过程中个体差异现象的研究。杨永林依据社会语言学原则构建了一种分层次、整合型的色彩代码分类标准和研究模式。

在此基础上，杨永林采用语义学领域的语义成分分析方法对具体色彩语码的字面含义和引申含义之间的语义发展过程进行描述，从而解释了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色彩词语语义流变现象。

张积家、林新英（2005）对大学生颜色词的分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运用自然分类和多维标度法对279名来自物理系、美术系和中文系的大学本科生关于11种基本颜色词的分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将11种基本颜色词分为三类：（1）非彩色；（2）暖色；（3）冷色。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空间有两个纬度：（1）彩色/非彩色；（2）冷色/暖色。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颜色词的分类基本一致，但也具有专业特点。如：不同专业的学生对棕色的分类不一致。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理论上，它揭示了人们头脑中基本颜色词组织和影响因素，时间上，它揭示了人们在运用颜色和颜色词时要考虑到它们的心

理意义和效果”（张积家林新英，2005）。

1.2.6 汉语颜色词的认知语义研究

李红印在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词汇语义学，特别是结构主义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现代汉语颜色词的九类语色彩词群：表红色调颜色词、表黄色调颜色词、表绿色调颜色词、表蓝色调颜色词、表紫色调颜色词、表褐色调颜色词、表黑色调颜色词、表白色调颜色词、表灰色调颜色词进行了语义聚合分析。他分别从构词层面、词汇搭配层面和句法层面对表色语素的构词能力和语义变异情况、颜色词与某一特定事物组合搭配的情况以及三类颜色词（辨色词、指色词和描色词）的色彩表达功能进行分析。李红印指出，对颜色词进行语言内的语义分析时除了要考虑颜色词所基于的物理属性和心理生理属性外还应该从人类认知的高度来认识颜色词。据此，他将现代汉语颜色词分为三大类：“辨色词”；“指色词”和“描色词”。

辨色词是指现代汉语中“红、黄、白、黑、绿、蓝、紫、灰”这八个稳定而能产的基本颜色词，它们是汉民族对自然色彩进行分辨（或切分）的结果。指色词是指其语义表达是用来指称色彩类别的颜色词，如“红色、枣红、胭脂红”等。描色词是指其语义表达主要是用来描绘色彩性状的颜色词，如“通红，红彤彤”等。它们的发生顺序为：辨色词→指色词→描色词。

李红印最为显著的研究成果是通过对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的总结，编制了现代

汉语颜色词词表，为英汉语颜色词的对比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汉语语料。

1.3 英汉颜色词对比研究

国内学者对英汉颜色词的使用、语义及语义场的切分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

邵志洪对英汉颜色词的使用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揭示了造成英汉颜色词在用法上差异的主要原因：（1）语言本身的因素，（2）语言外的因素。

王逢鑫以色彩词、象声词、情感词等为例对英汉普遍语言现象进行了语义比较。基于汉语独特习惯和构词搭配的分类方法，他认为，汉语有白、黑、红、绿、黄、蓝、褐、紫和灰等九个基本颜色词。依据英语类语词典Roget’s Thesaurus和《同义词词林》、《简明类语词典》，王逢鑫对英汉基本颜色词的九个形容词子系统进行了概括。同时，指出颜色的多样性、对比性和联想性造成色彩词的三个语义特征：分级性、边缘性和比喻性。

色彩词的分级性表现为颜色深浅程度（shade）和色泽明暗程度（hue）不同。以汉语基本色彩词“红”为例，他有近40个下义词，按颜色深浅程度可分为5个等级：粉红＜桔红＜鲜红＜深红＜紫红

这相当于英语的

pink＜reddish orange＜bright red＜deep red＜purplish red

色彩词的边缘性是指大量的色彩词处于两种基本色彩词概念的边缘，是两种概念的交叉、混合或重叠，兼有两种基本色彩词的特点。英语的blue-green（蓝绿），是表示以绿色为主色，兼有蓝色色泽的特定颜色的色彩词。汉语的“紫红”（purplish red），是表示以红色为主色，兼有紫色色泽的特定颜色的色彩词。

色彩词的比喻性则是指色彩词使人产生的丰富联想。如汉语的“杜鹃红”、“茄子紫”、“蟹青”等，英语的salmon pink，rose red和apple green等。这样的色彩词比喻生动，形象逼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王逢鑫还就色彩词的喻义、色彩词与情感的关系进行了英汉对比分析，并对英汉色彩词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

解海江、章黎平以索绪尔学派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编码度理论和功能语义场理论为框架，采取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即运用结构分析和解释相结合的理论方法对汉英颜色词进行对比研究。

编码度本来是为证明语言相对论而概括不同语言间词汇差异的术语，即：语言表达式的长度。解海江革新了“编码度”概念的内涵，把它发展成一种跨语言词义对比研究的理论模式—编码度理论。编码度即语言中用词汇表达某方面经验的精细程度。解海江认为，不同语言相对应的语义场中的义位的关系有三种情况：义位空缺、义位对应，义位部分对应。跨语言编码度的对比的实践意义就在于，发现两种语言对应语义场中的义位空缺、义位不对应并为之寻找等指表达式。他从颜色语义场和颜色功能语义场两个方面进行了汉英颜色词对比研究，其结论是：汉英语对基本颜色词语义场的划分不同；基本颜色语义场内的子场不完全对应；汉英语颜色词有交叉；而汉英颜色功能编码趋同性与差异性并存，汉英颜色功能编码与认知和文化关系密切。

陈家旭从英汉基本颜色隐喻的共性与个性角度对英汉基本颜色进行了隐喻化认知对比研究；概括了人类对颜色认识的四个阶段：以物代色—以物比色—抽象化或符号化—隐喻化，总结了颜色隐喻构成的两个基本条件：语义冲突和心理相似性并进一步说明了隐喻认知与文化模型的密切关系。

廖正刚结合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采用对比研究方法、内省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系统与语篇相互参照的观察方法，考察分析了英汉基本颜色词跨范畴现象。

此外，国内学者还对文学作品中颜色词的运用及翻译进行了研究。殷相印对莫言小说中色彩词的超常运用进行了分析；杨国华与康健对《围城》中色彩词的超常运用进行了分析；杨晓黎对鲁迅小说的颜色词语进行了分析；范干良、汪小祥等对《红楼梦》中颜色词的运用与不同译本颜色词的翻译进行了研究，刘泽权与苗海燕利用语料库工具软件对《红楼梦》具有的“尚红”意识进行了语义分析。

从以上简述可见，色彩感知与颜色词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类的色彩认知能力发展密切相关研究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时期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与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全过程。相关研究呈跨学科多视角的特点内容涉及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发展等问题。西方学者多注重各语言基本颜色词范畴的差异与对比，而国内学者更多关注汉语基本颜色词产生的内外动因、数量界定、词义、文化联想意义及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二者相互补充，丰富了人们对颜色词这一学界研究热点问题的理解，加深了人们对颜色词的普遍习得顺序、特性、指称内容、语义结构、联想意义及研究方法的认识，也为颜色词的系统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可资借鉴的成果。

以上研究虽然各有见地，但也存在诸多局限。例如，西方学者的颜色词研究多沿袭语言相对论与语言进化论的理论范式，多采用命名、映射和确定焦点、反应时间、命名一致性等传统的人类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多以英语作为元语言和对象语言，多以颜色词基本范畴为研究对象，很少涉及颜色词的次范畴—非基本颜色词，所揭示的也仅是颜色词研究中诸多问题的几个方面。而国内学者在进行英汉颜色词对比研究时，也是以颜色词基本范畴为对象，没有把颜色词次范畴作为主要内容来探讨，既缺乏跨语言的对比分析，又缺乏对深层语义机制的阐释。

虽然少数学者提及了英语非基本颜色词的起源及历史演变问题；描述了英语非基本颜色词的语境应用；或者采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分析英汉语颜色词的认知语义特征等，但都未能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颜色词的次范畴—非基本颜色词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不能全面反映不同民族在色彩认知方面的共性和差异，也不能概括人类色彩认知及自然语言颜色词汇系统的全貌，这也为非基本颜色词的跨语言对比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颜色词在范畴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颜色词为范畴化理论提供了最佳试验场”。作为英汉语言中广泛存在的非基本颜色词，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探讨其认知机制方面的共性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