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中国的侠文化与武侠小说的发展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专题研究》期末论文
——小论中国的侠文化与武侠小说的发展
院系：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号：07304794 姓名：刘前帅
摘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流派纷呈，或昙花一现，或日久弥新，其中之“侠”文化起起伏伏，历经千年，其深厚基础自有一番内涵。笔者曾略览古今侠义小说，稍有感悟，将之映证于陈平原先生《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浅谈中国“侠”文化一现象以及简单介绍中国武侠小说之发展历程，并尝试对中国文人的侠士情节做出分析。
关键词：侠侠文化武侠小说
1954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掌门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陈克夫发生冲突，两人遂相约到澳门新花园摆擂台一决高低，港澳两地群众闻风争拥观看。当时《新晚报》的主编罗孚见市民对武术如此痴迷，灵机一动，生出在报纸上连载武侠的念头来，力邀梁羽生主笔。梁羽生表示要考虑几天，罗孚见况，索性在报纸上刊登出要连载武侠小说的消息，将梁羽生逼上梁山。于是梁羽生在次日，即1954年1月20日，开始连载第一部新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
小说连载后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新晚报》销量大增，《大公报》亦开始向梁羽生约稿，梁羽生遂开始崭露头角。1955年，当时为解《新晚报》“每日一篇武侠”燃眉之急，从未写过小说的金庸开始动笔耕耘《书剑恩仇录》，一炮走红。1956年金庸为《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亦获好评。1958年，《射雕英雄传》横空出世，从此奠定其武侠宗师的地位。
如今武侠小说广为流传，已成为最大众化的文学。作为武侠小说集大成者的金庸，其作品已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上至黄发下至垂髫，老幼皆读，方舟子先生有关“有华人处就有金庸，有网络处也有金庸”的评论也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文艺界关于武侠小说到底是“地摊文学”、“通俗文学”和“市井文学”还是“传统文化经典”的争议，也从来没停下来过。或指责它是封建文化的残余，充满血腥与暴力和武力崇拜；或赞扬其讲信誉、重承诺、救贫扶弱、看重情义和包含的浪漫主义理想。2005年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入选高中语文读本，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遍地皆是关于“武侠小说”该不该“转正”的讨论，颇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味道。
然而，无论武侠小说雅也好俗也罢，作为文学中的一个流派，其存在必定有一定的合理性。梁羽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上引用过一句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①毕竟作为当前大众文化的主流，其庞大的读者消费群体与延绵不衰的消费需求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文学是有主体性的，比如题材选择的自主性，侠文化的形成，小说的实际艺术成就等等。小子妄言，文学理论本身的最大意义应该是在于提出一个可供参考和依循的准则，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带有硬性的规定。如果一种社会舆论以一种高于文学层面的权威去限制作者该写什么，要求读者不该读什么，毫无疑问将会把文学的自主性破坏殆尽，造成题材决定文学艺术性的局面。
话题扯远了，言归正传，这里所要讨论的并非是武侠小说的定位问题，小子才疏学浅，尚不能言此高深之论。此处要谈的，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侠文化和武侠小说的发展历程的一点感悟。
一、何谓“侠”
①见佟硕之（即梁羽生，佟硕之是其化名）《金庸梁羽生合论》，1966年发表于《香港文艺》。
在弄清“侠”的概念之前，要先明白“侠”与“武”的区别。1977年，梁羽生在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上即兴讲话，提出了“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观点。他说，武侠小说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②这说明“武”只是一种形而下的工具，是一种途径，即我们口中常说的“术”；而“侠”才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一种境界和追求，即我们所说的“道”。
“侠”字本为古“俜”字的通假字。“俜”字本为古时陕西三辅一带的方言，意指轻财之人。之所以通假为“侠”字，“夹”取“铗”之意音③。春秋战国时“铗”即为“剑”，佩剑之人即为“侠”。远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所以中国的先民尚武之风颇盛，所受教育也以武化教育为主。《周礼》中记载，周朝时贵族所受教育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④，其中礼是礼仪，书是书写，数是计数，均是较为基础的文化教育；而所谓乐艺，实际上是配合钟鼓之乐持干戈挥舞，练习战斗的基本技巧，至于射艺和御艺，考教的是开弓射箭和驾驭战车的功夫，就更是纯粹的战斗技巧了。
而“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中的《五蠹》篇，上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中将“游侠”同“私剑”并列，称他们“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⑤。虽然不一定正确，但关于“侠”的概念却开始初露端倪。至于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叫“侠”，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⑥不过这段话更多的像是在谈论“侠”的品质。第一次较为准确地给“侠”下定义，应该是《太史公自序》中的一句话：“游侠救人于阨，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⑦传记中所描绘的朱家、田仲、剧孟和郭解的品行，大多类此。之后的唐人李德裕作《豪侠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⑧也着重于“义”这一字。
至于游侠的兴起，则很难给定确切的时间。司马迁在《史记》里称“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之”⑨，原因是侠客的行为不见称于世，故事迹也湮没无闻了。《汉书·游侠传第六十二》则说道：“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于是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和春申君，“竞为游侠”，“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⑩。班固是说，周王室衰落之前，百官各有所司，黎民各安天命，“上下相顺”，没有滋生侠客的土壤，到战国四公子后，侠客才开始泛滥起来。张亮采在《中国风俗史》中说：“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11意思是说：游侠是随春秋末，战国初社会大变动
②见梁羽生《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1977年
③《说文解字》：“侠,俜也。”《康熙字典》则解释道：“胡颊切，音协。任侠，相与信为任，同是非曰侠。”
④《周礼》有言：“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⑤《韩非子·五蠹》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
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又言：“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私剑之捍，以
斩首为勇”，“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⑥《史记》之《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⑦《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游侠救人于阨，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⑧《豪侠论》，唐代李德裕著。
⑨《史记》之《游侠列传》：“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之已。”
⑩《汉书》之《游侠传》：“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
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
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11《中国风俗史》，张亮采（1870—1906.2.22，其子为张太雷）著，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而产生的。
实际上，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侠客，这一点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以‘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时代为侠客的活动舞台”。用陈平原教授的话来说，“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德规范失落，秩序混乱，尊卑贵贱不再是铁板一块，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就是游侠之得以驰骋的特定时空。倘如此，则中国历史上得以产生侠客的时代远不止春秋至秦汉。”
那么，作为“侠”，都具有哪些特征呢？
当代华籍美国学者刘若愚在《中国的侠》中列举了八种特徵，概括一下分别是：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施报；重公道；放荡不羁；注重个人的忠贞，或士为知己者死；勇，包括体力与道德上的勇气；重诺言，守信誉；惜名誉；慷慨轻财。12而田毓英在他的著作《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中列举的“侠”的特点则多达十一种，简短地说来就是认为，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13二者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前者说得更为详细，但后者形容的却更为贴切和准确。金庸有句话，说得很响亮，叫“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言简意赅，具体强调的，依然是侠的精神。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走卒贩夫，只要心存是非正义，敢于同恶势力斗争，便都称之为“侠”也不为过。
二、侠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简单归纳
（一）秦汉史书记载
在前面说过，“侠”字一语，最早由韩非提及，然而韩非作为法家信徒，是与封建统治者站在同一战线的。战国末期关东六国逐渐衰落，秦国统一天下成为必定的历史趋势。韩非斥责侠士犯禁，毫无疑问是在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局面准备历史依据。游侠手持利器，动辄“杀人都市中”14（李白《结客少年场行》），如此不顾法章律令，对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势必有害无益，自然会被掌权者视为眼中之钉。
至汉朝，司马迁《史记》中把游侠分为三类，即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之类的卿相之侠，朱家、剧孟、郭解之类的布衣之侠，以及“设财役贫”、“侵凌孤弱”的“暴豪之徒”。与卿相之侠相比，朱家等人白手起家，行侠仗义，使声名远播，当然更加不易，也更有过人之处。与“暴豪之徒”相比，布衣之侠不是欺人而是助人，是救人之难而非乘人之危，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世俗之人把他们视为“同类”是对布衣之侠极大的歪曲与误解，司马迁在文中指出自已颇以此为悲。
而到了东汉，班固虽在《汉书中》作《游侠传》，却从皇权与政治的角度出发，大肆贬低游侠之人，称郭解之流“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15并指责司马迁“是非谬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16。然而班固既如此批评太史公，在撰写《游侠传》时却又不另创一套理论，而是将《史记》中的内容统统照搬，只是补充了万章、楼护、陈遵、原涉四个典故而已。而且从其记载看来，此四人除了陈遵略有侠
12《中国的侠》（刘若愚著，原名为《The Chinese Knight-Errant》）：“…knight errantry was not a profession but
a way of behaviour, and a knight errant was simply a man who sought to right wrongs and help people in distress, often by the use of force and in defiance of the law…”.“…the knights errant simply took justice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did what they thought necessary to avenge wrongs and help the poor.…”“…Not to belie another's trust and not to break one's promises…”
13《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田毓英著，原名《Spanish Ch’i-shih and Chinese Hsia》，1980年台北商务出版社
14《结客少年场行》（李白）：“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騣。平明相驰逐，结客洛门东。少年学剑术，凌轹白
猿公。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
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舞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
15《汉书》之《游侠传》：“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16《汉书》之《司马迁传》云：“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
气之外，其余三人与其说是“处士”，不如说是通谋略、明官政、善钻营的名利场中人罢了，只是俗之外稍稍有点豪气而已，如何谈得上是“侠”？班固此言颇有自相矛盾之处，令人费解。
从《韩非子·五蠹》开始评论游侠，到《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的大力颂扬，再到《汉书·游侠传》的虽着力记载而尽力批评，此后史书中已无“侠”的专门传记。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稳固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侠文化已逐渐趋于衰落。
（二）魏晋六朝志怪小说
孔庆东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谈到有关武侠文化的起源问题时曾说道，侠义精神的起源应该是汉初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虽然“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17。窃以为孔教授的说法并不全面。侠义精神与侠文化的起源应该有两个，除了秦汉史书列传，另外一个就是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武侠小说真正开始萌芽的时期是在唐朝，这一点稍候会谈到。而魏晋六朝在文学史上一般是被看做文学“自觉性”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多以神异志怪小说为主，在艺术上带有传奇色彩和超越现实的表现，然而这是洪荒时期人们对英雄崇拜的遗留，我们要谈的“侠”，恰恰能归作英雄的一种；同时也是人们对自身思考的结果，现实的苦难与无法摆脱宿命的无奈使他们向往一种超越世俗与自然的存在，一种可以在精神上予人解脱的力量，于是就出现了飞檐走壁的异人，飞剑杀人的仙术，或者威力莫测的宝物。所以就有了《三王墓》中的干将与莫邪，《弘氏》中的鬼魂复仇18，《刘晨阮肇》19中的灵丹仙药。这些东西都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另外一旦将这些神鬼之事去掉，有的便比较接近武侠小说了。其中最具有侠文化色彩的是《搜神记》中的《三王墓》。《三王墓》记载了楚国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反被楚王杀害，其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其中关于干将之子“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20和其头在汤钁中“三日三夜，不烂”甚至“踔出汤中，踬目大怒”21的说法便有些神神道道。如果将这些情节抛在一旁，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文中无名“客”的形象和司马迁笔下描绘的侠客精神是多么的和谐统一。
（三）唐宋豪侠小说
我们知道，我国古代的小说萌芽于先秦，发展于两汉魏晋南北朝，当时被称为笔记小说，主要有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种。唐代是小说的成熟期，当时的小说被称作传奇，宋金时期流行话本小说。此处论唐宋豪侠小说，但着重点放在唐传奇小说上。因为唐传奇小说树立了文言“武侠”的典范之后，五代至宋在题材上并无突破，多是对唐传奇的模仿。
陈平原教授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认为，可以把唐传奇作为中国小说的真正开端，至于六朝时的神异志怪小说，则可以当作唐传奇小说的源头22。其依据是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的记载：“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和鲁迅在《中国小
17《百家讲坛·孔庆东看武侠》之第四讲《看金庸小说中的侠义》：“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
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
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
18选自《冤魂志》，颜之推著。《弘氏》写地方官迎合朝廷旨意，抢掠弘氏材木，并将他处死。弘氏鬼魂报仇，使诬害他的官吏死去，用他的材木在皇帝陵上所建寺庙也被天火烧毁。表现了人民对暴政的反抗。
19选自《幽明录》，刘义庆著，写刘晨和阮肇入天台山，与二女子结为夫妇，半年后出山，“亲旧零落，邑
屋改易，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
20选自《搜神记》之《三王墓》，干宝著。原文为：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儿曰：“吾
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
21《搜神记》之《三王墓》：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
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
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坠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
22《千古文人侠客梦》上言：明人胡应麟称：“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据此进一步发挥，强调“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有意为小说”为唐传奇的基本特徵作为现代文类意义上的小说，注
重的正是这“文采与意想”，故不妨把唐传奇作为中国小说的真正开端，至于六朝时的志怪与志人，尽可作
为唐传奇的渊源来考察
说史略》中关于唐传奇“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有意为小说”等特徵的论断。小子愚昧，个中是非对错自然不是小子可以妄言的，但陈教授关于“豪侠”是唐传奇三大表现题材之一的说法，小子却颇为赞同。我们知道自唐玄宗中期以后，大唐节度使林立，藩镇割据之害渐浮于水面。百姓不堪其苦，渴望被拯救，对除暴安良能安邦定国之豪侠的需求心理也格外强烈。范烟桥所著的《中国小说史》在提及唐传奇兴起的原因时便有类似的说法23。《资治通鉴》24中也记载，李林甫出巡时，“常虞刺客”，动辄上百人护卫，这种暗杀与行刺之风，便是代表了以豪侠为主体的唐传奇的大量涌现。另外，宋朝初期由朝廷组织，由李眆主持编纂的《太平广记》中，从卷一九三到卷一九六，将十八种唐传奇归入“豪侠”类，豪侠小说与唐传奇之间的脉络之深便可见一斑。
由是，唐传奇小说中，大批大批的豪杰侠士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或扶危济困，如柳宗元笔下“颇善弓箭名”的韦道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后飘然远逝25；或卓尔不群，如《虬髯客》中慷慨豪爽的张虬髯，光明磊落，轻财重义，行事非常人可知26；或安邦定国，如李白《白马篇》27中“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的游侠，征战沙场建功立业后复归于江湖；或快意恩仇，如《传奇》中身怀绝技的聂隐娘，武艺超群，与空空儿之战，更是匪夷所思28。这里有一点变化颇有意思，就是在唐宋豪侠小说中，行侠者一般都有着不俗的身手，不再是只有一腔侠气而拳脚平平之人了。似乎是因为“侠”可以给予旁人巨大的助力，就有必要把他们捧到一个比较高的可以让人膜拜的位置，从而赋予这些非一般人一些可以明显区分他们与常人不同的标志。所以裴铏笔下的昆仑奴磨勒，可以“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惊者。”后事情败露，一品“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29。而《聂隐娘》中的空空儿，其本领更是近乎神术，“未逾一更，已千里矣”30。
23《中国小说史》，范烟桥著。上言：“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之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望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
24《资治通鉴》记载，李林甫每逢出巡，“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
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
25柳宗元诗《韦道安》：“道安本儒士，颇擅弓剑名。二十游太行，暮闻号哭声。疾驱前致问，有叟垂华缨。言我故刺史，失职还西京。偶为群盗得，毫缕无馀赢。货财足非吝，二女皆娉婷。苍黄见驱逐，谁识死与生。便当此殒命，休复事晨征。一闻激高义，眦裂肝胆横。挂弓问所往，趫捷超峥嵘。见盗寒涧阴，罗列
方忿争。一矢毙酋帅，馀党号且惊。麾令递束缚，纆索相拄撑。彼姝久褫魄，刃下俟诛刑。却立不亲授，
谕以从父行。捃收自担肩，转道趋前程。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纷交零。顿首愿归货，纳女称舅甥。道安奋衣去，义重利固轻。师婚古所病，合姓非用兵。朅来事儒术，十载所能逞。慷慨
张徐州，朱邸扬前旌。投躯获所愿，前马出王城。辕门立奇士，淮水秋风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欹倾。
立孤抗王命，钟鼓四野鸣。横溃非所壅，逆节非所婴。举头自引刃，顾义谁顾形。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贞。咄嗟徇权子，翕习犹趋荣。我歌非悼死，所悼时世情。”
26《虬髯客传》，杜光庭著。写李靖於隋末在长安谒见司空杨素﹐为杨素家妓红拂所倾慕﹐随之出奔﹐途中
结识豪侠张虬髯﹐後同至太原﹐通过刘文静会见李世民。虬髯本有争夺天下之志﹐见李世民神气不凡，知
不能匹敌，遂倾其家财资助李靖，使其辅佐李世民成就功业，後虬髯入扶馀国自立为王的传奇故事。李靖、红拂女和张虬髯三人，后世亦称之为“风尘三侠”。
27《白马篇》，李白。原文为：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万事成，轩盖一
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
军向临洮。叱咤万战场，匈奴尽奔逃。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淫隐蓬蒿
28《传奇》，裴铏著，《聂隐娘》是其中一篇，写女侠聂隐娘的故事。聂隐娘为魏博大将聂锋之女，十岁时
被一女尼用法术“偷去”，教以剑术，能白日刺人，人莫能见，乃送归其家。而身怀绝技的聂隐娘，又自择
一个仅会磨剑，馀无他能的少年为丈夫。聂父死後，魏博主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欲令聂隐娘暗杀之，聂却转而投刘。主帅另派妙手空空儿前往暗杀，隐娘又以法术破之。後刘昌裔入觐，聂告别而去。刘
死後，聂又至京师刘柩前恸哭。
29见裴铏所著《传奇》之《昆仑奴》篇。《昆仑奴》的故事，后来演化成京剧《盗红绡》。红绡是唐朝大历
年间郭子仪家中一歌女，容貌美艳，崔生是某大官之子。一日崔生看望生病的郭子仪，偶遇红绡，两人一
见钟情。崔生回府后害起相思病。其黑人奴仆摩勒知道后决定促成此事，三更天赴郭府中将猛犬击毙，负
崔生越过十重高墙和红绡见面，两人决定永远在一起，磨勒便同时背着二人越过重重高墙而去。
30见裴铏所著《传奇》之《聂隐娘》篇（前文已有解释）
然而在广为人知的唐传奇中也有一些另类之人，他们虽有一身好功夫，但从其言行举止上来看，严格来说是不能被称之为“豪侠”或者“侠”的，倒更为贴近现在社会上的心理变态者。如《原化记》中的崔慎思妻31和《集异记》中的贾人妻32，大仇得报后为“绝其念”，杀起自己的孩子来眼都不眨。这种性格，已经和前面对于“侠”所下的定义相去甚远了。
（四）明清侠义公案小说
自宋以降，文言武侠逐渐趋向没落，唐传奇式的侠义小说不复昔日盛况。此时的武侠小说，多以白话形式出现，内容上也出现了很大变化，即江湖与政治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这恐怕和明清封建皇权空前集中有关。自从几千年前法家祖宗级的人物韩非说过“侠以武犯禁”这句话，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对那些江湖英雄绿林好汉“青眼有加”。大家也知道，明朝有一套相当于特务机构的厂卫监察制度，清朝则动辄大兴文字狱，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在言行举止上和著书立说时有所顾忌，以免触及当路者之逆鳞。皇权的紧箍咒念得愈急，人们愈不堪其苦，便愈发期盼侠士援手，解民于倒悬。这种需求使得侠义小说之发展成为必然的趋势。然而“为侠”犯禁，“言侠”也是要犯忌的，既要倡侠义之说，又要顺朝廷之意，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二者结合，使其统一在一个文本中。由此一来，明清两朝的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无不与政治挂钩，从而产生一大批后世所谓的“公案小说”。此类小说每每以历史上的一名清官为主，再辅之以几位武艺超群的江湖侠士，既赞扬了豪侠，又不违背忠义，小民百姓无不拍手叫好，统治者乐得加以利用，于是皆大欢喜。如《忠烈侠义传》33中的包拯，《施公案》34中的施仕伦，在历史上都算得上颇有清名。官场黑暗，这些有骨气的廉洁之吏想要在滔滔浊流中站稳脚跟不被绊倒，光靠一杆笔一张嘴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把刀防身，自然就需要一些侠士的帮助。所以包拯的麾下有七侠五义，施仕伦的身边有黄天霸，一张一弛，文武同心，从而办成了不少大事。
然而有一点需要值得注意，就是此时的侠义小说中对于侠文化的阐释已经变了味道。侠客依附于统治阶级中的正面人物来与恶势力抗争，为民伸冤雪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人民群众对清明政治的要求和对是非善恶的态度，但更多地是在宣扬维护封建秩序和忠君思想。《忠烈侠义传》中的南侠和五鼠最后全部成为御前侍卫，成为朝廷鹰犬，特立独行的侠客之气一去不返；《施公案》中黄天霸出身绿林，却改名施忠，甘愿充当官家的护院和走卒，不但与昔日兄弟反目成仇，还逼杀结义兄嫂，邀功请赏，一副十足的侩子手嘴脸。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意在把不畏强权的“侠义”与致君泽民的“忠义”结合起来，将侠客变成忠于封建统治的奴才和帮凶，从而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与公案》中评论《三侠五义》（即《忠烈侠义传》）谈到：“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其在《三侠五义》曰包拯。”35他还说道：“凡侠义小说中的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义，而终必为一大僚吏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36鲁迅先生的意思是，古代的侠客比较复杂，既有“侠”性，也有“奴”性。这话虽然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侠义公案小说这一固定的模式：官与侠密不可分。
31《原化记》，晚唐皇甫氏所著，名不详。《崔慎思妻》原文有载：崔慎思妻与崔相别后，“少顷却至，曰：
‘适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儿而毕，便永去矣。’”“久之，（崔）怪不闻婴儿啼，
视之，已为其所杀矣。”
32《集异记》，唐薛用弱著。《贾人妻》有载：“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去，挥手而已。（贾人）回灯褰账，小儿身首已离矣。”
33又名《三侠五义》，清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清无名氏据说书艺人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及笔录本《龙
图耳录》编写而成，叙写宋朝包拯在侠客义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和侠客义士帮助官府除暴安良、行
侠仗义的故事。
34又名《施案奇闻》、《百断奇观》，情公案小说，叙写康熙年间施仕伦在绿林好汉黄天霸的帮助下审案剿
寇的故事。
35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与公案》，鲁迅著。
36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与公案》，鲁迅著。
（五）民国与当代武侠小说
陈平原教授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谈到，“自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小说’兴起以后”，尽管有新小说家“盛赞《水浒传》‘鼓吹武德，提振侠风’，而且主张小说创作‘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37，然而曾于上世纪下半叶风行一时的侠义小说依旧从此一蹶不振。愚以为原因主要在于小说生产群体—作者，和消费群体—读者的日渐消亡，倒和梁公1905年倡导的“新小说”之革命无多大关联。众所周知，自林则徐成为晚清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之后，越来越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无不把目光投向西方，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术，以实现救亡图存，解神州陆沉之忧，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内的传统文学（包括小说）之关注程度便大大降低，导致越来越少的人致力于撰写侠义小说这种于当前解救家国无益的文学；同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备受列强侵侮，政府软弱腐败，人民生活朝不保夕，恐怕更多的是在思考如何在夹缝中求生，而不是茶余饭后该看哪一本书。侠义小说的创作群体与消费市场的大成分缩水，自然会导致侠义小说的萎靡。
幸而这种局面没能持续多久。二十年代，在目睹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软弱与失败之后，人们又开始寄希望于侠士来改变现有的积贫状态，摘掉中国人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因而不但出现一大批如霍元甲、杜心武、吕紫剑38等身体力行的侠士，文学上对武侠小说的需求也重新变得大了起来；另外辛亥革命之后，人们的思想在极大程度上从封建桎酷中解放出来，并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报业和出版业空前繁荣，都促进了文学事业的迅速发展，各种流派的文艺作品异彩纷呈，武侠小说乘机而起，并引起一定关注，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转机也从此开始了。1923年以南派小说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39的问世为开端，旧派武侠创作进入高潮，还珠楼主40、宫白羽41、朱贞木42、王度庐43、郑证因44等一大批优秀武侠小说作家相继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大约在四十年代，旧派武侠走向衰落。经十余年沉寂之后，以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黄易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开始崛起，进而红遍大江南北。其中梁羽生由于其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开创了武侠一个新的时代；金庸后来居上，其诸多作品，如“射雕三部曲”和《天龙八部》、《鹿鼎记》等，规模庞大结构紧密，将历史与传奇紧密结合，在继承旧派武侠小说社会、言情、技击和神怪四大派别之长之后，又引进了西方文学技巧和电影手法，将武侠小说的普及推广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余作家如司马翎45、陈青云46等亦有亮采之处，不再深谈。此处值得重点一叙的是被称为“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的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他的作品虽有前后缺乏连贯、结构松散的毛病，但他奠定了现代武侠小说的基础地位，将武侠小说的立足点由“忠群爱国”重新转移到以侠客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江湖”上来47，这是始终不
37《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著。原文为：…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小说”兴起以后，曾于上世纪下半叶风行一
时的侠义小说从此一蹶不振。新小说家…主张小说创作“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甚至出现“以侠客为主义，故期中各册，皆以侠客为主”的小说杂志；可实际出版的小说中，虽偶尔也有一点任侠的情节，但作用微乎
其微。作者、读者和论者关注的都不是侠义小说这一小说类型，而是“忠群爱国之旨”。《女侠客》、《侠义佳人》、《爱国双女侠》等小说创作，与原有的侠义小说几乎毫无相通之处；《新儿女英雄传》、《新七侠五义》
或者《八续彭公案》之类仿作续作，艺术上又缺乏创造力，很难引起广泛兴趣…
38民国比较有名的三位大侠，霍元甲为“津门大侠”，杜心武为“关东大侠”，吕紫剑为“长江大侠”。
39《江湖奇侠传》，向恺然著，以近代史上确有其事的湖南平江、浏阳两县县民争夺赵家坪为经，以昆仑、
崆峒两派弟子分别助拳为纬，并融入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张纹祥刺马”，牵引出两大武林门派的恩怨情仇。40还珠楼主，本名李寿民，四川长寿人，著名武侠小说作家，代表作有《蜀山剑侠传》等系列。
41宫白羽，原名万选，山东人，武侠小说中写技击派作家，代表作为《偷拳》
42朱贞木，原名朱桢元，浙江绍兴人，武侠小说作家，代表作《虎啸龙吟》、《七杀碑》等
43王度庐，原名葆祥，字霄宇，出生于北京贫困旗人家庭，武侠小说中写言情派作家，代表作《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等
44郑证因，原名郑汝霈，天津人，武侠小说中写技击派作家，代表作《鹰爪王》等
45司马翎，原名吴思明，广州汕头人，武侠小说作家，代表作《剑海鹰扬》等
46卧龙生，原名牛鹤亭，河南人，武侠小说作家，代表作《飞燕惊龙》和《风尘侠隐》
47陈平原教授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提到：“在武侠小说类型的演变中，《江湖奇侠传》的最大贡献是将
其立足点重新移到‘江湖’上来。”
可撼动的。
三、武侠小说长久不绝的原因
回顾完武侠小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由得感到惊奇，从司马迁为游侠和刺客作传，到唐豪侠小说的崛起，再到如今武侠小说的风行，武侠小说竟历经千年而不见衰绝，反愈来愈壮大，由涓涓细流而至长江大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武侠小说这种文体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和韧性呢？
用梁羽生的话来说，是因为“距离产生美”，“就是说一个人在东岸看到西岸的风景美，到了东岸看到西岸的风景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了距离。”48他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大多数人受困于现实，与心中的想法总有差距，实际状况的束缚与无力改变使得他们向往一个天马行空的理想世界。张恨水在《剑胆琴心》之序中有一段话，解释其写武侠小说的原因：“予不能掉刀，而改托之于笔，岂不能追风于屠门大嚼乎？”49这就是典型的以侠客自诩，借侠客形象来满足自己内心潜在的为英雄之欲望了。说得雅一点叫做“圆梦”，说得俗一点，叫“意淫”，也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YY”一说，即现实中我没有的，江湖的世界里我就有了。
心理安全的需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叫做对正义的饥渴感。中国上下五千年，和平与统一不多，分裂割据与战乱不断，小民百姓大多时候没有人身自由与安全可言，即使没有成为权力交锋的祭品，想要活下去也是千难万难。即便是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常会有奸佞当道小人得志的情况出现。社会总有黑暗，人间总有不平，人们难以自救，便只能将希望托付给“救人于厄，赈人不赡”的豪侠了。正如清人张潮所言：“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50此处的“剑”，指的就是侠义之道。晚清国破家亡之际，就有一些有识之辈希望可以通过提倡急公好义、慷慨赴死的侠义精神来振兴国家，强大民族。如梁启超《新民说》第十七节专论尚武51，把尚武精神作为国民新品性之一，还发表《中国之武士道》52，列举从春秋战国到汉初共七十一位以武德名扬天下的英雄事迹，以期激起国民之血性，从而改变落后挨打的困窘局面。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不思进取自甘平庸的思想在作怪。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谈论到公众对英雄伟人感兴趣的心理根源时列举了三个原因，其中有一条叫做“逃避责任”，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陈平原教授认为把“英雄”换成“侠客”，一样说得通。即“为公众建立英雄（侠客）形象来推卸每一个个体为命运抗争的责任，自觉的将自己置于弱者、被奴役者与被拯救者的地位”53。强者并非是永远不会处于困境之中的人，只不过他们善于努力去改变这种状态；弱者也不一定是处境很糟糕的人，他们只不过有着逆来顺受和安于不良现状的惰性与短见。于其靠别人的怜悯与同情来苟且存活，还不如奋力一搏自己拯救自己来的潇洒和有意义。
四、千年文人侠客梦
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到，自韩非将“任侠”列为“五蠹”之一而大加批判后，庙堂与江湖
48见梁羽生《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上言：“…武侠小说之所以流行，是有许多社会因素…一个人在东
岸看西岸的风景美，到了西岸看到东岸的风景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了距离…”
49见张恨水《〈剑胆琴心〉序》
50出自《幽梦影》，清代张潮著，随笔体格言小品文集。
51《新民说》，由梁启超所著，共二十节。第十七节列举斯巴达、德意志、俄国和日本尚武之风，分析中国
柔弱的四个原因，并提出振奋三个“力”的举措，意在使国人好武，改变积弱状况。
52由梁启超写于1904年10月，选取七十余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侠精神的体现者，旨在弘
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53陈平原教授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提到：“…三是‘逃避责任’。胡克的意思是公众意识到政治
‘永远是一种危险的把戏’，而把政治斗争交给职业政客；我却理解为公众借建立英雄（侠客）形象来推
卸每一个个体为命运抗争的责任，自觉将自己置于弱者、被奴役者与被拯救者的地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逃避责任’…”
便开始逐渐处于对立面。而汉朝大儒董仲舒改造儒家学说，倡导“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使之成为了实际上支持封建大一统的学术流派，适应了汉初统一全国之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从而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备受统治者赏识，最终成为了封建国家的正统官方思想。由此以来，文人依附于皇权，与“侠”势成水火，“儒尚中庸，侠走极端；儒倡恕让，侠好复仇；儒重秩序，侠不拘礼仪；儒反对武力，侠不避暴力……”54二者差别之大、矛盾之多理应使得双方相互视若仇雠了，厌之犹恐不及，又何来“文人侠客梦”一说呢？
陈墨先生在《孤独之侠》中对于中国人的“侠情结”有过这样的概括：构建一个“有道”的社会，首先寄希望于明君；倘若没有明君就寄希望于贤臣；倘若没有贤臣就寄希望于干吏；没有干吏就寄希望于侠士----“侠”实为儒家文化最后的精神堡垒。“侠”的观念就这样深植于中国人心中，与“儒”互为补充，共同担负“持正卫道”的责任。如果说儒的使命是“以文载道”的话，那么侠的使命就是“以武载道” 55。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侠”与“儒”，实质上就是两个不和的兄弟，“儒”是大哥，“侠”是老二。老大当家，只管颐气指使发号施令，看不起老二是个不懂礼仪的莽夫；老二虽说本领高强，却只能四处救火，去干些补漏救疏的活儿，也轻视老大的酸腐之气。但两兄弟心里存的都是如何让这个家变得更好的念头。一旦受到了欺负，老大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只能挨打，此时便一改往日对老二的冷淡，开始期盼老二来帮忙了。所以文人与侠客一个结合很紧密的时代便在于乱世。乱世之中万物皆为刍狗，家国动荡百姓流离，社稷之大厦将倾。文人苦于弱小，无力挽狂澜于即倒，便呼唤英雄豪侠以扶危救困。《小五义》第三十二回中有一首诗：“害民蠹国几时休，致使人间日日愁。哪得常能留侠义，斩他奸党佞臣头。”56便是很好的一种概括。因而《三国演义》中有左慈等方仙之士，屡戏奸雄；《水浒传》里有一百零八将，替天行道，这或多或少代表了一些文人心里的愿望。
然而无论老大也好老二也好，他们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存在，那就是老爸，我们可以理解为统治者。有时候老爸看老大不顺眼了，便一脚将之踢在一旁，不顾其死活了。此时老大失了势，不免有些失落，再见老二一如往日生龙活虎，心里就更加不是滋味，便开始羡慕起老二来，而哀叹自己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所以，文人与侠客一个结合很紧密的原因便在于怀才不遇，此时是无关于太平与否的。书生空负一身学术而无人赏识，韶光渐逝而功业未建，声名未显，自是需要效侠客之态，以狂放豪侠之姿抒胸中不得志之郁气。明人李开先所著《宝剑记》第四出中林冲有歌一首，形容得异常之贴切：“丰狱尘埋兮光犯斗，青天暗霮兮悲风吼。午夜悬门兮魑魅走，为主提归兮豪侠手。五陵游兮藏入袖，三尺芒兮破穷寇。倚天兮撑白昼，沉渊兮化龙斗。剑兮剑兮等高价，人兮人兮奈时候！”57而辛弃疾言“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也不过是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使胸中抱负得展，以慰平生。
老大身居庙堂，见名利场中尽是争蜗角名之人，贪蝇头利之事，背负繁多，混得久了难免会身心疲惫，此时对老二纵情江湖的逍遥快活难免会有一丝憧憬，欲学班超投笔从戎，寻求一种另类之解脱。所以文人心血来潮，对截然不同之生活方式的心驰神往，便是文人与侠客之间的第三种联系。李白写下“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58等诗句的时
54见《中国的侠》，刘若愚著
55见《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陈墨著
56全名《忠烈小五义传》，又名《续忠烈侠义传》，清侠义小说
57《宝剑记》，传奇剧本，取材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名著《水浒传》，有改动。故事情节为林冲参奏高俅而
被高陷害，刺配沧州，最后逼上梁山。高俅子谋占林妻张贞娘，贞娘出逃，在白云庵出家。梁山英雄攻打
京城，朝廷将高俅父子送梁山军前处死，并招安梁山军。
58《侠客行》，李白写，原文为：“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
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紫霓生。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候，未免没有喟然长叹，心向往之，便如苏轼之言：“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59。
2009.4.11．夜
参考书目：
01.《金庸梁羽生合论》，作者佟硕之（梁羽生）
02.《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作者梁羽生
03.《说文解字》，作者汉许慎，中华书局出版社
04.《康熙字典》，作者清张玉书、陈廷敬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5.《周礼》，作者西周周公旦，岳麓出版社
06.《史记》，作者汉司马迁，中华书局出版社
07.《汉书》，作者汉班固，浙江古籍出版社
08.《中国风俗史》，作者张亮采，团结出版社
09.《中国的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作者刘若愚，台北商务出版社
10.《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Spanish Ch’i-shih and Chinese Hsia》），田毓英著，台北商务出版社
11.《百家讲坛·孔庆东看武侠》，作者孔庆东
12.《冤魂志》，作者北齐颜之推，巴蜀书社出版
13.《幽冥录》，作者南朝宋刘义庆，文艺出版社
14.《搜神记》，作者晋干宝，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15.《千古文人侠客梦》，作者陈平原，新世纪出版社
16.《中国小说史》，作者范烟桥，苏州秋叶出版社
17.《资治通鉴》，宋司马光著，中华书局出版
18.《唐宋传奇选》之《虬髯客传》，作者唐杜光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唐宋传奇选》之《传奇》之《聂隐娘》篇和《昆仑奴》篇，作者唐裴铏，人民文学出版社
20.《唐宋传奇总集》之《原化记》之《崔慎思妻》篇，作者唐皇甫氏，河南人民出版社
21.《唐宋传奇总集》之《集异记》之《贾人妻》篇，作者唐薛涌，河南人民出版社
22.《忠烈侠义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3.《施案奇闻》，知识出版社
24.《中国小说史略》，作者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
25.《江湖奇侠传》，作者向恺然，新星出版社
26.《幽梦影》，作者清张潮，吉林文史出版社
27.《新民说》，作者清末明初梁启超，中州古籍出版社
28.《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作者陈墨，三联出版社
29.《小五义》，岳麓书社出版
30.《中国戏剧经典作品赏析》之《宝剑记》，高等教育出版社
59《约公泽饮是日大风》，苏轼写，原文为：“先生生长匡庐山，山中读书三十年。旧闻饮水师颜渊，不知
治剧乃所便。偷儿夜探赤白丸，奋髯忽逢朱子元。半年群盗诛七百，谁信家书藏九千。春风无事秋月闲，
红妆执乐豪且妍。紫衫玉带两部全，琵琶一抹四十弦，客来留饮不计钱。齐人爱公如子产，儿啼卧路呼不还，我惭山郡空留连。牙兵部吏笑我寒，邀公饮酒公无难。约束官奴买花钿，薰衣理鬓夜不眠。晓来颠风
尘暗天，我思其由岂坐悭。作诗愧谢公笑欢，归来瑟缩愈不安。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