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的研究方法

历史

全球史于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时主要是作为“教学领域”而存在的，如何开展全球史研究，把全球史变成“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在迭戈·奥尔斯坦、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从互动、比较、建构三个方面探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

互动

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对全球史的“互动”研究进行了诸多总结和反思。奥尔斯坦认为，作为研究方法的互动，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扩大研究单位的地理规模。建立联系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构建更大的分析单位，去除其中的边界。例如，如果把东亚文明、非洲文明或拉丁美洲文明作为研究单位，很多边界，特别是政治的和语言的边界，就消失了。类似地，如果把海洋盆地作为研究单位，文明间的空间边界可以进一步被擦掉。以此类推，去除任何边界的方式是把全球作为研究单位。这样，通过扩大空间规模、重新定义空间单位的方式，我们可以构建起文明、海洋盆地、半球和全球这样一些不同级别的研究单位，并且较为便利地挖掘各自内部存在的相互联系。第二，关注研究单位间的历史联系。如果说第一种联系是概念的，即先构建一个历史的大单元，然后再挖掘其中的联系，那么第二种联系则是历史的，即首先从挖掘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联系入手，进而把一些所谓的密闭单位联结在一起。第二种研究方式的关键点在于相连的单位的互相影响力和接触频度，而不是规模大小。两个或者多个单位间的最低强度的交流是接触（contact），持续性的接触导致互动（interaction），持续的、不断加深的互动造就了互相依赖的关系（interdependency），这种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诸单位构成一个大的分析单位，即体系（system）。一经达到体系研究这个层面，就可以把前两种形式的互动研究结合在一起了。第三，研究那些本身就跨越边界的单位或主题。其一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跨越空间的互相联系的群体或个人的网络，这种互相联系经常超越边界”，它可能比前面所提到的空间单位既大又小。其二是跨国、跨边界的组织。其三是跨国、跨边界的主题。例如全球环境史、贸易史、移民史、疾病史、征服史，这些都是跨越边界的主题，都关注相互联系。

这三类互动研究有一些共同特征。第一，共时性的视角；第二，重视外部的因果联系；第三，有时更多地用第二手资料。第四，偏爱涉及流动的主题，例如人口、思想、商品、工艺、植物、病菌，等等。

互动研究是否构成全球史研究的全部呢？或者说，全球史研究是否可以等同于互动研究呢？一些学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彭慕兰和西格尔认为，“强调‘联系’是全球史的唯一特征，会给全球史带来局限”，简单地说，聚焦联系的弊端在于，它把极少联系的社会和人视为世界史的边缘，其中最明显的是那些身处偏远地带的人们，即使身处大社会中的很多人，例如农业帝国的很多农民，也很少有远程联系的经历。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他们提出，“全球史既关注互动，又重新求助于宽泛的比较，这似乎是必要的”。康拉德也有类似的看法： “仅仅关注互动并不足以产生好的全球史。”

浏览中文出版物中的各种“互动研究”，笔者深切感到这类研究目前已陷入瓶颈，很多时候失去了对学术价值的追问。第一，这类研究过于集中于“流动的主题”，而且往往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特别是对流动两端的描述，缺乏对流动的大背景和流动机制的深入分析，难以构建起“体系”。第二，由上述研究思路所致，这类研究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联系”缺乏鉴别。其实，“联系”的种类千差万别，有的联系短暂甚至是昙花一现，而有的联系则是不断重复发生的；有的联系是地方性的，而有的联系则在更大规模上展开。这样，不同的联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例如，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谁先发现了美洲存在各种假说，但无论如何，真正把新旧大陆休戚相关地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哥伦布。

文/夏继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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